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建国初期的外交部》，可以看到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副部长王稼祥等6人的标准像，可以看到那时的外交部干部名册、本部各负责人首长名单等等。
图源：《建国初期的外交部》
许多历史资料显示，当年挑选新中国的第一批高级外交官员是严之又严、挑之又挑，既非党员又非老革命的宦乡能够当选，必有其不凡之处。
一位外交部的老退休人员说，他入部时就听到了一些关于宦乡的传闻，但知之不多，直到近日阅读了近年出版的《宦乡往事》后，才把几十年未得其详的宦乡主要历史搞明白。
原来，宦老当时虽入党不久，但深受党信任，尤其是被慧眼识英才的周恩来看中，把他作为难得的国际问题专家，选入外交部的。
一
1927年3月，在著名的上海南洋中学的18岁学生宦乡，受同学们推举，邀请在上海领导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的周恩来，到校作了《当前时局形势分析》的主题讲演。
讲演会由宦乡主持，他代表全校师生对周恩来表示热烈欢迎。当年的英雄周恩来给青年宦乡学子们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30年代交通大学
不久，南洋中学改为上海交通大学预科，之后宦乡进入上海交大本科，成为管理学院院刊总编辑，这无疑给他后来成为报人又进而成为国际问题专家打下了最初的基础。大学毕业他谋到了海关的好差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的宦乡辞掉了海关的差事，为的是要寻找一份直接与抗战有关的工作。
经在国民党第三战区任职的亲友帮助，宦乡来到刚刚创刊的《前线日报》当了一名编辑，由于表现优秀，升任了总编辑。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发现该报越办越好，对他扩展自己的影响大有好处，就支持该报。
何应钦（左一）、顾祝同（左二）与萧毅肃（左三）检查日本投降书。
西安事变后，1937年2月顾祝同率部进驻西安，从那时起周恩来开始与顾祝同谈判，结识了他。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常驻武汉、重庆，内部任我党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
周恩来对国统区的各种重要情况和著名人物包括顾祝同自然是了然于胸的，对《前线日报》当然也会注意。1941年，我党文化界重要领导人冯雪峰在金华被国民党逮捕，关押于上饶集中营。当时宦乡并未加入我党，但我党派人与他联系营救冯雪峰出狱成功。
二
抗战胜利后国共破裂，内战再起，宦乡的思想倾向与言行已不容于国民党，他自己也绝不会与他们为伍。
他来到上海，立即融合于我党领导与影响的一大批文人之中，并成为一名文坛骁将。他通过冯雪峰要求加入共产党并获批准。当获悉宦乡已被列入敌人的黑名单后，地下党设法组织一大批包括宦乡在内的著名人士撤退到香港，之后又从海上辗转护送他们到东北、西柏坡根据地，新中国成立前夕终于到了北京。
宦乡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担任筹备组副秘书长，参与起草共同纲领。新中国的外交部组成后，他的名字便赫然出现在外交部人员名单上，并冠以欧非司司长。
1956年，宦乡（右一）与章文晋、雷任民在日内瓦会议上。图源：《宦乡往事：回忆父亲的人生四季》
1954年5月，宦乡随周恩来参加了新中国首登世界舞台的日内瓦会议。会中周恩来与英国首相艾登就双方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达成一致。宦乡成为周恩来提名、毛泽东批准的新中国首任驻英代办的不二人选。
1954年10月宦乡赴任，在任8年，具有鲜明文人与学者特质的他，在那里除完成办理具体外交事务外，他进行了针对西方的战略研究，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位新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的特点。《宦乡往事》写道：
在英国的那些年间，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到了调研上。他在收集信息上倾注的热情和耗费的心血无人能及。
他每天都要阅读二十多份当地的英文报纸，并且还要将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剪贴归类。除此之外，他还要做大量的读报笔记。但这还是他每天做笔记的一部分内容，其他的内容还包括他和英国各界人士以及驻伦敦的各国外交官们谈话、讨论甚至是聊天的记录。在他看来，与人交往获得的“活材料”往往比那些任何人都能得到的公开信息重要得多。
他主张对问题做系统的、寻根究底式的研究。他本人曾经主持过一个系列座谈会，其目的是了解英国所实行的各项复杂的制度。
一个又一个英国专家受到邀请，他们走进代表处向中国外交官们逐一介绍英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甚至还包括警察制度。在座谈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料到它会被延续四年之久。
宦乡给国内的报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重视，毛泽东在有的报告上做了长篇批示，并印发给政治局委员阅，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他在那个时期的研究成果，集中记载于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纵横世界》与《纵横世界续集》。后又出版《宦乡文集》上下册。
任满回国后，宦乡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助理兼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文革中他与大家一样受到不公正待遇，曾下放到五七干校种田。
周恩来却始终记着宦乡，在他已经进行过四次手术后，当我国决定派驻欧洲共同体使团团长时，周恩来说：“宦乡呢？为什么不能派宦乡去？”。最后在邓小平的批准下，他被任命为我国驻欧洲共同体使团长兼任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
与将军大使耿飙、黄镇等不同，也与早年入党的乔冠华、黄华、王炳南等不同，宦乡则多年在顾祝同手下办报，于新中国成立前入党。但他们从不同的途径走到一起，于建国之初进入了外交部，都为新中国的外交作出了杰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把所有忠于祖国的优秀人才，包括钱学森、李四光等海外留学人员，吸引集中起来，去为建设新中国，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神圣使命而奋斗。
三
他发现他已不适合继续在外交部忙于负责起草讲话稿之类的事情，而希望能致力于他擅长的国际问题研究。他认为当时我国还没有一个对国际问题进行比较系统和全面研究的机构，这同我国的国际地位极不相称。
胡乔木
文革后新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当然欢迎宦乡去就任社科院副院长，请他去发挥特长，组建我国国际问题研究机构，推进我国国际问题的研究，培养国际问题人才。宦乡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作为新中国的国际问题专家，为我们写下了新的人生辉煌。他说：
要做好国家决策的助手、参谋和智囊。要反对两种所谓的“研究”，一种是注释和阐释经典著作，而另一种则是为既定的方针政策寻找理论依据或提供解释。
这样的“研究”只会窒息社会科学的发展，并导致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的泛滥，就像中国过去的几十年中所经历的那样。
我们所承担的任务是探索和揭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规律。我们要做的是正确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结合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从而创造性地回答时代向我们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
四
朱镕基总理为《宦乡文集》所写的序言《心里的话》对他有这样的评价：
宦乡同志是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杰出的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许多领域里造诣很深，建树甚多。
在此期间，他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影响。抗战胜利后，他来到上海，1947年担任《文汇报》副主笔，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来到刚刚解放的天津，担任《进步日报》总编辑，不久即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任筹备组副秘书长。
宦乡（右一）与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布热津斯基（右二）等人合影
新中国成立后，宦乡从新闻界转到外交界，任外交部欧非司司长。1954年奉调出使伦敦，先任代办。1962年回国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1976年恢复工作后，奉调出使欧洲共同体，兼任比利时、卢森堡大使。在外交战线，宦乡表现出杰出的才智和大国外交家的风度，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贡献。
1978年回国后，宦乡又从外交界转到学术界，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2年组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988年更名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并任该中心的总干事。
这一时期，他在组织和推动全国国际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培养研究国际问题的年轻人才，广泛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和民间外交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十多年来，他发表了大量研究报告和学术论著，受到国内外的广泛重视。他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我国当代最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
纵观宦乡的一生，他确实是敢于说真话，从不说假话，为了坚持真理，虽九死而无悔，他的言行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