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心理技术以规范方式介入和干预人的心灵世界以来，心理咨询师或治疗师一般通过“对话”方式了解、观察和捕捉受访者的内心世界，心理专业人员借助倾听等途径，根据来访者的言语、表情、姿态等发现线索，分析和确定心理异常的客观原因，这些一直是心理干预的核心手段。当然对话方式不只限于口头话语交流问询，还可以包括生活日志、纸笔测试、环境访谈等。传统上所有这些手段都遵循面对面即时沟通的模式，依赖专业人员能力素养及积累经验准确剥离干扰和无关因素，梳理确认关键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化解与缓和的干预措施。来访者需要主动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并且配合对话，愿意讲述个人的生活经历、内心状态和人际关系等情况。这种“告则理、不告不理”的心理干预原则延续至今。对话这一传统心理干预的技艺成为心理咨询行业普遍的执业活动规范，打造了有需求来访者同心理专业人士职业互动的通道。
计算心理科学的基础是相信人们的心灵世界能够通过数字转换，形成可视化、可提取和可对应的心理及行为表现状态。由于纯粹计算科学的先进性、示范性及引领性等强大特征，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应用技术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实践行动的关键价值属性和前进动力。人们接受可以在数字运算逻辑的基础上勾勒大体准确的心灵世界，海量收集整理无数个体事后自然的心理留痕与行为印记。上述方式不同于传统的通过面对面语言沟通推获背后心理或者以纸笔测试推断心理状态的做法，本质上是以宏观非在场的单方计算方式替代补充微观在场的对话方式。人们对于认识与控制心理世界的新颖计算技术充满期待和投射希望，微观个体隐秘的心理空间正在失去玄奥的探索粘性，宏观普遍且类型化的心理画像可以对照理解原子式的具体个体。计算技术已经能够解决以往巨量样本数据的运算难题，通过对于数据的收集、整理、清洗、编码和数值化处理，将某个心理概念的指标维度建构为能运算的计算机语言，以模型化的表现形式展示心理状态的面貌。
2.从个体信息到群体信息
现代社会的不确定环境往往掀起激烈的资源竞争，迎面而来的危机意识容易让个体萌生原子式的渺小感，但在权利文化的熏陶之下个体的主体价值又日益突出，自我权益主张和维护较为强烈。个体在义务责任和权利收益之间持续处于争取、妥协和再争取的博弈当中。变化的社会结构与秩序容易导致传统上社会关系紧密的个体变动松散和原子化，心理服务数字平台的数据信息算法算力虽以一个个微小个体为采集基点，但核心旨趣强调在宏观层面将零星式个体信息归聚为群体信息，之后再针对特殊及重点个体具体分析。人们往往给传统心理学方法贴上个体主义标签，而计算心理科学摆脱了个体主义的范式思维，通过先进的算法算力输出计算机判断结果。在上述过程中，心理计算系统依托以群体信息为基础的词汇语义情感资料库、核心社会活动及生理指数、常用心理测量工具等。
3.从自愿信息到广域介入
4.从距离存在到无缝融合
二、运行基础的权力保障
世界上许多国家进行社会治理时除了利用公权力之外，普遍均以各种方式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服务公共事务，民众心理健康服务也同样如此。例如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政府借助盈利性商业机构以及利用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心理健康服务。在开发推广以及运行维护心理服务的数字技术软件和平台等方面，我国地方政府部门通常向一些民营公司购买服务。后者具有专门的技术力量，能够按照政府部门提出的预期要求设计出相应的心理服务数字产品。在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时代，民营公司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在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实践应用、市场引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动员和组织它们较为广泛地参与和介入基层社会治理与服务，可以促进和提升许多领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通过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和灵活有效的制度供给，合理引导社会权力结构调整，整合实体空间与数字空间的权力资源，才能在运用公共权力解决公共问题、发展公共利益的治理过程中，实现国家整体利益和个人美好生活需求的同步发展。”
2.技术工具的合理使用
“进入实现共同富裕新阶段，在低层次的需要被满足后会更侧重于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心理健康、文体娱乐等更高层级的服务内容。”心理服务数字平台的技术优势显著体现在时空界域的超越上，它们不仅可以聚焦服务本地的个体用户，而且能够惠及全域范围的潜在对象。虽然受益程度有所差别，但数字平台能够无差别、全时段、跨空间传递科普知识及服务信息，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有获得心理援助的机会。社会的快速发展、普遍存在的内卷竞争导致现代个体情感问题突出，生活的原子化状态加速了亲密关系的弱化，客观上需要基于数字技术的心理援助系统。心理服务数字平台具备普惠式情感治理的社会功能，有助于强化社会团结，不过仍然要注意作为技术工具合理使用的边界。
与所有数字化活动类似，心理服务数字平台需要警惕和避免“数字鸿沟”“数字排斥”的陷阱，坚持普惠性与特殊性兼顾的关怀原则。从技术工程的角度讲，心理服务数字平台首先应当遵循专业的科学规范，将科学性贯彻于平台建设的全过程，需要数据专家同心理学家充分合作，把经典、常用的心理评估和测量工具布置在平台体系，以契合民众的实际需求和使用习惯。其次应当围绕早期预警和过程监测的目标，利用大数据收集、算法识别等技术手段发现和筛选需要得到心理援助的困境个体，再通过线下的人工信息比对甄别，及时确定服务干预对象。不过需要注意到，在一些基层地方的具体实践中，出现过虽然有最终人为把关的程序环节，但初期看起来符合科学标准的技术系统在中期预警和精准监测等时发生了意外的情况。显然，我们不是反对心理服务数字平台的这个建设方向和实际探索，而是要充分重视将平台技术的科学性同心理状态的生活属性结合起来，避免简单依赖技术而可能出现的窘境。
心理服务数字平台确实能够较好体现科层体系的行政效率和效果。不过，在基层社会情感治理实践中要避免出现简单“技术控”的形式主义倾向，消除只片面注重线上数字化心理服务而减少面对面介入干预的现象，辩证处理好技术工具的合理使用跟具体心理援助强生活属性的关系。心理服务数字平台运行的背后依旧离不开深入基层社会生活场域的对话交流、资源输送及情感传递等。技术工具的面孔常常是生硬和表象的，其演绎出的数字呈现及其相互关联更主要指向一般抽象意义上的概念式图景，无法细致展现千差万别、生动细致的个体生活境遇与特定经历。因此，技术工具的生成画像不能绝对替代直观的场域观察，也不能陷于技术程序化的舒适任务之中而忽视现实场域的浸润嵌入。在基层社会实践中，心理服务数字平台有效嵌入具体服务对象并不能自动实现。假如服务对象本身就自然同技术系统保持疏远的距离，那么书本知识以及技术规范只能在形式上演绎成效偏低的抽象操作，无法承担更加现实的救济任务。心理服务数字平台所承载的技术工具既要从科学性的角度完善知识生成意义上的规范标准，也要真实对接面向基层社会情感治理的生活写照，把技术工具的计算属性充分溢出，贴切现实的价值属性。
3.数字权力的安全保障
三、系统功能的联动实现
1.平台服务的运行模式
2.平台服务的组织促进
心理服务数字平台丰富了传统心理干预的手段。依托平台进行的心理干预拓展了一般干预的物理空间，符合网络时代人们生活方式与交往手段的变迁。数字技术本身就具有强大的生成力量，虽然它于存在初期尚不足以具有自主决定发展方向及引领潮流的能力，但随着其广泛渗透于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俨然已经能够牵引组织的结构安排、制度安排和行动安排。数字平台的心理干预面向不特定群体对象平等开放，可以相对较好地解决结构安排方面的问题，不过仅凭技术逻辑无法确保有效的制度及行动安排。于是，组织治理的科学策略需要同技术逻辑充分结合，由此保证技术内生逻辑在组织运行层面能够合理释放和延展，使得技术应用的可行性落到实处。现实中政治实践活动把心理救助设定为基层政府需要具体执政作为的内容，要求将心理服务数字平台建设成“个体对接国家、社会介入个体”的三方共同体，在数字时空的全新环境下整合“结构、制度、行动”等关键环节。最终相比于传统心理干预，心理服务数字平台实现了从以往私域的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转向为个体－国家－社会三方的情感及实践互动，这些互动具有较为明显的技术逻辑与组织运作的治理智慧。
3.平台服务的数字正义
实现数字正义的起点无疑是数字使用的机会平等。人们最初谈论数字正义更多是围绕数字经济的资本市场化竞争而言，希望通过法律、行政、道德等力量参与建立有序而正义的数字参与秩序，基于国家意志及市场规则等因素调节各类主体在开放数字资源、使用数字机会、进行数字竞争时同样遵循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人工智能时代的平台责任设置必须既符合平台的技术逻辑，也符合法律责任主客观相一致的法律原理。”随着平台现象的迅猛发展，心理服务数字平台的数字正义也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不过这种数字正义跟商业平台的正义目标侧重点有所差异。商业平台的正义目标核心体现于，在社会发展指向之下保证社会财富创造主体在数字使用和竞争活动时维护公共利益。而心理服务数字平台的正义目标核心体现于，在社会团结与个体救济指向之下帮助有需求人群进行心理调节，正常融入现实生活。社会情感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特定对象进行情绪安抚与慰藉，这些特定对象往往在某些方面处于困境或挫折之中，通过数字平台的服务通道能够更为精准地调动资源力量，输送情感及物质关怀，体现国家救济的社会正义和善意。由此，处理好心理服务数字平台的无差别介入使用和对重点对象的干预援助尤为重要。
4.平台服务的算法误差
数字时代智能化的先进数据算法算力广泛应用在实际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实践中根据技术使用的反馈结果，平台数据计算不断创造技术水准的新高度，不过同时也无法完全消除数据算法算力产生误差甚至较大失误的现象。“算法实践不是人类指导机器执行指令与步骤，而是一场社会性的试验过程。不能将算法实践视为纯粹的技术客体或纯粹的社会性规则。”心理服务数字平台虽然出现在众多其他领域的数字平台之后，但也仍然存在算法误差的客观现象。并且心理服务数字平台不仅包含线上规范化、智能化、程序化的数据计算，还要求线下专业人员的适当跟进，那么算法误差造成的判断偏离极有可能还会被放大。希冀只借助算法算力就解决所有的心理援助问题是不现实的，也正是由于技术上误差的存在，特别提醒专业人员需要线下严谨跟进后期介入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