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数据显示，我国大约有40%的少年在读完初中后，没念高中，去了“中职”。与如此庞大的数目形成对比的是，在媒体与学术杂志上，他们的身影近乎隐形。也许，只有社会新闻上的一闪而过：今年6月，湖北17岁职校生余某从深圳某电子厂宿舍六楼坠亡；去年9月，16岁学生李某从昆山某工厂坠楼身亡；2013年5月，一职校实习生在重庆富士康新城坠亡……生活里，职校生则是被标上“坏孩子”、“混日子”的标签，剩下的，我们所知甚少。
本次专题围绕职业教育这一话题展开，我们试图从社科视角来理解：职校生是谁，他们的困境与命运如何，又是什么导致这些困境。第1篇作为农民工身份的代际传递研究，追踪“农二代”职校生从学校到工厂的过程，讲述现有的职业教育如何扮演阶级再生产的角色。第2篇作者以代课老师的身份进入职校进行田野，就职业教育中“去技能化”和“空洞”问题展开具体讨论，以此理解职校生“混日子”行为背后的结构性力量。第3篇聚焦我国职校泛滥的“学生工”问题，分析劳动力商品化如何塑造了这种不稳定的用工体制。
与第1篇稍显不同的是，第4篇试图找到职校生的阶级形塑过程中的“新”与复杂性：借由韦伯的分析路径，作者讲述职校生由半技术工人进入新型服务经济领域后，逐渐成为了一个新社会阶层。第5篇从身体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探究职校女生这一群体的特殊性——她们所面对的规训以及颇为矛盾的应对逻辑。第6篇试图对某职业技术学院升格过程的微观运作机制进行社会学分析，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的现状。第7、8两篇追溯了历史上中国职业教育的兴衰变迁，以及对应的社会文化背景。第9篇引入其它四国案例，来理解职业教育在其它国家的起源、制度再生产与变迁等问题。
摘要
中国职业学校学生的命运究竟如何？本文根据南京市两所职业学校为期一年（2007—2008年）的民族志研究，借由韦伯的分析路径，描述了职业学校学生学习生活以及最终由半技术工人进入新型服务经济领域的过程。研究表明，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中，职业学校是一个产生新社会阶层的优选场所。首先，职业学校从结构和意识层面上生产一个独立的年轻人阶层群体；其次，职业学校打造的相似学生背景和共同生活空间有助于催生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和文化；再次，职业学校构建的新文化积极作用于学生的选择和生活方式，促使他们流向服务行业，成为半技术工人。总之，职业学校学生正处于一个新社会阶层初级阶段：共享着相似的生活方式、生活机遇、市场地位和有限的社会流动。
2008年一个早春的下午，我坐在南京市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大教室后面的矮凳上。尽管坐在最后一排，但我的视线仍可以毫无阻挡地看到前面的黑板，因为前面的学生几乎都趴在窄长的课桌上睡觉。面对此情景，我清楚地观察到老师毫不在意学生们注意力已经分散，她只是面朝黑板，不间断地讲述着教学内容。环顾四周，水从天花板的缝隙漏落到墙上和水泥地的小坑中；四米多高的天花板下，静静地悬挂着管道、电线和在阴冷空洞的空间中不时闪烁的荧光灯。
透过一面墙上排列有序的窗户，一些学生凝视着窗外。从这所学校的三楼，我们能清晰地看到长江大桥。对那些感到无聊、注意力分散的学生来说，看各种轿车和卡车在桥上来回穿梭是一种不错的消遣。有些学生的视线转移到窗外的被一大堆废旧物填满的院子，在那里农民工正在分拣废纸、塑料、轮胎和堆积如山的瓶子。还有些没有睡觉的学生则在桌底下摆弄手机发短信，或者用MP3听下载的周杰伦的新歌。
这种现象在中国中等职业学校教室似乎并不罕见；在中国的中低等学校，学生对老师教学内容感到无聊而不积极投入其中，课堂死气沉沉的现象十分常见。然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正在这种现象背后发生着：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正在中国城市形成。
作为当代中国阶层形成进程的一面镜子，本文探讨了职业教育中一群年轻人的生活和经历。从威利斯（Willis）、布迪厄（Bourdieu）和帕斯隆（Passeron）开始的有关青年文化的社会学经典著作一直认为，学校是社会等级和阶层差异再生产的主要场所。虽然这种洞见完全是基于西方工业社会的研究，但它并没有让中国老一辈的教育理论家感到震惊。毕竟，在“文革”开始时，毛泽东就竭尽全力地通过把目标转向学校来开始激进社会平均主义。
然而，在今天极其快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的背景下，教育和阶层之间的关系遇到了几个重要的问题：随着社会阶层的再生产，学校也能有助于产生新的社会阶层吗？如果能产生，那是如何发生的呢？在今天的中国，通过教育系统会产生何种社会阶层呢？通过在南京市两所中等职业学校为期一年（2007-2008年）的民族志研究，本文认为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中，中等职业学校是一个产生新社会阶层的优选场所（privilegedsite）。借由韦伯的路径，我探究了早期阶层形成的三个方面。首先，我描述了职业教育如何从结构层面和意识层面上生产一个独立的年轻人阶层群体，在当今中国他们普遍不符合与人类资本发展相联的阶层流动和中产阶级道德性市民身份的主导观念。其次，我讨论了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背景以探讨这一制度环境是如何促使新的社会阶层群体形成。再次，我探讨了职业学校学生对生活的看法，进而讨论他们开辟通向未来的方式，这种方式也是阶层文化中新的形式。
一、中国的阶级形成
研究新阶级形成的学者指出，阶级的概念在中国尤为复杂。部分原因是因为“阶级”这个词基本上不再使用了，而是代以“社会阶层”这一术语，它的使用促进了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社会经济等级学术讨论的去政治化。用Anagnost的话说，“社会阶层的这个新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指涉的是社会不平等而非社会对抗”。在过去的十年，中国的分析家们在没有诉诸阶级差别话语的情况下，用了一系列的概念框架和定义来尝试对当代社会经济分化形式进行分类。
尽管在中国对阶级是如何概念化的话语受到限制，但国外学者一直在努力理解新的社会阶级。如Chan等通过对中国南方外来劳工的调查研究，采用更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有力论证了集体行动是新的工人阶级形成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用他们的话说，“工人们不仅仅基于家乡、族群、性别和同伴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同一工厂内组织起来，同时在劳工跨出排外性社会网络与强关系之限度进行抗争的更为广泛意义上促成工人团结”。
Goodman,David.(Ed.).(2008).ThenewrichinChina:Futurerulers,presentlives.Routledge.
根据这些研究，新的中产阶级形成的一个有趣的方面是它具有令人期待的特征，如一些学者已表明的那样，中产阶级理念所承载的文化价值份量比他们实际人口总量要多得多。尽管他们的职业、收入和社会地位可能参差不齐，但相对少数的中产阶级和新富人的文化和消费活动以及高水平教育在今天的城市公民理念中仍占主导地位。一小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消费者“享受着比较舒适和现代的生活方式”，且恰如其分地充当着当今中国城市中现代行为的典范。那么，接着引发一个疑问：那些没有接受特别良好教育也不能赚取足够的钱来满足恰当消费的城市人（urbanpopulation）是怎么样的呢？
二、韦伯式阶级分析
在进一步讨论中，韦伯说明了阶层和地位的关系：“由于过度简化，可能有人会说阶层是根据与商品的生产和控制关系来进行，然而地位群体则是按照它们特殊的生活方式中呈现的商品消费原则来进行划分”。
因此，韦伯式的阶层理解涵括了经济和文化层面，包括与市场、生活机遇、荣誉和生活方式（通常被定义为消费方式）的关系。个人和群体的水平和垂直流动受到他们带入市场的资源的限制，或者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描述的“这些社会阶层，或者从区分的意义上讲，共享生活方式、社区和态度的可感知到的社会群体，产生于制约社会流动的经济基础”。
这个架构对理解当代中国职业教育中的学生尤其有用。正如我随后的详细讨论，我认识的这些年轻人并不是作为新中产阶级典范的、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世界公民者。然而，在城市经济中，他们比父辈获得更多的向上流动，在新工人阶级研究中他们的父母被描述为农民工或贫穷的城市工人。在职业上，这些年轻人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他们也不会进入那些可以给他们提供足够多收入去追求中产阶级崭新生活方式的行业。相反，作为半技术工人的他们进入的是新型城市服务业。从结构上、经济上和意识形态上，他们一方面处在农民工和无产阶级之间，另一方面处于农民工与新中产阶级之间。
接下来，我将谈论职业教育打造这些学生生活机遇的一些方式。这种谈论部分依仗于界定他们带入劳动力市场的资源（在本研究中是证书），部分借助于与学术意义上“正常”城市青年相对的消极地位的道德群体来描述他们。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年轻人部分地通过他们消费活动以及不顾自身处于消极道德地位而宣称自我尊严的方式，来建立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在结论部分，我将讨论围绕这些年轻群体的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界限是如何形成以及这些年轻群体如何形成他们自己本身的意识和积极活跃的阶层的潜力。
三、教育体制和地位群体
1．普通青年，考试制度和代表“失败”的职业
教育正如许多观察者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中国，发展的观念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种观念在人的层面上部分是由教育成就来衡量。因此，尽管他们对阶层理解存在很多分歧，所有中国的新中产阶级的分析家都一致认为，一个核心标准是高教育水平：从定义上看，受教育程度高者比受教育程度低者发展得更好。这样的话，个人的发展越来越能代表整体国家的发展。如同国家的发展是基于合理的管理、资本投资（部分在高科技上）和生产高质量的出口商品之上的那样，现在人的发展就要求父母应该用一些被科学家证实的方法来培养孩子，投资在像电脑这样的主要设备上，并且把孩子的发展目标投向国外市场。
为了能恰当地培养孩子，中国城市家庭被期望用一种累计策略来对待其独生子女。父母、祖父母和其他重要的成年人（包括当前的社会背景，也就是中文所说的“环境”）实践着微观的人力资本政策：他们投资孩子的教育以期未来能获得报酬。对他们来说，年轻人主要的活动，也是唯一的活动——就是学习，而这最简单的体现就是考试分数。在未来，这项活动（学习）和这些父母的投资将会如其所愿在新道德经济中快速产生回报，在新道德经济中，价值积累为高成绩和考试分数，而这又会有利于得到高薪工作、威望、面子和关系，这些作为塑造未来的方式被家庭不断地再生产。
2．职业教育：对额外教育的增长性需求
职业学校建立于毛泽东时代，起初是为城市单位系统培训中层管理和技术人员。许多学校是由工作单位直接开设，用于培训它们需要的管理和技术人员；而另一些职业学校由当地或省教育部门主管。在一个教育水平低下的时代，职业学校毕业生被看作是知识分子，且因他们的知识技能以及他们对党、工作单位和国家的贡献而备受尊重。
在中国，九年义务教育的政策意味着从小学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前九年，学费是由国家资助的。在九年级以后，所有希望继续接受教育的学生要参加一种考试，即中考。中考的结果让一定比例的学生流入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他们将备战三年之后的高考。市级教育部门根据每个辖区的普通高中和重点高中招录的高一的学生总数来调整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在每个城市、每一年都会变化。例如，在南京，2007年大约52%的九年级学生根据中考取得的分数能够进入普通高中或重点高中；每个学生的分数决定他/她所能进入教育层次的等级或高度。其他约48%的、没有达到高中录取分数线的学生也有自己的一些选择，其中之一是放弃学业，然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一名非技术性工人，但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选择这种路径。富裕家庭的孩子会花钱进入“私立预备”学校，这些学校的目标是让学生考取国内或国外的大学。而相当一部分想待在学校、又没有钱进入“私立预备”学校的学生选择了接受职业教育，作为他们最后的出路。
某地中学校园内悬挂的宣传标语“就读中职学技术，升学就业两不误”。[图源：meipian.cn]
学校利用与市政部门的联系作为一个招生的诱惑，学校承诺至少有一些毕业生被分配到市国有企业的公共部门工作。在我们所观察的一年中，学校给学生提供的工作是在南京地铁系统中担任售票员、站台员和清洁工等一些低水平的基础性工作。由于这些工作的高稳定性和低风险性，学生们对这些工作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地铁预科”班的分数线是进入这所学校最高的，“地铁预科”班的学生也处于学校中社会层次和道德层次的顶端。
虽然这两所学校有些不同，但是他们也有相似之处。他们招进来的学生都被社会定义为“非普通”的，因为他们一般不参加高考。实际上，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学生甚至不允许参加这种考试，尽管教育部最近颁布政策可以通过“自学”方式参加高考，以服务于那些没能完成正规高中学业的学生，但参加考试需要多年自学的准备，且通过率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对于这些学生来说，生活发展路径依赖于大学文凭是被禁止的；他们的生活机遇很大程度上在他们进入职业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因此，他们在人生早期15岁的时候就要承受丧誉群体的“污名”。
为了努力减轻这种“污名”，两所学校都承诺，他们提供的职业教育能把这些青少年带回正规化的发展路径中去。这些学校还承诺，将建立起从学生的现状通往他们理想状态的桥梁。实际上，他们承诺做到这些，是通过宣称教授青少年能够用来找到工作的技能，而这些工作又能使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都市生活方式，通过工作为国家做贡献，并且通过不断增长的消费促进自身的发展。在意识形态上，这些学校一直承诺使学生通过教育成就重获生命历程中的位置，最终回到主导观念之中。下面的部分，我将概述这些目标未能达成的原因。
3．职业学校教室中的新社会形成
尽管职业学校的学生被社会定义为一种单一、负向荣誉地位的群体，但两所学校的招生是极其多样化的。教室是当代中国的一种大熔炉，这个地位群体由众多来自不同农村或城市背景的青少年组成，他们是第一次这样聚集在一起。
这个新群体的形成部分得益于管理政策，涉及职业学校赚钱盈利的方式。要进入我们所研究的两所职业学校，需要一定（较低）的中考分数和几千块钱的预付学费，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准入要求，也不需要“南京城市居民户口”。因此，坐在教室里的学生，既有南京市以及附近城郊的，也有来自江苏农村地区的，还有其他省份的。
然而，当这些孩子聚集在职业学校的教室中时，他们的背景似乎不那么重要了。不同种类的同班同学有一些刻板印象（例如，两所学校为数不多的一些认真的学生被斥为“典型的农村孩子”，只知道学习）；有些同龄人因方言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组别，但是我观察到的友谊超越了家乡的社会划分、父母的社会阶级、户籍区分，甚至方言差异。学生们喜欢和有共同兴趣爱好或者认为漂亮可爱的同学交朋友。当我询问这些学生关于朋友群体的选择时，他们耸耸肩，觉得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这些完全是很自然的。
即便这是一个极其局部的现象，我所知道的青少年开始建立不同种类的社会联系和社会认同，与以往长期关于认同的研究——认为认同或身份深深植根于先辈居住地和当前户籍身份——不同。在许多方面，这些学生的社会生活实际上并不令人感到惊奇。毕竟，其他学校青年人也和他们的（部分）同班同学交朋友，不同的是这些同班同学的身份，因为职业学校教室里混合着第二代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下岗职工的子女。与Pun等讨论的宿舍制度相似，教育制度为新的社会关系提供了空间。聚集在这些教室里，这些青少年有着相似的生活机遇，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等同的声望、地位。在这样的空间中，城市无产阶级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正在共同建构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和文化。
潘毅（NgaiPun，左图）和ChrisSmith（右图）的宿舍劳动体制研究“Puttingtransnationallabourprocessinitsplace:thedormitorylabourregimeinpost-socialistChina.”[图源：wordpress.com，royalholloway.ac.uk]
四、新阶层文化
1．“失败”的文化
同样的，老师们总无休止地向学生讲述早恋（意思是毕业之前有一个浪漫的伴侣）的道德危害。在中国城市里，青少年之间的浪漫关系是受到强烈谴责的，因为这被认为会分散他们在“最重要的学习”上的注意力。然而，对于职业学校学生来说，这与学习是完全无关的，因为他们再也没有考试需要学习，他们的分数对完成学业或找工作实际上没有什么影响。因此，为什么不去找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呢？事实上，许多学生都这样做了，有的是在同学之间，有的是通过朋友介绍。有些人意识到这种行为“犯规”了，就向老师和家长隐瞒这种关系；约会保密的伎俩成为两所学校用餐或放学后闲聊的主要话题。
2．新的学生文化
尽管有这些对于他们的消极评价和消极态度，但职业学校学生们并没有把自己视为“失败者”。尽管他们意识到今后可能的人生机遇和消极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正在建立属于自己通向未来的发展路径，这是一条没有遵循国家所主导的个体发展的路径。通过这样的路径，他们形成了一种新型的青年文化，即使有污名和考试失败带来的低下地位，这种文化也会寻求一种新的尊严形式。换句话来说，虽然人类发展的主导思想排除了这些青少年失败以后还能创造某种形式文化的可能性，但是他们确实带来了某种新的东西。这些学生同国家意识形态和原有的社会范畴彻底决裂。我认为他们的自我认识就是一种新青年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和新的社会阶层相联系的地位群体。
这些学生也针对测试分数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道德论点。一些学生告诉我，他们并不是中考的失败者，实际上，他们的分数完全可以进入普通高中，只不过，他们选择进入职业学校。他们争辩道这种选择是孝顺的，因而也是非常道德的：他们将完成职业学校的学习，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经济上自食自力者，而不是上正规高中去浪费父母的钱，在那里极少有学生最终能通过高考。他们坚信自己没有上正规高中的学生那么自私，因为那些人把自己的未来建立在家庭的需要之上，因此，这些学生没有采取“个人价值和考试分数成正比”的意识形态，他们不把自己看成标准考试中的“失败者”，而是在作为孝顺孩子的这种积极社会地位中找到尊严。
因此，实际上对于社会针对他们的每一个批评——懒惰、愚蠢、浪费——这些学生都有一个回应。在韦伯的体系中，尽管他们处于丧誉地位，但他们仍在寻求一种方式来建立尊严。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他们没有这样表达它——但他们正在建立一种新的青年文化。在这种新的文化中，这些受鄙视的学生是消费者，但却是节俭的消费者。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兼职来养活自己，这些兼职是富裕者或多数学术青年所唾弃的，但是他们能使其变得有趣。这些兼职在标准的中产阶级意义上不是“技术形塑者”（即不能从兼职中学到技术），这些学生也知道，他们当前的工作不会带来好的发展前途，但他们在多变的新都市经济环境中要面临的未来就是：不管他们上升到哪一步，都会不断地跳槽和寻求新机遇。因此，这些低端的兼职，对于他们学到城市的生活方式、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和明白如何利用好特定环境，都是很好的锻炼。
3．职业：服务行业的工作
在毕业后，这些毕业新生通过进入更好的工作（即跳槽）来增强灵活性，有时候频繁到两三个星期一次，他们跳槽的原因是多样的，不仅仅是因为钱或更好的流动机会：有时候为了离家近一点，有时候离职是为了避免和同事的冲突升级，或找一个好老板，甚至为了找一个午餐时提供更好食物的公司。虽然按照人力资本累积的标准来看，这些行为似乎是反复无常，甚至是非理性的，但正如SusanWillis所言，“按一个特定的逻辑去跳槽”。通过这样做，这些青年人实践着在经济领域里唯一真正拥有的权力：放弃的权力。不断增长的需求意味着总有另一份工作，可以跳槽去另一片天地。
五、结论：新社会阶层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道德和社会环境下，青少年越来越多地根据他们所取得的教育成就而被定义，我主张职业学校能为新社会阶层的形塑提供思想和体制框架。作为一个阶层群体，在韦伯的框架中，这些学生是“特权受损”的，但是，他们正在努力建构一种新文化，使其积极作用于他们的选择和生活方式。作为一个群体，职业学校毕业生有着相似的生活机遇：尽管他们在城市服务业找到了看似众多的水平流动（的机会），但是他们未来的垂直流动（即未来发展）很有可能因教育证书的缺乏而受到限制。
尽管未来是不可能预测的，但如果他们保持当前的生活轨迹，这些职业学校学生不可能成为中国“新富群体”的成员，也不可能是全球流通的奢侈品的消费者，也不可能被作为他人效仿的模范人物。然而，他们也不会是工厂职员、建筑工人或低级饭店的服务员，这些工作是农民工所从事的。相反，他们将成为新一代灵活的服务人员，作为半技术工人进入新型服务经济领域。由于他们在服务型经济领域仅享有有限的社会流动，因而共享着相似的生活方式、生活机遇和市场地位；换句话来说，他们正形成一个新社会阶级（韦伯意义上的“阶级”）。
这种分析是可行的，因为这些青少年有相同的组织性背景——学校。分析者长期认为学校是社会性区分和再生产阶层的主要场所。然而，我的研究表明，学校也可能是形塑新社会阶层的特殊场所。正如Pun等认为工厂里的“宿舍制度”能摆脱地区、语言和种族的限制，形成新型的社会和集体关系，我认为新教育制度也有创造新的社会结合体的可能。这些新社会群体的产生不仅是基于物理因素——不同青年群体学习在同一教室里，而且形成于特定教育环境形成的思想空间中。因此，正如“住房”能给Zhang提供一种视角去洞察中产阶级的“阶级空间化”，“宿舍”被Pun等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去观察新工人阶级形成一样，学校也有利于洞察新服务阶层形成。
另外两个原因也说明学校的重要性：首先，在变化着的社会阶层内部，学校是由国家资助的机构，其伴随着定位他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思想体系框架。学校执行着国家制定的有关居留许可、考试和社会流动等政策。由于当今中国的阶层以及社会阶层差异变得越来越尖锐，学校及家庭的教育抉择将是理解这些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次，学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阶层这个概念在当下中国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我所认识的这些青少年肯定不会意识到他们正在形成一个新社会阶层，如果被问及，我想他们会坚定地反对以一个阶层为基础的分析。鉴于Anagnost的观点，即关于阶级的概念已在中国渐渐式微，这种现象是不足为奇的。如果没有这种“阶级”的概念，我认为职业学校是学生生活经验的首要组织者和现实力量。职业学校让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群体；也让他们作为无缘更高教育的地位群体而待在一起。他们的学校教育决定了其生活机遇和流动机会，也给他们提供创造价值和意义的机会，并且在学习生活中反对老师们的“不屑”。
尽管在今天，这些职业学校学生对他们的未来是乐观的，但是，经济萧条可能会对他们的市场境况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同样会毁坏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和计划。经济和社会环境是否让他们阶级状况的“现实制约性和影响”变得清晰可见，这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