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培训机构乱象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社会问题。在今年初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大力度治理整顿校外培训机构，这是当前面临的紧迫难题，这个难题破不了，教育的良好生态难以形成。“这件事非办不可，必须主动作为。”
培训机构治理还存在哪些难点、堵点？面对层出不穷的教育培训新业态，如何汇聚多方智慧，创新治理手段，巩固治理成果？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治理“常长”结合，聚焦难点、堵点
“内卷”是时下学生群体、行业内部的流行词。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用它来形容不少家长的状态，“整个家长群体性焦虑比较严重，存在盲目攀比和跟风的现象，而培训机构利用家长的恐慌肆意生长，形成了恶性循环”。
培训机构的无序发展也引起了教育部门的重视。自2018年多部门开展联合治理专项行动以来，各地打响治理攻坚战，剑指“有安全隐患、无证无照、‘应试’倾向、超纲教学”等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蒋昌忠表示，自2018年部署开展专项治理工作以来，湖南建立了省、市、县、乡镇（街道）、社区五级联动，教育、人社、市场等多部门共同参与的专项治理工作机制，坚持集中整治与常态管理相结合，逐步实现了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常态化。
“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校外培训乱象得到了根本上的扭转，初步形成了齐抓共管的态势，治理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韩平介绍，浙江联合12个部门出台了指导意见，实现了校外培训机构生命全周期信息化管理。
成绩取得的同时，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难点、堵点也逐渐暴露。不少代表、委员表示，在基层具体监管过程中，还存在不小的困难。
“目前国务院的文件要求重点规范语文、数学、英语及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但有些培训机构如机器人、跆拳道、溜冰等非学科类培训，具体谁来监管，分工不够明晰。”李和平表示，目前治理工作存在事前审批覆盖面不足的问题，政策体系有待完善。
近年来，培训机构“退费难”“卷钱跑路”等违法违规行为时常见诸媒体。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看来，这暴露了事中事后监管不足的问题，“比如对于培训机构的非正常停业，缺乏即时监控和预警的方法，仅仅在非正常停业发生后，疲于善后处理，对有损消费者利益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状况，还要探索建立主动发现和提前介入的机制”。
监管和执法力量不足也是代表委员普遍反映的问题。韩平表示，由于教育部门没有专门的执法队伍，执法能力不足，在监管中需要多部门联合执法来实现监管目标。
“以上海市为例，每个区教育局往往只有0.5-1人负责辖区内培训机构的审批和日常监管工作。而其他执法部门也没有专门针对培训市场的执法力量，缺乏执法的专业性与连续性。”倪闽景告诉记者。
在线培训“涨潮”，亟须专治专策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应用日益深入，校外培训从线下向线上迅速发展。一场疫情也给在线培训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教育行业累计融资1164亿元，其中在线教育融资金额1034亿元，占比89%。与此同时，在中消协发布的2020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中，在线教育机构榜上有名。
“目前，很多培训机构利用第三方服务平台开展培训业务，甚至都不需要在我省备案审核，这进一步增大了监管难度。”李和平表示。
在倪闽景看来，线上培训具有跨地域的典型特征，不仅是服务对象跨地域，服务器、师资员工、管理客服等都是跨地域甚至是跨国家的。长期来“属地化”管理的法律体系和管理举措，已经不适用于互联网教育形态，必须根据线上培训的特征进行优化和完善。
与此同时，李剑萍注意到，不少线上培训机构为了吸引融资疯狂扩张、抢占市场，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金融风险大幅增加，这是暴雷、跑路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
“教育部门必须认识到，信息化是不可逆的发展趋势，一定要顺应形势变化，加快数字教育建设，抢占教育高地。充分挖掘和利用好公办优质教育资源，以多形式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韩平表示。
当线上培训市场异军突起的同时，线下培训也在“深入”发展。刘希娅就发现，在专项治理行动过后，很多线下培训机构转入地下，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由于政策明确禁止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不少培训机构便与名师签订保密协议，学生不知道老师从哪所学校来。培训地点通常设在居民楼里，为了躲避监管，经常是几十个学生挤在屋子里，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刘希娅认为，此类地下培训处于监管盲区，亟须专项整治。
治标更要治本，多方共营教育好生态
是“洪水猛兽”，还是“刚需互补”？对于培训机构的定位，各方看法莫衷一是。
李剑萍认为，治理培训机构的前提是要理性看待其存在的合理性。“培训机构是学校教育的补充，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个性化的选择，尤其是在线上教学方面进行了很多创新，值得肯定。只有正视这种市场需求，才能合理地加以规范和引导。”
对于发展迅速的非学科类的培训机构，李和平认为，需要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明确市场监管、民政、发展改革、财政、公安等不同部门责任分工，细化机构设置标准、监管内容、培训人员资质、执法制度等一系列细则，做到有据可依，依法监管。
“关键问题在于政策如何落地。”在刘希娅看来，治理工作不应该是全国一盘棋，各省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有些地方的培训机构主要培训内容是搞题海、强应试，有些地方还存在培训机构与重点中学暗箱操作，培训机构就成了重点学校的招生门面，这些分化是地方教育生态不一导致的。各省份要因地制宜，制定操作性强的治理办法。”
在“他律”的同时，“自律”也是一条解决路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城市学院党委书记、校长刘林建议，支持在线教育机构组建行业协会组织，通过信用积分、星级评定、行业黑名单曝光、行业禁入、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强化行业自律，净化市场环境。
从整体上来看，校外培训是整个教育生态中的一环。采访中，不少代表、委员建议，要实现标本兼治，离不开教育生态的系统性改革。
蒋昌忠表示，要切实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和课后服务能力，强化学校育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中小学校在课后服务中的主渠道作用，减少中小学生对校外培训的依赖。同时，积极引导社会和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理性看待青少年培养培训和成长成才。
“要秉承系统观念，把整个生态链串联起来，从人才培养出发，统筹用人体制、考试招生、教育评价、教育教学等各领域改革，在保障学业教育需求和发展素质教育上找到平衡点，促进中小学生健康、快乐成长，共同营造和维护良好教育生态。”韩平说。（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焦以璇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