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经历过天津“文革”的人们记忆犹新,天津最大的冤假错案就是所谓“万晓塘、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万晓塘原任市委第一书记、张淮三原任市委书记处书记。这个冤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已彻底平反。这个冤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是谁首先揭发的呢,是学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吗?当然不是,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是市委机关造反组织揭发的吗?也不是。他们大都是各部委的一般干部,并不太了解上层情况,是“四人帮”头子点名诬陷的吗?也不是。让我从万晓塘、张淮三在“文革”初期的遭遇说起吧。
万晓塘由于长期带病工作,极度劳累,心脏病突然发作,于1966年9月19日不幸逝世。我在《“文革办公室”记事》中已有专题记述。可是这样一个一心为公的优秀领导干部,却被人造出“服安眠药自杀”的谣言,为日后诬陷他是万张集团的头子埋下了伏笔。
张淮三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城工部秘书长,1945年下半年受党的派遣,来天津开展地下党的工作,任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学委书记。1948年1月,他在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经受严刑拷打、多次审讯,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保护了天津地下党组织。由于敌人得不到口供,没有证据,于5月被释放。出狱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回到解放区继续投入革命斗争。由于张淮三有被捕的经历,市委机关一位负责干部贴出大字报,诬指张淮三是叛徒,引起很大震动;尽管市委组织部有的老同志也贴大字报澄清事实,否定张淮三是叛徒,但是在当年极“左”思潮泛滥下,“叛徒”问题难以洗清。地下工作者如果被捕,被杀害是烈士,被释放则是叛徒,已经成为“左”倾的思维定势。
在万晓塘被诬陷为“自杀”、张淮三被诬陷为“叛徒”的条件下,已为制造一个“万张集团”冤案提供了“根据”。在某市级大机关,于1966年12月7日有人以“革命群众”名义,贴出“炮轰天津市委,火烧万晓塘”的大字报,第一次提出“以万晓塘为首的宗派主义集团”。也正是在12月间,根据华北局通知,张淮三被通知“护送”去山西太原“参加会议”,被软禁起来,后又押解回津被“监护”起来。当时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我作为市委领导核心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得其详,当然不敢多问。12月29日至30日,华北局书记处专题讨论天津文化革命问题,指出“天津市委半年来贯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有了发展”,议及“万张反党宗派集团”问题、对张淮三离职反省等等。根据华北局的指示,1967年1月13日,在市委各部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会议上,市委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提出“揭发批判万张反党宗派集团”问题。
后来,看到1967年4月10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得知当时起关键作用的是陈伯达。中央一位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出:天津工作,伯达同志是长期关心的,蹲过点,农业在小站,工业在钢厂。首先揭发万张集团的是天津的同志,伯达同志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中央派解学恭同志去天津……陈伯达在这次会上说:“刘邓路线在天津的忠实执行者,代表人是万张反党集团,千万不要忘记这个集团在天津的各种罪恶。要配合北京现在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革命高潮,把批判刘邓的反动路线和批判万张反党集团结合起来。”
这说明,在当时从各地领导核心中揪“反党集团”的极“左”浪潮中,先有人诬告万晓塘自杀,后有人诬张淮三为叛徒,然后上书陈伯达投其所好,陈向中央反映并转告华北局,从而开始了批判万张。这就是这个冤案的由来。“万张反党集团”后来改为“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作为一个“集团”,当然不只是两个人,而是株连了一大批人。市级和部委领导人作为“骨干分子”,受到军事监护的10余人,其他各部委、区局有一大批领导人以“万张集团”的“代理人”或“干部”的身份受到揭发批判,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被株连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很多人和万晓塘、张淮三并不熟悉甚至根本不相识,也被拉在一起了。
1967年春,社会上散布了多种揭露“万张反党集团”组织系统图。我手头还保留一份某大学造反组织印发的“组织系统分布图”,共分为核心、内务、组织、宣传、工青妇、政法、统战、工交建和财贸8个系统,共46人。其中内务系统有路达、李定、陶正熠、王左、王辉。当年市委还有几位副秘书长和办公厅处长以上干部若干人,为什么只划上我们5人?因为我们5人确是接触市委领导核心最多的人。这里把鄙人列为内务系统成员是高抬我了,在其他传单中把我或列为“黑秀才”或“黑爪牙”。大学造反组织怎么能列出这样的名单呢?部委的一般干部恐怕也列不出来,估计可能是某些领导干部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