研究历史上的中美交流意义重大，对于今天发展中美关系、促进中美交流具有很大的指导作用。通过历史和史实，我们可以更好地吸取教训。许多历史事件，往往一笔带过，没有进行深入的挖掘研究，得出的结论过于概括、过于刻板化。本文希望通过历史上某一事件，从中英文多种资料查看它的前因后果，从宏观的形势和微观的人物事件叙述，比较不同的说法，找出问题的症结，查寻自己的不足，以便于化教训为经验。
谈起中美交流，得先从早期欧洲人进入中国说起。相对于欧洲国家，美国的历史较短，与中国交流的历史也较短，在谈论中美交流前，我们先简略探讨一下欧洲国家来华人士的情况。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明代晚期利玛窦等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了西方科学知识，他们注重结合传统儒家文化，创造了“利玛窦式”传教方式。中西文化在冲突融合中发展着。
而大量的外国人真正涌入中国，是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列国为了本国利益相继与清政府签订各种条约，对华来讲是非常不平等的条约，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屈辱的一页。
不可否认的是，涌入国门的外国人鱼龙混杂，有商人、政客、学者、传教士，出发点和目的各不相同，有的人是赤裸地剥削和掠夺中国资源压迫中国人民，有的人是从精神层面进行文化控制，有的人以委婉的方式从不同层面将西方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融合，不管怎样，外来的东西以及各种冲击都给封闭的清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导致了革新与革命。
本文主要内容包括：一、西方文化传入中国（研究概述、明末时期的西学东渐、康熙时期的西学东渐、清朝末期的西学东渐）；二、明末清初中美间的文化交流（18世纪中后期清朝乾隆年间的中美贸易、19世纪鸦片战争后中美官方与民间交流、19世纪美国到中国的传教、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教会学校、“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晏阳初、美国的公司与中国的关系）；三、“二战”期间的中美交流（官方层面的中美交流、民间层面的中美交流）；四、“二战”后尼克松访华前的中美交流；五、20世纪尼克松总统访华及以后的中美交流；六、中美汉学交流与研究。
一西方文化传入中国
（一）研究概述
西方文化具有很强的扩张性，早期到达中国的西方人，大多是天主教基督徒，其目的是宣传宗教、传播教义。
他认为基督教从唐朝开始进入中国，却很难扎根，原因是儒释道文化根基非常深厚，中国宗教是“人立之教”，和“神立之教”的基督教有很大的冲突，或者说具有很大的排斥性。比如在18世纪20年代，天主教教徒反对祭孔祭祖，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巨大，于是清政府禁止天主教传播，驱赶传教士到澳门，甚至对某些传教士实施了极刑。
明代之前，针对基督教传播的文献记载很少，不利于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明代已有文献记录，对于研究基督教的传播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对于研究文化交流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传教士的目的和帝国列强是不一样的，要区分对待。传教士给传统的中国带来了西方科学技术等西学，促进了中国的发展。
1.明末清初文化交流概述
利玛窦等传教士，把西方的历算等科学知识带入中国，他们和中国的文人合作把150多种西方作品译成中文，掀起了明末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影响了徐光启等人，特别是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语言学等方面，中西合作取得了很大成就。教堂的兴建引入了大量的欧洲艺术家、画家等，他们传授西洋技法，促进了艺术传播。
最初来华的传教士较多的是意大利人，为了交流和拉近与当地人的关系，每人都起了一个汉语名字，这是他们接近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名字非常重要，是融入中国文化的敲门砖。我们仅通过汉字看这些名字，有些名字能看得出他们是外国人，有些根本看不出来。不过清末民国的新教传教士带着“廉”字的很多，比如列卫廉、文惠廉、苏慧廉、慕维廉、毕维廉、窦唯廉等，容易混淆（详情见后）。
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大多是天主教教徒，除了大家熟悉的利玛窦外，还有罗明坚、龙华民、郭居静、熊三拔、高一志、艾儒略、金尼阁、汤若望、邓玉函等。
那个时候，西方基督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很好的对话与沟通，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对于今后文化传播有很大的启示。研究文化的交流与差异有利于更好地进行交流。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把“明清西学”与“晋唐佛学”相提并论，对其影响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胡适对利玛窦的学术影响评价也很高。
2.清康熙年代文化交流概述
到了清康熙年间，基督教有了更好的发展，中西文化交流更加密切，主要原因是康熙对西方传教士的包容。康熙喜好西学，发展了与法国等国的关系，聘用了11位欧洲各国的教师，引入大量外国传教士，比如南怀仁、白晋、张诚、洪若翰、李明、刘应、雷孝思、闵明我、利圣学、圣白多禄等，他们大多是数学、天文方面的专家，还有康熙的音乐老师徐日升。他们为清政府的发展输入了新鲜血液，这不仅是利国利民的大事，而且有利于西方教会在中国的发展。
最初的一些传教士葬在了中国，特别是在北京，这也是明清以来中西文化和谐交融的见证。北京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的墓地，墓地虽经过几次波折，仍然保留了下来，1979年墓地被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共保存着63座墓碑。给利玛窦拨地建墓的时候，宫廷内部观点不一，最终明朝万历皇帝同意划拨，后来顺治批准汤若望、康熙批准南怀仁的墓地，紧邻利玛窦的墓地。这些牧师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葡萄牙、瑞士、奥地利、捷克等国。
而从康熙的继任皇帝开始，他们对于西方科学知识重视不足，或者说是排斥，这不能不说是清政府走下坡路的重要因素。康熙的继任皇帝雍正坚决制止宣教，驱逐传教士，禁止传教。乾隆在位60多年，国家虽看起来强大，不过他对西方科学知识的热情不足，不喜欢学习西方先进科技，只是特别喜爱诗歌，写了大量的诗歌，据说4万多首，然而盛传者很少。他大兴“文字狱”压制文化事业，造成社会恐慌，许多文人不敢涉猎政治，从而禁锢了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官场腐败，和珅大行其道，朝廷上下乌烟瘴气，小人得志，忠良被陷害，这些都是和康熙时代无法比拟的。晚清政府闭关锁国，江河日下，国弱无外交，导致列国入侵分食中国的局面。
3.清末民国时期文化交流概述
到了晚晴，英法等帝国与清政府签订了许多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西方的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这众多的宣教士以新教为主，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基要派、保守派、社会派和自由派。前两者主要宣扬福音，很少与地方官绅打交道，不过问政治。而“社会派”除了宣扬福音，还帮助中国了解西方社会文化，提供医疗、教育服务。“自由派”则大力推广教育事业，极力创办高等学府，如清华、燕京、齐鲁、圣约翰等大学，为社会培养了大量人才。
宣扬福音的模式也有了很大突破，宣教策略不断地得以改进。有的注重自上而下，也就是走上层路线，让上层信教，上行下效，就会很容易发展下层的老百姓。有的采取先“西学”而后“西教”模式。也就是，把西方的科学知识传播进来了，自然而然基督教就会宣扬开来。这些传教士也研究中国儒学，从经典中获取证据宣教基督，有的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诗经》，双管齐下，传教士对两本教材都非常熟悉得心应手，学员听够了这本，还有那一本，何乐而不为？他们提出了“耶稣加孔子”口号，认为基督教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相融汇。实践证明，先传播西方科技知识，开阔视野，接受西方新思想，然后引进基督教教义，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为提高国人的素质，他们还采用“办报”和“兴学”两个途径来加强宣教的效果，达到宣教的目标。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主要人物有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麦都思、艾约瑟、美魏茶、理雅各、李提摩太、伯格理、苏慧廉，德国传教士有花之安、卫礼贤、安保罗，美国传教士有裨治文、卫三畏、伯驾、文惠廉、丁韪良、林乐知、傅兰雅、李佳白、狄考文、都信德、戴德生一家六代（前两代是英国人）、赛兆祥等。
4.基督教等外来文化的影响与文化本土化
基督教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对中国的贡献也很大。目前有许多中国学者研究传教士的贡献。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石衡潭说，在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传教士、早期基督徒）的作品，没有被广泛传播与阅读，没有受到应有的肯定与重视，那么，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能去继承这个文化传统？为什么要忽略这个传统？
而反对基督教的思潮一直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各种教案时有发生，比如明代天主教徒韩霖一家被抄斩，清朝末期教案越来越多，从雍正帝开始清政府禁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再到义和拳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中西矛盾达到顶端，从仇恨到死亡的程度。
“五四”时期，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呼吁基督教本土化，形成本土特色的中国基督教，要求摆脱基督教在思想和实践中的西方色彩。
研究基督教传播与中国文化的对立与融合，对于今天中国文化外宣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它进不来是什么原因，你出不去又是什么原因，能够发扬和保持自己的信仰是很不容易的，既要保持又要弘扬谈何容易！
当今时代，各个教派间的对话也有局限性。各方往往不涉及敏感的话题，因此在一起的时候，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根本没有对话，没有真正的交流，只不过坐在了一起而已。
不管处于什么意识形态，在宗教信仰方面，还是其他文化方面，“和而不同”的处事方式是很关键的，只要抱着寻求“同”的出发点，才能处理好两种文化的关系。你讲你的10分钟，我说我的半小时，毫无意义。联合国大会上，不是有某个国家的总统上台把大家都说跑了吗？起什么作用？求同存异，承认差异性，才能合作，才能发展。但是，“求同”不是失去自我，而是保持自己的本色。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未来主要在于中国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怎样看待信仰与文化。基督教是远道而来，面对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文化不可能吞没中国文化，只能被中国文化所湮没，把西方文化融入进来，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就更加旺盛。总之，中国文化必定要与基督文化碰撞而融合，关键是要形成自己独特的基督教文化。
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基督教文化。教徒是上帝的选民是基督徒所自豪的，但是上帝不仅仅只选择美国基督徒、英国基督徒，世界各国人们都可以成为“选民”。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基督文化是可以接纳的，也是可以发展的，不必太敏感。郑安德教授相信上帝肯定允许各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福音是普世性的，表达可以用西方语言，当然也可以用中国的方式。他认为用基督信仰来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是非常理想的模式。
（二）明末时期的西学东渐
1552—1800年，在华的外国耶稣会士有780多名，中国耶稣会士有130多名。其中，葡萄牙籍最多，其次是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瑞士籍。耶稣会在中国发展很快，1637年（崇祯十年）有教徒4万多人，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教徒达30多万人。
另外，康熙期间在中国建设的西方教堂发展迅速，比如康熙六年（1667）有教堂159座，遍布北京、浙江、湖北、山东、山西、陕西、广西、四川、云南等地。教堂是传教的重要阵地。
1.罗明坚（1543—1607）
他经历各种磨难，到中国传教的愿望没有实现。1589年，他乘船回国，不幸的是到达欧洲时船沉大海，只保留了随身的物品。到达葡萄牙里斯本时，他深受欢迎。到西班牙马德里时，国王承诺继续支持他。第二年回到意大利，本想游说教皇向中国派出使节，以便更好地传教，然而几届教皇先后去世，他的计划没有成功。后来生病，病故家乡。
他把“四书”中的《大学》翻译成拉丁文发表。他创造了很多“第一”：第一次在西方出版中国地图集；第一位翻译朱熹的著作；第一位编写《葡汉字典》，还用拉丁字母编订了汉语拼音；他是最早用汉文写出天主教教义纲要的西方人。
第一位把西洋钟表带到中国，作为礼物，送给当时的两广总督陈瑞；第一位把西方油画带入中国内地，该画是“彩绘圣像画”，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宗教油画。
罗明坚强烈反对中国的纳妾制度，他指出：“一女不得有二男，一男独得二女乎？夫妇以相信故相结，信失而结解矣！况夫妇乖，妻妾嫡庶争，无一可者，此所以有罪也。”[1]
2.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
利玛窦是到中国最早的外国传教士（地位被公认），信奉意大利天主教。1583年31岁时他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27年。
他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钻研中国古典文献的西方学者，可以说是最早的汉学家，被尊称为“泰西儒士”（利玛窦的号是：西泰），翻译注解了“四书”。他用中文写作的第一部著作是《交友论》，并把它赠送给当地的达官贵人，该著作是文学、智慧和德行的结晶。他还给人介绍如何过目不忘等记忆方法。
利玛窦的贡献在于他致力于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他传播数学、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最早把星期制度引入中国。1602—1605年，他出版中文世界地图，以及其他著作，得到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著名数学家美籍华人丘成桐（1949—）说，利玛窦把现代数学引进了中国，他在广东肇庆开始传播《欧几里得几何》等，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数学起源于肇庆。
利玛窦的伟大在于他入乡随俗，把中西结合起来，比如他身着中国人的服装，他赞同中国教徒祭祖祭孔，能够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到雍正帝，天主教传教士不允许祭孔，因此被驱逐到澳门）。其传教方式被称为“利玛窦规矩”，也就是取得高层支持，他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包括皇帝、朝廷高官，还有士大夫，这是传播宗教与文化的关键。在朝廷高官中有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三位信奉了天主教，给予利玛窦等传教士很大的支持。这样定位准确，成功率才高。如果高调出马，出师未捷身先死，也就无所谓有多大的贡献。当前中国文化外宣也必须注意结合异国文化，注重方式方法。
利玛窦拥有博爱的胸怀。1610年初，李之藻病倒。在生病期间，利玛窦悉心照顾，深深地打动了他，李之藻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这一年5月，利玛窦去世。
利玛窦在北京去世，本来应该葬在澳门，但由于他结交上流社会，被皇帝赐地埋葬，这是第一位葬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
3.龙华民（NiccoloLongobardi，1559—1654）
龙华民，意大利传教士，1597年到达澳门，后来接替利玛窦任在华耶稣会会长。在华传教58年，95岁去世，葬于北京。
龙华民把祭孔祭祖视为迷信，不准教徒参加，引起激烈讨论。著有《地震解》《人身图说》（与邓玉涵、罗雅各合译）等。
4.郭居静（LfizaroCatfino，1560—1640）
郭居静，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1593年到达澳门，1594年到潮州，后与利玛窦到北京。随后，在上海、浙江等地传教。在华47年，1640年在杭州去世。
1606年，郭居静在澳门期间，澳门谣传他所带领的耶稣会士要勾结葡萄牙人、荷兰人和日本人，屠杀澳门的中国人，然后武力征服中国，他要当皇帝，这引起巨大的恐慌。澳门的中国人纷纷返回大陆；明朝廷断绝与澳门的贸易，禁止粮食输入澳门，因而澳门粮食短缺，出现粮荒；两广地区拆除上千所民房，防止它们成为敌人的掩蔽所，这使许多居民无家可归，造成两广地区动乱。澳门当局向明朝廷派出使团，澄清事实。最后证明确实是谣言，主要是由于修道士的派别之争、钩心斗角而引起的。
郭居静给徐光启、杨廷筠等名人洗礼传播福音。他在上海建立天主教堂，给一些重病患者洗礼，使他们恢复健康。有一位81岁老人毕生研究中国各教派，寻找自己信奉的理由，却没有皈依。听了郭牧师的布道后，这位老人不仅自己信了天主教，还让全家人接受洗礼。
郭居静同利玛窦合作，于1605年发明了第一套汉字拼音方案《西字奇迹》，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提供了便利。
（1）徐光启（1562—1633），上海人，天主教教徒，明代著名科学家、政治家，官至礼部尚书兼大学士（相当于宣传部部长、教育部部长、外交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在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研究深入，尤其通晓农学，与利玛窦合作或独自翻译了一些数学、水利、农学方面的著作。他是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为17世纪中西文化的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2）李之藻（1565—1630）与利玛窦交往最深，一起翻译了不少著作。他还与葡萄牙人傅汛际共同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名著，其中《名理探》10卷，这是逻辑学在我国最早的译本。他还单独翻译了10多部西方著作，对介绍西方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3）王徵（1571—1644，音：zhi，三声），陕西人。他与邓玉函合作创作《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本有关西方力学的著作。王徵在传播西方科学、促进文化交流方面贡献卓越，被誉为“南徐（光启）北王”。他与传教士金尼阁、汤若望、龙华民、邓玉函交往很深，并向他们学习拉丁文和西方科学知识。
52岁时王徵受洗信奉天主教。天主教不允许纳妾，他想把妾嫁出去，而妾死活不同意，可见西洋信仰与中国传统的冲突。李自成起义，明朝灭亡时，他的儒家忠君的思想让他深陷困惑，他自杀身亡。
5.熊三拔（SabbatinodeUrsis，1575—1620）
熊三拔，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水利科学专家。
1606年来华，他与庞蒂我一起协助利玛窦工作。与徐光启、李之藻等共同翻译西方历法。利玛窦去世时，把手稿资料留给熊三拔。
他文学造诣很深，擅长绘画；制造了各种水利机械。
1616年南京教案发生。南京的天主教被控告与儒释道相违背，被指控种种罪行，并被诬告与白莲教有染。朝廷将传教士驱逐出大陆到达澳门，包括熊三拔与庞蒂我等。（庞蒂我，西班牙人，跟随利玛窦，精通汉语。在澳门期间去世）
徐光启命人守护教堂和坟墓，事件平息后，他们返回中国。
6.艾儒略（GiulioAleni，1582—1649）
艾儒略，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其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历法汉学，有“西来孔子”的美誉。来华前他讲授文学，明代1610年他到达澳门，在澳门神学院讲授数学。1613年到北京，1620到达杭州，1625年到福建传教长达23年。在福州去世。
他的著作《职方外纪》是继利玛窦之后详细介绍世界地理的中文文献。他也出版心理学等方面的著作。
7.高一志（AlfonsoVagnoni，1566—1640）
高一志，最初的汉语名字是王丰肃，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他在人文学、修辞学、哲学等方面造诣很深。
1606年，他到达南京。他专心学习汉语，研究经典，著书立说，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评价。
1616年，因为南京教案，他被驱逐到了澳门。其间，他写了许多著作，为以后在华传教奠定基础。
1624年，他返回中国，改名换姓为高一志，主要在山西传教。他采取上层路线，与上流谈经论道，畅谈人生。他传教15年，建立教堂50多座，洗礼8000多人，其中，地位较高的功名人士几百人。
1640年，他在山西去世。当地信徒特别是段衮和韩霖为他购置棺木，段氏兄弟捐地五亩为其建造坟墓，金尼阁主持葬礼，仪式非常隆重，从此他长眠段家庄。
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最早到山西绛州传教。绛州最先信奉天主教的是段衮与韩霖两大家族。段衮和韩霖不遗余力地帮助高一志，他们是他的左膀右臂。段衮在京城与徐光启为友，1620年，他邀请艾儒略到山西传教，给他们家族18人洗礼。段氏自己出资建立教堂，不过经过风风雨雨，命运跌宕起伏。北京大学哲学系孙尚扬教授的著作中列出明末接受洗礼的最知名的十二位基督徒，其中段衮排列第九。
8.金尼阁（NicolasTrigault，1577—1628）
金尼阁，比利时传教士（后来属于法国），著名汉学家。
1610年利玛窦去世6个月后，金尼阁抵达澳门。他主要在杭州传教，1624年金尼阁到山西，建立了绛州的第一所天主教教堂。在杭州病逝。
他是第一位重返欧洲又率领传教团队重来中国的传教士。1613年，他受龙华民派遣到罗马拜见教皇。在途中，金尼阁把利玛窦用意大利文写的日记翻译成拉丁文，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又译为《利玛窦中国札记》，1615年出版。
在欧洲期间他常常身着儒服在公众场合出现，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积极向社会募捐书籍等，1618年他带队再次返回中国。随他一起来华的还有汤若望、邓玉函、罗雅各等20位新招募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知识渊博，为中国带来了大量西方先进科学知识。
他携带了大量欧洲经典书籍，包括欧洲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以后的神学、哲学、科学、文艺等最新成就，有图书7000多部，他拟订了一个庞大的翻译计划，联络了艾儒略、徐光启等中外人士共同翻译。1628年他因病去世，翻译任务随即搁置。
金尼阁和利玛窦开启了用拉丁文为中文注音的先河。金尼阁用汉语撰写《西儒耳目资》，这是他唯一的一部汉语著作，用西方语音学探讨汉语音韵规律，帮助传教士了解汉语，也帮助中国人了解西语，成为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方案。
他与中国学者张赓（音：geng，一声），将拉丁文本《伊索寓言》翻译成汉语，这是在中国最早的译本。
9.汤若望（JohannAdamSchallvonBell，1592—1666）
汤若望，德国传教士。
1610年，他学完了哲学、古典文学、数理、天文学等全部课程，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成绩突出。他第一次接触伽利略的望远镜，兴趣浓厚。1613年，他进入神学院学习四年，除宗教外，还继续学习研究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机械力学、化学等课程。
1619年，27岁的他到达中国，是由金尼阁带队，一起来华的还有邓玉函、罗雅各。在中国生活了47年，在北京去世。
他们传教的方式和利玛窦是一致的，注重潜心研究中国经典文献与文化，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密切结合起来，在着装等方面与华人一致，避免了一些激进的做法；同时他们都是大师学者，知识渊博，为学贯中西的大师，对于宗教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他官至一品，是顺治帝的好朋友，顺治给他划拨一块土地作为墓地，紧邻利玛窦的墓地。
他建议顺治立康熙为太子，与帝王的良好关系对于天主教的传播非常关键。
10.邓玉函（JohannSchreck，1576—1630）
邓玉函，德国（现在的瑞士）传教士，1619年他到达澳门，之后到大陆，病逝于北京。
他是明末来华的传教士中学识最渊博的。他的好友是伽利略，他是第一个把天文望远镜带进中国的。1611年47岁的伽利略成为罗马灵采研究院的第六名院士，而当年35岁的邓玉函成为第七名院士。邓玉函在数学、天文学、哲学、医学、植物学等领域学识渊博、成绩卓著，通晓德、英、法、葡、拉丁、希腊、希伯来、迦勒底等至少8国的语言文字。
来华途中每周二、周五下午，邓玉函作数学演讲。
（三）康熙时期的西学东渐
如前所述，康熙喜好西学，乐意学习西方的数学、医学、天文、地理等知识，发展了与欧洲国家的关系，自己聘用了11位洋教师，引入了大量的外国传教士。
有人说康熙皇帝信基督教，他写过一首诗“十字架赞”，诗中把数字一到十、“半两百千万”这15个数字，“分、寸、尺、丈”4种度量以及无限大的“垓”全部巧妙地融在一起，给人以恢宏、博大、镜明、恩典的感觉。他把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过程描绘得非常清晰，表达了万人痛伤的心情，可见他对福音书了解得非常深入。该诗押韵严谨、铿锵有力。
诗文如下：“功成十架血半溪，百丈恩流分自西。身列四衙半夜路，徒方三背两番鸡。五千鞭挞寸肤裂，六尺悬垂二盗齐。惨恸八垓惊九品，七言一毕万灵啼。”[2]
功成十架血半溪：夸张地指出基督流血程度之深，血流成河，救恩之大。
百丈恩流分自西：相对于中国的位置，基督教来自西域，耶稣钉死在耶路撒冷。
身列四衙半夜路：耶稣被四个衙门审问过五六次，被折腾了半晚上。
徒方三背两番鸡：背：背叛。门徒四处逃散，只有彼得暗中跟随在耶稣后面。不过因为“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竟接二连三地否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这应验了耶稣之前的预言；“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鸡的叫声也寓意着耶稣把光明带给人们。
五千鞭挞寸肤裂：彼拉多明知耶稣无罪，生怕丢掉自己的官帽，仍然判罚鞭刑，鞭打耶稣来讨好民众。据史料考证，当时罗马的皮鞭，是一根杆儿多个绳头，每条绳头是由皮革制成，绳头上还有一些铅丸和尖钩，一鞭子打下去，相当于多次鞭打，血肉横飞。
六尺悬垂二盗齐：恶人把十架竖立起来，耶稣的身体离地面6尺以上。为了极尽可能地羞辱耶稣，把他和两个盗贼歹徒放在了一起。
惨恸八垓惊九品：“垓”为10的20次方，指的是广大土地。九品指的是朝廷官衔。
七言一毕万灵啼：耶稣悬在十架上，前后说了七句话，寓意深刻，句句恩言。也正是因为耶稣替人受难，才让人的罪恶得以赦免。如此恩典，世人怎能不为他的逝去而痛心？
这首诗写的是耶稣受难的过程，淋漓尽致，这并不能说康熙信基督教。据史料记载，他皈依道教，与北京白云观的方丈王常月关系密切，并在他手下受戒。我认为受中国传统儒家经典影响，康熙不会公开承认信奉基督。不过，他身边的基督徒、基督教的慈善活动等肯定给他莫大的影响，他对宗教实行宽容政策也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在位期间各种宗教信仰有了很大发展。
来华的传教士大多博学多才，为清政府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来自不同国家，致使文化交流多元化，有法国人、比利时人、德国人、波西米亚人及意大利人。他们擅长的学科以理工科为主，这些传教士开拓了康熙的视野，弥补了中国当时的不足，涉及数学、历法、天文、地理、光学、医学（解剖）、哲学、音乐。因为康熙和这些传教士的特殊关系，当时的传教环境也非常好，甚至皇子争权夺利时，也把信奉天主教作为人品考核的一个方面，成为个人政治前途的一个工具。
因康熙喜欢数学或者显摆数学，康乾在位期间出现了许多数学人才，数学人才得以重用，例如，康熙把成就突出的梅毂成调进宫中重点培养。
康熙注重与西方的文化交流。他曾委派传教士闵明我返回欧洲招募人才，希望增进中西方科技文化交流。
1.康熙时期的数学发展与成就
因着康熙的缘故，崇尚“四书五经”的风气逐渐偏向了数学，康乾期间出现了许多数学大家。
（1）梅文鼎（1633—1721）
梅文鼎深究中国古代70余家历法，而后与西历会通，著有数学方面的书籍200多卷。
梅文鼎是17世纪“三大世界科学巨擘”之一（擘，音：bo，四声，杰出人物），另外两位是英国的物理学家牛顿（1643—1727）、日本的算圣关孝和（1642—1708）。
29岁时，他在南京结交了数学历法高手方中通（方中通曾与汤若望谈论历法）、薛凤祚，相约10年后，看谁著述研究好、成果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