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的《他影响了中国——陈云全传》写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邓小平对陈云开玩笑说：“大家封了我‘总设计师’的头衔，我看这里也有你的功劳，你算是副总设计师吧。”陈云说：“我们都是设计员，你才是总设计师。”
玩笑与否，没有人会否认，陈云和邓小平，是联手开启20世纪中国新时期的两位巨人。陈云性格低调，深居简出。人们熟悉邓小平的四川话，却认不出陈云的吴地口音，使得这位历史巨人成为了公众眼里最熟悉的陌生人。他谨慎，务实，忠于自己的信念，不轻易下结论，一旦形成观点就不轻易改变；他坚持适度原则，对待党内斗争始终持慎重立场；他性格温和，而又“头皮硬”，如他酷爱的苏州评弹一样，柔中带刚。
陈云注重党内民主，他的温和理性风格，在党内起到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如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所说：如果用经营一个公司来比喻，陈云是有经验的财务官，清楚财政状况。他看到很多破坏经济的乱象，所以他非常谨慎。如果没有陈云，中国在大步快走的过程中，可能会犯很多错误。
谨以此纪念陈云诞辰110周年。
(感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对本组报道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中共头号经济专家陈云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突破了陈云当年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但这些思考和探索，正是中国逐步摆脱传统观念、形成新的认识的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本刊记者/蔡如鹏
1982年11月、12月间，陈云连续多次借用黄克诚提出的“鸟笼”之说，来解释搞活经济与国家计划之间的关系。
“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这个“笼子”，关键是大小适当，“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可以跨国跨洲”。这就是陈云著名的“鸟笼”比喻。
“‘鸟笼比喻’的提出，与当时的经济过热有很大关系。陈云希望借此纠偏，以保持国民经济总量和比例关系的平衡。”党史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比喻虽然侧重点在于计划的指导作用，但它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搞活经济。”
改革开放前，情况与之相反。只有国家计划而无市场调节的经济体制如同一只铁笼，将中国经济束缚得死死的。作为中共领导层中的头号经济专家，陈云当时所做的一次次努力，就是让之能有一定的自由度，为此，曾被视为“老右倾”“靠边站”。但他安之若素，初衷不改。
打赢建国初期的经济战役
1949年，共产党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在经济战线却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国民党为筹集战争经费滥印钞票，导致物价飞涨。1937年能买两头牛的100法币，到1949年连一粒米也买不到。恶性通货膨胀使得人心惶惶，民众普遍不相信刚刚取得政权的共产党有能力稳定物价。
上海，就是这场经济“淮海战役”的主战场。领导这场战役的正是共产党内头号经济专家、刚刚出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他亲自前往上海，坐镇指挥了这场平抑物价的战斗。
据原轻工业部部长杨波回忆，当时陈云每天都要看三张统计表：一是上海、天津、北京、武汉、西安等主要城市的物价变动情况统计表；二是这些主要城市国营贸易公司的重要物资库存情况统计表；三是各地的税收收入、货币投放和财政收支情况统计表。
陈云预计，物价综合指数要比1949年7月底上升两倍，才能使两者大体平衡。11月中旬，物价又涨了两倍，涨势渐趋稳定，他判断时机到了。11月25日，中财委下令，同时在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西安等八大城市大量抛售物资。当天，上海纱布市场开市的时候，投机商争相购入，国营公司则源源不断地抛售，并且一个小时跌一次价。投机商不得不跟着抛售，市价越抛越低。当天，上海的纱布价格一下子跌了一半。
通过抓“两白一黑”(粮、棉、煤)，上海的物价很快趋于稳定，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物价也随之回落。人心随之安定。
对此，当时担任上海申新纺织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的荣毅仁感叹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仅用经济力量能稳住物价，给了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这是我们所料不到的。”毛泽东对陈云领导的上海经济战役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随后，陈云又着手统一财经，调整工商，让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1950年3月，即实现了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曾评价说，考虑到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着堆积如山的经济问题，用任何标准衡量，陈云及其同事制定的控制通货膨胀、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和控制国家预算等政策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1953年，中国开始进入“一五”大规模建设阶段。粮食短缺成为中央面临的一个棘手难题。面对八种备选方案，陈云经过反复权衡，决心采用“统购统销”(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的方案。
“统购统销”是一种比较激进的硬性措施，风险是显而易见的，陈云对此也非常清楚。他在向中央汇报这一方案时，形象地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的家伙。”
“统购统销”带来了一些问题，但总体上保证了市场的稳定，并且确保了“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通过综合平衡，陈云很好地解决了当时中国“吃饭”与“建设”的矛盾。
“三主三补”
1955年10月，为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央决定成立十人领导小组，任命陈云为组长。
面对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陈云一直在思考。1956年，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他提出了一个比较系统的经济体制改革构想，使自己一贯秉持的稳步改造论臻于成熟。即：在工商业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市场是补充。这个构想，后来被称为“三主三补论”。
党史研究学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时，它主张尊重价值规律，突破了一大二公、大一统和国家垄断的模式。这一构想当时虽然没有得到实施，但为后来冲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调整钢指标
1958年8月，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到11月，在农业收成和钢铁生产方面暴露出的问题使毛泽东察觉到“左”的错误，开始做出一系列纠“左”的决策。
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之后，陈云事实上“靠边站”了。这时候，毛泽东发出了“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的感慨，说“经济工作还是由陈云同志主持好”。
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之前提的是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当时已经降为1800万吨，但陈云经过算账，认为仍然太高，很难完成。他建议暂时不要对外公布具体指标，以免将来被动，但他的建议未被有关人员及时报毛泽东。
1959年初，情况变得越来越糟。4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得知了陈云的建议，在会上表扬了他，称赞他在其他官员不敢讲真话时敢于直言，“正确的就是他一个人”。
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陈云因心脏病发，缺席了这次会议)后，由于政治斗争，调整缓和被“反右倾”和继续“大跃进”所取代，导致了国民经济更严重的困难，造成了大规模的饥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在1961年1月做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据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回忆，1961年夏天，陈云在老家青浦农村搞调查。他发现，青浦县的渔民晚间在黄浦江打完鱼后，不像以前那样赶在黎明前送往上海出售，而是折返运回青浦，卖给水产公司，再由后者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不但增加了运输距离，而且把活鱼折腾成死鱼。陈云认为太不合理，亲自找青浦县委谈话，要他们取消这种不合理的办法，但由于上海市委不同意，始终也没被采纳。陈云气愤地感叹：“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老百姓。”
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
严峻的形势，促使中央在1962年1月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
1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周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他请陈云讲话，陈云摇摇手说：“先不讲了，以后再说。”
2月7日是大会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讲话，说这次都讲了讲心里话。“中央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林彪同志、小平同志和我也讲了讲，就是陈云同志没讲。陈云同志不调查清楚他就不讲话，他还没调查透。”他又扭过头来，问坐在旁边的陈云讲不讲，陈云说不讲。毛泽东接着说：“好，等他调查充分了再讲吧！”
2月21日至23日，在中南海西楼举行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因在武汉，未出席这次会议。在这个16人参加的高层会议上，陈云和盘托出了他对财经状况的看法。他毫不含糊地说，“目前的处境是困难的”，并提出调整当年的年度计划，要对重工业、基本建设的指标“伤筋动骨”。
他的讲话在中央领导层内引起很大震动。刘少奇当即请他在国务院扩大会议上再展开讲一讲。
国务院扩大会议在国务院小礼堂举行。2月26日，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重申了他在西楼会议上的观点，不仅详细地分析了面临的困难，而且拿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原轻工业部部长杨波参加了这次会议。据他回忆，先是李富春和李先念讲话。陈云一讲，“气氛就不同了，全场立刻活跃起来”。这种气氛，是“好多年没有过的”。陈云的讲话不断被全场的热烈掌声打断，他自己也越讲越起劲，身上出了汗，就做了一个罕见的举动：脱去上身的毛衣继续讲。他的讲话与历来的一样，“既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实在，着着可靠，既行得通，又便于具体操作”。
在刘少奇等人的提议下，经毛泽东同意，中央重新成立了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任组长。陈云上任后，第一项工作就是对1962年年度计划进行大幅度的调整，采取关厂、并厂、缩小规模等办法调整工业，加强农业，增加粮食生产。
研究资本主义
1969年，陈云同邓小平、王震等人一起，被“战略疏散”到江西。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才被允许回京。
1972年7月，陈云给毛泽东写信，请求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同意他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恩来指导对外经济贸易工作。这一年，陈云67岁，已经有十年没有从事具体工作了。
这时，中美关系刚刚解冻，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交往正面临新的机遇。1973年6月，陈云在听取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等汇报时说：“过去我们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正好是倒了一个个儿。这个趋势是不是定了？我看是定了，因此，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
党史专家认为，在“文革”期间，陈云能看到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大势，非常具有远见。“这实际上也为后来对外开放政策的系统形成，起到了先导作用。”
1973年4月，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的下属机构五丰行，利用国际期货市场炒砂糖，赚了240万英镑。陈云肯定了五丰行的做法。他说：“交易所是有两重性的。过去我们只看到它投机性的一面，忽视了它大宗交易的另一面。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里学会游泳。”
“四人帮”抓住此事，攻击陈云说这是剥削外国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陈云大量查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后来反驳说：“对利用交易所是否是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问题，我想了一年。恩格斯讲过，交易所是剩余价值分配的场所。这就是说，我国利用交易所，只是赚了外国资本家的钱，让外国资本家少分一点而已，并没有剥削外国工人阶级。”
在周恩来、陈云等人的努力下，1973年至1975年，对外经济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出现了自1954年引进苏联156个项目后的第二次引进高潮。1987年，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感叹道：“说到开放，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
再次主持调整
1978年，陈云终于重回中国政治舞台中心。在这一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再次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并出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当时，正面临被称为“洋跃进”的引进大潮。急于“大干快上”的做法，使得国民经济比例再次面临失调。1978年，积累消费比(即国民收入中用于再建设和消费的比例)高达36.5%，成为1958年“大跃进”后20年中最高的一年。
经历了“文革”后，陈云的经济发展思想和才能得到了多数人的公认，党内许多人建议陈云出山主持财经工作。在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经济学家薛暮桥在书面发言中说：“20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周恩来同志、陈云同志在经济工作中是一贯坚持正确路线。现在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了，陈云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我党最有经验的经济统帅……希望陈云同志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防止我们的经济再犯错误。”
1979年3月，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陈云毫无争议地当选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这一时期，陈云的身体却亮起了红灯，先是患上肺炎，不久又被确诊为结肠癌，他不得不放下工作，配合治疗。1980年他病愈重返工作，发现局面并没有得到好转，甚至变得更加严重。
1979年，国务院决定暂停或缓建的大项目不仅没压下来，地方反而又新上了一批，以致当年财政赤字刷新了建国后的最高纪录，达到170亿元。陈云警告说，基建投资年年赤字是不行的，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
为了进一步贯彻调整政策，在邓小平的提议下，中央在1980年末又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统一认识。
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对建国后经济工作作了全面的总结。他说，1949年以来延误中国进步的最大原因是盲目冒进的“左倾”错误。中国是一个九亿多人的大国，80%的人口是农民。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经济建设，必须看到这种困难，要量力而行，不能急于求成。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但不要害怕。因为，“调整不是耽误，不调整才会造成大的耽误”。
邓小平后来这样评价这次会议：“经济工作，应该说，我们真正的转折是1980年那次调整会议，在那之前，客观地说，我们还是那种‘左’的东西，那次会议真正是一个拨乱反正。”
到1981年末，“农、轻、重”、积累和消费等主要比例趋于协调，财政和信贷也基本上实现了平衡。生产和建设规模不仅没有下降，而且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
三年的经济调整，不仅使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也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创造了宽松的经济环境。
“鸟笼比喻”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据曾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回忆，1979年春，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召开不久，陈云曾就计划与市场的问题写过一个提纲。在这份提纲中，他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计划经济部分和市场调节部分。“问题的关键是，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有意识地认识到这种两种经济同时并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还没有弄清这两种经济在不同部门应占的不同比例。”
这份提纲经过整理，后来发表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主办的刊物《文献和研究》上，成为党内最早以文字形式论述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文献。
1981年12月22日，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把这个新构想概括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即“主辅论”)。
1982年4月3日，邓小平谈到，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试点阶段，他说：“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和年底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所通过的新《宪法》，确认了这个提法。
党史专家认为，“主辅论”是对“三主三补论”的延伸和深化，对于突破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了中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全面进行经济改革。对此，陈云表示“完全同意”，指出，“要积极探索，不断总结经验，务使改革健康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2013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又被提升为“决定性作用”。这些，都突破了陈云当年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考。
“但不能因此就简单地否定陈云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党史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云的思考和探索，是我们逐步摆脱传统观念、形成新的认识过程的关键环节。
延安的中组部部长
1937年陈云上任中组部部长时，中共党员只有4万，1938年猛增为50多万。许多人对他当年提出的要“抢知识分子”的口号记忆犹新
本刊记者/陈晓萍
1978年11月10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了六个问题，多是涉及干部冤假错案的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关键时刻，陈云一语惊天下。他的发言，改变了中央工作会议原定主要讨论经济工作的进程，拉开了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序幕。
陈云能发挥这样的独特作用，跟他文革前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当时仍然威信很高有关，此外，一个重要条件是，他在延安时期曾当过多年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了解干部，熟悉组织工作。
上任
1937年11月29日，一架载着从苏联回国干部的苏制军用运输机降落在简易的延安东关机场。在机场迎接的毛泽东致欢迎词称：“今天，马克思给我们送来了天兵天将。”
10天之后，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增补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会议还决定，陈云接替博古，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
中组部的办公地点，在延安城内西山下的一座小四合院里。院里的小山坡上有七八个土窑洞，第一间窑洞就是陈云的办公室兼住所。房间非常简朴，只有一张办公桌、一把木椅子、一个旧的帆布躺椅、一个旧的木头书架和一个冬天烤木炭的火盆。
东西虽少，但井井有条。办公桌上的文件，哪些放在桌面上，哪些放在抽屉里，都有一定之规。放在桌子上的文件，也是一叠叠分类的——哪些是急办的，哪些是提交部务会议讨论的，都有各自的位置。如果秘书放错了，陈云会马上纠正过来。每次搬家的时候，他都要吩咐秘书，室内的家具照旧摆放，书和文件的位置千万不要搞乱了秩序。
他的严谨，既与性格有关，也与商务印书馆7年的学徒、店员经历有关。
1919年，14岁的陈云小学毕业，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他曾回忆道：“我自信也是很用功的一个人，练字，上夜校(商务办的)，读英文。当时商务发行所的主任和高级职员认为我是克勤克俭(只穿布鞋布袜)而求上进的一人，在他们心目中我将来在商务很可能被他们看中的一个。”没想到，罢工一起，这个“克勤克俭”的有为青年居然成为罢工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走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但理性、平和、务实的风格，一生未变。
刚一上任的陈云，就因疲劳过度，流鼻血的旧病复发，病倒了。组织上从陕北公学选调了女学员于若木来护理他，两人产生感情，次年3月结婚，从此相携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
陈云的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都翻开了新的一页。
扩容
陈云到任时，中组部人手不多，约十一二名干部。副部长是李富春。
中组部下设三个科：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书处。干部科负责干部的了解审查、使用配备、培养训练、干部统计和档案管理等工作，是中组部第一大科。科长是王鹤寿。地方工作科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组织局，负责了解指导全国各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贯彻执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负责全国党组织和党员的统计工作。科长先后由刘锡五、王德担任。
中组部实行集体领导制度。每周六上午召开部务会议，讨论部里的重要工作。会议由陈云和李富春主持，参加的人员有秘书长和各科正副科长。各科都被要求严格按分管的范围，照章办事。
一年后，中组部逐渐扩容，增设了审计科、交通科等，达到13个部门，人员最多的时候有五六十人。
中组部的办公地点，也几次搬迁。
1938年，敌机三次轰炸延安。其中一次，几颗炸弹落在了中组部的后山上，把中组部的窑洞埋了半截。陈云的窑洞也被土封住了门窗，他被封在了里面。幸好抢险及时，没有人员伤亡。中组部连夜搬家，转移到延安北门外原中央党校后山的两排窑洞办公。
1941年秋天，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指示。中组部率先实行大精简，五六十人的机构减少到只留下13名干部，仅剩干部科和代管的中央党务委员会。地方干部科被撤销，工作并入中央党务研究室。部机关的行政事务先后就近与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党校合并。
精简后的中组部机关再度搬家，搬到了杨家岭，和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一起办公。1943年，中组部又搬回中央党校后山。
作家刘白羽曾回忆杨家岭时期的陈云。组织部在高山悬崖上，前面是延河一望无际的旷野，陈云常常在窑洞前一条平坦的山石路上轻轻缓缓地散步。去汇报工作时碰到他，“他脸上总是那么和气，那么微笑，每次见面也说上两三句”。
“抢知识分子”
根据抗日战争的新形势，1938年3月，陈云组织起草了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7年，中共党员只有4万，1938年，猛增为50多万。1939年12月，他又组织起草了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陈云非常重视吸纳知识分子，许多人对他当年提出的要“抢知识分子”的口号记忆犹新。他说：“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抢得慢就没有了。”“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边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么，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陈云将干部政策即“用人之道”总结为12个字：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他的小女儿陈伟兰曾回忆，因为经常跟人谈话，他有一种很善于识别人的眼光。“他只要跟这个人谈三分钟，就大概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适合搞什么工作。”
干部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审查干部。陈云在中组部部长任上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建立了完整的干部审查制度。
中组部规定，审查干部由各级组织部门、政治部门所属的干部科负责，严格禁止其他部门介入或干预。194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在华北、华中各区党委、陕甘宁边区党委设立了干部科，以更好地考察和配备干部。
8月，陈云又亲自起草了中组部《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总结》指出，审查干部有两个目的，一是为发现干部的长处与缺点，二是为发现混在党内的异己分子，并将之清洗出党。审查干部的材料主要根据本人报告，又要在每个重要环节上有旁证，并判断旁证是否可靠。审查要严格，“但实事求是的审查才是真正的严格”。结论应与本人见面(内奸除外)，对本人的申诉必须给予确切答复。“审查切忌悬案不决，以使干部安心，使主管机关易于分配工作。”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涌入延安。这些进入延安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都需要由中组部进行审查并分配工作。不少在白区工作的党员因种种原因丢失了组织关系，到延安后，也要找中组部解决党籍问题。因此，中组部的接待任务十分繁忙。
据陈云的秘书刘家栋回忆，来访者要见谁，就填写一张会客单，夹在铁丝上，往上一拉。待夹子被拉上来后，上边的通讯员就取下条子，交给会客者，会客者签字后，通讯员往下一放，来访者就可以拿着条子上山。就像当时商店里柜台和收银台之间的票据和钱款交换方式一样。
从国统区到延安的著名作家丁玲一直顶着历史问题的压力。1933年5月，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有人怀疑，她是“自首”后被释放的。康生就曾表示，丁玲自首过，她没有资格到党校来。对此，丁玲压力很大。她找到陈云，哭诉着请求组织调查。陈云安慰她：“不要激动，不要着急，组织出面调查。”
经过调查，1941年1月，中组部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指出：“党内有些同志传说丁玲同志在被禁于南京的三年中曾经自首，但中组部直到今天未见到任何同志提出丁玲同志曾经自首的具体证明，也未见过丁玲同志发表过自首文字和屈服于国民党的文字，因此认为这种传说无从凭信。”
结论由中组部盖章，陈云、李富春签字，陈云在亲自作出批示后，将结论送丁玲。批示说：“这是中组部几次审查后对你的结论。请你保存一份。”
学哲学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政治路线问题。会议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到来。
1942年元旦，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举办新年团拜会。陈云发言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已二十多年，经历了各种严峻考验，有成功，有失败。现在看来，最大的成绩就是我们党培养出了一个领袖，我们选择了这个领袖，他就是毛泽东同志。”邓力群后来回忆说：“陈云同志这么说，给我的印象特别新鲜，因为在以前没有听到过这样单独地提领袖毛泽东。”
从莫斯科回来之后，陈云曾经三次向毛泽东请教：过去自己也犯过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是否因为经验少？毛泽东说，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要学哲学。
离开中组部
1942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陈云是委员之一。
1943年3月，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因身体原因，陈云暂时休假3个月。结果，休假持续了将近1年。期间，发生了“抢救运动”。
本来，按组织程序，干部的档案资料由组织部门掌握，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接受党组织的审查，如发现敌特嫌疑，再移交社会部等保卫部门进行查证和处理。但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提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
1942年，康生制造了三起特务案——张克勤案、吴南山案和王实味案，利用这三个尤其是后两个案件，攻击组织部门的审干工作。吴南山案牵扯出戴笠训练一批青年潜入陕甘宁边区从事特务活动的事件，康生因此宣称延安“特务如麻”。王实味案也是他越过中组部直接制造的。
这期间，他当上了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审干权。他指责中组部：“坏人那么多，你们组织部是怎么搞的？”称中组部在审查干部问题上“右了，太宽了，使得特务钻到了我们党内”。根据他关于“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的报告，中央随后成立了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延安整风运动发展成“抢救失足者运动”。
解放后，曾做过陈云秘书的李锐调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看到了被当地公安系统缴获的唐纵(戴笠的二把手)日记。唐1942年8月23日的日记写着：“现在延安的情况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曾在抢救运动中被关押一年多的李锐大吃一惊，才知道“特务如麻”之说完全是无稽之谈。
陈云休假结束后，并没有回到中组部。
1944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调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从此，陈云由组织工作转向了财经工作。他全力投入新的工作，从操持陕甘宁的“小摊摊”开始，逐渐成为中共的头号经济专家。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出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统一领导全国的财经工作。
晚年陈云与邓小平
他们都主张改革开放，也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分歧，而在于分歧的性质和对待分歧的态度
本刊记者/黄卫
很少有人注意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提法，出自陈云。
1989年春夏之交，因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陈云从休养地杭州提前回京。5月25日下午，秘书许永跃向他汇报，明天将召开中顾委常委会，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希望他能主持会议。陈云考虑了一下说，请一波同志主持，我就不参加了。但第二天早上，他叫来许永跃，说自己想了一夜，要去主持这个会。
这是陈云担任中顾委主任期间，唯一主持的一次会议。就在这个会上，他提出，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头子”的党中央。《人民日报》公开报道时，根据许永跃的建议，“头子”改成了“核心”。
事实上，在多个这样的重要节点上，陈云都大力支持了邓小平。
“少壮派”
陈云进入中央领导层非常早。1930年，25岁的陈云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32年3月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之后，长期从事组织和经济工作。
在中央苏区时，邓小平是红军总政治部所办《红星》报的一名编辑。此后，他在党政军方面都有建树，且长期担任一把手。战争年代，“刘邓大军”战功赫赫；解放初期，他主政西南一方。
1956年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在酝酿八大人选时，毛泽东特别向全会推荐了陈云和邓小平。对陈云，他说：“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到要点。”对邓小平，他评价“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他将两人称为“少壮派”，预言今后要由他们“登台演主角”。
在1956年9月的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第五。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党内排名第六。在毛泽东为首的这个领导班子里，陈云和邓小平合作得很好。1962年7月前后陈云提出“包产到户”的主张，就得到在第一线具体主持工作的邓小平的支持。
1962年，陈云因主张“包产到户”受到批判，此后一直“靠边站”。“文革”中，仅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职务。“文革”初期，邓小平作为全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1973年，他在毛泽东支持下复出，但因1975年的全面整顿，1976年再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仅保留党籍。
据陈云夫人于若木回忆，一天，邓小平忽然带领全家来访，久别重逢的两家人欢聚一堂。作为八届政治局常委中仅存的两位，这对老战友要再次携手合作了。
陈云支持邓小平复出工作
1977年3月，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工作会议。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
陈云利用这次机会，大声疾呼，为邓小平复出造势。3月13日，陈云向上海代表团提交了书面发言。发言很短，只有几百字，但分量很重。
发言说，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在中央的领导工作，是粉碎“四人帮”后面临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的发言没有在会议简报上刊登，但在会内外传开，反响很大。3月14日，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表示要“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
4个月之后，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正式复出。
从一张摄于邓小平复出10天之后的照片可以看到，陈云和王震等兴高采烈地碰杯，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兴奋和开心。
邓小平支持陈云重返最高层
1978年11月10日，又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开幕。
第二天早上，陈云提前十分钟到了他所在的东北组会场。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注意到，他走路轻快，精神焕发，遂提醒会议主持人杨勇，陈云带着皮包，应该叫他发发言。会议一开始，杨勇就说，请陈云同志发言。
陈云说：“去年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我有个发言，没给登简报，这次发言，我希望登简报。”他表示，完全同意工作重点的转移，但有些影响大或涉及面广的遗留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决定。然后，就一口气提出了薄一波、陶铸等人的所谓叛徒案和天安门事件等6个问题。
十年不鸣的陈云，一鸣醒目，再鸣惊人。发言一石激起千层浪，与会者纷纷发言响应，会议的议题和进程被完全改变。
参加会议的于光远回忆，逐渐地，本来不在议题中的高层人事问题也在讨论中被提出了。很多人发言称，陈云在党内资格老、威望高、水平高、能力强，应该担任党中央副主席，而且位置应在汪东兴之上。
一天，陈云和往常一样提着他的塑料文件袋子上会，在走廊上碰到了邓小平。邓小平打趣他：“老兄，你出门总是不忘带上你这个能买菜的袋子。”陈云自得地笑着说：“我这个袋子既能装菜，也能装米。”
时机成熟，邓小平高度评价陈云“品德高”，并举了两人60年代共事中的例子加以说明，表示支持陈云担任中央副主席。他还提议陈云担任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在紧接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委第一书记。12月22日晚，他从台下走上了主席台就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在事实上形成，陈云成为这个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在领导层变动中密切配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的领导格局逐渐形成。在整个调整过程中，陈云和邓小平一直密切配合。
1979年，国庆刚过，陈云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他说，他自己身体实在不行了，华国锋同志太忙了，叶帅年纪大了，小平同志虽然身体好，究竟是76岁了，不能持久。“我这是为了党的利益。”
1980年2月，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成立了中央书记处，胡耀邦任总书记，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九次会议，讨论准备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11月11日下午，陈云发言称：“小平同志当党的主席，众望所归。但是，我相信，小平同志不愿意干，极力推荐耀邦同志来干，我说好，耀邦同志来搞。”
支持陈云主持经济调整
在常委中，陈云分工管政法。不久，他又承担了主持经济工作的重担。
经过“文革”后，陈云的经济治理能力和稳健务实的经济发展思路被党内外所一致公认。众望所归，1979年3月，他成为了新成立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的主任。
陈云一上任，就制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着手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他大力削减借外债的规模，减少引进项目，降低发展速度，为过热的经济降温。
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大力支持。在1980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了关于调整的多点措施，并称：“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邓小平讲话称：“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
经过调整，1981年底，巨额财政赤字降了下来，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基本实现了调整的预定目标。调整通过“与民休养”，还上了欠账，为后来的经济腾飞和全面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整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邓小平、陈云的密切合作是全方位的。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说凝聚了邓陈两人的智慧。在如何对待和评价毛泽东的功过上，两人高度一致。陈云还贡献了“加写建国前28年的党的历史”的点子，解决了如何“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难题。对此，邓小平大为赞赏。
在干部年轻化问题上，邓小平和陈云也是通力合作。1981年，陈云在杭州休养期间，写出了《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提出从现在起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对此，邓小平风趣地表示，自己“不仅举双手赞成，而且双脚赞成”。
1984年
1984年，在邓小平的思想发展上，是很重要的一年。
这年年初，他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肯定了举办特区的决策。回京后，他明显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去向陈云汇报。
在经济特区建设问题上，陈云一直有自己的想法。他更多的是把搞好特区放在第一位。1981年时他谈到，现在只能有这几个特区，不能增多，要认真总结经验。1982年春节，他又强调：“特区第一位的问题是总结经验。”
邓小平在经济特区的问题上明确表态后，陈云明确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
3月26日至4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北京召开部分沿海城市座谈会，建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4月25日，陈云听取了谷牧关于座谈会情况的汇报后明确表示：“我同意这个《纪要》。”
1984年的南方视察后，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邓小平也有了新的思考，“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思路逐渐清晰。
这一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全面改革、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目标。对此，陈云表示完全同意。
“老兄”
曾任陈云秘书、后担任了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朱佳木认为，邓小平和陈云都主张改革开放，也确实在一些问题上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分歧。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分歧，而在于分歧的性质和对待分歧的态度。
美国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认为：“有的人说陈云主张计划经济，邓小平主张市场经济，我觉得更本质的差别在于邓小平想大胆地向前走，陈云则是比较小心地向前。如果用经营一个公司来比喻，陈云是有经验的财务官，清楚财政状况。他看到很多破坏经济的乱象，所以他非常谨慎。”
邓小平精力充沛，广交朋友，频繁会见西方首脑、各界人士。而陈云因身体不好等原因，深居简出，除上海和杭州外，几乎不去外地，除苏联外没有出国访问，也不会见外宾。
尽管个性迥异，但陈云和邓小平两人共同的特点是经历过大风大浪，政治智慧丰富，有大局观，并且，都务实。
陈云一生低调，特别注意摆正自己的位子。早在50年代初，他就一直要求有关部门在待遇上、宣传上不要把他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列。苏联政府赠送给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一人一辆小汽车，他把自己的那辆退掉。实行工资制时，“五大书记”定为一级，他坚持把自己的改为二级。据曾任上海评弹团团长的吴宗锡回忆，当年他根据社会上的风气，称呼陈云“总理”，陈云立刻严正指出：“我不是总理，总理是周恩来同志，我是副总理。”
在新时期，陈云很尊重邓小平的“头子”地位，邓小平也同样尊重陈云。
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云和邓小平一直互称“老兄”。1981年5月的一天，邓小平约陈云等几位常委在他家会合，一起去看病重的宋庆龄。陈云第一个到，在客厅门口迎接的邓小平一见他就说：“老兄，你那个联产承包，灵得很哦。”陈云说：“这个办法蛮好，靠得住。”
1983年后，陈云患帕金森综合征，身体渐渐不好。他和邓小平都耳背，很少在一起开会，但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彼此沟通。
和邓小平的意见不一致时，陈云总会先给邓小平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沟通后才公开提出。邓小平则常指派人去向陈云汇报，征求意见。
在决定特别重大的问题前，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三位老人，则会促膝商谈。1982年8月14日十二大举行前夕、1986年10月30日十三大前，都举行了这样的商谈。地点都在陈云家中。
1986年10月，短短一个月中，三位老人接连参加了老战友韩先楚、刘伯承和叶剑英的追悼会，感慨良多。
10月30日，陈云将邓小平和李先念迎进了自己办公室。三位老人单独谈了两个多小时。许永跃回忆，气氛“非常平和”，谈得“非常愉快”“非常融洽”。
后来人们都知道了，这次谈话中，三人商量好了，十三大后一起退下来。
南方谈话之后
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改革开放一度停滞徘徊了。
1992年1月，邓小平以88岁高龄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根据他的意见，当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经常强调，领导干部的眼界和胸襟要非常宽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因此，他能够突破前人的框框，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
4月26日，陈云准备返回北京，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等来看望他，汇报了浦东开发等工作。交谈中，陈云笑着对黄菊说：“不是有新闻记者向你打听陈云对开发开放浦东的态度吗？你回答得很好，我非常赞成开发浦东，开放浦东！”
5月下旬，他派秘书许永跃去特区考察。
80年代末90年代初，陈云曾几次计划带体改委和“特区办”的有关领导一起，去深圳特区实地考察。但因为身体等种种原因，最终未能成行。他告诉许永跃：“你去了之后，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你是代表我去的。”
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为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评弹里的性情陈云
评弹之于陈云，是一种独特的“治疗”。只要那婉转的吴侬软语一起，他很快便会沉浸其中，不闻周遭
本刊记者/徐天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陈云的身体渐渐大不如前，工作慢慢减少。进入耄耋之年的他，不爱出门，不喜会客，总是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
家人都避免打扰他。夫人于若木常去看他，但不会逗留很久。孩子们周末才来看他，来前会先让警卫员通报。
他的办公室很大。书架占据一整面墙，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一圈沙发围成会客区。他常坐的那个单人沙发旁，有一张茶几，上面放着两个很大的录音机。他喜欢靠坐在沙发上，闭着眼，手里转着女儿送他的那对健身核桃，听评弹。
他的听力不好，录音机的声音开得很大。警卫员的房间和他的隔着一个走廊，也能听得清清楚楚。他们多是北方人，听不懂吴越方言唱腔的评弹。只知道如果忽然没声了，就是磁带放完了，要去换第二盒。房里有时传来哈哈大笑，他们就猜想，大概是到了“噱头”的部分了吧。
虽然听不懂，但他们知道，评弹之于陈云，是一种独特的“治疗”。只要那婉转的吴侬软语一起，他很快便会沉浸其中，不闻周遭。
在书场听书
1959年9月，正是“大跃进”高潮。各行各业都要“跃进”，作为评弹界首个国家剧团——上海评弹团的团长，吴宗锡的桌子上每天都堆满文件，焦头烂额。
这天一上班，一个北方人就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来人递上一封介绍信，自称是安全部门的人，请吴团长外出一趟，别的什么也没多说。他请对方等会儿，对方点点头，老老实实坐在门口等他，并不催促。
等他坐进车子的时候，已过了十点。车子开进了上海市瑞金宾馆，停在一座楼前。北方人引着他进了一楼的客厅，让他坐在红木椅子上。“稍等，首长在那里散步。”
今年90岁的吴宗锡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一听“首长”两字，才意识到可能是什么状况。
一年前，陈云的秘书肖华光来找他，请他提供一些评弹的本子和录音，带回去给陈云听。肖华光告诉他，陈云很小就被舅父收养，白天在舅父开的餐馆里打下手，晚上就到隔壁不远的一个书场外站着蹭听。1959年，陈云被查出患有心脏病，医生建议他把脑子里的事情放下，多多休息。他这才重拾幼年的评弹爱好。
客厅的玻璃窗外，是一片草地，有个人正在散步，周围围了几个人。吴宗锡没见过陈云，但他直觉，那人就是陈云。
果然，没多久，陈云进来了，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开口问：“你是上海评弹团的？怎么称呼？”陈云是上海青浦人，普通话里带着青浦口音，让苏州人吴宗锡觉得亲切。
陈云询问了上海评弹团的情况，然后问：“你们最近有演出吗？在哪里？”吴宗锡回答说，今晚就有，在仙乐书场，都是好演员。陈云让他留几张票。
快开场的时候，陈云来了，头上压着一顶帽子，还戴了一个大大的白口罩。车停得很远，他带着一两个人步行到书场。吴宗锡把他们引到第五、六排中间的位置，自己也陪着坐下。周围的人都没怎么注意他们。
陈云和听客们一起鼓掌、叫好，放噱头时，一起放声大笑。散场时，他挤在人群里挪出去。
连着几晚，他都来仙乐书场听书，兴致很高。
自那之后，只要陈云来上海，总会来听书。他也常把吴宗锡找去谈话，聊聊有什么新书，老书是否有改编，谁的“单档”(指单人说的评弹)放得好，哪两个人的“双档”有默契。
“老夫环境恶劣”
1963年初夏，陈云在苏州南园休养，又把吴宗锡找了去。
红木茶几上放着一只白瓷碟，碟里摆着一圈白兰花，散发着幽香。照例，一杯龙井茶端到吴宗锡的面前。
但心情烦躁的他却无心欣赏。当时正强调阶级斗争，他不知道该如何对手下的评弹艺人划分阶级成分，遂向“首长”请教。
陈云没有回答，却说起了艺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对他们思想意识的影响。隔了一会儿，他轻轻说：“吴团长啊，我替你想想，你这个团长不好当啊。”
吴宗锡一愣。运动来时，上面向他施压；运动过后，罪责却加到他身上，对此，他已经习惯了，忽然听到这样的体己话，几乎有些不能适应。
他没有觉察到陈云话中的复杂滋味。在他的记忆里，陈云总是喜欢笑，而且是哈哈大笑。有时，未见其人，先闻哈哈大笑。
有一次，一个演员说书时用了一句青浦方言，陈云问他知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演员回答后，陈云哈哈大笑，告诉吴宗锡，这句话他在家乡也听过。
陈云喜欢听“噱头”，但当时的演员们不太敢在说书的时候放笑料，陈云特意叫沪上的“噱头大王”张鸿声来给自己说书，而且要求把所有噱头都放进去。他听完后说，95%以上都是“好用”的。他还说，老百姓花钱买票听书，不是来上大课的。
吴宗锡往回想，想起了一个当时没注意的细节。
1959年，初见陈云后不久，陈云召他和上海市文化局的几位负责人去汇报工作。在汇报中，他提到了一部书中的一句话“老夫环境恶劣”。陈云听后，跟着重复了一遍：“老夫环境恶劣。”随后，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你看我，手轻脚健”
“文革”期间，陈云去过几次沪杭，但从来没有找过这帮评弹界的老朋友。他仍然听评弹，但都是听录音。
再次见评弹界的朋友，已是1977年5月。他第一个见的，是上海评弹团的演员赵开生。
赵开生第一次见到陈云，是17年前，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
那是1960年6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与会者们白天开会，晚上看演出。上海市组织了三个场子。一个在文化俱乐部，可跳交谊舞，中间穿插小节目。一个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演出戏曲节目，另外还在锦江饭店休息室专辟了一块书场，演出评弹。陈云有时会去锦江饭店的小书场听评弹。江苏人张闻天听得懂评弹，也会来。山西人薄一波、辽宁人吕正操听不懂，但也常来。
这次见面后，陈云向赵开生询问了上海评弹团的近况，还一口气向他提了10个问题：在“文革”中做了什么？哪些事情做错了，哪些事情做对了？对评弹改革怎么看？对我怎么看？等等。赵开生一一作答。
此后，陈云与江浙沪评弹界的负责人恢复了来往。
1978年底，重回政治舞台中心的陈云再次去了上海和杭州。老朋友们都感到，他的心情“特别特别好”，他步履轻快，主动跟人开玩笑，常常开怀大笑。
吴宗锡跟他聊起一部评弹长篇，说起里面有个73岁的人物，他接过话茬：“我也是73岁。你看我，手轻脚健！”
“老听客”不听书了
陈云一生偏爱杭州，他去杭州的次数，有记录的就有36次，1978年后13次。进入80年代后，他每年春天都去杭州，一住几个月，有时候冬天也去。
陈云喜欢去书场里，挤在人群里听书。小儿子陈方后来回忆：“他最喜欢的就是人家不知道他是谁，他在那儿很轻松、很自如地自己走一走。”
杭州的“响档”(即著名演员)不如上海多，有时会向上海评弹团借演员。有上海名家来的时候，陈云总会特意去听。
张如君、刘韵若夫妇年年都会去杭州演出双档，陈云常听他们的书。他们是50年代初进的上海评弹团，几乎是陈云看着成长起来的。为了保密，团里的人提起陈云，都用“老听客”指代。
陈云有翻报纸的习惯，中缝里的演出、票务信息，都会仔仔细细地看。张如君、刘韵若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有一回，陈云对他们说：“你们俩是响档啊，每场演出的票都卖光了。”
80年代初期，“老听客”忽然有一阵不听书了。
当时，中央纪委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刚刚出台，陈云作为中央纪委第一书记带头执行，不进书场。
一天，张氏夫妇正在杭州演出，忽然接到陈云身边警卫的通知，说首长要见他们。刘韵若有些不解地问，首长不是不听书了吗？对方说，本来是不听了。“今年小平同志到杭州，问省里的领导，陈云同志还听评弹吗，他们说按照《准则》不听了。小平同志说，文娱生活还是要有的。而且，听书对陈云同志身体有好处。所以陈云同志就又听了。”
“希望你们定期来看看我”
陈云和评弹界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最放松的时候。
赵开生再次见到陈云时，已是1981年，中间隔了四年。一见面，陈云就轻松地埋怨：“赵开生，你这个家伙，好几年不通信，一点消息都没有。”又问他：“你看看，老首长是不是老了？”他立刻说：“没有没有，我看你精神还挺好。”
1984年，赵开生去北京演出，临走前去拜望陈云。
陈云说，要送一幅字给他，说着从沙发上站起来，迈着小碎步朝桌案走去。赵开生本能地上前搀扶，没想到，这次陈云没有说不。他记得，7年前，陈云步伐轻快，他想上前搀扶，被拒绝了。
告辞时，陈云叫赵开生等等，还为他预备了一个小节目。陈云的秘书拿着一个相机进来，为他们合影。赵开生想起，还是7年前，他请求合影，陈云摆摆手，说现在先不拍。没想到，陈云一直记着。
80年代末期，陈云的身体已大不如前。来上海休养时，吴宗锡去看他，问起他的身体，陈云说：“不太好，腿有点肿。”
1990年，陈云在杭州，找了评弹界的几个人去谈话，吴宗锡也在场。他们告辞时，陈云忽然说：“希望你们定期来看看我，一起来也好，单独来也好，使我能多听到些真话，多了解些实际情况。”
“老听客”走了
徐檬丹从来没有见过陈云，却觉得，跟他有一种特别的联系。
1980年，44岁的徐檬丹从苏州评弹团调入上海评弹团。半年后，创作了中篇评弹《真情假意》。这部剧讲的是，一个女青年在恋人遇到困难时抛弃了他，她的孪生妹妹替她尽责，悉心照顾他。男青年开始闹了乌龙，把妹妹当成了姐姐，后来才知真相，和妹妹真心人终成眷属。
当时，上海评弹团进行拨乱反正，正抓新作品，吴宗锡看了本子，一稿就通过了。1981年5月，《真情假意》公演，轰动上海滩。吴宗锡把节目录了下来，送给了陈云。
陈云非常喜欢这部剧，前前后后听了20多遍，还给邓力群写信，建议将这个剧本改编成其他剧种。
徐檬丹当时正在福建体验生活，创作第二部剧，听说后有些不敢相信：“谁有心思听20遍？我自己都没有听过20遍。”
后来，她又创作了另一个爱情中篇评弹《一往情深》。这部剧讲述一对门不当户不对的知青恋人，回城后由于家人反对而分手。在即将结婚前，女孩与昔日恋人重逢，意识到这才是自己的挚爱，两人重归于好。
1984年，吴宗锡调到上海市文化局工作，徐檬丹被任命为上海评弹团团长。陈云听说了，托人给徐檬丹送来一幅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1995年，陈云去世，徐檬丹也在同年退休。团里的人知道“老听客”走了，唏嘘不已。
没过多久，评弹界几位老同志受命去北京，整理陈云遗留下来的评弹磁带。他们回来说，共1020盘磁带，比苏州“收藏鉴赏评弹学会”80个会员收藏的磁带加起来还要多。陈云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在北京医院住了近一年的院，病房走廊里堆满了评弹磁带。
徐檬丹和陈云都没见过陈云，只从电视上看到过陈云的样子，故事也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前些年，她专门去了陈云在青浦的故居，听研究者细说陈云的童年。
她站在那里，闭着眼睛想象着。当年那个不足十岁的小小少年，忙完一天的活儿后，终于可以喘口气。他跑出家门，跑去书场。书场前是茶座，他没有座，更没有茶，一个人站在对面的角落里，偷偷听书，直到夜深。
讲述到这里，79岁的徐檬丹忽然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面前流下了眼泪。
后来她才知道，陈云去世前，一直在听评弹。听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往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