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父母都被“x年级是最可怕的”这类耸人听闻的标题刷过屏。尽管这些视频很快就被一网打尽，但是教育焦虑并未消失。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昱鲲的一段话，就道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不过，他和曼哈顿研究所特约编辑、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约翰·蒂尔尼也找到了一条解决之道。在他们合著的《会好的》一书中，他们提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避坑”比“培优”更重要。
网络时代，标题党们用坏消息夺人眼球；负面偏差让父母过于担心某些育儿“危机”，夸大它们的影响。
如果父母不知道如何克服“坏”产生的过度影响，那么“坏”就会一直扭曲父母的情绪和世界观，甚至让父母在不知不觉中为孩子的未来挖坑。
01.
为“坏”而生的大脑，
让我们天生对“坏”消息敏感
年仅8个月的婴儿会更快地转头看蛇的图片，而不是看青蛙；
5岁的幼儿会更快识别悲伤的面孔，而不是开心的面孔，识别恐惧或愤怒表情的速度甚至更快；
这样的机制很好理解。我们的祖先在凶险的环境中生存，大脑灵敏的威胁预警系统甚至能在我们意识到危险之前，就让身体做出自动的战或逃反应。
今天，尽管环境已经比当初安全很多，但大脑的威胁预警仍然运行着以前的规则：虚惊一场总好过追悔莫及。可是，很多时候，这导致我们反应过度，反而做出非理性的决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素质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执行主任宋少卫就见过这么一位特别焦虑的妈妈。
林林妈妈一直担心儿子年纪小，跟不上，一年级前就给儿子报了识字班和幼小衔接班。
老师反应孩子字写得不好，就报书法班；期末没考好，就报假期补习和先行班；担心语文积累不够，又报了语文班；儿子喜欢数学，就加上了数学思维和奥数；得知已经有同学考过了剑桥，又犹豫要不要学剑桥英语……
儿子才上三年级，就已经在996上“学”了。
更夸张一点，有时候大脑对危机过于警觉，甚至不相信情况在变好，执着地寻找不存在的问题。
2018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和同事进行了这么一项研究：
受试者们要判断自己看到的彩色圆点是不是蓝色，随着实验推进，蓝点出现的概率渐渐下降。但受试者们铁了心要看出跟之前数量相同的蓝点，开始错误地将紫点判断为蓝点。
即便研究人员事先明确提醒受试者，目标选项的出现概率会下降，还为准确回答提供现金奖励，受试者还是执着地在正常中寻找异常。
在1000次辨认中，A组蓝点出现概率始终相同，B组蓝点出现概率越来越低，受试者开始把紫色也辨认为蓝色
吉尔伯特在实验后说道：“当世界变好时，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会更加苛刻，这可能导致我们错误地得出结论，认为世界没有变好。”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父母身上。
这两天特别火热的中考话题中，就有不少例子。
有位大连的UP主说外甥中考差37分满分，结果自己姐姐却大发雷霆，在家哭了四天没上班。等到放榜，外甥确实没能够上头号高中的统招录取线，但是获得了另一所还不错的高中的指标到校名额，但姐姐还是不满意。
UP主心疼外甥，中考难度比模考大，但孩子比模考的最高分还多考了20分，已经很有进步，很不容易了。可姐姐什么都听不进去，亲戚朋友轮番上阵安慰都没用，她认定只有全市TOP2的高中才算有前途。外甥也被妈妈的态度吓得在家瑟瑟发抖，母子关系都陷入了僵局。
02.
关键不在于做了什么，
而在于不做什么
大脑对“坏”消息如此灵敏，那陷于育儿焦虑的父母，还有办法走出负面偏差带来的影响吗？
作者罗伊·鲍迈斯特和约翰·蒂尔尼提出了一项“负面黄金法则”——记住关键不在于你为别人做了什么，而在于没有对别人做什么，这样就可以避免悲伤，并节省精力。
这个法则对父母来说，还挺有挑战的。
不妨看看耶鲁大学心理学家桑德拉·斯卡尔的一个发现：父母只要避免暴力、虐待，不要漠不关心就可以了，除此以外，父母做的任何事情都不会产生显著影响。
作为父母，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对孩子的付出，是有回报的，付出越多，孩子成长得也越好。但事实是，差劲的教养方式无疑会伤害孩子，可是极其认真负责也未必就能让孩子更快乐更健康。
是不是觉得这很颠覆我们对养育的认知？类似的研究还有很多。
有好几项研究都表明，恶劣的环境会压制优秀的基因，比如孩子如果生活在低收入家庭，父母也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没有成功的事业，那么孩子就不太可能充分实现智力潜力。
但是反过来，生活在经济状况良好的家庭中的孩子，智力几乎完全取决于基因。只要养育中没有低于阈值的明显短板，不管父母是什么学历，是中产还是富人，事业是马马虎虎还是风生水起，都不会对孩子的智力产生明显的影响。
还有一个反例值得拿出来比较。
俄罗斯国际象棋棋手加塔·卡姆斯基，十三四岁就连续两次获得苏联20岁以下国际象棋比赛全国冠军，20岁就成为全美冠军，还拿到了大师称号。
但从小天天与棋盘作伴，没有很多和同龄人的交往，让他极度缺乏人际交往能力，也不知道如何应对挫折。两次冲击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失败后，他一气之下想改行做律师。但这条路也不顺利，兜兜转转，他又回到了棋坛。
如今，他在自己的推特简介中写道“AlmostlikeSpock”，而斯波克（Spock）正是电视剧《星际迷航》中一个没有情感的瓦肯人。
这说明什么？一部分心理学家认为，这些结果都表明，父母们可以不用一直把教育的弦绷得太紧，不必事事追求完美，不是非得参加学校的每个活动，只要“足够好”就行了。
回过头再想想那些充斥着网络的教育焦虑，就会发现，我们常踏入一种逻辑的误区：研究表明，缺少xx条件，会对孩子有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给孩子越多xx条件，他们就发展得越好。
这个逻辑放到孩子学习上也是一样的。孩子有薄弱的学科，想补习，没问题；孩子特别有兴趣的爱好，多投入，也没问题，这些都是根据孩子和家庭的情况来的。
03.
利用“坏”的力量来帮助孩子
不过，“坏”消息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虽然失败的滋味不好受，但有时它提供的信息比成功多。
所以，除了避坑，利用好“坏”的力量，也可以帮助孩子更好地学习和成长。
关于这一点，罗伊·鲍迈斯特和约翰·蒂尔尼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看起来有点反常识的观点——有时候，大棒比萝卜更有用。
先不要误会，这绝不是说，心理学家们就鼓励对孩子责骂、体罚，而是呼吁家长、老师们注意到，过度的正面反馈有时不如批评、挫折来得让孩子印象深刻。
他们提到了一个典型的矫枉过正的例子：
美国很多学区实行“自动升级”策略，即使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数学能力没有达标，也可以一路读完高中。原因是老师害怕打低分、叫家长、留级，会打击学生的自尊，破坏他们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
于是，很多学校取消了F等级，甚至干脆就不评分。老师们的手也越来越松，学生随随便便就能拿B拿A。学校也不公开排名，校内成绩不断通胀。
这里面，家庭富裕或者有良好教育氛围的学生受影响最小，因为他们一早就定好了大学目标，知道标化、学术的重要性。那些自制力差，父母疏于管教的学生，是最受影响的，连老师都不催着，他们落后得越来越多。
2011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今天的大学生不仅学的东西少，学习速度也慢了很多。大一大二有近一半的学生没能在批判性思维、复杂推理和写作技能方面获得明显进步，三分之一的学生即使到大四也没有明显进步。
后续研究还表明，能力停滞不前的学生在毕业后最难保住好工作。但让人觉得难过的是，华而不实的成绩单蒙蔽了很多学生，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深受其害，反而还觉得在大学学到了很多东西。
萝卜还是大棒，这个问题现在依旧困扰着很多父母。罗伊·鲍迈斯特和约翰·蒂尔尼认为，父母、老师应该做的就是和孩子一起诚实地面对结果。
这就像带孩子在餐馆吃饭，想要让孩子学会餐桌礼仪，应该在他们发脾气时制止和惩罚，而不是通过讨好贿赂，让他们记住。孩子考得好，得了A，父母可以给奖励，但是孩子因为偷懒没考好，也应该扣掉相应的奖励。
04.
表扬有诚意，批评有技巧，
孩子更听得进
在萝卜和大棒的问题上，很多父母都感到困惑的是，如果就这么直白地批评孩子学得不好，是不是会伤害到孩子的自尊呢？孩子的心理和情绪，要怎么照顾呢？
有这样的疑问，说明我们想得很深。已经有心理学研究发现，言语攻击对大脑的杀伤力跟遭到殴打是一样的，心理上的疼和身体上的疼一样。
这就涉及到运用“坏”的力量的另一种方式了——有技巧地表扬和批评，能让孩子更听得进批评，更愿意去改正。
人的大脑天生对“坏”消息敏感，其实也意味着，对批评、负面评价更敏感。所以，玫琳凯创始人玛丽·凯·阿什在80年代推广了一种“反馈三明治”的方式，让主管把批评夹在表扬中间，来减轻员工的痛苦。
听起来挺有道理的，但可惜这种方法的作用不大。
作者罗伊·鲍迈斯特和韦恩斯堡大学的心理学家肯尼斯·凯恩斯在一次合作的研究中发现，开场的表扬可能会让随后的批评更加痛苦。
在研究中，一组学生看的正面形容词更多，另一组学生看的负面形容词更多，但最终两组学生都会记住更多的负面词汇，记忆结果差不太多。
但当正面形容词和负面形容用“反馈三明治”的方式呈现时，结果就大不相同了，间或出现的负面词汇大都留在了学生的记忆中。平时最大大咧咧，最善于否认过失的学生，还记住得更多。
但是，批评并不是一味的指责，孩子仅仅只是记住那些批评自己的词汇，并不能帮他们下次做得更好。在书中，两位作者结合心理学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几个很有参考意义的步骤：
1.我们是希望孩子消化不愉快的情绪，还是希望他们做出改变？
美国心理学家安吉拉·莱格和凯特·斯维尼就发现，先听到“坏”话再听到“好”话，受试者会以较好的心情结束实验；先听到“好”话再听到“坏”话，受试者充满忧虑，但同时也更想要自我完善。
这就意味着，如果父母希望孩子能行动起来去改变，那么在表扬之后，可以明确地提醒孩子，哪里有问题，可以怎么改正。
2.批评和改正很重要，但也别忘了表扬
虽然批评和改正是首要目标，但是前面该有的表扬也不能漏掉，毕竟批评这样的“坏”消息对大脑的刺激非常显著。
心理学家已经发现，差不多要4个“好”消息才能压倒1个“坏”消息带来的影响。这就产生了“四比一定律”——要抵消一件坏事，需要有四件好事。
他还有项很有意思的研究。他请两组学生猜一种他提前想好的动物，电脑会判断学生猜对与否。一组学生被告知，电脑会评价他们的游戏表现，另一组学生被告知，电脑只能提供与游戏表现无关的评价，在游戏过程中，两组都会收到“聪明”“巧妙”等评价。
结果呢，后一组学生虽然嘴上说着“傻瓜才会相信电脑的表扬”，但还是给电脑的准确度打了同样的高分，即便他们知道那些表扬是假的，也还是挡不住被花式夸奖的美好体验。
3.不要一味的指责，要和孩子一起想办法
最后的重点，肯定是怎么让孩子行动起来，去改正错误，去做得更好，这就特别考验说话的技巧。
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学家道格拉斯·梅纳德在研究医生和患者的对话的时候，发现“病床礼仪”最好的医生和患者沟通很有一套方法。
他们不是单向地告知患者，今天情况怎么样，应该怎么做，而是会让患者参与进来。让患者说说自己的感觉，对病情的了解和看法，和患者一起看检验报告。
在告诉患者坏消息后，医生也会用语言循循善诱，了解患者最想怎么做，鼓励他们接受应该接受的治疗，而不是生硬地给患者下达指令。
关于“坏”在生活中的影响，罗伊·鲍迈斯特和约翰·蒂尔尼还提到了很多，关乎如何看待社会新闻，怎么看待各种潮流言论……
想要不注意到“坏”消息，可以说是反人类本能的。但在育儿这个问题上，父母能做的，就是意识到“坏”消息有哪些影响，做主动运用这些影响的人，而不是被影响的傀儡。
正如清华赵昱鲲主任所说：“孩子就像一株植物，最需要的是合适的生长条件，阳光、雨露、土壤，任何一项出了问题，它们就会长成畸形。给它们更多的光照、灌溉、施肥，会有帮助，但也大概只能使它们更加茁壮一点点，其效应远远不如防止出问题。”
成为完美父母，成本太高了，收益只比“足够好”高一点点。在成为完美的路上，父母很可能犯错，忽略孩子某一方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这种忽略带来的负面影响，远大于那一点点收益。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风险，我们能承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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