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大潮背后的结构要素：以文革时四川刘部长跳楼自杀为例
老田
借此偶然悟到：共产党历史被抹黑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形成，是因为个人与组织关系的彻底颠倒，并由此获得了支持虚无主义前进的持续推力，这将能够保证知情者永远不会披露真实历史信息，由此，历史虚无主义有着自我前进到底的趋势。
在中国似乎无论任何历史热，都逃不过历史虚无主义的结构性塑造。从文革历史在官员和官二代的回忆记述看，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难于改变，关键在于文革后的组织与个人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颠倒：在历史和政治现实中间个人总是组织的一个部分而不是相反，但是在文革后的历史记忆再现中间组织成为个人积累政治资本的工具，个人的政治资本积累需要压倒了一切。
也就是说，现实中间是个人服务于组织，但是在文革史回忆中间刚好反过来了，是组织从属于个人需要。不管是经历过多么严峻现实考验和证成的正当组织，当期转而服务于个人政治资本积累需要的时候，就肯定是漆黑一团，历史虚无主义的结构性支撑点就在于此：共产党组织和历史现在要服务于官员个人积累政治资本的无穷欲望需要。
一位退休的副市长对人说：你别看当了大官好像表面上很风光的，实际上底下十个人有八个人恨你，那些细心侍奉领导的人哪一个不是巴望着提拔但最终的提拔机会不到四分之一，大多数没有被满足的下级是什么心态以此而论，官场多数人的职业利益扩张欲望，注定是得不到满足的，这个状况如果结合了组织与个人关系的颠倒，就会从根本上抹黑一切组织运作状况。
马克思说资本家有着无穷的积累欲望，在政治场域中间，官员群体对于职业利益扩张和政治资本积累的欲望，也是数倍乃至于十倍大于组织实际上能够满足的最高限度。所以，只要是突出个人的资本积累需要，各种积累欲望未得到满足的官员，总会优先指责晋升机会分配的不公正性，官场机会主义的有害性，正是因此他作为优秀个人才被压抑和忽视，此种基于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回忆录解释模式，会格外突出组织的不公正和黑暗性，这样的回忆录潮流会以“亲历者证言”，合成那种压倒一切的黑暗底色。
依据文革的经验，官二代比官一代呈现出更为纯粹的“权力资本人格化”特征，他们有着更为强烈的愿望去颠覆组织与个人的关系。毛时代的官一代大多亲历过中国革命，或多或少还能够保留一部分个人服务于组织的自觉，而文革初期官二代组织西纠和联动提出和坚持的所谓“自来红”观点，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个强烈的权力资本人格化特点，基本上戒掉了个人服务于组织需要的自觉性。恰好，文革后官二代获得了巨大的历史发言权，较为彻底的组织与个人关系颠倒，被他们自觉地用于共产党一切历史和事件书写，这在很大程度上标志了今日党史写作的底色。
真实的文革进程中间，由大多数当权派和群众中间的保守派所组成的反文革派别，总是率先出场，采取各种进攻性策略，得罪了大批群众。造反派群众随后组织起来之后，就开始对反文革派别的各种不正当策略进行批判和清算，使得作为西南局文革小组组长的刘植岩部长处境艰难。我们在此粗略地追溯一下四川文革早期反文革派别的系列策略，因为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中间，是反文革派别的表现，而不是文革派的表现，塑造了刘植岩的政治处境。
据老田访问宜宾地委干部田禾所知，当时很多学生依据分工安排还有去宜宾串联的，被地委接待站安排住在卫校，学生睡到半夜，地委派干部队伍由组织科长率领去卫校，高喊口号“打倒政治扒手”，闹腾了半宿，学生睡不成觉，天亮就只好撤走了。这就跟成都干部队伍全面崩溃形成了对比，在宜宾是串联的大学生队伍，被地委干部队伍发起的政治攻势彻底打败，取得了一个局部的小胜利。
到了1967年4月，《军委十条命令》发布之后，军队已经丧失了抓人权力，被抓人员不得不放出来。此时，官场依靠的助手“产业军”在成都市民心目中间简直臭不可闻，除了一两个单位之外，绝大多数单位内部的保守派组织趋向于瓦解。此后，保守派组织开始趋向于采取武力手段，来展开与造反派的政治竞争，先后制造了川棉“五四血案”和132厂的“五六惨案”，大量杀死杀伤造反派群众和同情造反派的市民。在“五六惨案”中间，军工厂副部级高官下令发枪武斗，此一惨案杀死群众数十人，轻重伤2000余人，在开枪行凶过程中还有不止一起向救护伤员的医务人员开枪情节。当晚，中央命令野战军进入132厂，开始缉拿杀人凶手。【王锐：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网址：
1967年5月7日中央下发《红十条》，对四川文革问题进行表态，同时宣布成立四川省革筹小组。此后，四川省的文革形势有了根本性变化，革筹小组主导着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同时推进建立革委会的“三结合”工作。到了1967年10月，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开始对下传达，讲话中间明确指出对干部要“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还说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此前是以当权派与造反派众之间的尖锐对立为主，在大联合和三结合期间则有了很大的改变，各地在成立革委会的大联合期间，造反派基于革委会席位竞争引发派别之间的舆论斗争很激烈，斗争矛头基本上不再指向当权派或者资反路线了。
1967年12月12日刘植岩于锦江宾馆跳楼自杀，详细信息未见披露，而刘部长自杀时，锦江宾馆的会议议程应该是为“亮相干部”做准备的会议期间。此时的会议议程和局势，都是由四川省革筹小组掌握(实际上是由成都军区掌握大联合进程)，不是造反派群众掌握会议，当时的首要议程是协调各派力量，预备成立四川省革委会。
今天回顾，刘部长当时的处境，不太有利，因为文革初期他作为西南局文革小组长，许多镇压群众的资反路线的具体政策下达，都由他亲手完成，这使得他处于一种“为官场责任顶缸”地位上，背负了过多的政治责任。
换言之，刘部长所在位置及其前期工作，使得他成为群众批判锋芒所指的具体对象，为整个的官场和官场潜规则背锅，这就使得他难获得群众谅解并作为解放对象，至少很难成为第一批解放对象，在短期内权力资本贬值为零的风险较大。假如刘部长不是因为个性原因遭遇到曝光的话，显然，就是因为他所处的这个极端不利的位置，使得他个人为官场背锅，以至于身上积聚了过多的群众怨谤，损害了他下一步的职业利益。
也就是说，文革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年的“二月镇反”，四五月份的保守派发起不得人心的武斗，都成为反文革派不得人心的依据。而刘部长受到造反派群众批判的政治困境，肇源于他的官方身份——西南局文革小组组长，使得他很难逃过“反文革派及其不正当政治竞争策略”的象征性人物身份，这是刘部长政治处境不佳的第一个重要部分——他是被作为反文革派的符号人物看待的。
我们具体看一下四川文革的经验状况，文革派和反文革派双方对于权力运用和规则的不同理解。文革初期，由于四川大学校党委的很多做法受到大学生们的质疑，校党委开始用“戴右派帽子”去威胁学生，随后四川省委委派高级干部章添和黄流先后率工作组进入四川大学，所采取的手段大多不能够见光，就此加剧了与学生们的对立情绪：
四川文革初期，干部的许多做法受到群众质疑，而当权派对此一质疑，往往选择强硬镇压手法，这后来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对此展开批判。在这个时期的干群冲突背后，核心对立在于：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的组织权力应该如何合理地使用当权派为什么总是想要在绝对不透明的情况下，用违背一切道德、法律和政策底线的手段，去不公正地行使权力
群众对于权力运用的公开性和公正性的质疑，成为贯穿文革十年一切矛盾和纠葛的核心线索。无论是1966年10月发起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是随后展开的追索“黑材料”的斗争，乃至于后来的批判走资派和一月夺权，无不与权力运用的方式有关。
非独文革如此，权力运用以及权力眼光的公开性和公正性问题，是一切现代人把握自身命运和改善自身政治境况的起点，而文革期间群众对于当权派及其助手保守派的批判，就是认定他们这两股力量的存在，不仅缺乏公开透明性还始终是不公正权力运用的基础，他们的力量和存在对所有人的政治状况改进是一大障碍。
现代社会的普遍特点，是人们学习和工作在一个组织化的环境中间，个人努力成果往往是通过组织人事记录的方式给予肯定和否定。相应地，个人的升迁荣辱，也往往与组织人事记录的公正与否有很大关系。可以说，组织人事记录形成过程的公正性与客观性，成为人们努力是否能够成就自己的关键。反过来，当时组织人事规则的秘密性及其不公正的少数人操纵，成为文革群众造反关于“黑材料”纠葛的矛盾集中点。
文革初期各地当权派往往把文革作为第二个反右运动来进行，在各个高校中间往往吸收一部分投机性较强的“官定左派”学生作为助手，搜集另外一些学生的言行资料，预备把后者打成右派或者反革命分子。这种运动模式中间，往往是结合基层党团组织建设来进行的，用“表现好”“听话”和“入党入团”等作为诱因，去鼓励政治生活中间的机会主义选择。这其实就是文革另一个批判锋芒所指——基层政治生活中间党团员选拔及其背后的政治上升机会分配规则。可以说，文革群众运动的两大批判锋芒，都集中于组织规则与人事选拔制度上，亿万民众投入文革且各地民众的批判锋芒相当一致，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据老田曾经访问过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徐大同所知，到了文革前夕人大和北大的党组织生活，已经完全异化了。据他回忆，他参加两校基层党组织生活会很多次，没有任何一次是在晚上九点钟之前进行的。基层党务人员之所以这么干，就是利用青年学生不耐熬夜的特点，试图以此逼迫学生们快速供出各种“尖板眼材料”给他，然后这些辅导员就可以汇总起来、向上汇报自己怎么样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政治思想工作，解决了多少潜在的问题，以作为自己的业绩。这实际上是利用近似于“逼供信”的手段，在靠近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中间，低成本地搜集最有利于自身职业利益进步的材料。
到了文革运动起来之后，更发展到一些当权派利用一部分学生搜集材料，试图把另外一部分学生扣上右派或者反革命帽子，在此期间形成的材料就被称为“黑材料”(追索黑材料后来成为1966年10-12月份的群众斗争焦点)。这是基层政治生活异化的另一种体现：基层党务干部鼓励部分人越过法律和政策界限的机会主义行为，这些后来被造反派群众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进行了严厉批判。
文革期间的官民冲突大爆发，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民众发现在政治生活和组织人事记录中间所体现的权力眼光，不仅缺乏透明性，还往往不存在最低限度的公正性。由此，对于基层政治生活异化的批判，对于组织人事规则及其操作者的高度不信任，不仅成为社会矛盾引发点，还是文革期间群众性批判锋芒的集中指向。
也就是说，到了文革官民冲突期间，基层政治生活的异化以及组织规则的异化，得到全面的揭示和暴露，并都成为群众批判的对象。由于当时共产党威信尚高，归责于制度的批判就很弱，在其反面则强化了对蜕化变质的个人的批判，这是刘部长的政治困境的第二个重要部分——他是被作为现实政治异化的责任人来看待的。这与今天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天公知和自由派的政治批判，则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往往只指向共产党政体模式，而松开了对官员个人责任的审视。
在群众批判锋芒的所指之处，如何界定问题由来，则是极为关键的，这通常也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追问个人责任，二是追问制度责任。在当时的条件下，共产党的崇高威信基本上不容置疑，说社会制度已经全面异化了也是很难被接受的，所以，群众批判往往会更多地强调个人责任，说坏事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个人的蜕化变质，但官场中人的主要体验则是身处其中有着各种“不得不尔”，但这样的自我辩护很难说出口同时也很难被群众接受，这其实就是刘部长当时面临的难于自我辩护的困境。而刘部长身处官府文革小组组长位置上，相当多的“镇压群众措施”由他亲自完成，这就使得他又成为千夫所指的怨谤所集了。
刘部长上级李政委（李井泉）1967年年初就被保护在北京卫戍区，李政委
就此逃过了群众追责，同时也未能恰当地为刘部长分担他应付的责任。
刘植岩的困境，实际上也是文革如何落地的困境，如果把责任全部归结于个人蜕化变质，显然是不公正的。反过来，如果把个人完全洗白，那么在逻辑上就抹黑了共产党组织和整个政府组织。这就像是一个跷跷板一样，过于抬高一头，就会压低另一头。
最后的选择是，用大量的虚假谎言，去掩盖曾经被普遍揭露过的官场黑暗面，说干部受到群众批判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是野心家在坏人的指使下迫害老干部，结果，就导致来另外一个跷跷板的不正确姿态：用彻底镇压群众的批评权来为官场和当权派洗地。但是，这样一种别出心裁的洗白当权派的策略选择，也毫不意外地肯定要付出更为巨大的抹黑共产党的代价——甚至达到了把共产党组织对立于群众批评和群众路线的高度，巨大的历史虚无主义潮流就此顺风起航了。
前文已经说到，文革的干群矛盾和冲突，涉及到了现代社会最基础的政治课题：权力运用的公开性和公正性问题，干部与群众在权力运用与监督方面的积极互动问题。文革最后的落地方式，选择了用谎言去掩盖当权派的不干净信息，结果当然是掩盖了现实社会的矛盾，同时也中断了寻求矛盾合理解决方案的协作努力过程。为此，历史写作就不再存有为现实政治总结经验并据以改进的功能性任务，这就解脱了依据真实经验提升认识的历史研究任务，可以仅仅为满足临时性的政治需要来进行——历史写作确实因此获得了自由或者说随意性，但是基本上陷入无用的“假历史书写”状态。
由于选择用谎言洗地的方式去描述文革，结果导致许多人物和事件的记述，不再需要依据真实的历史背景来完成。据《四川省志·大事纪述(下)》记载，1967年8月14日-10月25日，省革筹在锦江宾馆举行西南局、四川省委、成都市干部学习队，部委厅局级以上干部1000多人参加。大事记述说这个会是专门强迫转变干部思想、批判走资派和不能够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还说在学习班结束前夕，成都大学副校长庄顷、四川医学院书记孙毅华跳楼自杀，“接着，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刘植岩也自杀身亡。”(P140-141)在这段文字中间，被掺杂了大量虚假信息，而准确信息则被严重忽视，这个会之所以召开，真实目的应该是为成立革委会和解放干部做准备的，同时也肯定要涉及到文革前期干部的走资派错误。结果，作为省志的作者群，处在最有利的真实历史信息搜集位置上，但他们却以滥发议论为能事，放任真实信息被遮掩的状况，一切真实信息诸如刘植岩是为何自杀乃至于何时自杀，在作者们看来都不需要给予明确交代了。
结果是很清楚的：有条件搜集历史真实信息的人士，现在发现写真实是不必要的，甚至还是有害的。就这样，真实的历史信息短期内就被海量的人造历史尘埃彻底淹没了，以至于在大量亲历者还活在世上的时候，真实历史信息也早已淹没无闻了。刘植岩到底为什么自杀，知情者肯定还有大把，但他们不觉得有任何必要说出来。
有人装着一副满怀历史正义感的样子，去这样一板正经地写作文革历史，把刘植岩自杀写成这个样子：
刘植岩(男)1967。12。12
这样的写法是把刘植岩之死作为一种负面代价，去证成文革的非正义性，这也许能够满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但是，在具体的历史中间刘植岩的困境和无奈，在这些人眼里已经毫无价值了，因为那需要通过解释“反文革派”的非正当策略集合以及由此带来的责任重负无人分担，而且组织规则与官场异化现象的“不可说性”，两者共同造就了刘部长的困境。为告慰和尊重死者，还是应该回归到具体的历史现场，才能够还原他遭遇到的那种难于摆脱的困扰。
从后来的文革历史落地方式看，准确地追寻刘部长自杀的政治背景并加以公开说明，将有害于后人的政治资本积累，就算是他的家人或者亲戚朋友也都不愿意这样做了，这才是刘部长个人的真正悲剧所在——再也不会有人认真关心他曾经的困境和心灵煎熬了。同时，这也构成了历史的悲剧，真实历史信息披露从此有了很高的成本门槛——披露真实信息将会大大滴有害于知情者的政治积累——谁要是说真话谁就要准备政治资本积累大幅受损。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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