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新质生产力；数学劳动方式；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简介：何萍，湖北武汉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院驻院研究员。
何谓新质生产力？这是当前学术界讲得最多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始终没有讲清楚的话题。说它是讲得最多的一个话题，是指新质生产力的讨论已经打破了学科界限，成为各门学科谈论的共同话题；说它是一个始终没有讲清楚的话题，是因为泛泛的讨论已经稀释了新质生产力的边界，进而遮蔽了新质生产力的内核。面对这一研究状况，研究新质生产力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对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和内容作一明晰的说明。鉴于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廓清新质生产力的问题：第一个方面是新质生产力的哲学基础；第二个方面是新质生产力的性质及其构成；第三个方面是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点。
一、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建构：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性质及其构成
新质生产力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这是学术界公认的观点。但是，要使这一观点站得住脚，就不能简单地采用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中的某个论断、某个公式，而要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作一整体的研究，发现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与新质生产力的接合点。
马克思在微观经济层面上研究生产力理论是从他1844年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那一刻开始的。但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绝不是接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讲，而是接着他的亲密战友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讲。
马克思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对生产力的上述两个核心论题的论述表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系统。这个复杂的系统是围绕资本主义劳动方式而形成的，其中既包含了生产力内部的资本构成和技术构成，也包含了生产力的人类历史的一般性质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殊性质；既包含了生产力的多层面的结构，也包含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制。因此，对于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我们不能撇开整体，只讲其中的一个定义或一个要素，也不能静态地看待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而要动态地考察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阐发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的时代内容。我们只有按照这种方式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才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也才能对新质生产力作出科学的阐释。
二、数字劳动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及其构成
自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提出后，中国学术界对新质生产力作了广泛的探讨。有的学者从科学技术革新的角度定义新质生产力，把人工智能、数字化平台的建立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有的学者从劳动方式变革的角度定义新质生产力，以信息化、互联网、数字化、智能化等新兴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产业链的形成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标志；有的学者从资本结构的变化来定义新质生产力，以数字资本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标志。应该说，这些定义的确向我们描述了这个时代变化的方方面面。但是，这种片段的研究不足以使我们看清新质生产力的全貌，揭示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我们要全面、准确地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容和内在逻辑，就必须像马克思那样，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去透视这些变化背后的本质的东西，依照马克思在微观经济层面上阐发的生产力理论为学术理路，以劳动方式的变革为主线，去探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及其构成。
从劳动方式变革的角度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数字劳动为现实基础的。但是，数字劳动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但在那个时代，数字劳动只是与其他工业并行的一个部门，对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远没有产生像今天这样大的影响，当然也没有被冠之以数字化经济、数字化资本等这样带有时代特征的定义。数字劳动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时代的生产力，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变革：第一个层面是科学、技术与生产之间结合方式的变革；第二个层面是资本与劳动关系模式的变革；第三个层面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数字劳动正是在这三个层面的变革中形成了自己的技术构成、资本构成和思想构成，从而成为新质生产力。因此，我们要全面地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容及其变革意义，就需要历史地考察数字劳动在从一个工业部门发展成现代的劳动方式过程所经历的这三个层面的变革。
从广义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看，数字劳动中的劳动是决定数字劳动中的资本构成的方面。但是，数字劳动本身是发展的，在数字劳动诞生的20世纪50年代，它只是后工业社会诸多劳动类型中的一种，还不足以成为变革生产力的力量，直到第四次科技革命兴起，它才成为一种生产方式，一种足以使生产力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力量，而向人们展示了它的未来前景。因此，我们要了解数字劳动中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了解数字劳动的资本构成，就需要了解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以及它所引起的资本结构的变化。
数字劳动的劳动方式的特点、它的技术构成、资本构成和思想构成，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一般规定。这个一般规定，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新质生产力在各国的发展必然具有民族特色。这种民族特色使新质生产力具体化了，因而是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内容。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开展与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点
新质生产力这个概念，是习近平于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首次提出来的。习近平提出这个概念，既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的总结，也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这表明新质生产力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赋予了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点。因此，我们要了解新质生产力的中国特点，就需要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精神及其与中国新质生产力形成之间的关系。
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概念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邓小平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解答中国发展生产力的道路问题。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的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他还说：“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在这里，邓小平不仅提出了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而且提出了如何发展生产力和发展什么样的生产力的问题。
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中国思想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的真理标准讨论、认识论讨论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讨论，为中国生产力发展模式的转换提供了新思想、新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的全球化与中国市场经济的讨论，为在科学研究和企业发展中引入市场机制提供了理论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消费社会和文化批判研究，推动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21世纪的生态哲学研究、发展理论研究、数字经济的研究，展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景。这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展示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
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始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经过40多年的发展，基本完成了中国工业的升级改造，实现了工业生产的信息化。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又向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把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提升到人工智能的水平，实现中国工业的智能化，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把积极培养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容，实际上赋予了新质生产力第四次工业革命内涵，提出了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更高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理论上，需要立足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高度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作出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