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国家一样，法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即便在大革命爆发前，亦即旧制度末期，法国仍然还是一个农业占绝对优势的国度。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200多年中，法国的农业生产方式几乎没有发生过变化。
有法国学者进而认为，大约在1500年左右确定耕种的田地和使用的森林以及在此后若干年逐渐稳定下来的所有的村庄，甚至到18世纪末叶仍几乎保持原状。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严峻现实呈现在农民面前，那就是他们虽然离不开土地，但大部分土地却不属于农民。
一、农业的落后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陈旧的组织形式，旧制度下的封建权利、领主权利的重重剥削和压榨，导致广大法国农民在传统社会中始终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在无限艰辛和痛苦之中。
鉴此，大革命时期的著名人物安托万·巴纳夫在目睹这一切之后于1792年如是写道：“人同耕种土地连接在一起，牺牲掉了全部天赋的独立；土地像链条一样锁住了人，因为土地养活了人。对于不干活和一无所有的人，土地既不提供庇护，也不提供生活必需品。”“散处乡间的穷苦的耕作者，为生活所迫，被更加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还由于劳动的性质而被分散和隔离开来”。
进入18世纪之后，随着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传统阶级的小农又面临农业资产阶级的威胁。农村资产阶级对土地的兼并，对经营的集中，对公有地的侵蚀直接关系到小农的生存，因此，一些农民在反对现存制度压迫的同时，也表现出对农业现代化的潮流心存戒备乃至恐惧。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农民在反抗封建领主的压迫时，势必也会有意无意地将矛头指向乡村资产者。其间，难免也会不时暴露出一些农民的保守性。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作为旧制度的埋葬者与新制度的催生者”，这场大革命必然对法国当时以及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包括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的发展均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也正因为如此，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农业社会在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之后，封建土地制度发生彻底改变，废除了一切封建权利和义务，一个以广大躬耕于自己土地上的小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得以加强。
毋庸置疑，这一特点的出现乃至凸显，也决定了法国农村此后的发展走向，造成法国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将有别于其他国家。概而言之，它将导致“这个时期法国农村在新与旧之间艰难行进，发展是明显而缓慢的，难以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要彻底改变传统小农耕作思想和方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化的进行及其产生的影响，尤其不可低估。
二、工业革命带来的“自由”
法国工业革命的新发展，还得有待于七月王朝的到来。正是在继第一帝国和波旁复辟王朝而来的七月王朝时期，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化进程在法国重新迈开了新的步伐。随着工业化进程在法国重新迈开新的步伐，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在法国启动。而这两者的重合以及所产生的叠加效应，必然会深刻改变着长久以来以农为本的法国传统社会。一言以蔽之，工业化的进行使得城市的社会功能发生变化。城市也因这些改变而对于整个法国社会具有全新的意义。
其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扩展，工业品开始大量进入农村，不仅把普通农民拉入城市产品的消费队伍，对传统农村经济造成有力冲击，而且实现着对农业生产的改造。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是，造成农业为工业而生产的态势，每一座城市都是附近农村的经济中心，农村开始为城市提供原料和粮食，农业开始为城市而生产。农业越来越依赖于工业，农村越来越依赖于城市。在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流的过程中，实现了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转移，即生产资本、技术和劳动者在城市里的聚集，城市逐渐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基地，农村变成城市的附庸，整个社会因现代城市的发展而为之一新。
上述现象无不表明，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经济意义亦在相应增长，甚至在日复一日地盖过其政治意义。关于近现代法国城市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此消彼长，学术界一般认为，在工业化以前的法国，城市的经济意义要小于政治意义。
然而不无吊诡的是，也恰恰是工业化进程引发的这一新的现象或趋势，在导致1848年革命爆发，进而在第二共和国时期赋予法国男性公民普选权之后，反而一下子让农民以及农村在国内政治格局当中的分量陡增。而这一切的出现，则主要得归因于法国在1848年实行男性公民的直接普选。
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史专家、法兰西公学院教授皮埃尔·罗桑瓦龙曾经就此指出，“普遍选举的出现突然改变了政治生活的重心。1848年之前，虽然法国人口中农村人口占了四分之三，但政治生活却集中于城市，尤其是集中于巴黎。一切随着1848年3月25日的法令发生了变化，虽然舆论的动向、政治生活的创举和舞台仍然集中于城市，但决定权从此却属于农村。”
事实的确如此。在1848年2月革命中建立的共和国临时政府，在广大民众要求下和共和元年宪法启发下，在同年年3月2日决定实行男性公民的直接普选。不久，亦即3月25日，又最终确定了关乎普选的具体条例，规定所有21岁以上的男性公民在一地住满6个月以上均有选举权，实行直接选举。
三、农民地位的提高
毋庸讳言，为七月王朝统治划上句号的1848年二月革命主要是一场由中小资产阶级发动城市普罗大众进行的革命，农民或居住在农村者所起作用并不大。然而，就是这场革命以及所有诞生的共和国，在把选举权赋予了工人的同时也赋予了广大农民。惟其如此，法国农民在法国政治中的重要性在实行普选之后近乎昭然若揭。
毋庸讳言，共和派当时在得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大选后深感失望。而对于这一现象及其所具有的意义，曾有法国学者在考察第二共和国重要选举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农民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时候，全国性的胜利首先意味着农民的赞成。共和派对他们缺乏关心，因此受到了惩罚。”
上述论断显然不无道理，尤其是就路易－拿破仑·波拿巴高票当选总统来看，则更是如此。众所周知，经典作家曾经令人印象深刻地宣称，“波拿巴王朝是个农民的王朝”。应当说，这一评判颇为精准地概括了出自波拿巴家族的大小拿破仑，即拿破仑一世和和拿破仑一世与占法国人口最多的群体——农民之间的密切关系。
关于这一问题，霍布斯鲍姆也在《资本的年代》一书中有所涉及。他指出，马克思曾对法国农民有过如下评述：无论是经由议会还是政治会议，农民都不可能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加强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他们不可能代表他们自己，他们必须由别人代表。
他们的代表必须同时是他们的主人；是他们的权威；是保护他们免遭其他阶级的损害，并给他们送来雨露和阳光的无限政治力量。操纵权力的人既将自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小农终于在这些人身上找到表达政治影响的方式。拿破仑三世就是这种权力的执行者。他是第一个与“不能以自己阶级名义获得本阶级利益的”广大群众建立关系的政治人物。应该说，这些分析和论述颇有见地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