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超自然”的存在荣耀自性之光芒！
韦伯的“天职”说
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在职业的天职中履行职责变得被视为是道德活动所能具备的最高表述形式。这一献身于天职的道德价值的新概念恰恰是将宗教意义附加于日常工作的观念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天职的概念最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这一方式产生出来的。
韦伯用“天职”与资本主义精神连接，韦伯给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找到了历史根据。同时探讨为什么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又为中国民营企业把了脉：
“儒家维系官僚体制权威之伦理，中国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
韦伯处于资本主义刚刚兴起，刚刚从中世纪的黑暗出来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当时大家普遍认为，资本主义是科技发展的结果，特别是与蒸汽机的发明有关，却与上帝信仰相违背。
天主教相对轻松。误入歧途的天主教徒可以定期忏悔，通过神父洗清罪过，恢复上帝眼里的好名声。但新教没有涤罪一说，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宽恕罪过，而他在审判日之前不会表明心意。这使得新教徒的焦虑大大增加，终身都有负罪感，要在严厉的、无所不知却沉默不语的上帝面前展现他们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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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韦伯骤然闪亮世界
韦伯一生基本默默无闻，但其后他的名声呈几何级数增长—因为他开创了一些重要思想，以理解资本主义的运作和未来。韦伯肩负一种责任，他要为凭制作好产品而赢得收入的商业人士，寻找到更为有利可靠的精神依托。
韦伯的时代有点跟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类似。邓小平几次三番赦免“傻子瓜子”年永久，就是在给民营企业找存在的理由。后来，小平同志贯通了。他经过不停地访问发达国家，总是以一个谦卑的学习者身份出现，经过深度思考后，他南巡讲话口气很坚决，因为彻底打通了一个基本理论问题：
市场救济是工具，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我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记得2000年，看到吴敬琏老师给我的新书《思想片段》作序，邓质方认真读了，非常喜欢。就跟我说：
“老爷子南巡之前，曾经让我去拜访吴敬琏老师，向他请教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逻辑关系。吴老师很真实的一个人。”
一如南巡讲话为企业发展找到了精神依托与合法地位，使得中国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并且一举加入WTO，与世界经济融合在了一起。感谢这种融合，中国供应链越来越强大。
刚刚从中世纪黑暗走出来的欧洲，韦伯称之为"世界的祛魅"。我们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理性化、理智化，最主要的则是“世界的祛魅”。“祛魅”也可翻译为“除魔”、“去魅”、“解咒”、“去神秘化”等，世界对于人类来说也不再是一个充满迷魅或巫术的存在，只不过是人的理性完全可以把握的因果机制。“世界的祛魅”过程，实质上是世界从神圣化走向世俗化、从神秘主义走向理性主义的过程。
韦伯虽生性谨慎，但却出乎意料地给出了许多如何改变事物的理念。他告诉我们权力是如何运作的，提醒我们要改变国家，思想可能远比工具和金钱更重要。这是极其重要的观点：
人类就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找到了尊严。冲破中世纪的黑暗，刚刚上路的资本主义，如何在笃信宗教的人群里找到合理的解释？这个成为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发展最急迫的使命。
完成这个使命的就是马克斯·韦伯。他是如何完成这个使命的呢？他是个怎样的人？
02
韦伯是个怎样的人？
马克斯·韦伯的一句话，说透了他这个人的至诚：
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
这是韦伯的一场演讲《学术作为志业》中的一句话。1917年11月7日在德国慕尼黑市斯坦尼克艺术厅所作的演讲。韦伯以冷峻的基调向青年讲述了“以精神工作作为一种志业”学术前景之黯淡、学术之不可为，学术作为一种物质上的职业，极其艰辛，性价比超低，年轻人投身于学术，无异于是一场鲁莽的赌博：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
任何人如果不能，打个比方，戴起遮眼罩，认定他的灵魂的命运就取决于他能否在这篇草稿的这一段里做出正确的推测，那么他还是离学术远点好。他对学问将永远不会有所谓的‘个人体验’。
没有这种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没有这份热情，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你来之后数千年岁月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全看你是否能够成功地作此预测——你将永远没有听到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那么你就应该去做别的事。因为凡是不能让人怀着热情去从事的事，就人作为人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事。
这一段话不仅指涉了从事学术的人具有怎样的特质，也体现了韦伯的“志业”理想。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当时年仅22岁的学生，当场听了演讲就选择了以哲学为志业，他以“极其震撼”来描述这场演讲对自己的震撼：
他苍白而疲惫，急促地穿过爆满的讲堂走向演讲桌……他的脸庞与下巴长满了浓密的大胡子，令人想起班贝格大教堂的先知雕像深沉而炽热的神情。他这场演说从头到尾都没看稿子，也没有停顿索词之处……他的话语之中浓缩了毕生的经验与见识，所有的话都从内心毫无转折地倾掏而出，都经过他批判的理解彻头彻尾地斟酌过，都由于他的富于人性的凝重气质而显得强劲而有穿透力——而正是这种人性的凝重气质凸显了他出众的人格。
他提问题之犀利，一如他拒绝诉诸任何方便的解答。他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的面纱，但是每个人一定都感受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处，有着深刻而真诚的人文理想。在文艺积极分子们做过了不计其数的革命演说之后，韦伯的话真可以说是一种救赎。
正是这样一个觉醒者，有着至诚去寻找工业技术进步与资本主义的合理性。
03
他从真实的生命出发
研究真实的资本主义精神
他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研究美国建国之父之一富兰克林，在商业实践中，展现了怎样的品格与精神：
在富兰克林的例子中看到的把工作奉为天职，系统性并理性地追求合法利得的心态。一方面，这种心态在近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与其相适应的形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企业也在此心态上汲取了相应的精神动力，这已成历史事实。
个人有责任增长自己的资本，秘诀在于信守承诺、保持信用。
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谁若被公认是一贯准时付钱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聚集起他的朋友们所用不着的所有的钱。这一点时常大有稗益。
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
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东西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他还探究分析的基督教不同分支中历史上存有过的思想特性和差异。宗教使得资本主义得以发生。不是任何宗教，而是兴盛于北欧的一个特别的、非天主教的宗教，资本主义曾经在北欧特别有活力，现在依然如此。
资本主义是由新教，具体来说加尔文教派创建，这是由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和他在英格兰的追随者—清教徒们发扬光大的教派。
在他1905年出版的大作《新教徒伦理学和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引出了路德的“天职”概念展开讨论。韦伯认为天职的概念是宗教改革的产物：
“在职业的天职中履行职责变得被视为是道德活动所能具备的最高表述形式。这一献身于天职的道德价值的新概念恰恰是将宗教意义附加于日常工作的观念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天职的概念最早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这一方式产生出来的。”
韦伯用人们看得见的事实和鲜活的案例说明，为了上帝的意愿努力工作为天职，由此而带来的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把其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
这里的逻辑富有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即人在尘世中履行的职责是上帝安排的，工作即是服侍上帝，在现世里孜孜不倦地进行职业劳动，因此变得神圣和有意义。韦伯用事实与崇高的信仰说明：
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如果说工作是责任、是天职，拼命积累财富是一种荣耀上帝信仰的方式，那么在西欧和英美等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普遍存在的为了劳动而劳动，挣了大钱还依然厉行节俭，就是应有之义，自然而然的结果。
新教徒的哲学把人的行动作为重心：日常世界被事实、理性和可发现的科学法则主导。因此，飞黄腾达并非天注定，也不能靠恳求祈祷得来，它只能是常年缜密思考、诚实行动、勤勉且明智工作的结果。韦伯认为：
智性的诚信，踏实而审慎地行动，缜密思考，勤勉且明智的工作，以及为自己行为结果负起责任的勇气。这五个因素在一起成为资本主义建立起来的核心催化剂。
真正让人无限感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真诚而全心地对后果感到负有责任，按照责任伦理行事。然后在某一情况来临时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
拥有这样伦理、人格与品质的个人、社会组织和共同体，才能够真正驾驭资本主义。只有具备这种“自我的清明”抉择之后更为清醒而明智地行动，一个人才能在“内心一致上”形成完整的人格。
随着物质财富不断积累，利益引诱着人们忘却初心，逐渐在现世的享乐中“沦落”，产生了越来越多“没有灵魂的专家”与“没有心肝的纵欲者”。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是理性的表现，是西方文明的独特性所在。他将这种精神看成西方文明的支柱，如果西方文明会没落，那很可能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精神”消失了。
韦伯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1904年出版这本书以后，他想进一步探讨世界其他文明体为什么没有诞生出资本主义制度。1915年，韦伯写作了《儒教与道教》一书，于1920年即韦伯去世的那一年正式出版。
04
为什么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
在《儒教与道教》中，韦伯延续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思路，研究了儒教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的生成关系。韦伯是一个真诚的学者，但是囡于当时翻译经典文本所限，他没有认识到“道家文化”才是中国文化的底盘，而是把道家文化当作了玄学的异端，将士大夫遵从的儒教文化视作正统。最后，他将“儒教”与新教伦理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得出结论：
儒家维系官僚体制权威之伦理，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
韦伯判断有些武断。但是，这个判断很符合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真实命运。曾经长期被战争所捆绑，和平了却又受到新官僚体制的挤压。后来也是跌宕起伏。回到韦伯的主题上来。韦伯认为，儒教理性主义与新教理性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
1、儒教讲忠孝，新教讲博爱；
2、儒教的信条是“士为知己者死”，新教则是为上帝尽义务；
3、儒教无原罪思想，新教有原罪思想；
4、儒者修身养性以受到别人尊重，新教徒改造自己以赎罪；
5、儒者之间无信任感，新教徒之间相互信任，便于开展商业信贷活动；
6、儒者辞藻华丽，新教徒语言质朴，便于信息交流；
7、儒者是儒家经典培养成的，往往无经世致用之才，新教徒在圣经法律意识与经营思想的熏陶下，把自然科学知识看做是在职业劳动中能够合理的把握世界和控制自己的手段。
两种伦理最尖锐的对立部分表现在它们的核心概念“礼法”与“使命”上，儒教倡导人们理性的适应世界，而新教则教导人们去理性的改造世界。此外，新教徒有一种狂热的使命感和禁欲精神，这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文化素质。
韦伯的真诚与素养，都远远超过《菊与刀》的美国作者鲁思·本尼迪克特。但是《菊与刀》的作者是个心理学家，而且懂“禅学”和“道学”，她可以从一个更高的维度，俯瞰日本文化，而抓住不一样的精神。而韦伯太钟爱他的新教主义研究分析，却没有从中国社会结构的实证出发，而仅仅是从“儒教”与“新教”对比分析的视角对出发，得出结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韦伯得出的基本结论，也符合历史发展的真实。只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还没有切入更为深刻的本质。
韦伯可以说，要做自己的主人，做有良心的好产品，赚钱越多越好，以此来光耀上帝的“天职”。如果绕着“上帝”这个弯可以把人生的主要问题说清楚可能会更好。韦伯说“天职”，中国儒释道三家，都在说自性，在早于2000多年前就在说“自性生万法”。尤其是《中庸》更是强调觉悟自己的“天命”，来替代为荣耀上帝的天职而做好事。无疑，自性、“天命说”更有张力。
《中庸》就融进了儒释道三家的立论和逻辑，很接近现代文明的最新进展。包括韦伯的新教主义之资本主义精神的提炼和逻辑，也还没有达到相当的高度。【待续】
——End——
大美绝活是一种信仰
疫情中与疫情后，中国消费者的痛点太多了！这些痛点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出发点和终点。市场没有缩小，随着消费者痛点的漫延，市场更加广阔了。需要企业家带领企业真正从解决消费者的痛点出发，拿出大美绝活，给消费者创造真正的价值。大美绝活或好产品，造福消费者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企业的未来。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消费者的每一笔购买，是对企业的投票，决定了企业的前程。然而有些企业家本末倒置，把重心放在了政商关系上。没聚焦好产品的功夫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