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界》传播学年度综述课题组成员包括：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宇恒、刘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王子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
疫情与健康传播：铭刻和开拓
三年新冠疫情持续形塑着健康传播等智识领域。站在复苏的历史节点，基于剧烈变动的现实经验和纷繁复杂的问题视角，如何打捞共识、促生理解、吸取教训与拓展新知，成为2023年疫情与健康传播研究的任务。
疫情背景下，学者从对国家话语的兴趣转向对情境化知识的细致反思，探究个体的日常生活、认知观念、行为实践如何嵌入宏大社会历史图景，持续追问：在危机时刻，我们如何见证？何以团结？怎样行动？媒介与传播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研究发现，疫情期间，首先，媒介充当个体的记忆之所。个体在平台上展开多模态的接力书写，并经由个体和社区层面的连接机制将书写转化为平台化的公共记忆（韩婕，李红涛，刘于思，2023）；其次，媒介作为个体的组织空间。社区居民藉由紧急状态下的自组织传播、互动和行动，共同度过了疫情的艰难时刻（闫岩，时元皓，舒畅，张婧玮，张皖疆，2023；林升栋，顾玉玲，普非拉，2023）；最后，媒介扮演信息的传播渠道。媒介建构风险感知、动员公众参与（黄河，杨小涵，王芳菲，2023），影响公众辨别真伪科学信息（王蕊，常芷若，2023）、传染病防护行为与接种疫苗行为（王冬，石曾萍，2023；李锦辉，王晴，明伟杰，2023），媒体同步性会导致社交媒体倦怠（张梅，崔锦一，张广宇，张巍，2023）。
二
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审思
2022年11月30日，美国OpenAI公司推出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ChatGPT（ChatGenerativePre-TrainedTransformer）。
作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ChatGPT的问世还引发了学界对于人机关系变迁的思考。基于大型语言模型（largelanguagemodel）的深度学习技术，ChatGPT超越了人类智能的辅助，实现了人类自然语言系统与人工智能跨越个体认知极限的数字文字系统的交互（孙玮，程陶然，2023）。因此，人机关系通过人类“提示词”这一中介，从“人机共生”迈入“人机互生”的新阶段（陈秋心，邱泽奇，2023）。其中，基于问答的人机交互则是ChatGPT不断试错以拓宽彼此认知域的关键。具体而言，ChatGPT使得提问成为人类知识生产的根本要素，思考不再是必需。相应地，知识的世界成为算力的“实在”，立等可取（黄旦，2023）。而提问者的水平直接影响ChatGPT算力的发挥，进而直接决定ChatGPT输出答案质量的好坏。因此，人类能否提出好的问题并且对问答过程本身进行自反性地思考，对于人机相互激发与演进至关重要（刘海龙，连晓东，2023；陈秋心，邱泽奇，2023）。
三
技术的社会意义：对人工智能、算法的理解、感知与“使用”
ChatGPT的问世标志着人工智能领域科学进步的主要转折点，引发了广泛的社会技术想象。
算法是支撑社会信息系统和生活结构中技术无意识的一部分（张萌，杨家明，2023），它既是情境性的人工制品，又在与周围生态系统的复杂互动中不断生成（赖楚谣，2023）。研究者们围绕平台-算法-用户-创意劳动者之间的复杂实践，探访了关于算法理解、算法情感感知、信息茧房等主题，算法与使用者之间的协商-对抗仍是核心命题。
其次，普通用户的算法理解与感知则更加复杂，多样的情感体验交织于用户日常算法实践。“算法疲劳”是一种基于算法的推荐移动新媒体用户热情衰减、产生倦怠甚至卸载退出的现象。个人因素、信息因素和技术因素都可能带来用户的算法疲劳。算法偏见、算法可信度和算法霸权等等因素则令用户警惕算法带来的权力转移问题（洪杰文，王怡，2023）。“算法冒犯”则是算法对用户主权的越界和僭越，是用户直接的负面情绪表达，表现为用户画像失真、语境失当和隐私侵犯。而用户自主性的提升则有助于缓解算法冒犯带来的不适感，比如对算法的温和抵抗、自我调适和算法素养（皇甫博媛，2023）。而面对算法潜在的问题行为及权力关系，用户可以通过识别问题行为、连接支持网络和启动修复性的干预方式，从代码规则、公共价值与社会秩序三个层次进行算法审计与修复（张萌，杨家明，2023）。
四
数字连接与交往：断续之间
此外，可见性（visibility）成为数字连接与交往研究的核心关键词之一。易前良与唐芳云（2023）梳理出两条理论线索：一是源于人际传播研究传统的“交往范式”，认为可见性能够调节（强化或疏离）社会行动者的互动；二是源于大众传播研究传统的“展演范式”，宏观地审视可见性资源竞争背后的权力关系。王昀和王艳华（2023）考察线上用户的截屏实践如何带来线上痕迹的档案化，提升着个体在公共空间的可见性。也有学者提出了可见性可能带来的隐忧：社交媒体的数据监视、人们的相互监视、社交媒体用户的自我管理和指导，是否会“导向监视型社交的兴起与后敞视时代的来临”（胡泳，2023）？
五
当用户长期处于和平台权力不对等的语境时，其便会对自身的隐私边界产生一定的震荡感。当个体与平台协调隐私边界管理的过程不符合预期时，便会降低自身对平台的信任，进而导致隐私边界震荡的心理结果。然而，对于不同隐私控制感的人而言，他们隐私边界震荡感的程度各不相同。其中，如果隐私控制感高，则会降低平台信任度低对隐私边界震荡感的正向作用（孟筱筱，2023）。
在人-平台关系之外，个体在人机交互中也在不断权衡隐私风险与预期收益。比如，在智能音箱的应用领域，个体的隐私计算倾向、隐私保护意愿和隐私侵犯后果感知是预测其隐私风险感知的最强因素（姜泽玮，2023）。而在聊天机器人的应用领域，个体因把身份信息视作隐私而理性地权衡隐私风险与预期收益，进而谨慎地表露身份信息；但在情绪表露上，由于情绪不含有个人信息，故个体减少了隐私风险感知，并在收益感知的驱使下大胆地向机器人敞开心扉，呈现“谨慎地表露身份,慷慨地诉说衷肠”的状态（曹博林，黄诗怡，2023）。
六
历史与发展：
平台的变迁、劳动与治理
平台装置在全球范围不断涌现与扩张，平台化实践一直是当下中国数字社会的显题。2023年，数字平台的学术捕获效应依旧明显。
另一方面，许多研究以在地和本土的视角，凸显了中国平台用工与数字劳动在地实践的特殊性。算法技术是内容审核劳动管理的主导性技术，在平台及其算法工具和人力外包商构成的劳动管理架构下，技术工具和科层制体系前所未有地融合。反讽的是，虽然内容审核员决定着内容是否可见，但他们自身也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监督，并且在训练着替代他们的算法。算法成为劳动控制的有效工具，平台在其中成为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无法协商的雇主（翟秀凤，2023）。“数字灵工”们多元算法实践带来的主体不确定性后果体现了算法与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建构（顾楚丹，杨发祥，2023）。巡游出租车司机对数字平台的驯化实践呈现出技术融入生活过程中的整合与适应特征，亦是对经典劳动过程理论中二元对立框架的回应与延展（张媛媛，冯锐，2023）。部分平台极速版本的获客过程是多元主体的协商，尽管平台的劝服性技术占据主导，个体却会依据具体情景，利用时空套利和关系调解等策略进行抵抗（刘国强，张思雨，2023）。值得注意的是，在滴滴出行与民间车队的结合与实践中，暴露出的，是今天平台社会由工具主义主导的权宜共生的脆弱生态（丁未，2023）。
此外，知识实践、情感实践等新对象被纳入分析的核心。社交媒体平台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实践丰富了平台文化生产语境中对学术知识的可见性和公共性的关系的理解，有助于突破知识和商品的静态对立（董晨宇，陈芊卉，许莹琪，2023）。游戏陪练则在情感劳动过程中扮演“产消合一者”的角色，借助消费情感资源完成情感补偿，平台的隐秘情感控制逻辑则构成了劳动者情感资源消耗与补充的动态平衡（李晗，郭小安，2023）。
中国社会庞杂的平台劳动实践凸显了平台治理的严峻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平台”这一概念背后，本身就隐含着中介装置、技术中轴、基础设施、异质连接与公地私治的复杂逻辑，真正重要的是平台话语本身的政治（刘战伟，刘洁，2023）。有研究从近30年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政策变迁，透视了“发展实用主义”式的中国互联网平台治理的核心理念与内在逻辑（张志安，冉桢，2023）。亦有研究指出，平台劳动者的“日常反抗”始终无法跳脱平台的“算法黑箱”和“围墙花园”，突显出国家治理互联网平台企业资本操纵行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李德团，陈盈伊，2023）。
七
媒介物质性：
流动、基础设施与身体器官
2023年媒介物质性研究带来理解媒介的新视角。研究力求理论层面的突破，研究者对城市流动、媒介基础设施、技术界面与硬件等庞大而隐蔽的媒介物质系统的观察持续深入，更从人类身体多重感官与器官等微观层面审视了“人-技术”关系的广泛主题。无论哪种视角，媒介的物质性基础无疑与人类的生存境况有关。
媒介与物质性的相遇让人们发现了曾被忽视的基础设施系统。看似冰冷而庞大的基础设施往往以一种别具温度的方式与人们相连。有研究以民族志方法观察L村农民如何通过共享一位村民家Wi-Fi基础设施的故事。面对互联网最后10米的神经末梢，村民通过历时性的媒介共享聚落惯习，生发出一项基于地理、权力、贫富和亲缘的差序共享机制，得以接入互联网基础设施，享受互联网的便利（刘战伟，刘蒙之，2023）。如果说蹭Wi-Fi是发生在中国乡村的“连接的故事”，网吧则书写了横贯中国城乡的“连接的变迁”。网吧是互联网技术神话进入中国的实体承载。“顺网云海”的平台化过程记录了中国的网吧演化进程。它将自上而下的网吧监管和自下而上的网吧维护封装到技术平台之中，逐步将硬件封装到软件背后的黑箱，并通过捕获其他第三方技术完成了从网吧管理软件到泛娱乐平台的转化。研究揭示了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发展过程中虚-实、线上-线下、话语-技术、商业-公共的权力争夺和关系切换（王喆，2023）。
八
经典理论重访与媒介的再认识
从大众传媒到媒介基础设施，从内容到形式，从认识论到本体论，在传播与媒介研究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研究者们始终在不断追问媒介如何勾联人与社会，以及媒介究竟是什么（马新瑶，胡翼青，2023）。今天，研究者们试图重访媒介经典理论，增进对这一“元问题”的认知。同时，面对日新月异的媒介发展，空间视角亦增益了人们对媒介的理解与再认识。
空间取向为传播理论注入了新的活力。有研究者将“空间媒介”概念化为一种由物质基础设施和组织性条件构成的“媒介行为”，即在动态网络之中生成和展开的实践形态，通过“生成性的中介”和“组织性的调适”在流动的时空环境中调节着人与非人、物质与信息、主体与地景、远端与切近之间的关系，形塑了生活世界的“传播地理”（杨家明，景宜，2023）。在空间与媒介的互构中，城市是一个重要命题。“城市本身当然就是一种媒介物”，它既可以是城市个体交往的居间节点，也可以是城市个体运动的背景空间。它可以通过各种事件和活动把人与人关联在一起，也可以像基础设施那样支撑起整个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胡翼青，2023）。“第三场所性”则阐释了一种空间的可供性，它处于家庭与工作场所之间，行动者可以镌刻、挖掘并实现的展开社交、建立联结、培育情谊、形成归属感的空间潜能。开放性、可达性、弹性和可读性是城市城市居民在其生活中获取具有第三场所性的空间体验的条件（於红梅，潘忠党，陈意如，2023）。
九
媒介文化的纵深与延展
2023年纷繁的媒介文化研究呈现两个取向：一为纵深，为旧议题提供新视角、新问题与新见解；二为延展，纳入新对象，回应新关切，拥抱新可能。
十
家庭的媒介化和媒介的家庭化：媒介与家庭的交互
随着媒介技术和家庭生活的深度融合，家庭生活逐渐依赖媒介所持有的资源并依循媒介的技术逻辑，家庭活动和家庭关系也日益媒介化（mediatized）（李彦雯，吴飞，2023）。当家庭处于儿童抚育的早期，尽管婆媳都希望运用数字媒介提供的育儿知识完成合作育儿的任务，但媒介技术放大了二者在育儿知识、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代沟和冲突，使得代际合作关系充满张力。而随着合作育儿进程的推进，媒介技术为文化反哺和代际互动提供的物质支持又有助于婆媳二人在育儿观念和情感关系上从冲突走向契洽，进而形成以媳妇为主导、婆婆为辅助的共商型育儿权力格局（安利利，李美仪，2023）。
而对于远距离家庭而言，视频通话技术的介入则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祖辈在育儿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一方面，视频通话技术为流动父母同孩子的具身交互提供了物质支撑，但另一方面，成功的远程抚育必须建立在祖辈的支持上。具体而言，祖辈以“脚手架”的角色参与其中，成为流动父母的身体的延伸，解决视频通话过程中出现的技术问题和沟通问题，进而维系远距离亲子关系。由此，在远程抚育的过程中，祖辈得以积极展示自己作为孩子照料人的责任，为自己作为抚育人主体之一争取话语权（甘雨梅，2023）。当远距离家庭处于儿童教育期，智能手机则削弱了家长的教育权威，占据了家庭教育权力格局的中心位置，并催生了“自教育”和“它教育”两种新型家庭教育模式。虽然在“自教育”模式中，留守儿童运用手机提供的教育资源成为教育主体，但是留守儿童的媒介行为、学习实践依然受到商业性算法逻辑的影响。因此，家长与“自教育”模式均受到媒介技术的他律作用，儿童的“自教育”也逐渐转化成智能手机的“它教育”（曹玥，郑欣，2023）。
在家庭关系逐渐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变得家庭化。为了避免游戏造成亲子代际关系的失衡和对抗，一些家长尝试通过“亲子共玩”驯化网络游戏，让游戏服务于维系和强化良性家庭关系（周逵，2023）。在共玩之外，认真对待孩子观点的游戏干预策略也有助于增进亲子关于游戏干预的沟通。研究发现，当青少年感知父母积极干预执行方式越偏向自主支持型时，他们对父母干预的认同程度越高，他们的欺骗性游戏行为越少，游戏素养越高（蒋晨，曾秀芹，战泓玮，2023）。
十一
媒介化政治：数字时代的
社会沟通、政治参与和政府治理
当下，媒介技术已全方位地渗透和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生活，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政治话语和符号体系，推动着社会沟通、公民政治参与和政府治理模式的革新，催生出丰富多彩的政治传播研究议题（刘海龙等，2023）。
2020年新冠肺炎带来的不确定性为学界考察数字时代公共危机事件中传言的传播机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研究发现，集体对危机时期社会情境的建构和诠释主导着传言“雪球”的扩散。具体而言，传言者们集体诠释的目的并非为形成长久稳固的某种集体情境，而是快速抢占一个个模糊/危险情境的解释权。当稳定、统一的集体情境定义形成时，便会形成情境权威并同官方/专家权威相对抗，保障隶属于该情境的传言的持续再生产。这说明，若辟谣方应对的是那些具体的、局部的微观情景，但当该情境所属的某类中观情境（如政府危机治理水平）还存在可被诠释的空间时，情境权威便依然存在，传言则依旧具有活力（廖梦夏，2023）。此外，传言的内容特征也直接影响其传播效果。通过运用恐吓、曲解与锚定的叙事框架，传言可以降低风险公众的信息焦虑、环境焦虑以及认知焦虑，进而增强自身的议题建构和话语竞争能力（葛明驷，2023）。
除去帮助人们理解并控制风险的社会功能外，数字时代传言与虚假信息的泛滥还建立在个体的心理与情感因素上。研究发现，权威人格者更容易轻信耸人听闻的虚假信息，而价值立场偏保守的人则更容易相信对社会问题持批判性立场的虚假信息（马得勇，2023）。在辟谣领域，一段与辟谣信息无关的令人怜悯的信息所激发的外生怜悯情感，会通过增强人们对谣言受害者的内生怜悯间接增强辟谣支持意愿（熊炎，2023）。
网络媒介重新形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模式，使得在线政治参与逐步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参与方式。一方面，互联网通过影响个体的政府信任水平来影响个体政治参与。具体而言，网络媒介使用越频繁，对政府的信任度越低，而较低的政府信任度又显著提高了公众的在线政治参与度。同时，公众的政治效能感越强，政府信任度对在线政治参与的负向影响作用越小（薛天山，2023）。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的娱乐化导向一直被认为是消解媒介公共性的要素之一，故网络媒介接触未必导向更多的政治信息接触。比如，微博中娱乐信息不仅传播规模更大、广度更宽、速度更快，同时也更具备广播与病毒性传播特质。这表明在社交媒体这一公共场域中，娱乐信息的扩散效果更强（钟智锦，周金金，徐铭达，缪旭，许小可，2023）。
与“留言板”单方面被政治化的情况不同，12345市长热线在被地方政府转化为全媒体民生服务平台后，虽提高了政府的回应性，但其媒介逻辑所诱发的大量无理诉求又极大地增加了行政运行的成本，不利于回应性政府形象的塑造（张雪霖，2023）。类似地，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网络舆论对政府依法行政活动的冲击不断扩大。研究发现，网络舆论对政府依法行政的影响利大于弊。在网络舆论影响下，政府是否积极回应及政府本身是否依法行政是政府依法行政的关键性条件（尚虎平，刘洋，2023）。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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