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深圳大学阮炜教授。1986年获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深圳大学，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兼职教授。
从新文科建设之视角看英文学科的起源与跨学科性
阮炜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从新文科建设的视角出发，本文对英文学科的起源、现状和跨学科特点作出梳理，提出英语文学学科的兴起是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等为背景，较之基于拉丁文的传统文学或“古典学”更具进步性和实用性。很大程度上由于这种特质，当今英美英文学科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不受少数诗歌、戏剧和小说“经典”束缚的强烈倾向，其突出的跨学科性正源于此。
关键词：
英文;学科;“纯文学”;跨学科性;课程设置;研究兴趣;
1.引言
2.英文学科的由来
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当初英美大学一定要将英语文学作为一个科目来教授和研究；为什么英文学科的兴起不早不晚，恰恰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这得到西方文明的历史演进和现代转型中去找原因。
在美国，1872年，普林斯顿大学已设置英语文学本科课程；1880年代，圣母大学、达特茅斯学院、爱荷华大学等相继设立美国文学本科课程；1891年，弗吉尼亚大学更是率先开设美国文学研究生课程。⑦顺便说一句，法语和德语文学被设为正式学科，与英语文学在英语世界的建制化大致发生在同一时期，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内涵。早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1795年，共和三年师范学校⑧便正式将法语文学作为一个科目来教授了(Desirat,Horde1975:1)。⑨同样，德语语言文学学科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意志世界风起云涌地争取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会政治运动大背景下，由GeorgFriedrichBenecke,DieGebruderGrimm和KarlLachmann创立；从1810年起，FriedrichHeinrichvonderHagen便在柏林担任首位日耳曼语言文学专业教授。⑩
应注意的是，社会政治立场偏保守的阿诺德在牛津大学开设英语文学课程，目的似乎并非要大力推进自由、民主和平等时代议程，至少自由主义主流派是这样认为的。作为19世纪首屈一指的思想家、教育家和诗人，阿诺德有不同于自由主义主流思维的考量。其着力的重点是整治在他看来是由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革命、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等“进步”所导致的信仰破产、道德堕落、政治动荡、社会分裂等。既然教会的合法性已丧失殆尽，基督教教义已不再具有从前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和说服力，则疗救穷苦大众灵魂的任务(阿诺德2006:65-95)、弥合分裂、维系社会团结、提振世道人心的使命，就得由世俗化、现代化的英语“诗歌”即英国文学来完成。
3．英美英文学科的课程设置
然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英文学科建制化的故事还有一个同样重要也许更为重要的侧面：它跟欧洲其他民族语言文学的学科化一样，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工业革命，以及传统信仰破产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出现的争取自由、民主和平等社会政治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英语文学学科从诞生起，由于其有着争取自由平等的社会政治诉求和中下阶层人士甚至“穷人”对人文教育的迫切需要这一大背景，故而带有鲜明的进步主义基因，有着强烈的社会政治关怀。
因此，英文学科便不可能永远像在其产生之初那样，主要局限于狭义的诗歌、戏剧和小说等“经典”文本。它必然是发展变化的，而这种发展变化必然会打破既有学科概念的束缚，摧毁狭义的“纯文学”界限。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当今英美大学的英文系除设有英语诗歌、戏剧、小说和写作(包括文学创作和论说文、纪实文学的写作)等“纯文学”的核心课程外，看似不那么“纯文学”的文化研究、批判理论、文学理论等理论性课程，以及生态批评、性别政治、媒体研究、后殖民研究、美国非裔文学研究、美国拉丁裔文学研究、其他少数族裔文学研究等社会政治指向性强的课程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基本课程。
其实，仅从名称即可知，这些课程大体就是西方自由主义主流思维的孵化箱、催化剂(暂且不论控制着大学本身乃至整个社会话语权的左派精英们一方面自诩“进步人士”,动辄挥舞“政治正确”的大棒，另一方面却鄙薄、歧视广大下层民众，相当大程度上已背离传统英文学科所持自由、民主和平等的理想(Deneen2020:17))。具体看，除“纯文学”课程外，英美著名大学的英文系还开设诸多明显具有社会政治取向的课程(如表1)。
此外，爱丁堡大学修英语文学或苏格兰文学者，可修古典学、历史、艺术史、哲学、宗教研究、苏格兰民族学、俄罗斯研究、斯堪的纳维亚研究，以及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波斯语等课程；(11)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剑桥大学修英语文学者也可修古典学、凯尔特语文、盎格鲁—萨克逊语文、中世纪语文、斯堪的纳维亚语文等。(12)很明显，这种课程设置大大超越“纯”英语文学的界限。
尤须注意的是，写作课在哈佛、康奈尔等大学的英文学科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开设课程多，而且涉及面广。哈佛大学英文系设有新闻写作、戏剧写作、小说写作、电影剧本写作、科学与环境写作、科幻故事写作、思辨小说写作，甚至鬼怪故事写作等。(13)有了一套“纯文学”核心课程，有了一套明显具有社会政治意识和环境关怀的基本课程，在此基础上再配套大量写作课，最终必然使英文学科或英语系毕业生成为自由主义左翼思想意识的忠实传承者和高效传播者。
4．英美从业者的研究兴趣
以上是英美著名大学英文学科的课程设置情况，英美从业者的研究兴趣与其相配套，具有突出的跨学科性，远远超出诗歌、戏剧和小说的范围。我们看一下这些大学的英文学科从业者在做什么研究。
实际上，对于这种更宽泛、灵活的理解，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奇怪。欧洲主要语言中literature一词本来有3个基本含义：(1)狭义的“文学”,即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语言作品，指诗歌、戏剧和小说；(2)较为广义的“文学”,即各种纪实文学，如传记、日记、回忆录、书信、散文等；(3)最为广义的“文学”,即任何以文字记录、保存和传播知识的方法与用此方法记录、保存和传播知识的文本。(16)很大程度上，这解释了为何英美英文学科课程设置和研究领域会大大超越“纯文学”范畴。
这也是为何在英语国家的英文教师、英文学者乃至一般读者心中，史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不仅是一部史学经典，也是一部文学精品。因文笔优美，《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某些章节往往被用作文学范本。这同样是为何19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德国著名历史学家提奥多特·蒙森，1950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数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195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他们都不是“纯文学”作家。瑞典文学院之所以表彰蒙森是因为他的历史研究产生巨大影响；之所以表彰罗素，是因为他在大量的随笔类文字中，持之以恒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之所以表彰丘吉尔，是因为他所作的大量政治演讲和所写的纪实作品《二战回忆录》。
从以上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到，英美从业者的研究兴趣不仅诠释了literature一词的3个基本含义，而且具有显著的跨学科性，而这并不是literature的多个涵义所能充分解释的。英美英文系的跨学科行为如此普遍，以至于给人这样的印象：英语语言文学本身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学科，而是天生就具有跨学科性，涵盖范围包括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中的外国文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翻译学、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而且很可能更广，不仅涉及历史学、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民俗学、媒体学、影视学、医学以及环境学等，甚至表现出一种向古典、欧洲大陆乃至世界文学文化拓展的趋向。尤其须要注意的是，英美从业者的跨学科行为并非为了炫耀博学，而是要更好地服务于英文学科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取向。
5．与我国英文学科的比较
18世纪下半叶以来，大学学科体系经过近三个世纪的发展，现已形成高度专门化、细密化的学科格局，相互独立、各有自己利益诉求的学科之间已形成森严壁垒，大学人不背靠学科的大树，就不能出“成果”;不能出“成果”,便拿不到学位，评不上职称，更不能获取诸多其他形式的利益。因此，不仅在不同学科之间，即便在同一学科不同方向之间，从业者也互不理解，彼此漠然。这对于新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新思想、新方法的产生是极其不利的。故而，不同学科和方向的交叉融合成为新时代的迫切要求。正因此缘故，2020年教育部高教司在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召开“新文科”建设启动大会，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紧接着，教育部又于2021年设立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文科建设跨入实际操作阶段。(张剑2023:101-102)很明显，提倡学科交叉融合的新文科事业已获得国家力量的支持。
若将英美英文系与我国英语系的课程设置做一个比较，不难发现，英美同行早在二三十年前甚至更早，就已做我国今日“新文科”所主张的学科交叉融合。相比之下，我国英语系对于英语文学的理解基本上仍停留在狭义的“文学”上。在顶级综合性大学的英文系，按国别、时代、文类来设置文学课程是通行做法，如中世纪文学、伊丽莎白时代戏剧、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小说、20世纪英国戏剧、19世纪美国诗歌、19世纪美国小说、加拿大小说、澳大利亚文学、爱尔兰经典作家等。若不考虑所占比例相对较大，细化程度也不够，这种课程设置与英美英文系半个世纪之前的传统做法大体相同。
然而一个事实非常清楚，即英美同行学术视野明显更宽，研究范围明显更广。也就是说，我国英文学界的赶超空间非常大。应当承认，我国从业者的研究兴趣与所开课程大体上是吻合的，教学内容大体上为研究领域所覆盖，即研究领域并非像在英美英文系中那样明显大于所开课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国从业者对英语文学学科的理解，与英美同行有较为明显的距离。我国从业者的视野和研究兴趣大体局限在与英语文学“本部”关系更紧密的范围。
再者我国英语语言文学界(乃至一般人文学界)学术主体性尚未真正形成，独立的问题意识、独立的研究视角依然欠缺，故而迄于今日，我们对西方学术的依附性仍相当严重。甚至可以说，我们所谓“研究”在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英美成果的重新包装及转述。但有视野宽广、跨界能力强的英美英文系作为参照，新时代我国英语文学研究“增长空间”极大。学术主体性一旦确立，独立问题意识和研究视角一旦形成，我国英文系将有飞跃发展。吾国英文系任重道远，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