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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研究
社会阶层结构
社会结构
社会阶层
阶层
城乡
中产阶层
农民
群体
GDP
阶级
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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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社会已进入矛盾的凸显期
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现代化大致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段是经济发展为主的阶段；第二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阶段；第三是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从总体来说，我国实现小康社会以后，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并重，即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阶段，但是由于认识和体制、结构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社会发展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社会结构同经济结构一样，由若干个子结构组成。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等。下面将以社会结构层面为视角，分析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
（一）社会阶层结构矛盾
社会结构反映了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利益分配、交往互动的基本状况。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就是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与精英群体利益间结盟迹象的矛盾。
（二）就业结构矛盾
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产值在GDP中份额的下降是必然趋势。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应将农村剩余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转入二、三产业的发展中去。我国农业在GDP中的份额逐年下降，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已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快速下降。1991—2003年的12年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下降了9.9个百分点，而同为12年间隔的1978—1990年，农业在GDP中的份额只下降了1个百分点。社会学家陆学艺指出，2008年农业在GDP中只占11.3%，这是由39.6%的劳动力创造的。这就意味着还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要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来。因此，把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只有改变这种结构性矛盾，才能实质性地解决问题。
（三）社会分配结构矛盾
社会结构的形成是受发展导向及制度等多重因素影响，但社会结构对于社会各方面问题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从分配结构层面看，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的矛盾和劳资矛盾纠纷。
1.贫富差距的矛盾
2.劳资矛盾纠纷
有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劳资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为改制分流方案不透明、不公正；改制企业劳动者经济补偿标准过低；劳动合同存在短期化现象；拖欠劳动者工资、不按时缴纳社会保险、不清偿职工的医疗费等。非公有制企业劳资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合同签约率低，多流于形式；劳动条件差，安全生产问题严重；存在克扣和拖欠工人工资现象；劳动报酬较低，缺乏基本的劳动保障等。[※注]劳资矛盾是任何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必须面对的一个普遍性问题。虽然不可避免，但矛盾的范围和强度可以控制。消解劳资矛盾，调处劳资纠纷，政府责无旁贷。各级政府和工会组织，应在劳方诉求和资方诉求中寻找交汇点，在劳方利益和资方利润博弈中寻找平衡点，在资方的自决式管理和社会的人文发展中寻找精神共振点，寻求解决劳资矛盾，调解劳资纠纷的有效的可行的方法。
（四）城乡结构矛盾
二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
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无论是表现方式，还是对社会的影响，都出现了新特点。社会矛盾呈现出复杂性、群体性、扩大性、解决难度大等特点，具体表现如下。
（一）社会矛盾具有复杂性
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矛盾从多方面显现出复杂性。从时空视角看，有历史性的社会矛盾，也有现实性的社会矛盾。如国企改革不彻底所遗留下来的矛盾，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现阶段比较突出的分配不公、城乡差距拉大、劳资关系紧张等方面的矛盾，尽管采取一些积极措施逐步解决，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进一步发展的势头。除此之外，还有潜在的社会矛盾，如城镇化的推进，围绕农民的宅基地可能出现的处置权问题，土地征用问题非常突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更加强烈。从存在的多重性看，有空前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变革导致的矛盾，有利益主体加速分化和各种群体利益冲突导致的矛盾，有简单的社会管理与复杂的社会结构导致的矛盾。从交织状态看，有历史的社会矛盾、现实的社会矛盾和潜在的社会矛盾的交织，有行政性调解、司法性调解和人民性调解的矛盾的交织，有群体性矛盾和个体矛盾的交织，有合理性诉求和非合理要求之间的矛盾的交织，有理性诉求表达和非理性诉求表达矛盾的交织。[※注]
（二）社会矛盾趋于群体性
（三）社会矛盾网络助推被扩大
（四）干群矛盾较为突出
现阶段我国干群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不仅冲突时有发生，而且有时矛盾异常尖锐。干群矛盾原本是利益矛盾，但是，近几年这一矛盾出现了由经济利益诉求向政治权利诉求转化的趋势。尽管大多数干群矛盾是因经济利益得不到满足而发生，其实质在于经济利益矛盾，但是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类矛盾，群众经济利益受损，这类矛盾就容易发生变化，从经济问题转为政治问题。像一些地方发生的因农民对征地补偿标准不满意、城市居民对房屋拆迁补偿款不满意，或者职工对企业改制中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而不满意等群体性事件，最后便转向政治诉求、政治维权的目标要求。一个经济问题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会带来一定的社会风险，群众对社会的不满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情绪，往往会因一件偶然的事件，而爆发出不理智的行动，迅速发展并给社会造成不利影响。[※注]
（五）社会矛盾的解决难度大
三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一）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理论
社会结构（socialstructure）是社会学广泛应用的术语。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它包含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等若干重要子结构，其中社会阶层结构是核心。社会结构具有复杂性、整体性、层次性、相对稳定性等重要特点。一个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应具有公正性、合理性、开放性等重要特征。[※注]本书主要围绕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社会阶层结构展开分析研究。
1.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与阶级阶层理论
2.中国共产党的社会阶级阶层理论
阶层，通常指在同一阶级中，因财产状况、社会地位或谋生方式不同而区分的社会层次。如农民阶级分为雇农、贫农、中农等。[※注]阶层是按多元标准划分的，即它既可按人们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也可以依据社会地位、职业和收入以及其他因素来划分。因此，阶级内部可以划分为不同阶层。在分析社会层次结构时，除进行阶级分析外，还要进行阶层分析。阶层分析与阶级分析不同。第一，阶层分析是阶级分析的深化。阶级内部，各阶层的利益、态度、价值观念等都有其特点，决定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同。第一，阶层分析是阶级分析的具体化。一个阶级中的各个阶层，虽然存在着差别，但它们的阶级本质是共同的。
马克思的社会阶层理论，是根据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揭示社会的阶层结构。马克思认为，占有并控制生产资料的集团构成统治阶级，而没有生产资料的集团构成被统治阶级。阶级之间发生的冲突和斗争，表现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不同层次。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的社会阶层理论，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并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运用并丰富了社会阶层理论。
（1）毛泽东的社会阶级阶层思想
（2）邓小平的多元阶层划分标准的思想
（3）江泽民的社会阶层思想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阶层结构也出现了深刻变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逐步形成，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异显现，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矛盾和冲突加剧。面对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多元发展趋势，江泽民深化了社会阶层问题的认识，促进了社会阶层理论的发展。
第一，首次使用“社会阶层”概念。江泽民明确提出，要重视研究社会阶层结构变化问题。他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正式使用了“阶层”这一概念。他说：“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注]江泽民使用“阶层”这一概念，准确地反映了我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实际。同时，他使用了“社会阶层”这一概念，并提出了新的社会阶层所包含的内容。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并且认为，“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注]江泽民首次使用“社会阶层”这一概念，有益于突出阶层意识与合作色彩。面对新的变化，他要求全党同志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面临的现实问题。
（4）胡锦涛的“促进阶层关系和谐”的思想
3.西方社会学的分层理论
社会分层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社会分层理论，从财富、权力、地位三个维度对社会结构进行划分。马克斯·韦伯的这一社会分层理论，对当代西方社会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马克斯·韦伯“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
分层原为一个地质学的概念，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发现社会也像地质结构那样存在着不同层次，因而借用这一概念来分析社会结构，提出了社会阶级、阶层的概念，指称处于社会层次结构中不同地位的社会群体。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倾向于从多角度分析个体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
韦伯的社会分层三个划分标准，实际上是一种权利的分配形式，即经济、政治和威望。在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中，财产占有仍然是一切阶级状况的基本范畴。但韦伯认为纯粹的财产占有，仅仅是真正阶级形成的初级阶段，而导致共同行为和阶级利益的仍是市场状况。因此与市场机会结合并存的利益才造就了阶级，阶级结构因而是多层次的。经济权力的不平等，表现为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布，权利分配还是取决于等级。[※注]韦伯提出的社会分层标准，成为现代西方阶级阶层划分的主要标准。尽管现代西方社会分层理论研究流派繁多，分层标准多样，但一些基本特点都可以追溯到韦伯的分层模式。这些特点一为多元的分层标准；二为连续性的定量标准；三为引进了主观分层标准。因此，根据不同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复杂的社会，社会分层的标准也有向多领域发展的趋势。
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不同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马克思将阶级划分的根源归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并在经济决定论的意义上看待分层问题，而韦伯从经济、社会和政治多维角度看待分层问题。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被视为两大分层范式。前者比较适用于从动态方面解释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而后者适用于解释静态的社会分层格局和个体地位的方方面面。
（2）帕雷托的精英理论
（3）其他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理论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把社会功能分化看成现代社会核心问题。卢曼认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功能分化，现代社会及其制度变得越来越专门化、独立自治、技术化和抽象。在现代社会，社会系统分化出它们各自的子系统，每一系统又各自发展出自己的交流（或“沟通”）。如政治系统的权力、经济系统的金钱、家庭系统的情爱等，在系统内部则相应形成与交流媒介相称的二元结构，如经济系统的拥有/不拥有、政治系统的有权/无权、法律系统的合法/不合法等。卢曼认为，社会系统具有很强的自我更新和发展的能力，它借助符号规则进行沟通，并制造出沟通的自我制造系统；它既具有（操作上的）封闭性，又具有（对于环境的）开放性的特点。现代社会是功能分化的社会，它“自我塑成”、自我再生产、自我规制、自我参照。因此，系统日益增长的分化和独立自治必然导致对系统控制的衰落。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在其《社会冲突的功能》（1956）中使用了“冲突理论”这一术语。科塞从齐美尔“冲突是一种社会结合形式”的命题出发，广泛探讨社会冲突的功能。他认为，冲突产生于社会报酬的不平等分配，当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对分配方式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或部门关系失调时，社会就会发生冲突。他着重阐明了冲突的根源、类型、结果和功能。在论述冲突的根源时，特别重视人的心理情感的作用，并把心理情感作为研究的起点。他认为，冲突可以消除紧张心理，促进群体团结，防止社会僵化，它让社会有一个安全阀门。如果没有这个阀门，对冲突采取压制的手段，不让它发泄出来，一旦爆发，势必不可收拾，这就是冲突的积极功能。[※注]科塞认为，冲突是一种社会过程，对社会结构的形成、统一和维持起到手段的作用，它激励社会革新、导致社会变迁。
4.国内社会学界的社会阶层理论
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促进了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新的阶层和群体不断涌现。国内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界从不同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分层进行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就社会阶层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结构而言，目前，社会学界提出了“十阶层论”、“倒丁字形论”、“社会断裂论”、“四个利益集团论”等四种理论。
第四种，“四个利益集团论”，是由清华大学李强教授与沈原博士、孙立平教授合作提出。这个理论是根据改革以来人们利益获得和利益受损的状况，将中国人分为四个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即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李强认为，改革就是调整社会利益结构，而一些集团或群体在利益结构调整中会获得利益，同时另一些集团的利益会受到损失。当然，“全赢”的局面——即社会每一个集团都获得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上升也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在目前要实现这种局面实在是太困难了。他表示，近年的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养老金体制、失业保障体制的改革，几乎每一项改革都难免会损伤一些人的利益。“四个利益集团”的理论也是试图对于当前社会分化的情况作出一种解释。[※注]
综上所述，以上四种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现状进行了深刻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社会分化的现实。为改变不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全社会的比例”战略。此后，中央一直强调坚持这一战略，而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是要优化阶级阶层结构，扩大社会中间层，最终调整社会结构，使我国社会阶层结构转变为现代社会结构。
（二）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1.传统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简单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结构，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所有制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变化，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工人阶级出现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1978年全国职工总数为1.2亿，目前已有3亿多人。二是工人阶级由单一群体变为多元群体，即由原来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公有制单位职工，变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工人、社会管理者、知识分子、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雇工等。随着乡镇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工人的加入，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内部构成复杂化。从职业分工看，既有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又有从事脑力劳动的干部、科技人员；从所有制性质看，既有公有制企业，又有非公有制企业；从成员的身份看，既有干部、工人，又有农民；从数量的变化看，公有制单位就业人数减少，非公有制单位就业人数比例增大，工人阶级总量增加。在科学进步的推动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工人人数增加，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显著提高。三是工人的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升。工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知识结构进一步优化。体力劳动者规模的下降，脑力劳动者规模的增大，意味着工人整体素质的提高。四是随着竞争的加剧，职工就业岗位的流动性不断增强，而且年轻人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职工的流动性与年轻化，增强了企业的活力。
知识分子阶层的变化。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知识分子阶层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其经济地位、社会声望均有较大提高。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工业化，而现代工业化越来越离不开科技进步。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科技进步造成的。在西方发达国家，每年新增国民生产总值的85%左右与新技术有关，在我国这一比例也占到了50%以上。[※注]作为科学知识载体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创造和掌握先进生产工具方面，还是在创建和传播人类先进思想文化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科教兴国”战略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数量迅速增加。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分化，主要有管理者阶层、知识生产与传播者阶层、自由职业者阶层等。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因此，知识分子在我国整个工人阶级中的比重会进一步增长。
2.新社会阶层的产生及作用
综上所述，新的社会阶层，正像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的评价一样：“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的社会阶层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随着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的不断发展，新的社会阶层还将进一步扩大。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彰显了这样的特点。中国社会阶层，基本上属于劳动者阶级范畴的不同阶层；社会各阶层之间不是对立性的矛盾关系，而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关系；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多数是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时期产生；作为利益群体，都以一定的共同利益为基础，具有一致或相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相似的价值取向，并希望在政治上得到承认，倾听他们的呼声，得到相应的利益保障。[※注]
四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形成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陆学艺等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形态，它由十个社会阶层和五种社会地位等级组成。这十个社会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五种社会等级是：社会上层，包括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大私营企业主；中上层，包括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包括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下层，包括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人员、工人、农民；底层，包括生活处于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等。这种划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阶层现状。
形成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非常重要。就一般经验而言，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作为支撑，其典型特征就是“两头小中间大”，即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我国社会阶层的形成是时代的产物，与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趋势基本对应。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方向转变。中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结构还不合理，存在一些问题。
（一）“金字塔”形的阶层结构
（二）农民阶层规模过大
从世界发达国家社会发展的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形成了“两头小中间大”橄榄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形态，这个国家的各项事业才能健康稳定地发展。在这样的阶层结构中，农民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数量不断减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80年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为68.7%，1990年的比例为60.1%，2000年的比例为50.0%，而2009年的比例仅为38.1%（见图7-1）。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逐年下降。全国9亿多的农民中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的人数非常少，更多的人选择了从事第二、第三产业。但是，这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相比，我国农业劳动人数所占比重仍然过大，2000年美国第一产业的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为2.6%，德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为2.8%，法国为1.3%，日本则为5.1%。我国甚至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这就制约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进程。
（三）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不畅通
（四）富裕群体和困难群体收入悬殊
（五）底层群体逐渐边缘化
由于社会的转型、改革的深入及利益关系的调整等因素，使那些缺乏较强竞争力，不能或只能很少地占有社会资源，处于较低生活水平的人群，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底层社会群体一般指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丧失劳动能力者、农民、农民工城市下岗失业者。从整体上看，农民是低收入者阶层；农民工，虽然在城市打工并获得收入，但其收入与劳动不对等，不论是经济方面还是社会地位上，都显现出其为弱势群体；城市下岗失业者。生活比较困苦。这个群体的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很难反映他们的意愿。这易使他们产生不满情绪，不利于良好的社会阶层结构的生成。有学者认为，弱势群体“已经成为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注]这清楚地表明弱势群体正在趋向边缘化。任何社会，如果底层过于巨大，如果社会的多数人处在下层或中下层，对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都是一种潜在威胁。
五优化社会阶层结构，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学理论认为，调整社会阶层结构的方向，是构建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的“橄榄形”社会结构。与“金字塔形”社会阶层结构相比，“橄榄形”阶层结构是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等收入者阶层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当它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高层与底层间的冲突就可能减缓，中间阶层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减压阀。因此，逐步形成一个以中间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阶层结构，是调整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
（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1.建立健全提高劳动者收入机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长，但与我国GDP总量增长水平相比，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水平相对滞后。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总量和结构看，收入分配长期偏向于政府和企业，而居民收入或劳动收入增长比重偏低。1992—2007年，国民总收入增长了8.44倍，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政府收入增长了9.36倍，企业收入增长了10.36倍，居民收入增长了7.66倍；从分配结构来看，1992—2007年，政府所得比重从15.53%上升到17.05%，上升了1.5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比重从19.06%上升到22.95%,上升了3.89个百分点，居民所得比重从65.41%下降到60.00%,下降了5.41个百分点。[※注]在这十余年间，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都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并超过国民总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在初次分配格局中，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比重都在上升，居民收入比重却在下降。
提高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为了处理好国家、企业和个人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关系，矫正劳动力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弱势地位，使劳动报酬的增长能够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稳步提高职工最低工资，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制度，稳步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机制。除此之外，建立完善国有企业利益分配机制，加快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制度，各国有企业都要建立工资总额预算管理制度。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弱化垄断性经营力量，提高垄断行业上缴利润的比例。对垄断行业从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上进行双重调控，职工的全部收入纳入调控范围，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打击非法收入，加快建立收入分配监测系统。
2.健全再分配机制
收入分配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在我国收入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情况下，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显得尤为重要。做到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需要适当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提高简单劳动者的收入、提高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就当前情况而言，应着手从几个方面健全再分配机制，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1）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
税收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也是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我国的税制结构不合理，收入调节作用弱。现行个人所得税存在制度缺陷，对不同的所得采取不同的税率征收，造成不同收入之间的税收不公平。我国对收入的调节主要依靠个人所得税，其他对调控收入分配有重大影响的税种严重缺位。特别是财产税制不健全，资本利得税、遗产税、赠予税等反映社会公平的税种缺位，并未纳入调节体系，难以更好地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注]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尤其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幅度更显不足。按《中国统计年鉴》的划分，将居民收入户分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七个层级，对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税前与税后收入额及税收调节幅度作一比较（见表7-1）。
（2）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公平的制度防线，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形成了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覆盖面仍然受限，还没有实现城乡全覆盖。
放眼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都是政府主导，政府不仅主导立法，而且还进行财政主导、管理主导等。因为只有政府才具有这种能力、权力与资源。我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预算安排社会保障支出增长进一步加大，同时在社会保障政策选择上，继续向农村和农民倾斜，以保证城乡居民享有同等的保障待遇。
3.增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从财政制度来说，要推进财政向“公共财政”和“民生财政”转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使财政支出向民生、农村、老少边穷地区、低收入群体倾斜，确保民生福利支出增幅快于财政收入增长。
4.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投入
财政投入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根本保证。由于我国公共财力支持不足，公共服务产品缺乏应有的物质基础。公共财政的“公共性”特征，决定了公共财政支出的重心是公共服务领域。这就需要各级政府采取措施，增加全社会的公共财政收入总额，重点增加社会性公共服务支出，让更多的资金投入公共服务领域，向农村、基层和欠发达地区倾斜。同时，要使各级政府明确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把公共服务真正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解决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的问题，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面，向全体人民提供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基本服务。为了普遍提高全体人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福利，需要加大公共财政资源的投入，降低财政支出中用于经济建设的比重，压缩非公共产品的支出，使更多的公共资源用到公共服务领域。
（二）扩大中产阶层规模
改革开放后，我国出现了一个以中小企业主、企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等为主体的“中产阶层”。这个阶层以每年1%左右的速度扩大，目前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23%，且主要分布在城市，农村非常少。他们是影响力不断扩大的社会群体。众多学者认为，“中产阶层”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产物。扩大中产阶层规模，有利于我国社会的稳定，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能有效抑制贫富分化，推动改革的深入发展。因此，培育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塑造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社会，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从一定意义上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落实，也就是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扩大中产阶层规模，旨在使多数人能够有条件、有能力上升到中产阶层。实现个人向上流动，不能依赖权力和社会背景，而是依靠个人能力，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制度条件。我国的中产阶层是改革开放后诞生的。这一阶层的许多人都是靠勤奋劳动致富的，是社会建设的积极力量。为此，必须发展好中产阶层，扩大中产阶层规模。
1.重视高等教育发展，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
2.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
3.积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4.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
5.营建合理的社会流动机制
一个社会，如果中产阶层的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方式达到了多数人的合意，就不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因为，中产阶层自社会底层流动上来不容易，更珍惜当前所拥有的一切，在对待社会矛盾上更倾向于理性和理智。中产阶层理解下层社会，同时也理解上层社会，是社会沟通和妥协的“润滑剂”。这样就为经济持续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并形成一个自我扩展、自我优化的良性循环。就世界各国发展经验而言，工业化中期之后，凡成功迈向高收入行列的国家，无疑都是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中产阶层规模不断扩展，并促使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三）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一体化是指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城市与乡村之间通过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相互协作，优势互补，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实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过程，主要包括城乡职能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等内容。城乡一体化的实质是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体制，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和谐发展，共享现代文明。
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户籍制度是世界各国最根本的社会管理制度之一。这一制度，无论从个人还是从社会角度看，都有重要意义。对于个人而言，一个人的出生、血缘关系、教育、工作、婚姻等基本情况，如果没有一个合乎法规的记录和登记，就不具备社会人的资格，其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对于社会来说，户籍登记可以为公共决策提供人口信息，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建立户籍制度的目的在于了解和掌握社会的人口状况，进而对人口进行有效管理。[※注]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目前仍然是我国人口管理的主要手段，也是制约社会性公共产品均衡供给的“瓶颈”。二元户籍制度，具有社会分割性、等级性、世袭性等特点，违背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不利于人口的正常迁移、资本的合理流动，使各种生产要素难以实现最佳配置。因此，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创新户籍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实现公民身份上的平等，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