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谈长沙的民谣，赵治军是一个绕不开的人名。正如，谈长沙的休闲娱乐，离不开解放西路、化龙池，这些地名象征着长沙不夜城的地位。
酒吧街的故事，被赵治军写入歌里，叫做《午夜的解放西路》，成为长沙的一首城市民谣。
熟悉赵治军的人叫他“民谣老赵”，毕业于益阳城市学院土木系，发布过专辑《夜的孩子》，代表作品有《燕子》、《听话》、《陀螺》、《湘江中路36号》等。粗略的算了一下，老赵是活跃在长沙，年龄较大的驻唱歌手之一了。
他被冠以“湖南民谣第一人”的称号，赵治军对此很无奈，“不希望被贴上固有标签，也不希望被定义”，但他似乎也难以摘下“民谣”的帽子。
2018年1月2日，第一次与凤凰网湖南记者见面时，他就澄清了“民谣老赵”的由来，只是因为早期的他刚好唱民谣，而微博“老赵”的ID被抢注，换成“民谣老赵”，很快通过了审核，并且流传开来。
如今，赵治军正在打造一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专辑，一如既往的维护自身内心的完整，以及保持对现状的审视，在互联网冲击与躁动不安的时代，他用这种方式捍卫湖南原创音乐的尊严和地位。新专辑里，他不局限于创作民谣，将展现不拘一格的曲风。
赵治军，一个看似被遗忘的音乐人，一个反商业的独立歌手，他会将他的音乐之梦带往何方？
1留在老地方
赵治军四十岁，扎着齐肩的马尾。
这是他近二十年里唯一的造型，一副叛逆的形象。
严格的自律，让他没有中年油腻男的大腹便便，但早已像个小老头了。他反手撩起长发，在手掌上散开，白色占了三分之一多。朋友们多次调侃，“老赵的白头发是想问题想出来的”，赵治军总是笑着回应，幸亏脸上还没长褶子。
赵治军极具辨识度：一米七三的身高，体型偏瘦；戴着普通的黑框眼镜，胡须没有修剪，参差浓密；上身穿黑色的夹克衣、格子衬衣，下身是再简单不过的牛仔裤。
他的右手大拇指上戴着宽大的马蹄状戒指，像是在随时宣告着摇滚不死。端着一只上世纪机关单位独有的瓷质大茶杯，杯内覆盖了一层黑色的茶垢，依稀能看清几片泡开的绿茶叶。
头顶上，挂着一幅他和妻子的合影，20年前的他还是一张纯真、干净的脸。
赵家的房子大约建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灰色的水泥墙，抬头向上望去，窗户上的防盗网生了锈，密密麻麻地挂满衣服，各种电线将天空划成不规则的网状，偶尔有盆栽放在上面，点缀出淡绿色。赵治军的家在顶楼，楼梯间暗黄的钨丝灯发着微弱的光，门禁卡形同虚设，坏了。
打开门，是一套70平米左右的房子，两房一厅一厨一卫，桌子上摆着赵治军之前在益阳买到的紫苏杨梅姜，红色紫色散落在盘上。粉刷的墙皮已经有些脱落，墙上贴满了赵家10岁小朋友的黄色奖状。透过窗子，可以望见不远处中山亭的钟楼。
他常年蜗居在家里，“每天说话的人不超过十个”，享受、煎熬着独处的安详。时代列车开过去，当年一同玩音乐的人只剩下三人，还坚持做原创的只有他一个人了。赵治军清楚，所有人都似乎往前走了，他还留在老地方。
1998年，他出道，第一次来到长沙，参加酒吧歌手选拔，在复赛环节弹唱了崔健的《花房姑娘》，唱到“我就要留在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的时候，他紧张地卡壳了，“脑袋一片空白”。孰料，这一幕像是对他日后命运的预言。赵治军也被留在了长沙酒吧这个老地方，也依然走在热爱音乐的老路上。
同样，音乐固执地在他身上留下勋章般的印记：左手指留下一层层硬黄的老茧，扫弦的位置又划下一条条凹陷的小坑；双手合十，左手指明显长出右手指半厘米。
2从未觉得生活枯燥过
夜晚天空飘起小雨。城市沉浸在冬日的寒气里，不强烈却延续很久。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赵治军第二次接受凤凰网湖南采访，也是三年来第一次接受媒体的专访。
赵治军坚信中庸之道，他形容自己追求的情绪是取两个反义词的中间段，“这样的情绪最为难得”。
从性格上来说，这个矛盾体如和弦般契合，在孤独与喧嚣中同生共长：他喜欢美国西部片的善恶分明；他听歌，要么听快歌，要么听慢歌；他深居浅出，却又要融入喧闹；他反商业，又偶尔尝试商演；他是一个宿命论者，悲观主义者，却从未觉得生活枯燥过；他想逾越孤寂，打破平静，又害怕出名、失控；他遗世而独立。
赵治军双手捧着茶杯，靠着热度取暖，啜口茶，脱去鞋子，把脚搁进罩着毛毯的桌里，电烤炉坏了一只灯管，发出暗黄的光，他冷得微微颤抖。
现在的赵治军，已经有了固定的生活模式：
每天晚上十二点左右结束歌唱，第二天起来已是中午，吃过午饭，泡杯热乎乎的茶或者咖啡，打开电脑重温下老电影亦或者是看一本电子书，一天便过去了。
赵治军是个怀旧的人。家里一台用旧了的咖啡机，是哥哥十几年前送给他的。煮咖啡时它不停往外冒着汁儿，“嗡嗡”声传入耳畔，像随时会罢工似的，他仍没舍得更换。
手上戴的银色链子是很多年前，妻子送给他的，断了几回，便修了几回。以至于修链子的老板次次打趣地问到，“哟，这是什么时代的链子？”
大概是四五年前某一天，赵治军发觉自己在思想和文字上欠缺深度和高度。一场闭关修炼就从那时开始了，他几乎每天仅出门一次。除了维持家庭运行的基本生活开支，他拒绝了一切驻唱之外的演出，像个隐士。
他笑称，这次接受凤凰网湖南采访将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汇报。
3“我不是一台复读机”
每天晚上11点，赵治军准时出发。背上吉他，不紧不慢地换鞋、下楼，骑上黑色小毛驴，前往化龙池。
公交站已无人等候，几辆出租车带着空车的标志不时经过。
不到两公里的路程，骑到化龙池巷口，堵住了。每家酒吧的门口都站着几名年轻人招揽着生意，今晚这条街上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赵治军快速穿过巷子，走进k2酒吧，从十一点二十分开始到十二点结束，一共唱6首歌，这是赵治军每天的固定演绎。
酒吧里是另外一个世界，坐满了人，男男女女肆意谈笑着，画着精致妆容的女孩大声地讲话，理着寸头的青年叼着烟吞云吐雾，酒吧职员静静地站在门口听着歌曲。灯光的颜色繁多昏暗，在每个人的脸上打上变幻的色彩。
负责非洲鼓伴奏的搭档催促赵治军，准备演出了。
即刻，赵治军上台。他穿着淡蓝色和粉色相间的格子衬衫；脖子上戴着一块带有西部风情的红色丝巾，例行在桌子上放一瓶科罗娜啤酒。
他喜欢在酒里投入一片柠檬，每唱完一首，喝上一口。他一直喝这款啤酒，十多年未变过。
通常，赵治军会先观察在座客人的年龄阶段、性别、状态，判断要唱哪一类型的歌。
一只长满茧子的手拨动着琴弦，赵治军安然坐在话筒架前，男人充满沧桑感和磁性的声音通过话筒传递，他似乎总是用力的通过面部表情传递情感，那张年仅40岁的脸在唱歌时总是皱巴巴的。
他的歌曲，有爆发力，有张力。在一些关键词语上，赵治军的喉咙，如同放进一粒沙子，声带振动，不多不少，恰到好处的沙哑，沉重、独特。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赵治军把第一首歌《夜夜夜夜》唱到高潮部分，将话筒对着听众，客人们跟着慢慢地唱起，上演一场合唱。
他保持一个习惯，在听一首新歌时，只会听熟练整首歌的70%，剩下的由自己自由发挥。
赵治军与酒吧老板约定，客人不能抢话筒，只唱点歌本上的歌。他认为，互相尊重，是各行各业中确保秩序平稳运行的法则。超出歌本的歌曲，不管给多少钱，他都不开口。
“有一些旋律，有一些歌词永远不能够从我的嘴里面跳出来，因为它违背了我的审美观念。”赵治军说。“如果这首歌我自己都不喜欢，连我自己都不能够打动，我凭什么唱出去感动别人。”
“我唱歌的时候不是一台复读机，是一个有真切实感的人，也并不在意有人欣赏我。”赵治军说。
唱完六首之后，赵治军跟前来敬酒的客人一一碰杯。
87年出生的小周喜欢上赵治军的音乐已经十年了，小周说道，“很多年前看到他是这幅模样，一直没有变，他的歌有一种沧桑感，能够打动人心。”
K2酒吧负责人李特介绍，酒吧和赵治军是互相寄生的关系，他不跑场，挣的还没年轻人多，但在这条街，暂时没有人能撼动他的位置。
K2酒吧老板吴泽彪介绍，赵治军驻场是在2010年的夏天，之前驻唱歌手的风格不定，赵治军的出现给酒吧增添了民谣的标签和定位，很多客人慕名而来，带来的客流量增多，“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季节，总有人在等着他的出场”。
“他是长沙清吧的一张名片”，吴泽彪认为，“只要一站在舞台上，就能拿出最佳状态。他是一个有着认真的态度，用心唱歌的人。”
吴泽彪说，较之年轻人，老赵的竞争力在于他更有阅历，更有自己的风格和音乐素养，表达对世界的理解更加深层。
4夜的孩子
对赵治军而言，他是一台摄像机，记录下每天发生在酒吧内外的故事。这些都在夜色里行色如常，却又，极尽人生百态。
在20多年的漫长时光里，通过这一平台，他了解不同人的生活和故事。
一些所见，赵治军将其写入歌里，诞生了《午夜的解放西路》：午夜的解放西路/多少人挥霍着青春/又有多少人在寻找着青春/午夜的解放西路/多少人满怀着希望/虽然早已注定/只能收获失望。
一位著名媒体人对好友赵治军第一印象是，凌晨的时候，赵治军背着吉他出现在夜宵摊上，与朋友聚餐，边喝酒边唱歌。
他最喜欢赵治军的歌是《当初》，即便这是赵治军在家里用ipad随意录下的，也听得让人流泪：那些当初的日子都戴着太阳的花冠/那些当初的夜晚都长着月亮的青苔/当初的理想已经融化成坚固的道路/当初的想念已经丢失成再也找不到的爱。
他觉得不能用职业两个字去形容赵治军，在酒吧里有一堆油腻的驻唱歌手，他们仅仅是“琴匠”，赵治军是在燃烧自己，用心唱，卖力唱，沧桑有故事，是有思想的音乐家。
《夜的孩子》是相应的尝试。
《夜的孩子》专辑的封面呈现出世界的荒芜，一轮弯月挂在深蓝色天空下，赵治军坐在吉他上，脚下是亮起万家灯火的城市景观。赵治军像一个独立于城市之外的旁观者，孤独地审视着一切。
朋友周涛为赵治军推荐了画家肖家墨，第一张专辑《夜的孩子》的封面是他的作品，赵治军很满意。
专辑名是赵治军的儿子写的，那时他年仅三岁，写的歪歪斜斜。
赵治军说，这几个字代表夜晚出行的人，也完美地阐释了朋友们孩子般的状态，所有的悲伤都来自现实的无奈，大家愿意敞开心扉，互相温暖。
“妈妈你对我说，你要听话；老师你对我说，你要听话”，“有一天我有了孩子，我要对他说：孩子你是自由的，你只属于你自己。”《听话》隐秘的抨击当代社会、家庭教育方式的同时，阐明了赵治军骨子里向往并追求着自由。
即使有了原创，驻唱的时候，赵治军也不愿意唱自己的歌，在他看来，在场的人不一定有共鸣，年龄层次不一样，有可能会冷场。
5遇到吉他
在1995年，“第一次听见吉他声”的赵治军，从未想过：多年后，自己会混迹长沙音乐圈。
那年夏天，傍晚，天空有余晖，八九个人的聚会，当古典吉他曲《爱的罗曼史》传入耳畔，赵治军穿过大厅，走进吉他曲萦绕的房间。
这个情节就像一部默片，而吉他声是这个情节里唯一的特殊存在，多年以后，赵治军认为这是神奇的一幕。
“你要教我。”这是赵治军听到曲子之后对朋友说的第一句话。
朋友送给赵治军一本六七成新、16开大小的《吉他三月通》，以及一把红棉牌吉他。
90年代中期，学吉他算是一件奢侈的事，赵治军是整个年级里唯一弹吉他的人。
赵治军老家在益阳资江旁，出身于一个建筑家庭，父亲是建筑公司的职工。从小在河里玩砂石、泥巴、水，跟音乐完全搭不上关系。
赵治军父亲因为家庭条件影响，没能继续完成学业，因不得志抑郁而终。有着书生的清高气且古板，即使在建筑工地这样的油水宝地，父亲也不愿意做任何“私活”，因此家里的日子时常过得紧巴巴的。
为了养活一大家子，母亲几乎承担着这个家庭全部的压力。不仅上班，她还会跟师傅学裁缝，还学了理发。
父亲留给赵志军的印象并不多，整月整月的出差，但给了赵治军音乐的启蒙。
小时候，一个夏天，父亲用木头脚盆给赵志军冲澡，父亲唱了《乌兰巴托的夜》，这个画面至今在赵治军脑海回旋。
另一幕是，小学的某一天，父母亲从外面回来，父亲手里拎着一台录音机，播放了《相思河畔》，是由张蔷翻唱邓丽君的名曲。
在那个精神生活贫瘠的年代，家里的那台录音机，成为打破赵治军潭水般生活的石子。
赵治军的哥哥也是个喜欢音乐的人，他把一盒盒磁带带回家。那时，家里有一个专门放置磁带的抽屉，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国内的、国外的、香港的、台湾的磁带，上百盒，塞满整个抽屉。
听音乐贯穿赵治军整个青少年时期，只要一回家就打开录音机，写作业，睡觉都在听歌，录音机有自动倒带功能，睡觉的时候把声音放小，来回反复听。
6“不能这样生活”
上世纪90年代，长沙歌厅发展繁盛，活跃于长沙的街头巷尾，成为人们娱乐休闲的首选方式。
而彼时，一个来自台湾的驻唱歌手雷俊（英文名Frank）办了名为“塔客堡”的歌唱餐厅，悄然改变一代人的娱乐方式，成了格调的代名词，最多的时候有12家，签约驻唱歌手10多人。
赵治军说，塔客堡影响了整个南中国的音乐人。
90年代想要当歌手必须考歌手证，持证上岗演出。文化稽查大队会临时进酒吧查证件，违规使用歌手的酒吧将遭受罚款，当初的赵治军也同样考取了这个证件。
1998年，赵治军参加塔客堡歌手选拔，参赛的报名资格是集齐五个可乐瓶盖。
他开了眼界：以英文歌参赛的队伍；两人组合的演唱方式，延长原创曲目等等。
复赛，赵治军感到紧张，“没见过世面，没见过这阵势”，“紧张到厕所干呕，肚子一阵痉挛。”
赵治军唱了两首歌，第二首是崔健的《花房姑娘》，脑袋一阵空白，忘词了，在观众的鼓励中，赵治军勉强唱完，成绩倒数几名。
回想这一段经历，赵治军说，“与他们比，我的天赋不算什么，他们因各种原因离开了，我不过运气好。”
赵治军向塔克客堡老板店长提了一个要求，“我只上夜班”。
300元一个月的工资，每天下午五点半上班，到十一二点打烊，这是他在塔克堡里最初的日子，他想在这里见识各种歌手的表演，他想学到更多。
有一天，歌手唱完离场，赵治军打扫卫生，遇到一个姑娘失恋了，店里要赵治军临时登台唱了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姑娘大哭，送了20元小费，抹着眼泪走出了酒吧。
三个月之后，赵治军的妈妈说服他回到益阳，开始了短暂的工地生涯。
益阳地区工程公司，是赵治军毕业后就职的单位。成为一个工程师的小助理，穿梭于钢筋混泥土之间，跟随施工员看图纸，参加供应商的请客饭局。
对20出头的热血青年来说，建筑工地上的工作既枯燥又无趣，赵治军强烈抵触这样的生活。酷热八月中的一天，像往常一样应酬完喝了点小酒的赵治军找了一间空房准备小憩。
他斜眼看着窗外蔚蓝的天空，迷糊当中，赵治军似乎看到，很多年后自己依然重复的过着枯燥的生活。这个画面让赵犹如被雷劈中，一个声音灌入脑海：“你不能过这样的生活。”
他开始感到有点疲惫了。
7360天唱别人的歌换来几天个人专场
又一次机会，赵治军去塔客堡试场，获得了“塔克客堡”老板的认可，正式成为歌手。
一个星期两场演出，每场演出30元，一个月下来，赵治军的收入是240元，还没有服务员工资高，巨大的落差让他有些挫败，也曾被老板狠批过，被劝不适合唱歌了。
因此他格外珍惜机会，当出现需要其他歌手代班时，即使距离再远，他也能骑自行车飞速赶到现场。
在90年代，会唱英文歌的歌手极少。老板开始教赵治军唱英文歌，要求每天学会一首，每晚赵治军练习到凌晨3点，最终被老板肯定。
赵治军一个星期演出增加到了十来场，每当口袋中的BB机响起，他火速赶到下一场演出地点。
在2003年的中秋节，塔客堡的老板告诉他，岳阳有个录音棚，需要录音师，赵治军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告别了在塔客堡的青涩日子。
到了录音棚，赵治军才意识到自己有大舌头的毛病。
赵治军几乎过着两点一线的“苦行僧”生活，陪伴他的是一张张循环播放的CD，女朋友每个星期一次的探望。
“做了三年敲钟的和尚”，赵治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对声音的敏感度，还是涉猎各种音乐形式，建立了对音乐的审美。
2007年，赵家小朋友出生了，赵治军回到长沙，当年一起玩音乐的年轻人，相继离开塔客堡的舞台。长沙的音乐圈凋零，却也暗藏转机，赵治军辗转到“金牛角西餐厅”，一家当地著名的音乐餐厅上班。
2009年橘子洲音乐节开启，他参加《手写音乐会》合辑音乐录制。赵治军第一次出现在更为宽广的公众视野中。
他曾在蜉蝣做过一场音乐会，乐手加起来有9个人，排练了一个月，每个人才分到400元，一个月的付出跟收获完全不成比例，最后自己掏钱请大家吃了宵夜感谢了大家。
赵治军也办过十城巡演的活动，尽管有赞助，但最终都以亏本收场。赵治军对现场音乐要求苛刻，宁愿不赚钱也要使用最好的设备。
8“该生一贯自由散漫”
从小到大，各级老师给赵治军写下最多的评语是：该生一贯自由散漫。
赵治军天生爱自由，不喜约束。
在塔客堡时，赵治军就很少和人打交道。“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歌手。”大家看着沉默寡言的赵治军，疑惑不已。
但在舞台上，赵治军很客气地感谢前台、服务员，说一句简单的告别，收拾好吉他，闷头走出酒吧。
如今，即便赵治军仍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宅男，但他和十几年前相比，外向不少。
原先，赵治军有社交恐惧症，和陌生人聊天，肯定不是第一个开口的，而现在路过酒吧的过道，他会主动和两旁的小摊贩打招呼，递上香烟。
他不懂基本的社会操作：不用滴滴打车，不用共享单车，不喜欢“多余的”手机智能功能，社交媒体也不怎么用。
“不太喜欢说话。有时候一天下来，往往遇到几百人，然而，一天说话的对象绝对不会超过10人，包括娘子和孩子。”赵治军冷冷的脸上似乎写着“闲人勿扰”的字样，自称带着轻微的“社交恐惧症”。
他说，他会主动少或者零接触“不必要”的人。
一位多年未见的发小说：“你啊你，从小就不会主动找我，只有我来找你。”
很多社交活动，例如聚会唱歌，朋友们不会叫赵治军，因为赵治军不会去。
在交流音乐上，遇到知识面、价值观不在同一层级的人，他懒得开口，“要去解释很多前提”。
说着，拿起桌上一盒555牌香烟，赵治军点燃抽了一口。
音乐合作伙伴，诗人撒韬认为，赵治军是一个玩艺术的原创歌手，因为社会身份的缺失，孤独是这种艺术家的必备状态。
9悲观和宿命论者
赵治军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宿命论者。
他相信明天有明天的苦难，但我们先要把今天的苦难过完；也相信很多事情都是上天注定的，只是选择不同的方式而已。
对应的是，赵治军的人生信条也有两个：一是不做不喜欢的事，二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赵治军说，“勉强去干你做不到的事情，最后只会给自己和朋友带来麻烦。”
他举例，大学生裸贷，是女生没有能力的勉励而为，超过了能力范围，甚至毁了一生，“我最怕这一点”。
中庸，适度，简单，一切刚刚好。这是赵治军一直信奉并且追求的。中庸，介于欣喜若狂和悲痛欲绝之间。
台湾漫画家蔡志忠所作的带有插画和通俗解释的《老子》、《庄子》是对赵治军影响最大的书，他说，在十几岁时，我理解的无为是把自己掩埋，什么都不干。现在看来，无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了解自己的欲望很简单，了解自己不想要什么却很难。
拥有一个东西，同样也会拥有很多烦恼。赵治军至今也不会开车。“不是生活必需品，我可以不要。”
赵治军觉得：给车做保养、为车买保险等一系列后续事项很麻烦。对于他而言，小电驴刚刚好，可以带他穿越长沙市的街巷，自在如风。再比如，拥有了一台珍贵的相机，他就拥有了欣喜，但同时也怕它磕着碰着。
一旦自己有了这些本不必要有的困扰，那就再也不能安心创作了。
“钱够花就可以，赚那么多钱干嘛？”
有人为了生计而停止唱歌，找了别的行当谋生。但赵治军认为，不以唱歌为事业了并非是一种妥协，而是一种人生的选择。妥协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应该尊重每个人对生命的选择。
赵治军喜欢和自己较劲。他说，“日拱一卒，今天的我比昨天的我优秀一点就是进步。人生应该是自我超越。”
在歌词写作方面，赵治军也近乎苛刻。
他说，如果这首歌是表达爱与痛，那整首歌里不会出现“爱”和“痛”字，却能让听者感受到爱和痛的存在。
对于一些所见所闻，赵治军仍然保持愤青的姿态，但不固执，更喜欢刨根到底。他反感热点事情一发生，很多人喜欢转载大v的观点，“都不用思考，甚至不用看标题就转发，然后配上几句义正言辞的话，自己就能变得高大上吗？”
他多次拿出一条新闻举例，爱狗人士去堵了高速救狗，运输者怎么赔偿巨大损失，狗权不能至上，这是打着道德的旗号赤裸裸抢劫。
看不惯，赵治军说得激动了，常把“操蛋”“傻X”等字挂在嘴边。
妻子一旁听着，认为赵治军对很多事情的看法依然“率真”，缺少社会经验。
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独立的思考，有独立的自我，能够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去干自己喜欢干的事。
他不轻易的发声，如果要发声，那就是音乐，音乐是他思想的果子，是他对事件的态度，因而歌里充满评判。
赵治军的骨子里有艺术家的冷静与清高。
他称自己的成长是“野生”的，无人管束，自由任性，像他脸上拉碴的胡子。
熟悉赵治军的人叫他“民谣老赵”，他被冠以“湖南民谣领袖”的称号。
他的悲观主义表现在歌曲上是悲伤，表现在情绪上是愤怒。愤怒是他创作的根本，是音乐的内核，但他认为愤怒绝不能野蛮生长，他明白安放好愤怒，才能成就好音乐。
“愤怒就像一个坑”，三十岁后，赵治军变得理性了，“我还是很愤怒，但是我知道不能够用愤怒去解决愤怒，那个只会把我自己烧成一团灰。”
1影迷
在生活与音乐、事业、家庭之间，赵治军逐渐寻找到平衡点。
为了生计，曾经辗转长沙各酒吧驻唱，下午5点到晚上12点半都在唱歌，赵治军不是在唱歌就是在路上跑。
音乐之外，赵治军喜欢运动。篮球打不动了，便换成了游泳。每周星期二、四、六，赵治军准时带着儿子到游泳池，正常情况下，他一般游一千五百米到两千米左右。
看电影是他内心建设的方式。电影排行榜上TOP1200的电影，赵治军如数家珍，尤其喜欢看西部片。
“美国早期的西部片，有一种很原始的美，里面的人善恶分明，坏人就是坏人，好人就是好人，好人淳朴、简单、热情。”
2018年1月11日晚上，赵治军驻唱回来之后，将第四季的《黑镜》看了几集，直到夜里一点才入睡。隔了几天，又一次驻唱回来，他又将已经看过几遍的《银翼杀手》重温一遍，持续到凌晨三点。
凌晨四点三十五分，赵治军在朋友圈发布一段文字：我目睹战舰在猎户座的前端起火燃烧。我看着C射线在唐怀瑟之门附近的黑暗中闪耀。所有这些时刻终将流失在时光中，一如眼泪消失在雨中。这是电影《银翼杀手》结局的台词。
喜欢的电影，赵治军可以看很多遍，像《教父》就看了好几遍。
他也大范围听歌，而风格是两种极端，要么是欧美摇滚风类快歌，燥且大声；要么是抒情风慢歌，温情且娓娓道来。
现在的赵治军增加了一项爱好：看书。
赵治军喜欢看历史书。一次买了十本，赵治军认为了解世界的发展史，才能知晓世界为什么会发展到今天，以此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他对《文明的脆弱》这本书印象深刻。
他的kindle电子书屏幕显示着《瓦尔登湖》，“最近正在看”，赵治军微微一笑，他觉得作者像他，独立而又自如地生活。
2愤怒像一个坑
这一切平静之下，赵治军仍然保持他的怒火，不管是音乐还是他的个体成长，他对怒火的处理，视为他生命的内核。
毫无疑问，年轻的时候，赵治军是个愤青，常因不平之事呐喊，却发现，无济于事。
“愤怒就像一个坑，如果意识不到那是个坑，就会无限地往下坠”，这是愤怒在赵治军眼中的样子。
“如果你自己不爬出来，以一种相对健康理性的视角来对待你的生活，生活就会越来越糟糕。因为没有任何人有义务帮你，把你从那个坑里面拽出来”。他接着说。
怒火曾经在他身上不可控的燃烧，甚至不断的为自己添柴，“为了愤怒而愤怒”。
赵治军现在回过头去看十几年前写的歌，“‘我靠’，当时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实际是一种无病呻吟。”
《假面具》，是多年前赵治军创作的一首歌，没有发表，歌词写道“我要撕掉假面具，带你回到纯真的童年，让我们的世界变得纯洁”。
赵治军解释，歌词中浅显地表达出渴望在现实世界返璞归真的愿望，只是年轻时少不更事的呐喊，简单的喊口号，“宣泄情绪是没有意义的”，并不能解决问题。
三十岁是一个分水岭，赵治军的孩子出生之后，他变得理性了。
“我已经过了那段激情燃烧的时期”，赵治军平淡地说着，“我没有看开，我还是很愤怒，但是我知道不能够用愤怒去解决愤怒，那个只会把我自己烧成一团灰。”
赵治军在慢慢的控制这团火焰，让它保持燃烧力度，更加内敛，试着解释身边发生的事情，找出为什么。
他还保持燃烧自己的姿态唱歌，希望自己愤怒的火焰一直燃烧，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没有愤怒，就如同被宣判精神上的死亡，因为已经感觉不到痛苦了，永远都是正能量的，“这不是变态吗？”
赵治军歌曲的创作很多时候源于生活和新闻。
《燕子》的创作源于赵治军对孩子的愧疚之情，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雾霾铺天盖地而来，赵治军感叹自己无法使孩子拥有蓝天，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燕子》便产生了。
《陀螺》的创作源于众人似陀螺一样的生活，陀螺转的驱动力是来自于欲望，是欲望不停地抽打，让陀螺不停地旋转。
“我是一只不停旋转的陀螺”，然而陀螺本身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旋转，“没有人在乎我想要什么，也没有人在乎我想要做什么。”
3反商业
他拥有一个清晰的，富有吸引力的形象，无需设计，天然摇滚明星的范儿，按道理说，这是适合包装的形象，鲜明，独特。
人们容易记住这张脸，也容易记住和接纳他的声音。一个音乐人有更好的风格标签有利于进行商业包装和推广。在音乐场上混迹多年，赵治军深知这个道理，却不为所动。
他不太擅长秀自己，本能的抗拒。
由此，很难形成潮流。就像一只青蛙在古井里，朝着天空唱歌。但老赵就喜欢这样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赵治军是比较反商业的，不过，这样也让他有更强的可塑性。”同为曾经的塔客堡歌手，朋友周涛这样评价，他认为，赵治军一定要有鲜明的音乐风格，多参加商演，多在电视台露脸。
在周涛的印象里，赵治军参加过几次橘子洲音乐节，几次个人音乐会，唯独的一次商业尝试，是唱了一首叫做《湘江中路36号》，这是中信商场出资邀请赵治军打造的一首歌曲，还拍了MV。
有人邀请赵治军开通直播，赵治军扫了扫二维码，毅然回绝了。
《中国好歌曲》是赵治军唯一欣赏的节目，注重歌手原创实力，他参加过两次，可惜都在最后关头被淘汰，他没有遗憾，自认为他的歌不符合大众审美。
此后，有某音乐选秀节目曾经多番邀请，他屡屡拒绝，他认为，“它首先是一个综艺，其次才是音乐。”
“音乐类综艺节目背后所掺杂的因素太多，从收视率到节目收益，音乐仅仅是这些节目的包装外壳。选秀公司是一个个能榨干人血的割韭菜的机器，利用完你的剩余价值后就把你扔掉，我不愿意做他们手中韭菜，也不愿被商业化。”赵治军说。
赵治军对商业始终持有犹疑态度，既渴望，又害怕，“害怕无法驾驭名气，也无法确定自己能否经住金钱的诱惑。”
于是，他给了自己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出名是基于你的作品、造诣达到了一定水准，获得了大家的认可，才能带来名气，赚钱。”
他不想迎合大众，关于大众音乐品味的口水战，赵治军谈起来滔滔不绝。
他认为媒体和音乐平台掌握了渠道，没有帮助大众建立正确的审美，迎合大众的快餐音乐，“到了最后，他只会听某种音乐，给一个不同的音乐，他听不懂。”
但有人又会指责大众不懂欣赏，却很少人骂歌手生产垃圾。
赵治军认为，音乐只是工具，人在使用工具，而不是工具使用人，“一个好的歌手能驾驭歌曲，通过旋律、节奏的变化，感情汹涌地喷薄出来。”
音乐合作伙伴、好友撒韬则认为赵治军之所以不出名，是因为不被人理解。
他说，“当下大众审美观逐渐下滑，大众所能接受的东西不再复杂有深度。再加上老赵宣传推广不到位，因此很多人不能够理解和欣赏赵的歌曲。”
撒韬还认为，网络歌曲井喷，制作快，一天可以做几首出来，批量生产，廉价卖出，“花几个月去雕琢、琢磨，很少有人干这个事，劣币驱逐良币。”
4长沙没有音乐圈
除了大众音乐发展的尴尬处境，赵治军还深忧长沙音乐。
赵治军说，长沙玩音乐的人口基数少，是长沙没有音乐圈的重要原因。
90年代的长沙音乐圈被人敬仰，歌厅文化在全国前列。
此后，“塔客堡”餐厅应运而生，催生出一批追求身份认同的文艺青年。地下乐队开始在长沙火爆，各类风格乐队层出不穷。
当时，塔客堡酒吧设立吧台、舞台，一个loft小二层，灯光暗黄，所有家具纯原木。吃的是牛排和煲仔饭，喝珍珠奶茶、啤酒。从下午一点半开始，三四个歌手轮流唱到深夜。
彼时的长沙，除了华天酒店提供牛排，就是塔客堡了，一份38元。最畅销的是太阳牌啤酒，科罗娜啤酒，是时下TVB热播剧男女失恋的标配。
赵治军翻开一个蓝色的文件夹装载的点歌本，一寸厚，一张张都是在塔客堡手写的歌单，里面夹着纸条，赵治军伸进塑料夹里，捏出一张张纸条，一一朗读，仿佛回到过去的岁月。
《IBeliveve》,是一个姑娘手抄的曲谱，她翻译过来，递给赵治军演唱。
有人会写一个纸条，有的说心情不好，很想听某一首歌曲，有的说明天离开这座城市了，想听一首，作为在长沙最后的回忆。
但是随后，长沙音乐圈开始走下坡路。
2000年左右，MD、CD的出现对现场乐队是致命打击。此前，乐手是乐队的核心，老板为减少演出成本，找一个DJ就好了，裁员乐手，导致大波乐手失业、出现断层。
长沙音乐市场的整体萧条让赵治军觉得可怕，音乐人所剩无几。
但广州、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音乐圈发展较好；武汉、成都、云南、西安都有音乐学院，新人辈出。
长沙缺少这些条件，音乐规模小，年复一年人才流失。
赵治军笑称，“长沙欠缺玩音乐的年轻人，所以人们才把我戏称为长沙民谣第一人。其实我更希望我是抛砖引玉的砖，引来一批新歌手。”
“音乐本来就具备融合性，好的音乐市场应该是百花齐放”，赵治军说，“我希望长沙有专门的音乐学校，培养更多人才。”
赵治军认为，这一点对于中国的歌手来说有些残酷，中国有相当一大批歌手自己办了一家唱片公司，包揽了整个唱片公司的工作。而选秀节目挖掘新人，让其他的唱片公司难以为继，实际却又不干唱片公司的事，难以成就歌手。
图为撒韬与赵治军合影
5我的定位是模糊
大概在四五年前，赵治军开始尝试写新风格的作品，所含括的已经不单单是民谣，赵治军说，风格仅仅是一种音乐形式和情感的表达工具，他不希望别人称呼他时加上“民谣”这个前缀。
他的合作伙伴、诗人撒韬，两人相识近10年，共合作了超过30首歌。
撒韬认为，赵治军对音乐的理解准确，常常做出突破，给彼此惊喜，他笑言“长沙城市那么小，能找适合合作的人只有赵治军了。”
目前，赵治军的第二张专辑仍在制作当中，也是由两人合作完成，邀请到了二人的好友，著名音乐制作人潘卫东担纲制作。这张专辑目前暂定收纳13首歌，风格多元，包含了七八种风格，包括民谣、摇滚、复古、探戈等。
第二张专辑中，收录了一首让赵治军印象深刻的歌，2015年撒韬出了车祸，命悬一线，在调养之际，撒韬写下了《快走》，赵随后谱曲，添加了安魂曲的元素。
歌曲《六月》，是一首带有古典音乐风的歌曲。
撒韬理解，即使《燕子》这首歌颇受人喜欢，赵治军也不想再创作一首相同风格的歌，“艺术是不断杀死自己过去的过程。”
对于这张专辑，赵治军给自己的风格定位是“模糊”，“我的风格就是没有风格，我讨厌重复的，没有意义。”
他认为，他不在意他的歌有多少人听，多少人喜欢，他在意某个突然打动听众的瞬间，就说明有了交集。音乐，只是赵治军用来表达他自己，表达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工具。
“迎合大众，就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好作品。”他说，“如果我仅为了大众去做一些事情，那就会违背我的内心。”
歌曲就像是自己的孩子，赵治军表示，他只能负责这个孩子的出世、培育，至于以后能成长为什么样，全都靠它自身的命运。
因此，赵治军对于能否走红泰然自若，重要的是一个人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得到幸福感和满足感。
“我的音乐能证明我的存在”，赵治军认为。
赵治军想好了，如果他去世了，追悼会上只播放一首歌曲，他的《我的墓地应该长满茸茸的青草》：“我的墓地/应该长满茸茸的青草/就像太阳和月亮的果实….在游荡的背影之上/刻着一生的痛和骄傲/就像春天/那茸茸的青草”。
他说，他的音乐就是那茸茸的青草。
对于未来的规划，赵治军希望自己头发、胡子花白了仍在唱歌。他调侃头发胡子已经白了三分之一，还剩下三分之二的梦想暂未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