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6日，根据全国统一安排，目前，各级组织部门正在对干部人事档案分级、分批展开系统专项审核，各级别公务员和参公管理人员档案均将纳入审核范围，直接向干部人事档案造假乱象“亮剑”。
图片与本文无关
记者采访发现，在档案中修改年龄、增删履历，将背景材料整体“洗白”，成为一些地方干部人事管理的“潜规则”。在中纪委公布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两轮巡视整改情况中，巡视涉及的20个省份中15个省份的整改通报提及整治干部档案造假，其中河北处理了11名身份造假的干部。据新华社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通报称，对涉嫌档案造假骗官的1名处级干部立案调查。广西通报的这名涉嫌造假干部是从外省调入的。之前，这名干部仅为副科级，通过年龄、履历造假“洗档案”后，一跃成为正处级干部调到广西任职。
干部档案是考察干部的重要依据，但档案造假在一些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几乎成“公开的秘密”。2013年4月任太原市质量检验协会秘书长的王红英，自1991年来3次涂改出生日期，从实际的1976年3月14日最后改为1978年12月15日；轰动一时的河北石家庄“骗官书记”王亚丽，档案中除性别是真的外，姓名、年龄、履历均是假的，其档案中的90多枚公章，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假的。
近年来，各地干部档案造假现象屡被曝光，被群众调侃为“年龄越填越小、工龄越填越早、学历越填越高、身份越造越假”。湖南省一位基层干部表示，只要将公安户籍和人事档案部门疏通好，涂改年龄等信息并非难事。有的干部甚至能将档案涂改“年轻10岁”。有基层干部说，有些条件不够的干部为了“占位子”“争帽子”，明知有暴露和被查处的风险，却依然将“洗档案”当成火线上位的“临门一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明确把“不准涂改干部档案，或者在干部身份、年龄、工龄、党龄、学历、经历等方面弄虚作假”，列为“十不准”之一。
尽管各类法规很详尽，但在“权”与“利”面前，依旧有人想方设法找漏洞、走捷径。
2014年被中组部通报的山西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副主任黄梅芳，其父经人介绍，进入稷山县委组织部干部档案管理室，将黄梅芳出生日期从1972年4月涂改为1975年4月，并撤换了其入团申请书，“一改年轻三岁”。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执行研究员刘山鹰说，形形色色的档案造假中，修改年龄、工龄和党龄最为常见。干部选拔任用、领导退居二线都有具体年龄限制，很多干部为争取提拔、延长任期，往往不择手段将年龄改小，以至于出现部分干部的履历推算结果显示，读初中时就已参加工作计算工龄等怪象。
2011年11月从广东省工商局副巡视员岗位退休的张水生，被查出任惠州市工商局人事教育科科长期间，找人伪造其两个儿子的学历、工作履历，使两人以干部身份办理工作调动。
广东省梅州市技师学院副院长钟立，借助其父亲担任梅州市中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为其打招呼后调入五华县委某办公室，违规获得公务员身份。
一些领导干部为助其子女、亲属进入公务员队伍，往往采取“曲线救国”的三级跳：先冒充已破产或倒闭国企员工，然后以国企员工身份调入事业单位，再等待时机进入政府机关解决公务员编制。
近年来，有关部门严厉查处档案造假案件，但为何总有人前赴后继？专家指出，档案管理松懈、纠错机制缺乏、造假成本低是主要原因。
——档案管理松懈。记者了解到，干部档案造假并非难事，只要疏通个别关键关节就可以轻松实现。“每个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各有一个档案室，级别稍高的干部档案在组织部，一般干部档案在人事局，满屋子数千份干部档案其实就一人管，管好办公室不被偷就不错了。”曾在广西担任过基层县委组织部部长的一名干部说，只要疏通管档案的干部，就可以实现对档案的修改，包括删除一些敏感信息都能轻松做到。
——纠错机制缺乏。“现在缺乏对干部档案造假的纠错机制，一旦发现问题，如何启动调查程序、谁去调查、怎么调查，制度上都没有这个安排。一般都是举报引起社会舆论或者领导重视了，才会进入调查，而这些调查都没有固定程序，随意性较大。”一位基层组织部门的领导说。
——造假成本畸低。有专家认为，干部档案造假泛滥一个重要原因是违规成本太低。造假问题一旦被发现，几乎都是党纪处理，更轻的则可能仅仅是政治前途暂时遇阻。
专家建议，应建立干部档案数据库并全国联网，即使干部异地交流也能实现查询。改变人事档案的“黑箱”模式，扩大干部基本信息的公开化，为社会监督创造条件。同时加强对造假行为的处罚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