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党组书记、部长肖亚庆被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在通报中提到，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肖亚庆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一级主任科员，办理退休手续。
原本正部级的肖亚庆被降为一级主任科员，被媒体称为“断崖式”降级。那“断崖式”降级一词最早是何时出现的？肖亚庆到底被降了多少级？违纪官员在哪种情形下会被“断崖式”降级？
到底降了多少级？
据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职级是公务员的等级序列，是与领导职务并行的晋升通道，是确定工资、住房、医疗等待遇的重要依据。
那么，“断崖式”降级的肖亚庆降了几级呢？按照《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担任乡科级正职的最低职级是二级主任科员，所以，肖亚庆相当于从省部级正职降到乡科级正职，连降六级。但他并非乡科级的领导职务，而是职级等同乡科级，也按此级待遇退休。
“断崖式”降级这个词汇首次见诸媒体是在2014年7月。在当时，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被开除党籍，从副省级降为科员，被舆论形容为“断崖式”降级。
在2016年1月15日国务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时任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主任的罗东川作了权威解释：断崖式处理是新闻媒体形象说法。从纪律审查来讲，在纪律审查当中对严重违纪的被审查人，按照规定给予党纪重处分，比如说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同时在职务上进行重大职务调整。比如从省部级降为局级，有的降为处级，有的降为科级。
其实，近年来被查处的官员受到“断崖式”降级处理的还不少。2019年10月，四川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彭宇行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开除党籍、政务撤职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政务撤职处分，降为四级调研员；2018年12月，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建华被开除党籍、政务撤职，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为何会被“断崖式”降级？
肖亚庆是目前纪检监察机关向社会公布的党的二十大后首位被“断崖式”降级的省部级官员，也是今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向社会公布的第三位被“断崖式”降级的省部级官员。从反腐实践看，“断崖式”降级其实并不局限于省部级高官，近年不少厅局级干部也受到类似处理。如今年7月，云南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齐海田被开除党籍，按一级主任科员重新确定其享受的待遇。
他们为什么会被“断崖式”降级？“严重违纪”是根本原因。在纪检监察部门关于这些“断崖式”降级干部的通报中大都会出现：“严重违纪违法”“纪法底线失守，亲清不分”“搞变相拉票等非组织活动”等表述。
“断崖式”降级并非意味着可以“安全着陆”。川观新闻记者梳理发现，云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曹建方被降为副处级领导职务四年后，又因为严重违法问题被立案调查。最终被取消退休待遇，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为啥要使用“断崖式”降级？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条明确，“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为了防止不出事都是‘好同志’，一出事就成了‘阶下囚’。”我省一位多年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干部解读，“大家可以通俗地理解为，‘断崖式’降级的处理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目的是对误入歧途的干部进行挽救。”
这位干部进一步解释，实行“断崖式”降级处分的案件往往是适用第三种形态（即“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的案件或某些“四转三”案件，行为人通常都具有主动投案、能如实交代违纪违法问题且部分问题组织之前不掌握、积极上交违纪违法所得、认错悔错态度较好，积极检举揭发、有立功表现等可予从轻、减轻处理的情节。
这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中也可见一斑。如在从副部级降为二级巡视员的宁夏政协原副主席李泽峰的通报中，就提到其如实供述组织已掌握的问题，主动交代组织未掌握的问题……
“‘断崖式’降级无疑是具有足够震慑力的惩戒方式，从体制内看，省部级降到副处级、科员，面对的是职务的落差；从干部待遇的角度看，‘降级’对官员们有更大的震慑效果。这样，可以使领导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更有利于减存量、遏增量。”这位纪检干部认为。
（部分内容来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中国纪检监察报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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