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7月6日上午驳回李培英上诉，维持首都机场原董事长李培英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一审判决，这起涉案资金上亿的经济要案最终落幕。表面看，李培英只是层出不穷的贪官中的一个。但一名参与经手此案的司法人员认为，李案在某些方面体现了官员腐败的新趋势。“他们在权力、私人关系和资本市场之间搭建的桥梁，直接带来涉案金额和反腐难度数量级的增加。”
在过去10年间，首都机场集团高速资本扩张背后，李培英一直在经营着私底下的资本系。利用这个平台，李培英得心应手地腾挪巨额资本：他动用了超过10亿元给另一家出事的上市公司“堵窟窿”，以使其躲避审计署追查；他多次从首都机场这台“提款机”里随意拆借资金给他的生意伙伴。这些黑金交易给李培英带来了丰厚的个人回报，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巩固了后者的私人关系，使李培英和众多资本大鳄在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下结成了隐秘而高效的联盟：他们互为拆借和扶持，各自造成的国资亏空需要平账时，“黑金”可以通过上市公司频繁的关联交易被悄无声息地抹去，以至于，灰色的“李培英系”打造10年后，才在审计署的一次审计中意外露出马脚。
案发审计
李培英案发源于审计署一次日常审计。办公地点设在交通运输部的审计署交通运输审计局，是审计署的派出机构，负责对铁道部、交通运输部、民航总局及其在京下属单位审计监督。“首都机场总裁李培英案是审计署交通运输审计局在日常审计中发现，报给领导批示后，由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查处的。”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今年2月19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如此表示。
据后来向社会公布的审计公告显示，2007年1月，交通运输审计局对首都机场工作审计的结果令人吃惊：违反基建程序边设计、边施工、边报批，超规模建设达80多亿元，并存在低价变卖在建工程及挪用专项建设资金23亿元的问题。
接下来的审计中发现了一个隐秘的交易链条，存在于李培英和另一家上市企业之间。“这个发现打开了侦查李培英案的关键。”一名参与经手此案的司法人员接受采访时称。在审计中发现，首都机场有一笔巨额资金在中国华闻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前常务副总裁王政(因上海社保案被判3年)那里，账面显示15亿元，由首都机场委托王政理财，后转化为公司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这15亿元根本经不起深查：其中9亿元是从首都机场的账户上转过去的，6亿元是从一家投资公司——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转去的。而银行账户显示，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只通过银行转账3.38亿元，这样一来，另2.62亿元成了一笔“断头资金”。
李培英系
2002年，李培英和王政发现了一个二者可以各取所需的合作。李培英有一笔巨大的赌债需要偿还，而王政成立的公司需要一个大客户。
40出头的王政被视为华闻控股的灵魂人物，这家在传媒、基建、金融多方涉足的上市公司正处于业务的开拓期，“2002年年底，由王政担任总经理的北广联急需大额资金投资证券项目”。方洪雷说，王政需要物色一个好的合作对象。
扩张中的首都机场无疑是一个理想的客户。和华闻控股相似，2002年的首都机场处于同样的扩张期。“首都机场从2002年左右开始选择‘扩张圈地’的方式建设自己的网络。”方洪雷告诉本刊，“这一年，首都机场先后收购了天津深渊国际机场、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35%的股份，以及拥有5家机场的江西机场集团公司。尽管首都机场手头握有建设银行500亿元授信额度，但在如此不计成本的并购业务下，它的资金还是很吃紧。从2000年开始，就一直委托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替其理财。”这个有足够现金储备，又有巨大理财需求的超级客户，符合想在证券业上大力发展的王政对头一笔大单客户的所有要求，更重要的是，王政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李培英的软肋。
此时的李培英正纠缠于一堆繁琐并庞大的个人债务中。后来检方指控称，李培英先后14次到澳门赌场赌博，所输的3000余万元多数由商人麦炳辉代还。李培英喜好“百家乐”，桌上的赌资从5万元到500万元不等，赌资和输赢额都由组织者透过银行汇兑转账方式支付和提取，组织者则按赌资的1.5%和赌场盈利总数的5%提成获取暴利。为了支付巨额赌债,李培英将从香港繁荣集团董事长蔡汉德那里收取的人民币110万元、港币400万元全部用于澳门赌博，血本无归。
2002年左右，商人麦炳辉向李培英催要3500万元的赌债，为了归还这笔钱，李培英通过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总裁王祯琦从首都机场委托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6亿元理财资金里，转出这笔公款。这只是李培英从首都机场理财金中转出的数笔巨资之一。根据起诉书材料显示，李培英分别于2000年8月、9月和2001年4月，分3次私自要求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从委托理财款中转出共计8250万元，由其个人控制使用，而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首都机场取款入账处理。由于其形式是首都机场减少理财本金，所以，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日后就无权向首都机场集团索还。
“2000年到2002年股市行情低迷，这笔理财资金原本就亏空巨大，加上李培英转出的3笔后，亏空增加到2.62亿元。就是审计署审计时发现的断头资金。”方洪雷说。
当王政2002年找到李培英，表示希望获得首都机场理财业务时，李培英甚至更需要前者。王政在资本市场早已经声名在外，在李看来，他显然是比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更理想的合作对象。另外，合作资金量越大，李培英转出私用的这笔钱隐藏得越安全。
二人一拍即合，双方最终签订总额为15亿元的委托理财协议，其中包括委托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理财的6亿元和后来首都机场集团追加的9亿元。作为条件，北广联同意承担首都机场在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理财形成的2.62亿元亏空，包括李培英从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转走的8250万元，作为融资成本平账，并在委托合同中隐去承担亏空的内容。这意味着，北广联承担8250万元的亏空后，掩盖了这笔资金的去向，使其脱离了首都机场的财务控制，首都机场也对这笔资金失去了收回的账务基础。作为对北广联公司的补偿，李培英承诺降低理财收益率。起诉书还显示，2002年11月，王政为感谢李培英将首都机场的资金委托其公司理财，由北广联公司副总经理王磊送给李一张长城信用卡，并先后分四次总计存入人民币50万元，李培英持该卡个人消费人民币32万元。
据办案人员透露，为掩盖这笔资金的转移，2003年下半年，李培英曾要求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调整账目，将以首都机场取款名义转走的8250万元改为以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转出并使用，但遭拒绝。
“这种关系一旦建立，无疑相当于建立了一个灰色的资本系。李培英可以随意从国有资产中拆借资金为己所用，并将其打包于理财亏损之中。”
这3笔转移资产中最大一笔4000万元，被查明以北京首都机场集团的名义投资入股由李培英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北京海问创业新技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中央纪委专案组查证，到李培英案发长达7年之久，首都机场领导班子及职能部门对上述4000万元投资毫不知情，首都机场账目中对该笔投资没有任何反映，北京海问创业新技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从来没有纳入到首都机场管理。这笔资金实际上完全由李培英一个人控制和支配。
家族生意
8250万元中除了归还赌债和投资公司之外，另一笔支出，是给了李培英做生意的弟弟李济杉。据二审法院认定，李培英贪污的巨款中，有750万元给了李济杉，以避免他们因黄河集团公司拒绝回购黄河股份公司的股份而遭受个人损失。在北京拥有一家天竺乡村高尔夫俱乐部、一家投资公司和一家房产公司的李济杉因股票投资和高尔夫球技而闻名投资界。
王雁元系黄河股份公司总经理。他于1998年4月与李培英商定，由李济杉、姚建闽(李培英之友)及王雁元个人出资共计人民币750万元，以隶属首都机场集团的机场商贸公司的名义，购买黄河股份公司500万股份。3人计划待该公司上市后，由其上级公司黄河集团公司以市价回购从而获利。
但是，黄河集团公司在黄河股份公司上市后，拒绝履约回购机场商贸公司名下的股份。为避免李济杉等个人遭受损失，2000年8月，李培英从委托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理财的资金中转出750万元给上述3人。但是李培英要求将该股权证质押在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后来，经诉讼，该笔款加上赔偿款共计人民币830万元，已由黄河集团公司赔付给机场商贸公司，以“其他应付款”的名义挂账。
2005年期间，李培英还曾要求其弟李济杉与华闻控股有关人士起草虚假的股权“转让”、“委托持股”协议，制造首都机场集团将其在北京海问创业新技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400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北广联公司、北广联公司再委托首都机场集团代持该股份的假象。
据悉，在李培英之后，其弟李济杉一度也被调查。此后，他配合调查机构积极退还了李培英所涉及的赃款。一审判决也认定，案发后“追缴在案的被告人李培英犯罪所得人民币1.08947亿元”，即承认李培英的近亲属代其全额退缴赃款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