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理论前沿学术精英王思斌：从“教育先行”到理论与实践的“互促性发展”
我国专业社会工作恢复重建已有30年，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战略部署也已有十多年。在这一进程中，我国的社会工作学科建设、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共中央十九大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大战略判断，并对改善民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了重大战略部署，这也就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拟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角度，对处理好专业社会工作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关系做一些分析，希望能促进我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健康发展，造福人民，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及其对社会工作的意义
社会工作是以实践（实务）为核心的助人活动，社会工作服务的展开、服务方法、服务过程都对其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如果没有具体的实务活动，社会工作就变成纸上谈兵，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工作特别重视工作方法、注重一线服务的原因。当然，正如社会工作作为一个专业所需要的核心要素所揭示的，没有相应的理论指导，没有以往人们所创造的间接经验或知识，社会工作服务要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也是十分困难的（佩恩，2005）。这就是说，社会工作服务需要一定的理论指导，发展社会工作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也有其特殊的一面，即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遇到了我国的本土社会服务实践。前者是以专业教育、理论模式的形式出现的，后者则主要表现为基层的大量具体工作，而且后者还有强有力的行政支持系统。于是，现实中的、具体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需要进一步考量。怎样看待我国社会工作领域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怎样看待外来理论知识与我国本土实践的关系，怎样看待社会工作教育与具体社会服务实践的关系，这些都是值得研究和讨论的问题。以下，本文从社会工作教育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关系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一些分析。希望通过对已有理论与本土实践、专业教育与具体实务关系的分析，阐述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逻辑，促进我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工作的“教育先行”及引领作用
（一）社会工作的创业与“教育先行”
毫无疑问，这些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专业工作方法是超前于当时我国现实的社会服务需求的，于是形成了社会工作“教育先行”（史柏年，2004）现象。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所走的慈善服务——专业培训——专业社会工作、以实践为基础的发展道路是有不同的。实际上“教育先行”有两种含义：一是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采取先培养专业人才的发展策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要培养新型专业人才，以新型专业人才培养带动民政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它是超前于尚未改革的民政事业现实的；二是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专业方法“超前于”当时的民政工作、社区服务的实践。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传播的是与现代社会福利、社会服务相适应的理论知识和专业方法，我国民政工作的基层实践却是行政主导、经验性的具体事务，二者之间有明显距离。
通过以上的简要阐述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教育先行”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和社会服务领域改革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这与我国其他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实行市场化改革所发生的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劳动关系问题具有相似的性质：我国原有的、以行政管理为重要内容的体制和实践，遇到了与市场化和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具体制度。这就必然会引发二者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问题。
（二）社会工作教育对社会工作实践的影响
从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先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我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相对独立性。所谓超前性一如上面所说：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超前于当时我国社会实际的接受程度——我国的社会体制、社会福利制度和社会服务体制还没有进行改革，专业的社会服务似乎超前了。所谓独立性是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独立于社会服务实践发展的。按道理或政策设计，人才培养可能有超前性。我国的教育体制在改革，新专业在发展，而且教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所以，某一专业一旦上马，它就会按照教育规律走下去，并可能与专业人才的使用产生距离。
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群体通过上述活动也促进了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第一，通过领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师生进行社会工作实习，实施了专业服务，大量服务对象受惠。第二，提高了社区工作者及社会服务机构人员的理论水平，改进了工作方法，促进了他们的直接服务。第三，通过领办社会社会工作机构、承担社会服务项目，做出了专业示范，提高了社会工作服务的规范化、专业化水平。第四，向社会输送了一大批专业社会工作者，进入一线，直接服务于社会，其中一些成功创业，成为社会工作的领军人才，在基层社会服务中发挥了引领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社会工作教育群体的坚韧努力，就不可能有今天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局面。
（三）专业社会工作的引领作用
（四）“教育先行”在实践中遇到的某些问题
三、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与专业社会工作之间的张力
（一）社会工作发展的空间及其遇到的挑战
专业社会工作在重建30年来主要是近10年来取得的显著成绩是足以令社会工作教育群体和在行政上主导社会工作发展的政府部门引以为自豪的。但是以社会工作教育为代表的专业社会工作的发展还是遇到了不少问题，主要是社会工作的发展空间和发挥专业作用方面的问题。
（二）走向专业的本土实践及其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压力
以高校教师和社会工作毕业生为主体的社会工作专业团队如果以“教育先行”而有优越感，那是比较肤浅的，因为社会工作专业团队的艰苦努力并没有有效地达致自己所期望的结果；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的理论（书本知识）未能有效地化为指导我国社会工作实践的力量。关于前者，上面我们指出了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有一些客观（制度、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社会工作者很难改变或左右的因素，也有社会工作群体自身方面的原因。后者也是如此，它既包括一些客观的、结构性的、超出了社会工作群体能力的因素，也有社会工作群体自身可以加强进而改变其对本土实践进行影响的因素。
这里我们对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成长及其对专业社会工作带来的压力做一些分析。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是我国在自己解决民生问题和社会建设中形成的、有一定典型意义的社会服务实践。这种实践的基本特征是从事社会服务，但是其价值观和方法又是自己在工作中摸索出来的，即具有本土性。关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有时也被称为社会工作的本土实践，也有学者称之为“社会工作本土化实践”（陆士桢等，2018）。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有社会工作之实，无社会工作之名”（卢谋华，2007），在实践中它与民政工作、社区工作、群团工作相融合，但是，不能反过来说，民政工作、社区工作、群团工作就是本土社会工作。这是因为，在民政工作、社区工作、群团工作中有一些对居民或其成员进行政治教化和管理的工作，这些工作与以人为本的社会工作服务有明显不同。搞清楚这一点，对于明确社会工作与民政工作、社区工作、群团工作的分工与协同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当民政工作、社区工作、群团工作进行的是服务贫弱人群和困境人群时，专业社会工作与这些本土社会工作实践是协同关系；如果后者进行的是管理型活动，二者就差距明显了。
社会工作恢复重建以来，特别是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民政工作、社区工作、群团工作开始学习专业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其中以社区工作者的培训和学习最为突出。加上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师生在社区、群团组织的专业实习，社区工作、群团工作中的社会工作元素不断增加。一些社区社会工作者通过参加社会工作培训、考取社会工作师证书，而成为掌握了一定理论与专业方法的社区社会工作者。这些工作人员把悟到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学到的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运用于自己的本职工作，取得了新的更加有效的成果。我们看到一些社区社会工作者运用个案工作方法解决困境家庭的问题，运用小组工作方法解决失业人员、单身母亲、失独家庭群体遇到的问题，运用社区参与方法解决社区建设与社区治理方面的问题，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一批熟悉社区工作、群团工作，又有创新意识、还能总结经验的先进人物，他们把政府和社会赋予的、本职性的服务工作与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结合起来，在实践层面上实现了社会工作专业化与本土化的结合，创新了我国的社会服务、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实践，推动了实际工作的发展，证明了社会工作在我国发展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但是，当实际工作者学习了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改进了自己的工作之后，专业社会工作的角色地位又如何呢？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在社会复杂变化的情况下，民政工作者、群团工作者、社区工作者都遇到了很多新问题，社会工作理论还能够对之发挥指导作用吗？高校教师和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的服务实践还可以成为实务工作者参考的典范么？那些有较丰富实践经验又懂得一些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资深实际工作者，还满足于专业社会工作者提供的帮助么？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并不都是肯定的。当实践中遇到问题需要获得社会工作的启发、指导时，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如果还是机械的“老三样”，就不会令人满意。正是因此，一些资深的社区工作者产生了“社会工作不过如此”的看法，也有人认为社会工作理论已经落后于实践，也有人甚至认为专业社会工作者还不如居委会“老大妈”（朱建刚陈安娜，2013）。虽然这些看法有些偏颇，但还是反映了一些专业社会工作发展中的问题，反映了有一定专业性的本土社会工作实践发展起来以后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压力。
在基层工作者对社会工作专业理念和方法不甚了解的时候，社会工作者开展的专业活动可以给基层工作者带来新奇感，也能产生一些新的效果。但是在基层工作者通过观摩和培训部分掌握了专业方法并能简单运用之后，他们对“老套”的社会工作方法就可能产生“不满足”，甚至觉得自己比专业社会工作者还强一些。这些看法和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学习着的”社区工作者要求专业社会工作用更有效的理论来指导、用更有效的方法帮助开展工作，是对社会工作的合理期盼，专业社会工作应该能够回应基层工作者的合理要求。但是，专业社会工作者未必都能够做到。
四、社会工作教育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互促性发展”
（一）社会工作教育同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互相促进的要求
在社会工作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又遇到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作为先行者和理论代表的社会工作教育群体该如何回应呢？面对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社会问题复杂多样、民众基本需要迫切、政府强调维稳的大背景，作为先行者的社会工作教育群体可以私下“埋怨”社会体制改革滞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发展缓慢，澄清社会工作的从事社会服务的基本角色，但是必须回应广大基层工作者希望得到专业指导、以更好地开展工作的要求。这样做也有利于社会工作毕业生更好地开展工作，服务民众和社会，进而发展我国的社会工作事业。
现在的情况是，某些地方的社会工作课堂教育与实际工作要求有较大差距，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我国的社会服务实践有一些距离。作为先行者的社会工作教育群体如何面对？有的学者提出要“补社会工作教育先行之缺”,强化师生对社会工作的理论、本质、价值观的理解，增强实务能力（史柏年，2012）。“补社会工作教育先行之缺”不是说社会工作教育先行发展出了问题，而是说“先行”可能有一些“先天不足”，这种“先行”与“后来”之间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差距，并影响着社会工作实践和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社会工作是以实践为本的学科和专业，如果社会工作教育（理论和方法）不能有效地运用于和指导社会服务实践，那就是社会工作教育自身出了问题。如果是这样，社会工作教育必须“补缺”。
那么，先行的社会工作教育何处有缺？从我国社会工作教育发展的过程和道路、社会工作理论方法在实践中的运用以及发挥作用的角度看，其“缺陷”有如下几点。第一，社会工作教育“先天不足”。由于恢复重建时的社会工作教育有移植性特点，加之师资方面的问题，就出现社会工作理论不完备、方法不细致的现象，有的教育者至今未能“与时俱进”。由于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发展的时序性，一些后建立该专业学校的社会工作教育还处于比较初级的发展阶段，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和理论方法难以实现对实践的指导。第二，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使用（包括实习）未能较好地贴近社会服务实践，出现“两张皮”现象。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理论模式硬贴中国实践，是为“水土不服”；二是找不到用于指导、启发、帮助社会服务实践的合适理论和方法，是为“理论落后”。第三，学院教导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模式“超越了”我国社会服务实践的现实要求，难以用于实践。某些“先进的”社会工作理论用来进行学术讨论还可以，但难以运用于具体指导我国的社会服务实践。
社会工作专业的生命力在于使用合适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社会服务实践。面对自身能力方面的缺陷和外部环境存在的问题，除了进行政策倡导、优化社会工作发展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之外，社会工作教育群体能做的就是与社会工作实务工作者的合作和协作，以实践为本，以专业化和本土化为方向，改进社会服务，在互相促进中获得发展，这就是社会工作的“互促性发展”。
（二）社会工作教育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互促性发展的内容
“互促性发展”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理论概念，但是它可以比较直白地向读者呈现其内涵，在理论上，它与社会互动、社会建构、互构性发展等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它是指具有能动性的双方（或多方）在相互接触和互动中增强自己的能力，进而实现各自发展的过程和现象。互促性发展的核心是具有能动性的双方通过互动、特别是沟通理性行动（阮新邦哈贝马斯，2003），相互认识、理解对方及相互行动的内涵、意图和意义，并经过反思带来自己行动的正向改变。社会工作教育与社会服务实践的互促性发展说的是，社会工作教育群体与社会服务实务群体在有关联的领域，通过学习、交流、合作、竞争等积极的互动方式，各自获得发展的活动和过程。从理论上来说，这是互为主体性的、相互影响的社会行动，是这两个群体的能动的活动，这些活动和行动的载体是现实的社会服务。
那么，社会工作教育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互促性发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或者它需要哪些条件呢？笔者认为有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在基本价值和理念方面：（1）双方都有做好社会服务的愿望，这是合作和创新的最深刻的基础；（2）双方认同社会服务成效是衡量社会工作效果的最重要标准，社会服务创新强调新方法、新服务模式，但最终要落实到社会服务的成效上；（3）衡量社会服务成效的最重要标准是服务对象基本生活问题得到积极改变。尽管社会服务有多种效果，但是最主要的是服务对象的积极改变；（4）在社会服务中，服务对象被尊重，其积极的生活意识得到强化，社会支持网络得以加强，社会生活能力增强；（5）社会服务应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与社会进步。双方具有这些共同的理念，就可以为有深度的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当然，这些共同的价值有可能并不是一开始就具备的，而需要在合作中不断发展和强化。
第二，在共同活动或互动方面：（1）双方必须有真诚合作的态度，为了把当前的服务工作做好，也为了更长远的事业发展而进行合作；（2）理解对方的努力并善意地对待对方的行动，而不是猜疑并苛求对方，这是合作态度的合理延伸；（3）肯定对方的长处和有积极效果的行动，并共同创造条件促进其发展，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赞赏对方能进一步推进合作；（4）在理念和做法有差异时进行坦诚的交流和协商，促进积极的共同行动；（5）在合作和服务遇到困难时不互相埋怨，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6）强调积极的改变，具有反思性，将具有共识的有效做法制度化。
以上构成了社会工作教育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互促性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笔者认为，这些应成为我国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五、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工作在民政等政府部门的主导推动下，通过社会工作教育群体与城市街道和居委会以及群团组织的合作，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与现实需要相比，还需要发展和提高。社会工作要得到更多承认，就要在解决现实问题上发挥更加明显的作用。社会工作教育必须进一步面向中国实际，与各方实务工作者一起工作，实现社会工作教育与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互促性发展。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我国社会工作服务的新经验，形成新的理论和知识，是我国社会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正在迎来这一新阶段。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经具备了实现互促性发展的基本条件，只要坚韧努力，我们就能创造出新的经验，更好地贡献于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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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士桢主编：《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建设探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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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