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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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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比较文学的引入与发展
中国比较文学虽然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即已兴起，但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时期一直处于低谷期，直至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得到复苏并走向繁荣，同时也由此带动了古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的引入，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渊源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等多种比较研究的拓展和深化，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基于世纪之交前后交集的学术史回顾与展望，中国比较文学也与其他学科一样出现了诸多学术反思之作，[※注]并相继形成了以下三个学术史叙述框架，彼此可以相互参照。
以上世界比较文学的三阶段论、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五阶段论以及“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三阶段论之间，具有时段与学理上的内在关联，即第一个三段论的最后阶段与中间五段论的第二、三阶段以及第二个三段论在时段上是重合的，而在学理上皆以建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为指归。
二比较文学的借鉴与启示
从“比较文学”的兴盛到“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正式设置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旨在整合中外文学—文化之资源，展开跨国度、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其本身即包含了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比较文学独具特色与优势的国际视野、前沿理论与新型范式也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可以借此推动古代文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要之，以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研究、变异学为核心的理论创新与建构的重要突破，无疑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赖以成立的关键所在。[※注]比较文学的这些前沿理论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中西比较诗学重在揭示中西古典文艺理论的不同特色和各自的理论价值，探寻中西艺术发展的共同规律，并阐发中国古典文艺理论的世界意义，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具有理论创新与借鉴之价值。从中西比较诗学到跨文明研究与变异学，是前者的具体展开，而且彼此具有相互交融、相互增值的内在关系。变异学研究范围包括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跨文化变异研究、跨文明变异研究、文学的他国化研究等方面，其重点在求“异”的可比性，这对于突破渊源研究、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传统思维，促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念创新尤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比较文学新型范式的借鉴与启示。虽然比较文学研究历经数百年的发展日趋丰富甚至庞杂，但其基本范式还是渊源研究、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然后逐步拓展至比较诗学、比较神话学、比较故事学以及变异学等。这些对古代文学研究都有范式借鉴和启示的意义。
第二节中外比较之一：渊源研究
中外文学比较的渊源研究主要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外来渊源进行探讨和研究，包括主题、题材、思想、人物、情节、风格及艺术形式等渊源的研究。诚如王向远所言：“在过去上千年中惟一对中国文学产生很大影响的外国文学只有印度文学”[※注]，中国古代文学的域外渊源研究，最初聚焦于中印文学关系并一直延续下来，然后再向西域与西方渊源研究拓展。
一中国古代文学的印度渊源研究
中国文学的印度渊源研究由陈寅恪等人开其端绪，季羡林等学者继承并深入，此后有不少研究者加盟其中。研究内容包括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前者是从史的纵向或作品的横向上进行渊源探讨，还包括佛教和佛典文学渊源探讨；后者重点探讨了《西游记》的印度渊源和印度《罗摩衍那》的中国影响。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是渊源研究的高潮期，90年代中后期以后则有些落寞。
1.古代文学印度渊源的整体研究。季羡林《印度文学在中国》[※注]从史的纵向上探讨了历代中国文学中的印度渊源典型。如屈原的著作里就有印度寓言和神话，月亮里面有一只兔子的传说虽然在中国由来久远，但是季羡林认为这种说法极可能是来自印度；三国时代，“曹冲称象”的故事也源自印度；六朝时代的鬼神志怪里有不少的印度成分，最突出的是阴司地狱和因果报应，连中国的阎王爷也是印度来的舶来品，而《宣验记》里的鹦鹉灭火故事，更明显地抄自翻译过来的印度佛经；唐代《古镜记》以一个主要故事作骨干并穿插上许多小故事的叙事结构，也是对来自印度古代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的模仿；元代曲剧中也有印度的影响；明代《西游记》的渊源应该就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猴王哈奴曼，等等。薛克翘《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按年代顺序编撰，从汉魏六朝到隋唐五代、宋金辽元、明清、近代现代、民族民间共分六大部分，每一部分都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为中心，并以广博的文献、宏富的资料，论述中国文学的印度渊源。
刘安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5年版）为作者的论文集，收录了《论〈摩诃婆罗多〉和〈三国演义〉的正法论、正统论和战争观》《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解读印度在史诗〈罗摩衍那〉的伦理思想》《观音的前天和昨天——观音来东土的前后》《成长在西天定居在东土——阎王形象的塑造和演变》《〈云使〉和〈长恨歌〉》《〈沙薛达罗〉与〈长生殿〉——兼论历史题材的作品》《从〈西厢记〉中的红娘说起——中印爱情戏剧中的婢女和女友》《失妻救妻——〈西游记〉中微型罗摩故事》《人神之恋》《蛇女蛇郎》《诅咒咒语真言——印度神话和〈西游记〉比较》《中国的重史轻文与印度的重文轻史》《普列姆昌德和鲁迅的小说创作》《印度和中国文学传统的某些异同》，附录有《印度文学在中国——20世纪翻译、介绍和研究》。除了《普列姆昌德和鲁迅的小说创作》属于现代文学之外，其余都与古代文学研究有关，但也有部分内容属于平行研究而非渊源研究。佛教和佛典对中国文学影响至深，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渊源，对此有不少研究成果，已于第十二章第三节“古代文学与宗教关系研究”部分做了专题论述，此略。
除了从故事情节上来考察《西游记》的印度渊源外，孙悟空的形象原型更是研究的焦点。朱迎平《孙悟空形象原型研究综述》（《文史知识》1985年第7期）、张强和周业菊《新时期孙悟空原型研究述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徐奋奋《孙悟空原型研究综述》（《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10年第1期）三文对这一焦点作了综述研究。有关孙悟空的渊源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进口说”，认为孙悟空本自印度神猴哈奴曼（Hanuman）或那罗（Nala）而来，还有就是佛教中的“听经猴”的形象。早期以胡适、陈寅恪、郑振铎、林培志等学者为代表，后来季羡林一直持此说，如《〈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1978）[※注]、《〈罗摩衍那〉初探》（外国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此后，顾子欣《孙悟空与印度史诗》（《人民日报》1978年11月3日），朱采荻《孙悟空与印度猴王的亲缘关系》（《文化娱乐》1981年第4期），陈邵群、连文光《试论两个神猴的渊源关系——印度神猴哈奴曼与中国神猴孙悟空的比较》（《暨南学报》1986年第1期）等都持此说。
二是“国货说”，认为孙悟空产生于中国自身古老的神话传说系统。鲁迅首先否定孙悟空形象源自印度，新中国成立后吴晓铃《〈西游记〉和〈罗摩延书〉》一文也否定《西游记》受印度佛教文化的影响，认为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是我们祖先从反映自己的现实生活的愿望中创造出来的……孙悟空虽然和《罗摩延书》里的大颔猴王哈奴曼有些相似之处，但决不能说他是印度猴子的化身，我们的猴子自有他的长成的历史”。[※注]刘毓忱《关于孙悟空“国籍”问题的争论和辨析》（《作品和争鸣》1981年第5期）和《孙悟空形象的演化——再评“化身论”》（《文学遗产》1984年第3期）、萧相恺《为有源头活水来——〈西游记〉孙悟空形象探源》（《贵州文史丛刊》1983年第2期）、龚维英《孙悟空与夏启》（《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石霏《大禹神话与孙悟空形象》（《寻根》2005年第4期）等都持此说。
二中国古代文学的西域渊源研究
19—20世纪之交，英国及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M.A.斯坦因（M.A.Stein）等人来到西域探险，揭开了西域研究的序幕。此后，本土学者诸多有关西域研究的论著陆续问世，西域学渐渐成为一门学科，取得了显著成就。1991年《西域研究》季刊创刊，设有文物考古、历史地理、经济开发、社会生活、历史人物、语言文学、宗教文化以及吐鲁番学研究等栏目，无疑为西域研究与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然而就比较文学意义上的西域渊源研究——无论是历史还是成果却无法和印度相比。诚然，关于西域的地域范围，自汉代以来，西域狭义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地区等。从广义的概念来看，西域也包括印度在内，是大西域范围内的比较文学研究重心之所在。在印度以外区域的文学渊源研究也有一定的进展，尤其是近年来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力带动，呈现为良好的发展态势。
以上整体研究、专题研究与个案研究大体反映了古代文学的西域渊源研究的三个不同层面。但严格地说，多数基于论题的本位立场，未能在渊源研究上花更多的功夫，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两个方面都还存在不足，所以需要更为切实、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
三中国古代文学的西方渊源研究
中国文学的西方渊源研究，或者说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研究之重心在现代文学，这是中国传统文学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自然成为古今中西关系与比较研究的重中之重。而仅就古代文学时段中的渊源研究而论，主要集中于近代文学的转型研究，同时往往涉及传教士在此过程中的介入与作用问题，所以形成一主一副的两个论题。
在有关近代文学转型的西方渊源研究的论著中，彼此的切入视角与研究重心多有不同，王韬《西方思潮与中国近代文学》重在西方思潮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影响研究，依次论述了科学思潮、进化论思潮、启蒙思潮、浪漫主义思潮、现实主义思潮等“西方思潮”的兴替与作用。其中科学思潮所导致的专业倾向与进化论思潮对传统价值观的破除，使得中国文学在近代脱离了“杂”文学观，转向“纯”文学观与“俗”文学观。启蒙思潮不仅从群体角度表现为近代政治小说中的革命、立宪、女权等主题，也从个体立场彰显为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而当时被称为“理想”与“写实”，后来则定名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西方文学思潮，正是中国近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的主要学习对象。作者的宗旨是为了建构影响中国近代文学的“西方思潮”实体，从源头上探讨近代新文学的构成要素。[※注]
除了上述四大内容之外，中国近代文学西方渊源研究还广泛延伸于其他层面，蒋晓丽《中国近代大众传媒与中国近代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02年），王晓岗《新小说的兴起——清末民初中国文学生产方式的变革》（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0年），罗紫鹏《近代小说中的上海——论近代知识分子时空观念之变迁》（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2年）三文分别从近代大众传媒、文学产生方式与时空观念变迁三个维度展开论述。杨秀敏《发现“秘索思”——对中国近代以来认知西方文学和宗教过程的梳理与反思》（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年）、彭贵昌《西方祛魅、跨界书写与身份转变——从〈苦社会〉〈苦学生〉看近代中国文学的转向》（《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7年第2期）、张瑜《〈东西洋考〉与近代中国文学的“气味”》（硕士学位论文，三峡大学，2011年）三文论述视角更为独特，多有新意。
近代文学转型的历史进程，即是古代文学的“近代化”问题，然又常常与“现代化”问题相混合，彼此在时段与内涵上也有所不同，所以需要为中西文化碰撞下近代文学转型进行历史定位。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兼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认为，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它既不是古代文学的继续和尾声，也不是现代文学的前奏和背景，而是具有独立的历史地位和无可替代的价值。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文学学习西方，以及在西方文化的撞击下中国文学求新求变的过程。[※注]关爱和、袁凯声《论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认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民族生存危机、传统文化危机的同时，也面临传统文学的存续危机。80年的近代文学，与近代中国社会进程、文化思想变革紧密联结，救亡与启蒙的主旋律回荡始终。近代文学的主导风格与审美风貌，走过悲痛忧愤，渐趋于昂扬躁厉，终至于明朗乐观。近代文学转型的艰巨性、曲折性与急遽性，使它具有亦新亦旧的过渡性特征，为后来者开启走向现代化的新方向。[※注]
历史地看，传教士的引进和倡导西方文学观念以及西方文学翻译，在介入与推动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需要在还原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予以恰当的评价，但因所持文学观念比较陈旧，其发挥的作用既是阶段性的，也是有限的，主要还是由王国维及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等通过引进西方近代文学观念与思想，最终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近代转型。
第三节中外比较之二：影响研究
一对日本的影响研究
2.对日本小说的影响研究。王晓平《佛典·志怪·物语》（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三部分《渊海篇》着重阐述了中国经史叙事文学、志怪小说在日本文学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马兴国《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注]论述了中国古代小说东传日本的概况，指明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搜神记》对日本神话传说的影响，《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布情况，《游仙窟》对日本古代说话文学、物语文学、中世近世小说的影响，唐传奇对日本平安文学、江户文学和近代文学的影响，《三国演义》对日本文学与社会的影响等。李树果《日本读本小说与明清小说：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透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共六章，主要通过《剪灯新话》《三言》《水浒传》这三部中国古代著名的小说，来说明它们在日本江户时代读本小说中的影响。作者指出，尽管日本读本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千头万绪，“但归根溯源，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三部书。一是《剪灯新话》（包括《余话》）的影响，从而使日本产生了翻改小说，为读本的创作提供了一种别具特色的方法。二是‘三言’，通过翻改‘三言’便产生了日本前期读本。三是《水浒传》，通过翻改《水浒传》便产生了日本后期读本”。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学对日本小说《源氏物语》的影响研究成果最为丰富，也最为深入。叶渭渠、唐月梅两位日本文学的翻译家合写的《中国文学与〈源氏物语〉——以白氏及其〈长恨歌〉的影响为中心》[※注]一文认为《源氏物语》依照日本传统文学思想和审美价值取向，吸收中国文学理念和方法，尤其是白居易的文学观与《长恨歌》精神而达到交融的最好典范。从宏观上看，《源氏物语》受到了中国文化中的佛教、儒学的影响，从微观上看，受到了白居易的文学观的影响，而白氏《长恨歌》的讽喻与感伤的思想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源氏物语》的创作。姚继中《〈源氏物语〉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指出唐代变文、传奇、白居易诗对《源氏物语》有着重要影响。黄建香《论白居易〈白羽扇〉对〈源氏物语〉的影响》[※注]也涉及了白居易对紫式部《源氏物语》的影响。
二对朝鲜—韩国的影响研究
朝鲜半岛紧依中国，其古代文学也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因此中国文学对朝鲜—韩国的影响研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此外，杨昭全《明清时期中朝文学的交流》（《国外文学》1984年第2期）、尹虎彬《清代的中朝文学交流》（《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吴士英《清代中朝文学交流的特点》（《山东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金柄珉《朝鲜中世纪北学派文学研究——兼论与清代文学之关系》（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分别探讨了中国明清时期文学对朝鲜—韩国文学的影响。
三对亚洲其他诸国的影响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除了对日本、朝鲜、韩国等东亚国家的文学产生重要影响外，对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文学也有着程度不同的影响，但总体上不如对东亚国家影响大，因而相应的研究成果较少。
潘远洋《泰国文学史上的“中国热”》（《东南亚》1988年第1期）、张兴芳《泰国文坛的中国文学》（《暨南学报》1992年第1期）、戚盛中《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在泰国》（《国外文学》1990年第1期）、裴晓睿《汉文学的介入与泰国古小说的生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探讨了中国文学对泰国文学的影响。许友来《论马来民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编探讨了中国民歌，包括《诗经》《乐府诗集》等对马来民歌的影响，作者指出：“大量的事实证明，马来民歌是接受了中国民歌传统的影响。”
饶芃子主编《中国文学在东南亚》（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较为系统地评述了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主要国家的传播情况，描述了中国文学流传东南亚的轨迹，阐述其传播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全书分为四章：“中国文学在越南”“中国文学在泰国”“中国文学在新马”“中国文学在菲律宾”，分别探讨了中国文学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的传播与影响。该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梳理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在东南亚诸国传播与影响的著作，富有学术开创性，有所不足的是搜集的资料尚有欠缺，特别是后两章。
四对欧美诸国的影响研究
中国文学对欧美诸国文学的影响研究，王宁、钱林森、马树德合著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具有通论性质，分别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对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的影响，研究中以中国文学的传播为基础，具体“实证”了中国文学对诸国文学的影响。黄鸣奋《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以英语世界为范围，实则也是以传播为基础的影响研究。分而论之，主要涉及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这些研究成果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文学的世界性影响和艺术成就。
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最早的突出成果要数陈铨于1936年出版的《中德文学研究》。新时期以来，杨武能、卫茂平、曹卫东等学者积极从事这方面研究。王向远总结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时指出，中国学者对中德文学关系的系统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由陈铨先生开其先河，80—90年代取得了新的进展。主要成果体现在卫茂平的中德文学关系史的系统研究、杨武能的歌德与中国的研究，以及许多学者对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等方面。通过这些研究，中德文学关系中的基本史实得到梳理，中德文学各自的民族特色在比较中得以凸显。[※注]
中俄文学关系研究上，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为最早，该书较多涉及传播、译介，也以影响研究的思路做了一定的论述。个案研究上，以吴泽霖的《托尔斯泰和中国古典文化思想》为代表，该书以思想探索者来定位托尔斯泰，考察托尔斯泰走近中国古典文化思想的历程，“他所认同的中国人的这种与天地万物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对于现代人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真实关系，具有深刻的意义”。[※注]
第四节中外比较之三：平行研究
一国别平行研究
渊源研究和影响研究更强调国别文学之间的施受关系，而平行研究的国别比较则不是着眼于这种施受关系，而是从国别文学之间的异同关系出发来探讨。
1.中印文学的平行研究。金克木《〈梨俱吠陀〉的祭祖诗和〈诗经〉的“雅”“颂”》（《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是最早的中印平行研究，探讨了中印祭祀诗的异同性。刘守华《中印龙女报恩故事之比较》（《中国比较文学》1999年第3期）就中印龙女报恩故事的渊源、流变、意涵等方面做了比较分析。郁龙余《中国印度文学比较研究》[※注]是一部中印文学平行研究的重要论著。该书认为中印文学有共同点，即对整体主义的追求有本质上的相同之处，中国文学表现在天人合一的信仰上，印度文学表现在梵我同一的观念上。同时中印文学又有相异点：中国文化强调入世精神，印度文化强调超越情怀；中国文化偏爱直觉思维，印度文化擅长体系建构；中国文学多有空灵意境，印度文学多有情味蕴意。刘安武《印度文学和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注]是一部论文集，其中收入的也多为平行研究论文。如《论〈摩诃婆罗多〉和〈三国演义〉的正法论、正统论和战争观》《中国的重史轻文和印度的重文轻史》等。
2.中日文学的平行研究。张哲俊《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注]一书为论述中国古代戏剧中的悲剧母题与日本古代戏曲“能”（谣曲）之间关系的著作，该书下编讨论了王昭君故事、杨贵妃故事、《枕中记》故事的中日戏剧的母题，虽然这些故事在两国间有流传、影响的事实，但作者并不着重于文学关系的实证，而是以母题及其嬗变为中心作平行研究，阐发了古代中日戏曲独特的悲剧意味内蕴，指出日本戏曲比中国戏曲更具有幽玄美。张晓希《中日古典文学比较研究》[※注]是一部论文集，收入了不少中日文学的平行比较研究论文。如《宫廷才女——上官婉儿与额田王》《闺怨诗人——小野小町与鱼玄机》属于作家比较研究；《中日边塞诗歌的比较研究——以王昌龄和大伴家持的作品为中心》《中日隐逸文学的比较研究》属于文学题材比较研究；《中日日记与日记文学的比较研究》《中日日记文学特色的研究——以〈吴船录〉与〈土佐日记〉为中心》属于文体比较研究。
二文体平行研究
在文体平行研究中，神话是最为元初的文体，是后代所有文学体式的本源，所以置于文体比较研究之首加以讨论，然后延伸至诗歌、小说、戏剧以及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主要侧重于中外文体的异同性比较。
1.神话平行研究。早在20世纪前期，从梁启超到茅盾、郑振铎、闻一多、凌纯声、孙作云等学者都曾将神话学、民俗学和人类学应用于文学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就，此在第七章《古代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第二节《古代文学的神话—原型批评》已有论述，这里将就中西神话的比较研究再略作分析。
中西比较神话研究是伴随比较文学的兴起而兴起的，就在198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于深圳大学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比较神话的讨论显得非常活跃，不断有人用新观点、新方法研究比较神话的问题，有些过去涉猎尚少的领域，这次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当充分的研究。谢选骏把神话与民族精神和文化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在不同民族精神之光的辐射下，“内在一致性”分化为：追求技术、知识力量的哲理热情（希腊式），以天命、道德为归宿的伦理意识（中国式）和矢志不移的一神信仰（希伯来式）；不同的民族精神，形成不同的“聚合形式”，涌现了各自的“人格化的神话理想”，即希腊式的“超人”，中国式的“天子”，希伯来式的“弥赛亚”；超人有天神遗传的力，天子从天人合一的伟大奥秘中获取了创造性的灵感，弥赛亚有上帝恩赐的异能。次年，谢选骏进而著成《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一书，以神话为纬，以民族精神为经，并且相互交织，展示了希腊、希伯来、中国等各民族神话系列的千姿百态；在揭示神话的奥秘中，从广阔的视野比较了各民族不同的精神倾向，探讨了原始文化、古典文化、现代文化在精神上的有机联系。[※注]
4.戏剧平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西戏剧平行研究，无论是盛况还是业绩都要超过诗歌与小说。王向远贯通20世纪首尾而为80—90年代中外戏剧比较研究作了这样的定位：近二十年来中西戏剧的比较研究，与20世纪前二三十年比较，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果说20世纪前二三十年的中西戏剧比较，立足点是借西方文化来批判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借西方戏剧来否定中国戏曲，那么，近二十年来的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立足点则是弘扬、阐发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研究者对中西戏剧的态度与认识是客观的、科学的。和中外小说比较研究、中外诗歌比较研究相比，中外戏剧比较研究的著作最多，成为近二十年来中外文学比较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现象。[※注]
上述分体用研究之外，也有一些论著致力于包容各体的综合研究，比如李万钧《欧美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前书由两大部分内容组成，第一部分是欧美文学史；第二部分是中西小说、中西戏剧的类型方面的比较，是国内有意识地用中西比较方法运用于文学关系史所作的一次尝试；后书就中西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诗学作了高瞻周览的比较研究。作者的研究模式大致可以归纳为中西文体分述、中西文类比较、中西文学汇通“三部曲”，具有文学史与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相结合的鲜明特点，同样体现了作者对于中西文学比较研究的新探索。
三作家平行研究
中外作家的平行比较研究，就是探讨中外作家之间的异同关系，包括作家的生平身世、思想观念、文学创作、精神境界、艺术追求等内容。由于中国古代作家众多，中外作家之间的平行研究不胜枚举。根据学界讨论的重点，主要聚焦于庄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李贺、苏轼、关汉卿、汤显祖、李渔等大家。
四作品平行研究
中外作品平行比较研究就是探讨中外不同作品之间的异同关系，包括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文化内蕴等。作品比较研究聚焦于名著和名篇的比较，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许多名著都有相应的比较研究论著问世。现重点回顾和讨论一下小说与戏剧名著的比较研究。
1.小说名著的平行研究。聚焦于“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与清代小说名著《红楼梦》《聊斋志异》，同时还涉及《镜花缘》以及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都有相应平行研究的成果，其中《红楼梦》是重中之重，在小说作品比较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
2.戏剧名著的比较研究。主要聚焦于元代关汉卿《窦娥冤》、纪君祥《赵氏孤儿》、王实甫《西厢记》以及清代洪升《长生殿》与孔尚任《桃花扇》，重中之重是《牡丹亭》，彼此都有相应平行研究的成果。
第五节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
一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理论探讨
对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的发展趋势及其利弊得失，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大力倡导，积极推动，认为文化比较研究拓展和深化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有的提出质疑和批评，认为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研究脱离了文学本体，是泛文化研究；也有的则以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希望通过彼此交融而扬长避短。
诚然，在比较文学界内部对此的意见也明显存在分歧。刘象愚、徐京安等学者认为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实则是“泛文化化”和“玄化”的取向，丧失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属性和本位。刘象愚说：“研究者关心的已经不是文学自身的问题，而是语言学、哲学、宗教、法律、心理学、人类学、种族学、社会科学等种种文化层面的问题，比较研究的目的往往不是为了说明文学本身，而是要说明不同文化间的联系和冲撞。我把这种倾向称为比较文学的非文学化和泛文化化。这种倾向使比较文学丧失了作为文学研究的规定性，进入了比较文化的疆域，导致了比较文化淹没、取代比较文学的严重后果。”“尽管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化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具有合理性。”[※注]徐京安则指出：“比较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由于近年来注重文化研究而显得突出了，在几次国际会议期间都有人戏言比较文学成为‘玄学’事，所以比较文学—理论性—文化性—文学性似乎也值得加以探讨一下了。……忽视文学本身的无限制地‘拓宽’和‘玄’化，泛理论和泛文化，是不是比较文学研究的一种歧路和自我消亡的危机呢？”[※注]
应该说，谢天振一分为二的态度更具辩证思维，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学术研究的趋势，具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性，但同时文化研究应该服务于文学研究，这样才能不丧失文学研究的学科属性。所以曹顺庆又提出：“‘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研究’，既不走向以比较文化取代比较文学的‘泛文化’，又不退回保守和封闭的‘文学中心论’。我们不应当反对文化研究介入于文学中，而应当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这种结合，是以文学研究为根本目的，以文化研究为重要手段，以比较文化来深化比较文学研究。”[※注]
二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的批评实践
（1）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初版）。此书首具比较文化研究色彩，讨论了中西不同文化精神或者说宗教哲学精神，指出“深渊与拯救乃西方精神中涉及个体和社会的生存意义的恒长主题”,“出仕与归隐是中国精神中价值抉择的恒长主题”[※注]，比较了西方基督教精神和中国儒道精神，论述了中西诗人对世界的不同态度。该书内容庞杂，不仅涉及了中西美学的比较，还广泛论及文化、宗教、哲学、思想各个领域比较，所以有人认为这是当时国内较早有意识地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著作。[※注]
（2）杨乃乔《悖立与整合：东方儒道诗学与西方诗学的本体论、语言论比较》（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此书从本体论和语言论的高度对东西方诗学做了体系上的比较。作者认为东方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的哲学本体为“经”和“道”，以别于西方哲学本体的“逻各斯”；儒家诗学意在“立言”，追求不朽，而道家诗学旨在“立意”，追求“言外之意”和“得意妄言”，详细剖析了两者的对立和互补。作者在论述中国古典诗学的发展时，时刻与西方诗学的语言论做出比较，指出西方诗学栖居的拼音语境是写音语言，是声音使意义出场，而东方儒道诗学所用的汉语是写意语言，是书写使意义出场。
（3）曹顺庆《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此书收录作者25篇论文，分为“跨文化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跨文化比较诗学”“中国古代文论与东方文论”“中西诗学对话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等6辑。作者在“绪论”中概括总结出了五条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一是双向阐发法（或称阐发研究），其核心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解；二是异同比较法（简称异同法），其主要特征是从求同出发，进而辨异；三是文化模子寻根法（简称寻根法），即认清文化模子的各种不同方式；四是对话研究其基本目的在于沟通，包括话语问题、平等或对等问题两个研究层次；五是整合与建构研究（简称建构法），主要指理论和文学观念的建构。正文七章即依据上述理论框架，全面介绍并比较了世界各大文化圈的神话、英雄史诗、抒情诗、散文、戏剧、小说、文学理论，从中可以获得系统的跨文化比较的中外文学知识及全面而深入的中外文学概况及中外文学比较或对比，同时兼具理论模型与方法论意义。
（5）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此书通过“现代语言论”和“现代生存论”为基点，对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诗学进行了比较，指出：“中西主流文论诗学分别是儒家文论和柏拉图主义诗学，它们两者都以‘理性和感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为基础，且其正统样式都持理性主义立场，其异端样式持感性（情性）主义立场。而中西传统的非主流文论诗学分别是道家文论和前柏拉图诗思。道家文论入思的模式是‘自然与人为’的二元对立关系，前柏拉图诗思的入思模式是‘神性与人性’的二元对立关系。”[※注]在此基础上，进而从叙事论、抒情论、形而上论、审美论等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异同性。
（7）高旭东《跨文化的文学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与诗学新论》（中华书局2006年版）。此书认为，古典文学研究中，曾有一股无视文化差异的生搬硬套：屈原、李白为浪漫主义者，《诗经》与杜诗为现实主义之类，作者认为生搬硬套的“谬误之网仍在遮蔽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真面目”[※注]。因此该书意在穿越异质文化差异的鸿沟，建立一个系统的中西比较文学架构，寻找中西之间的共同话语，以为研究的契合点，进行跨文化的对话。其收录的《从史传与史诗概念的沟通看中西文学的共通点》《从中西民族性格的比较看月亮文学与太阳文学》《中国文学的世俗自然与西方文学的宗教澄明》《中西文化与文学的发展模式》等论文，都是这一学理思想的体现。
（8）蔡镇楚、龙宿莽《比较诗话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作者认为所谓比较诗话学，就是“运用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对诗话进行文化分析与阐释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是诗话学与比较文学特别是‘比较诗学’互相整合的一种新的交叉学科”。该书将诗话、诗学与文化学研究融为一体，特别有新意的是把“诗话之崛起与繁荣发展乃至长盛不衰当作一种历史存在的诗学文化现象来考察”。[※注]全书对中国、日本、朝鲜—韩国等国的诗话进行了比较，并深入探讨了诗话中的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因子，还以整体的东方诗话与西方诗学、印度梵语诗学作了比较，具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和方法论自觉，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增添了一道风景线。
（9）汪涛《中西诗学源头辨》（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全书共四章，第一章总论，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探讨了西方和中国诗学的源头，第四章比较两者诗学的源头，从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对中西诗学源头及其各自的影响、衍变作了比较。作者指出在本体论上，中国历史上有“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是关于人性的形而上学，而西方则是主客（神人）二分思维，停留于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思辨；方法论上中国重感悟直觉，而西方重逻辑认识。
（10）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运用形象学理论与方法，不仅分析了西方的中国形象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认为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中，以启蒙运动高潮为分界点，建构出此前不断乌托邦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和此后系统意识形态化的三种中国形象类型，从而深入揭示了蕴含其中的那种普遍的、稳定的、延续性的、趋向于类型甚至原型的文化程式，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西方现代精神结构中研究中国形象，探讨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自我的“他者”参与建构西方现代性经验的过程与方式，解释中国形象生成的潜在动机与意向结构。在此书出版之前，作者曾经有过一次“关于形象学学科领域与研究范型的对话”，论及形象学研究与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两个学科领域的内在关系。[※注]
上述10个案例从不同层面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成果，同时富有方法论的借鉴与启示意义。未来的学术发展犹有三个方向可以作为重点发展领域。
一是人类学研究。这里的人类学研究是指由文化人类学与比较文学的结合，而建构为文学人类学，以此作为比较文学的分支学科。由于神话原型批评的长期积累，叶舒宪积极倡导文学人类学的神话研究，不仅在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上取得了系列性学术成果，而且为中国比较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乐黛云在《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中谈到，文学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文学人类学是文学与人类学交叉研究的硕果，是“中西神话比较研究”的延伸，也是近20年来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最具活力的一个新领域。自1991年至今，“中国文化的人类学破译”系列共800余万字相继出版，在世界文化语境的参照下，对包括《诗经》《楚辞》《老子》《庄子》《史记》《说文解字》《中庸》《山海经》等这些难解的上古经典作了极有创见的文学和人类学现代诠释。乐黛云在《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一文中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的可行路径与广阔前景。
总之，从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是比较研究的新态势和新趋向，体现了文化比较研究对于文学、史学、哲学、宗教、民俗等多方面的融合和贯通，这种融通显然是有利于文学比较研究的深化和延展，因为文学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同时，基于文学的学科立场，应该坚持文学本位，适度吸收借鉴文化比较研究成果，而不要以文化研究替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