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高延滨，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自信和热情。她的笑声尤其让人难忘.就像西北的阳光，宽阔而直接,毫不矫揉,充满力量。
“台湾人能到这里来做伟大事业，我是西部土生土长的企业家，为什么不能为家乡尽点心力？”5年前，出于对温世仁的景仰，高延滨成为干乡万才的一员。对她来说，这个过程更像是一次命中注定的顿悟。
在博客里，高延滨曾这样评价她对千乡万才的选择：“在拯救别人的同时，拯救自己的灵魂。”
冥冥之中的感召
高延滨如今的身份是千乡万才公司西部开发事业部数码中心的总监。不过，5年前的她，却是一个自己开办公司的成功商人。
1978年，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高延滨走进了西北师范大学的校门，就读美术系。但毕业之后，高延滨并没有搞美术而是搞了外贸，后来还在兰州开了家自己的外贸公司。在商海沉沉浮浮打拼了十几年。在同学眼里，高延滨早已成了一个与艺术背离的十足商人。
高延滨曾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生活：坐在伯顿的咖啡屋，和朋友们惬意地聊上一下午，着迷于范思哲的丝巾、CD的口红、夏奈尔香水，驾着越野车去郊外兜风......她一度以为这就是她生活的样式。
2002年春节后的一天，24位来自甘肃古浪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黄羊川职业中学的师生与千乡万才公司的创办人温世仁一起出现在央视二台的《对话》节目中。当主持人问温先生如果您西部开发十年可成的愿景到时候不能实现，您的心情会怎样？温先生略顿了一下说，那就让我自己埋葬在西部的草原好了。
那期《对话》是高延滨偶然看到的。她当时心里就想：怎么在甘肃还有这样一件事情？
高延滨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她和同事初次踏上黄羊川的“那个暖暖的下午”。2003年10月中旬，他们来到了古浪县。“祁连山下收获过的土地在阳光下泛着金褐色的光泽，放学孩子们的身影在马路上跳动。我们开车沿着一汪碧蓝的水库，在不太宽的乡道上边走边摇开车窗打问去千乡万才怎么走。无论是老农还是孩子，都微笑着给我们指路。”
在“好牧场路”(这个名字是后来知道的)，他们看到了即将封顶的“国际会议中心”，又顺着窄窄的街道走到镇中学的校门前，抻着脖子往里看。学校校门对面一间低矮的小土屋门口，挂着“中国移动”的牌子，还有那个在一块有裂缝的门板上用毛笔字写着标识牌的“校园网吧”，这种现代与贫穷的强烈反差，让高延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颤。
从那天起，高延滨便将这个网站设为自己电脑IE的主页，开始考虑如何为这个“千乡万才计划”做些事情。
如果温世仁没有去世......这是记者黄羊川之行听到最多的一个假设。高延滨也不例外。“如果温先生不去世，也许我只是赞美，但不会想到自己和千乡万才有什么关系，真的，只是一种景仰。”高延滨相信，“如果温先生不去世，他会把一切安排好的，数码工人已经培养出来了，国外的订单也接来了，古浪的毕业生不用送到东莞打工，学校的电子商务部就够了，公司有足够的人、财、物投入会员学校，把设想完成。”
可这毕竟只是假设。温世仁走了，但他的设想却还在进行中，高延滨决定参与进去。
古浪城里的孤独战士
在武威第一次见林光信时，高延滨被介绍为“千乡万才热心的追随者”。高延滨笑称自己真是“坐着车追上去见林总的。”经受了温世仁逝世之初的打击之后，林光信渐渐走出了阴影，并竭力买现着温世仁的梦想。但是他很清楚实际上他要从头再来。“温先生创建了他独特的商业模式，我们现在的工作是保留他的设想，重新规划和调整。”林光信说。
高延滨曾经当过下乡知青，对农民有一定的感情。当年搞外贸的时候，就考虑过怎样把农村劳动力利用起来。比如，将工艺品加工交给农村妇女去做，以改善她们的生活条件。可惜的是当时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平台去做更多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林光信提出“西才东用”项目时,高延滨毅然决定放弃外贸公司，把事业重心从兰州移到了200多公里外的古浪县,建立了千乡万才公司服务于“西才东用”的第一家数码中心。
“西才东用”其实就是把西部的青年经过培训后输送到急需大量劳动力的东部，藉由东西联结的电子商务平台，实现“远距雇用”的目标。“虽然这个理念很先进，但要把它真正付诸实践，是需要人去做的。”高延滨说。
我们像群孤独的战士／背负着不可能的任务／行走在西部的草原和黄沙之中／我们前进的动力／来自于对苦难同胞无法忍受的关怀／和一种不灭的信念／深信在我们背后／有一股无以伦比的力量正蓄势待发／它的名字叫中国。
温世仁的这段话，曾经悬挂在高延滨在古浪的办公室里面。“我要在那儿天天念叨。不念那个我都呆不下去,真的。”高延滨笑着说。如今，在所有千乡万才公司数码服务站的墙上都悬挂着这段名言，成为这些服务于乡村的网络根据地的座右铭。
“挨饿、受冻、高强度的工作。”高延滨曾这样概述在古浪的生活。
古浪冬天的寒冷，是高延滨从未体会过的。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高延滨和工作人员不断来回穿梭于黄羊川，向农民宣传“西才东用”的理念。但是难度还是超出了她的想象。
黄羊川的农民虽然知道千乡万才公司协助当地发展网络城乡的事情，但对于数码中心提出的要把家乡年轻人送往东部的计划却不敢相信。因为很多人过去都有在外地打工被骗的经历。
没人来报名。高延滨只好一个村个村地去找，贴海报，发宣传单。只要有人愿意报名，立即开车到家中拜访，积极安排体检与代订车票。2005年3月14日，第一批54名黄羊川青年被成功送往广州一家名叫诚达的鞋厂工作，高延滨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第一批人员能否得到周到的安排，不仅关乎诚达公司在古浪后续招工工作的顺利开展,更重要的是关乎千乡万才公司在古浪甚至在甘肃的声誉。因此，高延滨让带队的尹军拍了一个数码电视短片回来，包括路途到站、企业的欢迎大会、衣食住行、车间环境、合同签订等等。黄羊川的农民看过电视片后，才相信原来这一切都是真的。于是，第二批招募工作开始，黄羊川的农民都带着孩子主动来报名。平均每月都有50人左右从黄羊川被送往广州。
而更让家长安心的是，数码中心规定这些到广州工作的年轻人，必须将每月薪资的30％到50％寄回家。高延滨估计，2005年，这些打工者寄回黄羊川的钱应该有150万到200万元。
秋天来了，家长们给高延滨拿来刚刚从树上摘下的青色的果子和小小的红枣，模样不怎样，却是出奇的甜，如同他们木讷的口舌，虽然说不出什么漂亮的话语，但心却真诚得如同这些甜甜的小枣。还有那种布底绒面的鞋子，让她在办公室工作时穿着很是舒服。高延滨说，在古浪，使她找回了在城市里已变得麻木的情感，也让她走出了复杂的人际关系，变得单纯起来。
新的挑战刚刚开始
2005年年底，因为对温世仁网络开发西部理念的推崇，作家梁泉到古浪做了一次考察旅行。在兰州的最后一天，他向高延滨提出了自己的困惑：“参观了你们的数码中心，了解了西才东用，我觉得目前的做法背离了温先生“黄羊归川”的理念。温先生要用网络培育数码工人，让西部人留在西部工作，你们却把人都送到南方去了，这不是违背了温先生的初衷吗？”
对于梁泉的疑惑，高延滨当时也没有答案。后来4名在诚达公司工作的古浪青年成立了一个名为“烟波风雨”的文学社，才让高延滨感觉似乎找到了答案。
经过初到东莞的兴奋和迷茫，这些生活渐趋于平静的孩子们终于给自己选择了一条努力向上的路。这多少让为“千乡万才”和“西才东用”付出的人们，有了一点欣慰。
高延滨相信，这是西部农村孩子融入工业又明进程中的一大进步。从今天的“黄羊离川”到今后真正的“黄羊归川”，走出大山的孩子们会对自己的发展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而社会也会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
“‘西才东用’实际上就我们一家做成了。”高延滨也不得不承认，“那个模式复制起来比较困难。”
20O6年5月高延滨接手一项新任务，暂时离开古浪回到兰州，在千乡万才公司兰州办事处上班。
上班第一天，公司只发给她一支最廉价的圆珠笔和一个最普通的软皮本。高延滨是一个酷爱买办公用品的人，喜欢各式各样漂亮的笔记本、圆珠笔、文件夹。于是，她跑到楼下的文具店，自己花钱买了一大堆回来，搞得公司的同仁都有些不好意思。
2009年2月，作为千乡万才公司西部开发事业部数码中心的总监，高延滨领命从兰州奔赴黄羊川，创办服务于三农的电子商务一千乡万才数码网络服务站。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千乡万才古浪县黄羊川镇、大靖镇、兰州市安宁区的三个数码网络服务站开始投入试运营。
现在的数码网络服务站跟原来的数码中心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模式。高延滨强调说:“数码站真的能发展起来，下一步就会自然而然地朝着网络城乡的方向发展。”
网络城乡是温世仁设想的西部实验的重要步骤，“温先生去世后，公司曾一度陷入困境。如今，千乡万才计划终于迈出跨越式的第二步。”高延滨觉得自己现在所做的就是在延续着温先生的宏愿。
“一个人就是一粒种子，他会带出一片发芽的小树。这就是干乡万才的魅力。”高延滨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