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是世界第一翻译出版大国，每年出版的图书约百分之七十为译本。就译介中国图书而言，德国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十年来“接受资助出版最多的国家”；其中，“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作品几乎全部都有德文译作出版”。国内学者对此重要译介阵地日渐重视，具有代表性的总体研究有：谢淼《学院与民间：中国当代文学在德国的两种译介渠道》，孙国亮、李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研究概述》及《德国〈东亚文学杂志〉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与阐释》，崔涛涛《中国文学在德国的译介困境》，范劲《民主德国的中国文学研究：一个系统论视角》，等等。上述研究或有零星文字关涉个别少数民族作家的德语译介与研究，但整体看来，信息稀疏零散，难以形成概观。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德译研究几乎仍是空白。
本文以波鸿鲁尔大学卫礼贤翻译中心、德国国家图书馆数据信息及德语国家主流报纸杂志等文献为依据，概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德语国家（德国、奥地利、瑞士）的译介与评述情况，力图勾勒其接受全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涉“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由茅盾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率先提出，由老舍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议上正式确立，但两人并未对此概念加以明确界定。究竟何谓少数民族文学，学界至今尚存争论，何其芳、玛拉沁夫、吴重阳等作家、学者普遍将作家的民族出身视为界定少数民族文学范围的根本因素。至于汉族作家书写少数民族的创作，只能当作“一种十分可喜的民族团结的征兆”，不能算作少数民族文学。据此标准，笔者着力挖掘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作家老舍、沈从文、阿来、吉狄马加、扎西达娃，以及王小妮、王朔等作品在德语国家的译介与接受概况。
二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德语译介始于1947年，德国译者蕾娜·弗伦德（LenaFrender）将满族作家老舍《骆驼祥子》英译本转译成德文，通过瑞士狄安娜出版社在德语国家发行。《骆驼祥子》让老舍在“西方文学界声名鹊起”，但在随后的三十余年间，老舍仅有两个短篇作品译介到德语地区：《月牙儿》先后收录在德国汉学家维尔纳·贝汀（WernerBettin）等主编《三月雪花：中国小说集》（1959）和安德里亚斯·多纳特（AndreasDonath）主编《中国讲述：八篇小说》（1964）中；《开市大吉》被汉学家威廉·约翰·弗朗西斯·詹纳（WilliamJohnFrancisJenner）主编的《近数十年间的中国小说家》（1973）收录。如果考虑到整个50年代西方意识形态对新生中国的敌视态度，“1960—1970年代的20年间，德译中国文学著作年均不足2部，译文年均1篇，译介数量持续走低”的窘况，也就释然了。
造成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德语国家长达三十年的冷遇，与当时动荡的国际形势不无关系，尤其是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中国在此后近二十年间成为民主德国“一个禁忌的题目”，“民主德国的领导不允许他们的国家介绍翻译中国当代文学”。而在意识形态迥异的联邦德国，1968年学生运动退潮以后，“很多汉学家把对中国的研究重心从大陆转向台湾”；加之“60年代中期在中国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同时也终结了中国外文局的出版活动”，在此背景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德语译介难免陷入低迷。
直至20世纪80年代，处于裂变与革新中的中国重新聚焦德语国家目光，“除了‘中国经济’这个主题，中国的文学也在德语读者中激起了反响”，1980年代德国涌现出中国现当代文学译介的高峰，年均50余部/篇的产量实属空前绝后，文学在此扮演着增进国家、民族和个人之间了解交流的重要角色。“由中国作家撰写的文学作品借由自身的感受、想法和视野反映了中国的社会生活，也为德国读者提供了另一种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可能。”沉寂已久的德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借势焕发活力，译介数量陡然攀至顶峰。挖掘梳理卫礼贤翻译中心和德国国家图书馆的数据信息，1980—1989年间译入德语国家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共有译著或作家文集16部，译文24篇。
德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井喷式涌现，同样得益于多本德国汉学期刊创刊。德国汉学家、著名“沈迷”之一鲁普雷希特·迈尔（RupprechtMayer）主编的《中国讯刊》（1982）在六年间译介沈从文作品六篇，即《柏子》《生》《福生》《往事》《雨后》《静》，以及老舍作品一篇，即《东西》，他称许沈从文作品“文字鲜活简朴，而余韵不尽”。德籍学者汪珏回忆鲁普雷希特·迈尔翻译《柏子》与《生》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得他的笑声，一面向我叙述柏子带着两条泥腿扑倒在女人床上，楼板上的脚印……种种细节，一面连呼：‘妙极了，妙极了！’……此后他还译了《生》，却只有叹息低徊。”《东亚文学杂志》（1983）创刊次年刊登老舍《二马》节译；《袖珍汉学》（1989）创刊号刊登藏族作家扎西达娃《智者的沉默》，这也是当代藏族文学在德语国家的初次亮相，扎西达娃“以其特有的审美方式对待和处理涉及西藏的题材，因而在西藏以外也赢得了声誉”。
此外，德国文学艺术与批评杂志《季节女神》1985年第2期刊登老舍《正红旗下（第一章）》，译者福尔克尔·克略朴士根据小说内容将其定名为《出生》。《季节女神》创刊于1955年，以德国文豪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Schiller）18世纪末创办的同名杂志为典范，“不戴有色眼镜，不为潮流所驱”，在德语文坛举足轻重，亦深具国际影响，伦敦《泰晤士报》称《季节女神》是德国最具判断力的长寿期刊之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译文得以在德国老牌文学杂志上发表，亦印证其在德语国家的译介热度及其文学价值。
令人欣喜的是，整个90年代德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译文逆势小幅提升，达到28篇，并呈现出两个显著变化。首先，新人新作涌现，多位少数民族作家作品首次在德语国家亮相。德国雷克拉姆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国当代抒情诗》，收录满族作家王小妮的两首诗歌《有这样一个山村/我感到了阳光》。王小妮颇受顾彬推崇，是其心目中“第一流的诗人……在德国成功得要命，每次朗诵会都挤满了听众”。顾彬主编的汉学杂志《东方向》2001年第2期刊登王小妮《你的普希金在锅炉里》；顾彬、唐晓渡编译文集《一切都善于背叛：中国后朦胧派诗人》亦收入包括王小妮《11月里的割稻人》在内的八位中国当代诗人诗作，2009年由德国魏德勒出版社出版，“通过顾彬与高红形神兼备的翻译，德国读者首次得以与中国现今最重要的诗人相遇，且对当前诗坛的多样风格与主题有所了解”。
满族作家王朔的作品也在90年代被译介到德语国家，《季节女神》1993年第1期隆重推介其《玩的就是心跳》与《顽主》节选，两部作品全译本分别于1995年与2001年由瑞士第欧根尼出版社出版。但据德国汉学家托马斯·齐默（ThomasZimmer）所言，“在中国受到喜爱的作家，在德国不见得会受到读者的青睐”，《顽主》单行译本在德国“受到冷遇”。
为了更加清晰、直观地呈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德语译介数量及其趋势变化，附图表以作说明。
三
另一方面，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在德语国家的传播同样也在修正拓展德语读者的“期待视野”，有关中国的刻板印象得到有效改变。阿来《尘埃落定》所描写的“不加修饰的解放前藏区景象”与西方传统视角中的西藏形象大相径庭，令德语世界耳目一新。德语国家学者不禁感叹藏族土司制度的专制与残暴及其属民所受到的残酷剥削与人身摧残：“阿来已然与备受众多欧洲人欢迎的陈词滥调——这里是邪恶的中国占领军，那里是灵性的藏族人及其古老文化——彻底决裂。一种残暴的封建制度也随着吞并而被摧毁。土司曾专制地统治着半农奴属民的生活。刑讯和处决用作消遣，神职人员则是统治者的后盾——这不是垂死的傻子所悼念的世界。”同时他们也不禁重新审视西方视域下的中国形象：“西藏不一样了。一切狂热的浪漫情调和所有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都需要接受审视。小说《红罂粟》颠覆了烙于我们精神之上的西藏世界观，它在中国的出版、发行和获奖（茅盾文学奖）使我们的中国形象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出于政治等复杂原因而长期被“神话化”的西藏形象以及通常被“妖魔化”的中国形象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