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经历过天津“文革”的人们记忆犹新，天津最大的冤假错案就是所谓“万晓塘、张淮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万晓塘原任市委第一书记、张淮三原任市委书记处书记。这个冤案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已彻底平反。这个冤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是谁首先揭发的呢，是学校红卫兵造反组织吗？当然不是，他们根本不了解情况。是市委机关造反组织揭发的吗？也不是。他们大都是各部委的一般干部，并不太了解上层情况，是“四人帮”头子点名诬陷的吗？也不是。让我从万晓塘、张淮三在“文革”初期的遭遇说起吧。
万晓塘由于长期带病工作，极度劳累，心脏病突然发作，于1966年9月19日不幸逝世。我在《“文革办公室”记事》中已有专题记述。可是这样一个一心为公的优秀领导干部，却被人造出“服安眠药自杀”的谣言，为日后诬陷他是万张集团的头子埋下了伏笔。
张淮三是“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曾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城工部秘书长，1945年下半年受党的派遣，来天津开展地下党的工作，任中共天津工作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学委书记。1948年1月，他在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经受严刑拷打、多次审讯，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保护了天津地下党组织。由于敌人得不到口供，没有证据，于5月被释放。出狱后，根据党组织的决定，回到解放区继续投入革命斗争。由于张淮三有被捕的经历，市委机关一位负责干部贴出大字报，诬指张淮三是叛徒，引起很大震动；尽管市委组织部有的老同志也贴大字报澄清事实，否定张淮三是叛徒，但是在当年极“左”思潮泛滥下，“叛徒”问题难以洗清。地下工作者如果被捕，被杀害是烈士，被释放则是叛徒，已经成为“左”倾的思维定势。
在万晓塘被诬陷为“自杀”、张淮三被诬陷为“叛徒”的条件下，已为制造一个“万张集团”冤案提供了“根据”。在某市级大机关，于1966年12月7日有人以“革命群众”名义，贴出“炮轰天津市委，火烧万晓塘”的大字报，第一次提出“以万晓塘为首的宗派主义集团”。也正是在12月间，根据华北局通知，张淮三被通知“护送”去山西太原“参加会议”，被软禁起来，后又押解回津被“监护”起来。当时是在绝密情况下进行的，我作为市委领导核心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得其详，当然不敢多问。12月29日至30日，华北局书记处专题讨论天津文化革命问题，指出“天津市委半年来贯彻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以后有了发展”，议及“万张反党宗派集团”问题、对张淮三离职反省等等。根据华北局的指示，1967年1月13日，在市委各部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会议上，市委主持工作的领导人提出“揭发批判万张反党宗派集团”问题。
后来，看到1967年4月10日“中央首长接见天津驻军及干部群众代表的讲话”，得知当时起关键作用的是陈伯达。中央一位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出：天津工作，伯达同志是长期关心的，蹲过点，农业在小站，工业在钢厂。首先揭发万张集团的是天津的同志，伯达同志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中央派解学恭同志去天津……陈伯达在这次会上说：“刘邓路线在天津的忠实执行者，代表人是万张反党集团，千万不要忘记这个集团在天津的各种罪恶。要配合北京现在批判刘邓反动路线的革命高潮，把批判刘邓的反动路线和批判万张反党集团结合起来。”
这说明，在当时从各地领导核心中揪“反党集团”的极“左”浪潮中，先有人诬告万晓塘自杀，后有人诬张淮三为叛徒，然后上书陈伯达投其所好，陈向中央反映并转告华北局，从而开始了批判万张。这就是这个冤案的由来。“万张反党集团”后来改为“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作为一个“集团”，当然不只是两个人，而是株连了一大批人。市级和部委领导人作为“骨干分子”，受到军事监护的10余人，其他各部委、区局有一大批领导人以“万张集团”的“代理人”或“干部”的身份受到揭发批判，基层党组织负责人被株连的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很多人和万晓塘、张淮三并不熟悉甚至根本不相识，也被拉在一起了。
1967年春，社会上散布了多种揭露“万张反党集团”组织系统图。我手头还保留一份某大学造反组织印发的“组织系统分布图”，共分为核心、内务、组织、宣传、工青妇、政法、统战、工交建和财贸8个系统，共46人。其中内务系统有路达、李定、陶正熠、王左、王辉。当年市委还有几位副秘书长和办公厅处长以上干部若干人，为什么只划上我们5人？因为我们5人确是接触市委领导核心最多的人。这里把鄙人列为内务系统成员是高抬我了，在其他传单中把我或列为“黑秀才”或“黑爪牙”。大学造反组织怎么能列出这样的名单呢？部委的一般干部恐怕也列不出来，估计可能是某些领导干部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