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35年12月出生的。我的父亲是做会计的，妈妈是在家做家务。我们有六个兄弟姐妹，当时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我的哥哥也是一名工人，我的阿姐原来是长丰纱厂的工人。我阿姐唱越剧很厉害，一心想要做越剧演员，跟著名越剧演员毛佩卿(1919—1986)学做越剧演员。我爸人很正派、传统，认为做人要清清白白，要去做工人，不让阿姐去唱越剧。这样，阿姐就到长丰纱厂做养成工(童工)。我阿姐人比较聪明，年底到了，我阿姐就被推荐为工人代表，就福利问题，出面和资本家进行斗争。因为这样，黄色工会就派人来将阿姐开除，把铺盖行李扔了出来，她当时住在开明街青年宿舍。
1946年9月至1947年9月，我在陈家祠堂的贸山小学读了一年书。我想家庭困难，家里没钱，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我和我妈讲，我去做工算了。我妈说，工作很辛苦，你去的话是不是吃得消那时候做工要12小时，到礼拜六那天则要做15个小时，从晚上六点到第一天早上九点。我说，我会吃苦的，放心好了。
我阿姐叫陈慧娟，我叫陈慧瑛，如果我仍旧用原来名字去长丰纱厂工作，是不会被接受的。我妈帮我和阿姐改了名字，阿姐就叫陈莉莉，主要有技术在，名字改了就可以去别的工厂做工。我的名字也改了，叫陈芳芳。如此，两姐妹名字就不连在一起了。
我是1948年1月份参加工作的，当时13岁。进长丰纱厂做工时，我吸收了我阿姐的教训，不多说话，一门心思学技术。我技术学的非常好，经过三个月技术学习后，老板亲信领班那摩温要来考试，看你技术怎么样。30多名养成工考试，我考了第一名，所以我的工资最高。这样，难关也就一步步度过了。
1949年5月份，宁波解放了。我们厂原来在和义路，工人约三百人左右。老板朱淮官奸商一看解放军来了，知道不妙，就逃走了。逃走以后，厂就由军管代表接手，变成地方国营企业，改名甬江纱厂。6月，我们这些原来的工人，也通过考试重新录用了，成了地方国营甬江纱厂的职工。
军管会代表李彬和我们同吃同住，人人平等。这让我们打消了顾虑，知道原来国民党政府宣传的共产党如何坏，原来是骗人的鬼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从一个资本家厂里的童工，变成了一个国有工厂的工人，变成了“主人翁”。从此，我们是在为“我们”而非资本家工作，积极性自然高涨。领导对我们工人很好，伙食好了，周末能休息了。关键是，共产党的干部不打骂工人，反而很尊重关心我们。大家地位平等，领导和我们一起吃住;我们也可以批评领导，他们会虚心接受。大家都是为社会主义工作，没有自己的私人利益，大家很平等、很民主。国家推进工业化进程，我们产业工人的地位自然上升。我明显感觉到社会上羡慕工人的地位。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如果在法庭上同时出现，我们工人可以坐着，而资本家只能站着。“工人阶级的地位可高了。”
要纺出质量好的棉纱，光一个人怎么行呢。我不仅自己钻研技术，还帮助同小组的女工，提升她们的档车技术。通过签订姐妹合同、技术互助等形式，帮助技术低的同志，学习粗细纱包捲接头法。由是，大家同步前进，所在的细纱车间被评为模范车间，我则评为四级专业技术。每年每月，全面均衡地完成了国家计划。
1952年6月，在周根娣的介绍下，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时工作热情十分高涨，没有家庭观念，不回家里去。礼拜天到了，我是班组长，挨家挨户慰地问去。不让你做工作还难受，不是像现在这样，什么都和钱有关系。1953年，我就开始被评为宁波市劳模了。1954年8月，18岁的我当选浙江省人大代表。与我同时为省人大代表的人，多为各市时及各单位领导，由此我得以结识许多单位领导。当时规定，宁波市人大开会时，省人大代表要列席会议。由此，我得经常坐主席台。一个生得比较眉清目秀的18岁小姑娘坐在主席台，格外引人注目。
1955年12月，因周性娩、钱玲英的介绍，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1956年3月转正。
图一：1953年初为劳模
图二：1954年参加省人大代表时与年纪最长的代表合影。
到1956年1月，公私合营，地方国营甬江纱厂并给了和丰纱厂，成为和丰纱厂第一分厂，我们就变成了和丰纱厂的员工。10月，甬江纱厂设备并入和丰纱厂，撤消分厂建制。
图二：1956在车间工作，这是记者拍的操作能手比较照片
1958年4月，我被评为浙江省第一个五年计划劳动模范。5月14日的《宁波报》上，同为市人大代表的徐季子先生写了五首短歌，其中给我的一首诗称：“纺纱女工陈芳芳，心又灵来手又巧。一人看了千枚锭，先进指标步步升。年纪轻轻有志气，光荣称号永保牢。”
1959年，再度当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那年11月5日，我收到了周总理的请帖，内容是：“定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五日(星期四)晚五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敬请光临，周恩来。”当时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像我这样普通的纺织女工，也能享受这样的崇高荣誉，真使我激动万分。晚上7点，劳模们在人民大会堂活动。我在楼上，听到大家有欢呼声。原来，是周总理来了，还邀请劳模代表一起跳舞。
图三：周总理的请柬
我连年评为劳模，母亲父亲最为自豪，不仅孝顺，照顾家中，而且工作中相当出色，经常要求其他姐妹向我学习。甚至我的外甥女们直接叫我“模范阿姨”。我手头的报纸剪裁，正是父亲做的。
1953年至1961年，每年每季度，从市里到省里到全国，都是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的。因为我们的技术也要到全省去比，去比了以后，我都拿了第一名。原来做先进时，压力也很大，你假使不得第一名，马上给你扣上“骄傲自大”的帽子，就像我们现在的运动员比赛一样;同时，会有人对你的技术做测定，你的产品质量怎么样。原来评先进劳模，自己不要评，是群众一定要评你，这硬碰硬评，讲指标，讲实际东西。
图四：1959年全国劳模照
这张照片是宁波天胜照相馆摄影师特意拍的照片，曾在天胜长期展览。
和一般纺织工人不同的是，我非常重视学习。1959年6月至1962年7月，我在和丰纱厂的红专学校读书，一直读到初中毕业。夜里上班就下午读书，下午上班就夜里读书。1962年4月，参加市委党校学习二个月。1965年，又在市委党校学习二个月。人全都是靠逼出来的，靠实践锻炼的，写写讲讲，我的本事好一点。我的知识文化就靠这样学来的。我现在这个年纪，脑子思路清晰，没有糊里糊涂，正是不断学习的结果。
到1958年，单位在工人新村给我分了一间没有厨房28平方房子。我那个时候没有结婚，初不要。组织还是给我，我直1961年结婚才用上。
1961年1月，脱产当技术员。那个时候当工人吃香，工资有57元，让我脱产当技术员，我开始还不要。
1964年5月，当生技科副科长。我在生技科，就是全厂的操作方面由我来负责，等于说负责先进工作等等。
1971年3月，成为细纱车间支部书记。
1973年5月，0.618优秀法在宁波和丰纱厂(当时改名东风纱厂)推广时，华罗庚老来了。我被安排陪同接待。接到这个任务，我心里那个紧张啊，只有初中文化的我怎么跟大数学家交流初次见面在华侨饭店，华老由他女儿华顺陪同。当身边的人介绍我是全国劳模时，华老眼睛一亮，主动伸出了手：“不简单，不简单。”华老亲自来细纱车间，观看操作如何运用0.618优秀法等。更令我想不到的是，华老还和他女儿单独请我吃饭。华老平易近人，他像一个普通长辈一样和我拉起了家常，渐渐的我不紧张了。我说了一些厂里的做法，他给我提了些建议，饭后还主动提议照张相。下午，服务员送来了刚上市的桃子，那桃子还比较硬，华老亲自先递给我一个桃子：“小陈，你吃吧!”对于我们劳动模范别提有多尊重了。
图五：与华罗庚父女一起。
1973年6月，正当华罗庚来宁波，上面宣布我为和丰纱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
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大的遭殃，主要是群众基础好;群众基础如果不好，早给他们打了。和丰纱厂造反派与甬江印刷厂老保派两派斗争，结果老保派失败，领头人韩伟信的尸体放在我们和丰纱厂大会堂，那些人从车间来把他拖出去，让他跪着，打他，多厉害。那时候，甬江印刷厂，两派斗争，打伤以后，大卡车拖来我们医务室上面住着。哎呀，这个看过以后，胆子不大，吓也吓死了。我们都是过来人，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是经得起考验的。跟党走，坚定不移，不是晃来晃去，东头吃东草，西头吃西草，性格生好了，就是衷心相信共产党。所以，有些人说共产党怎么怎么样，心里也很难过，但确实，现在有些人也确实不像样。现在中央这个政策，我们是非常拥护的，我们也是这么教育孩子，要两袖清风，要清清白白做人，走过来哪有那么顺利。
我过去做领导，文化水平不高，但记忆力很好。原来在和丰纱厂做党委副书记的时候，大会要去讲什么，我只要做一个提纲就可以了，一个提纲我可以讲很久。
1978年3月，我任浙东针织厂党委书记。这对我来说，压力不小。浙东针织厂是一个职工1400多人，再加上分厂及销售人员，接近二千人，规模不小。我在和丰纱厂副厂长时，只要管一只角。现在担任第一把手，则要管一张桌面。这也是上面领导在培养我的能力。
6月，我当选浙江省委第六届省委委员。组织也非常关心我，马上派市房管局张凯华处长和另一名办事员小朱到我浙东针织厂来，两人讲，要去看看我的房子，我奇怪看我房子干嘛。看了以后，他们觉得不安全。当时，宁波首次造科技大楼，那时候条件好极了。张凯华和小朱讲了，让我先去选科技楼房子哪一层哪一间。那我觉得就低一点，二楼好了。他们说，你选好了，我们房子再分配。我也很感激，组织上这么关心我，所以我觉得我要更加努力。就这样选了二楼，从工人新村搬了过去。
我在厂里做党委书记也感觉到压力非常大。夜里听到救护车，或者救火车哗哗去了，心里总在想是不是厂里出了什么问题，就是责任性非常强。另一方面，我与厂里的干部职工关系也很好。我感到独木不成林，我对他们关心，他们挺听我的号召。我在浙东针织厂做党委书记，和工人也很融洽，所以后来要我去工会我也不想去。我觉得我在这里做也很不错，组织也十分关心我。
那个时候国内要内销转外销，原来没有外销产品，全部是内销。从我到浙东针织厂以后，和厂长他们一起商量，是否可做外销产品，产品创新，销售到世界各国。这时候，针织织花品种多样。省里领导出国，衣服全是我们这边做。那个时候，内销转外销，什么澳大利亚、美国，做出口产品，年产利润，从300万上升到1000万。那个时候，浙东针织厂评上先进，经委要奖励我们钱，我们个人不要，把钱用到厂里需要的地方。
我在浙东针织厂时另一个重要工作是选定了新厂长人选。前任厂长退下后，有二个副厂长，与我关系都很好，均想意做厂长。两人各有特点。我想了半天，决定将比较实的副厂长调到纺织局为科长，另一个比较活络的副厂长为厂长。当时纺织局书记不同意，认为此人太活。我说不怕，有纺织局领导支持，新厂长不会过分强势的，我能控制局面的。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做厂长以后，此人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以后我想做外贸产品时，他也十分支持。
虽然我出身和丰纱厂，后来的感觉，则是与浙东针织厂的感情更深。
1982年10月，省委下文件，叫我去当总工会主席，做总书记，我也只好去了。到1987年，副主席做了五年，正主席也做了五年。
总工会老同志很多，不像我们这样孩子少(两个子女)，房子也不够。我专门向市里要来一笔钱，造房子，帮他们解决子女房子问题。这样，我也帮他们蛮多，他们也很感激我。我自己不要，原来有规定，像我这个级别的干部，有85多平方可以享受，我就问我的儿子，怎么样，如果要房子的话，我那个80多平方的房子不要了，弄间小房子，这个就给你住。我儿子很生气，他说妈，你就按规定办，我们年轻人自己奋斗去。那我就这样，江东科技大楼二层的房子分给工会里的人，而我就住在蔡家边80多平方的房子里，将科技楼住房上交，不拿两套房子。我们那个时候思想好，不要两套房子，孩子也不要，两个孩子也没想要占我的便宜，不会要我的房子。女儿当时很小，和我住在一起。儿子要结婚了，也不要我这个房子。等于说，后面8平方儿子做婚房，前面13平方让给我们。他说我自己去外面创业，不会依靠父母。
后来总工会一届做完，已经五十多岁，我觉得五十多岁也差不多了，人身体也不行了，以前都是实打实的干，没有像现在休息日那么多。我们那个时候一礼拜休息一天，又没有车子，只靠两只脚走。我说算了算了。现在都是利益关系，升一级多少钱。我们那个时候，乌纱帽当草帽，无所谓的。只知道共产党对我们的培养关心，我有这么一天，为党做点贡献，为群众办事情，感到很有乐趣。所以说，我要退下来。那个时候，组织上不给我退，他说，对我退下来没有意见，但这个工会主席谁来当，问我的意见，我就推荐了谁谁谁。组织上也蛮听我的建议，叫他来做，就把我调到了侨办去了。
我在1987年5月调到了侨办，做侨办主任、党组书记，一直做到1991年8月退休。
我没有做过外事工作，要重新学起来。那时候市长耿典华找我谈话，你做这个工作去好吗我说我是没有做过这个工作的，我去做做看，做得好的话做下去，做得不好的话，会和你说，你派别人来。那他就说好的。这样就在侨办做侨办主任、党组书记。
侨办的主要任务是全世界各国的华侨华人服务。为那些在国外，特别是香港宁波帮侨胞们服务。就是要联络联谊，经常要关心他们，有什么事情，到我们宁波来。比如来投资，来办学啦。宁波大学，就是包玉刚资助的。1990年我们搞一个大活动时，我将他们都请来。宁波大学刚开办时候，我在上面坐着，包玉刚还有其他人都在，李惠利医院。那个时候全部是我发动他们弄起来，来捐资，还有些是老年乐园，他们都很相信我。为侨胞服务，使他们了解我们政策。另一个方面，过去他们赚钱不易，怎么会投入教育事业，人有知识就不同了。这样的事情多了，只要对你的领导相信，他们就会来投资。
到1991年57岁(周岁55)，我和当时的组织部副部长说，我的年龄到了，怎么不来谈话。他说你年龄到了，看不出来。年纪到了你们也不知道，谈话不来谈。个别市里领导也说，再发挥一下余热，去那里做做。我说不用的，我做就是做，不做了就不做。我四十三年做的够多了，我的两个孩子是这样说的：“妈，你已经从13岁做到现在57岁，够了，不用做了。现在子女已经接上来了，你就好好休息，享共产党的福，钞票不够用我们也会给你用。”我说钱够用了，共产党给我们这样的二保，退休金足够用了，还加医保，还想什么
我如果有一些成就，这主要还是靠党对我们从小的培养。反过来说，我们自己也努力。自己不努力，哪有这么一天。我做书记的时候，三块六角的奖金也要扣掉(做脱产干部，奖金就没有)，但我们也没有意见。运气好，现在正好在机关退休，拿着机关单位的退休工资。随便什么东西，有得有失。你自己努力了就会有结果，不努力就没有结果。
我做官做的不错的，主要因为我业务熟悉，拿得起。你自己有本事，你去领导大家，大家服服帖帖的。现在也是这样的，有领导水平去领导其他人，人家服服帖帖。我就是这样提上来做。1973年，浙江省召开推广应用优选法经验交流大会，我也去参加会议。本来没准备要我发言，到了那边突然说要我发发言，害得我夜里一直睡不着。我发言发了十分钟，没有稿子的。华罗庚问0.618优秀法时，我将0.618结合我厂先进操作，使产品质量大为提高。这样，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听了以后，感觉印象蛮好的。
工人也好，领导也好，对我蛮信任的。为什么呢，我人喜欢讲，不对的地方就要讲出来，工作责任心很强。他们知道我的个性，他们讲我讲话像是铁嘴巴一样很硬。我自己也会做，怕什么。所以，工人对我影响也蛮好的，在操作、工作方面蛮怕我的。因为我熟悉这个，担心做的不对的地方给我看出来。那我也经常帮助他们，应该怎样操作等等。我原来做工人的时候是模范小组、模范车间。讲句难听点的，自己做领头羊，不这样的话，哪里来每年给你评上先进，这么好评啊!不单是模范，全国青年积极分子等，哪一样不在内，先进帽子很多。当时评先进与钱没关系，只有一张纸，一朵鲜花，一根红皮带。不像现在这样，什么都和钱有关。
我做干部时，胆子也大的。到一个地方去就要创新，去深入下面。上头有做的不对的地方，我直话直说;下面有不对的地方，我也会讲。不说，我会难过死的。因为没有考虑后顾之忧，所以容易展开。原来在浙东针织厂做党委书记的时候，我就说，你们以后要开后门塞人的时候，我硬碰硬，不会让你们塞的。做工会主席的时候，我也这么说，他们咪咪笑笑。我去做了，他们确实没有塞人进来。原先我就讲清楚了，自己也不会开后门、塞人。
我的性格比较男派，既有母亲的热心，也有父亲的关心国家大事、注重保养。退休以后，我在社区做做工作，做做业主会副主任。做了一届，我也不做了。现在也就义务为他们做点事，楼道里做和谐促进员。他们一定要给我点事做，我也就做做。再一个，我儿子出国了，那时候出国靠的不是大人，是他们自己的本事，他们就推荐我就做海曙区出国留学生家属联谊会会长，我也做了几年，也做得很好。我个人先进评了很多，本本很多，有20多本。退休以后，各种各样的先进评上蛮多的，小零小碎的奖品也蛮多的，但都是义务的，不用一分钱。而我现在，年龄也大了，可以推掉的职务也基本推掉了，联谊会会长也给别人当了。我的孩子也很开心，他说我这样做好。
我对孩子的教育就是，我们自己要起表率作用。我对他们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条，小孩子一定要事业有成，自己一定要刻苦钻研，要好好学习，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不会没有工作。第二条，家庭一定要和睦，很要紧。第三条，后代要培养好，父母起表率作用。人最要紧的就是，第一要道德好，第二就是自己要勤奋，刻苦学习，等将来有机遇的时候，就有出头日子。如果懒懒散散，拍马奉承，没有用的，这是短浅的行为，不是长远行为。像我这样，家庭普通，没有背景，靠自己奋斗，才有这么一天。难道奋斗时候，会想自己将来做什么官。现在看起来，我的孩子这三点基本上都做到了。我的二个子女，没有一点官员子弟架子，女儿值读高中，才替她买新衣裳。
我现在的晚年生活也很知足常乐。第一是有老保，有医疗卡，这还担心什么;第二个，就是小孩子争气，儿子成为美国一个高级工程师，女儿是宁波雅思学院院长;第三个，下代都受到了教育，培养得很好。我的孙子，美国科技创新奖，全美第一名。我的外孙，现在在英国读书，书读得不错。两个孩子全部很好，这与家庭教育分不开。家庭教育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现在的生活也感到很知足常乐。我们现在退休，第一要健康，如果每天睡躺在床上还不如早点去死;第二，要和谐，什么叫和谐，小孩争气，家庭和睦，这就是和谐。这样退休生活过得好，不然的话也没意思。
我把晚年人生之道，归结为八个字，快乐、轻松、开放、安定。快乐，就是有一颗助人为乐的热心，以解决某件事，了结心愿，化解矛盾，能为群众、为离退休干部、为朋友说话办事而感到高兴。老年人如果无所事事，把自己的心灵闲置起来，是完全错误的，是晚年的最大危险。轻松，就是量力而行，兴趣所至，健康允许地作一些工作，可以选择性地做一些压力不大的义务工作。开放，就是心态好，想得开，不计较名利，不浮躁，不郁闷，对于好事坏事，都要持平常之心，力戒大喜大，就是最大、最沉痛的打击也要挺得住，子女的教育，鼓励不可不管，也不可管得太紧、太细。安定，就是生活要稳定平静，有规律，不论是睡眠、起床、进食、活动，都有一个大体的安排，以达到安全、舒适、安逸的原则。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