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的儿子三年级开学第一天回家就愁眉苦脸，原来英语老师要求他们在12秒内读完课本上的四句对话，并上传录音。周文翻开英语课本才发现，第一课就是对话，书后也没有音标。“每个单词都不认识的情况下，英语零基础的学生该怎样读句子呢？”
周文说，这样的课本，对于那些从幼儿园时就开始学英语的孩子来说，自然没有什么困扰。但对更多孩子而言，翻开这本教材，他们才真正打开英语学习的大门。
2024年秋季学期，很多地方都用上了新修订后的英语教材。有受访者告诉记者，新教材的词汇量有明显增加，相对复杂的单词和句型提前出现，一些版本的新教材一起步就学习具有一定难度的英语句子，26个字母穿插在其后的不同单元。
网上也有不少关于教材改版的讨论。除了中小学英语教师疑惑不知该如何教学外，也有家长直言不讳地指出，“没有英语基础的孩子根本没办法学”。
改版
刘颖在湖北省西部某乡镇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教英语。拿到新的人教版教材后，她直观的感受是，每单元的内容变多，词汇难度也有所提升。
对比教材正文前两页的内容，旧版教材均为I’mSarah和Ihavearuler这样的简单句型。而新版教材“Listenanddo”部分出现了“Waveyourhand”“Pointtoyourmouth.Smile!”等内容。此前，wave、smile等词汇并不要求学生在三年级上学期就掌握，但如今，“Listenanddo”部分是必考内容。
不只是三年级，同步修订的还有初一的教材。
李欣然总结，整体上更侧重训练学生在真实情境下运用语言的能力，增加了不少中西方文化比较的内容。
需要强调的是，此次修订的并非仅有人教版教材。
根据《2024年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现行的小学英语教材有多达二十余种不同的版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徐浩介绍，在这些教材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人教版教材，其次是外研社教材。还有一些地方版本，比如上海的上教版、江苏的译林版。
徐浩也是外研社版五年级和九年级英语教材的主编。他说，自己主编的新教材预计在2026年9月投入使用。
“说是修订，实际上是重编。”徐浩解释，由于2022年版的新课标与此前课标的要求完全不同，课程的架构和具体的内容都有较大变化，因此，旧版教材对他们的参考意义不大。他对比过几个版本的小学阶段英语教材，发现字母和语音的教学普遍都有所弱化。
此次改版依据的是教育部于2022年印发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简称新课标）。当年4月，教育部教材局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解释，现行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分别于2001年、2011年制定颁布，在引导和推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还存在一些与新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必须进行修订完善。
徐浩解释，上世纪90年代的英语教学主要聚焦知识和技能，学生即使依托语言知识学了不少短语和句子，但脱离生活实际，学了也不能用。2001年启动的课程改革和2011年修订版课标都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
“新课标对学生的综合素养进一步提出更高要求，不同版本的英语教材都根据新课标的要求做了相应调整。”徐浩指出，新课标要求教材呈现的内容都要有情境，而且是学生以后能用得到的真实情境。
老师的挑战
虽然早就知道要修订教材这件事，但老师们真正拿到新教材时，依然有些手足无措。
为何新教材会让一些师生感觉更难？
徐浩解释，新课标的总体目标更强调立德树人，因此，教材编写者必须花费更多篇幅或体量来呈现德育内容，那么在总体量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容纳和呈现的显性语言教学活动就会减少。
所谓显性语言教学活动，即明确地以学习语言知识（如语音、语法、词汇等）、训练语言技能（听说读看写）为目标的活动。
“长期的外语教学都是重形式、轻内容，所以老师教起来、学生学起来都会感觉很‘容易’，如今更强调内容教学，就会让师生们感到难度一下子就上来了。”徐浩认为，从本质上而言，是外语教学中一些原本就隐蔽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回应新课标要求的情景下凸显出来。
具体来说，重形式就意味着死记硬背的语音、语法的知识点就更多，教学上也更容易落实。但如今更注重内容后，要求也随之提高。徐浩以表将来时的教学为例分析，之前学生掌握“begoingtodo”的语法结构，老师就完成教学任务；现在学生需要掌握结构后面具体内容的表达。
由于学校排名靠前，学生整体基础扎实，李欣然并未遇到太多教学上的困扰。但她和同事们担忧，未来的试卷将会如何呈现，考核方式或评价体系是否随之变化。“如果考试模式并未变化，传统方式和新方法的区别可能只是学生积极性不同，最后成绩可能并没有太大差别。”
更依赖家长
新课标对学生的综合素养提出更高要求，英语课时又相对有限，此时，家长的辅导就变得更为重要。
更严重的问题是，乡村学校的师资相当缺乏。在这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仅有三名英语老师。刘颖负责三、五、七这三个年级的英语教学，每周需写三份不同的教案，教学之外，还有学校的文书工作，她已有些力不从心。
李欣然班上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她记得让学生介绍最喜欢的节日时，有的小组选择春节和端午节，介绍得相当到位，像放烟花、贴对联的英文都能很流畅地表达。“有的家长有意识地找线上课，如果老师在学校教得不清楚，可能会被家长质疑能力”。
如果家长有更高的主动性，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周文的儿子在东部沿海二线城市的一所省示范小学就读。他明显感受到，英语基础部分的教学任务转移给了家长。虽然每周只有两节英语课，但每天都有英语作业，包括录音上传App。
他们的英语老师会在App上查阅每位学生的朗读时长，不符合要求的会在家长群被点名，这让家长很有压力。
学生的分层很明显。周文孩子的班上大部分是高校教师子女，只有小部分来自拆迁户家庭，他们的父母教育背景相对有限，而这些家长在9月已经被点过三四次名。
据周文了解，班上40多人中，具备英语基础的不到10人，剩下的绝大多数都未提前学。
周文好奇学校的英语课怎么上，孩子告诉他，主要是教读句子，并未强调发音规则。周文明白，仅有校内教学远远不够，而孩子目前的课业负担已经很重了，无暇再报课外补习班。下午五点半放学，完成学校布置的各项作业都将近夜晚十点。“不可能每天再给他报班，他才八岁”。
对一线与基层的指导不够
教材仅是载体，老师们的教学依然有发挥空间。徐浩说，比如，老师能教十种不同的打招呼方式。如果学生课前已通过课外班掌握五种，老师就可以教剩下五种；如果学生处于零起点，连字母都不认识，那起码要保证他们学会课本上的这一种。
徐浩指出，课程教学落实的关键在于校一级的教学管理，但目前很多学校内的教学管理人员并未承担起这种责任。
调研中，徐浩还发现，一线教学人员得到的指导也不够。
新教材改版，一般会有针对基层教师的培训。刘颖参与过一些网络培训，她发现网课上所选择的孩子基础较好，课程提前排练过，这对她日常授课的指导十分有限，只能学习一下其中的授课步骤和课程亮点。
徐浩指出，英语与其他学科相比，家长能够触及的社会资源对孩子早期的学习影响较大，比如课外培训等。虽然如今的线上学习资源相当丰富，但这些资源是市场化的，并未触及真正所需要的人群。鉴于此，他建议各省教育部门可以通过更精准的摸排，充分发挥财政作用，使得这些资源能够抵达真正所需要的地方。
不出差的时候，周文之前每晚带儿子在河边抓螃蟹。如今，活蹦乱跳的螃蟹已经成为过去式，儿子每天穿梭在各项作业中，还有英语的App打卡。“他上幼儿园时画画还拿过奖，但现在也很久没有拿起画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