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波，1953年生，河北石家庄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儒学（主要是孟子）与现代新儒家（主要是牟宗三）的研究，近年来专心从事儒家生生伦理学的建构工作。2021年在复旦大学周末先修课堂为高中生开设《先秦诸子》课程。
一、参与到“周末先修学堂”计划的契机是什么？
我原来在部队院校从事教学工作，2001年转业到复旦不久就给本科生讲《先秦哲学》（又叫《先秦诸子》），反反复复讲了10多年。
在复旦这样的大学当老师，最难的是给本科生讲课。不能讲得太浅，自甘沦为心灵鸡汤。也不能讲得太深，拒学生于千里之外。理想的状况是把自己的研究心得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同学。因为过去在部队有多年教学的经验，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这个度一直把握得不错。
正因如此，这门课在复旦一直很受欢迎，据同学们反映，这是复旦最难选的课之一。有同学的女朋友是外校的，也来听课；有同学的爸爸妈妈来上海探亲，也坐在后排听课；还有选修了一遍，再来听第二遍的。特别有意思的是，一个大四学生说，他在复旦最遗憾的是大一、大二、大三没能选上这门课，最幸运的是大四临毕业的时候选上了，通过学习先秦诸子的智慧，了解了做人的道理，明确了人生的方向。
今年学院领导跟我商量“周末先修学堂”的事，我当下就答应了。我之所以接下这个任务，是因为我觉得让高一、高二的孩子接触自己的文化是个好事，而我对先秦诸子有自己的理解，相信能够说服并打动他们。现在的高中生，包括大学生，都很聪明，但他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了解。让这些孩子尽早接受这方面的教育，了解自己的文化，从而明明白白而不是懵懵懂懂地做一个中国人，非常重要。
二、《先秦诸子》的课程安排如何？它与本科生课程《先秦哲学》有何异同？
我基本上延续了本科讲课的格局，主要讲孔子、墨子、老子、孟子、庄子、荀子。但因课时有限，有些内容讲不了，只能去掉，比如墨子的有些内容讲不了，韩非子的部分也要整体删掉。由此，保留下来的内容都很重要，是先秦诸子的精华。先修学堂的开局两堂课效果非常好，符合甚至超过了预期。
杨泽波老师授课现场
三、对参与到“周末先修学堂”的学生有何期待？
我希望这些孩子在学习中不要有太多的功利心，不要只是想着如何从这门课学到一些知识，以便将来在作文里卖弄卖弄，讨得高分。如果是那样的话，很难学好这门课。
另外，我特别强调，要学好这门课，必须认真清理以前的旧观念，把自己头脑中的卫生打扫好。在绪论课中，我给他们讲了三句话：学习先秦诸子，是来学沉重的，不是来学轻松的；是来学责任的，不是来学潇洒的；是来学愚钝的，不是来学聪明的。这些话他们现在还理解不了，特别是最后一句“是来学愚钝的，不是来学聪明的”，现在几乎没有人这样讲。人们常常以为哲学是聪明学，学哲学是为了变得更聪明。
我坚决反对这种说法。如果哲学系的根本任务只是让人变聪明，那么哲学系最好不要开了。哲学最重要的是要让人们明白人生的意义，懂得做人的道理，做一个好人。而做好人在某种意义上一定要有愚的精神。孔子愚不愚？耶稣愚不愚？释迦牟尼愚不愚？从市俗的眼光看，他们都是愚人。但正因为愚，他们才做出了大贡献。社会从来不缺聪明人，缺的是愚人。从特定意义上说，历史的发展不是聪明人而是愚人推动的。这个道理现在他们还理解不了，希望到学期末他们能够有一些体会。
四、您从事儒学研究以来做的第一个项目是孟子，能否谈谈这方面的心得？
我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是关于孟子的，前后出版了《孟子性善论研究》《孟子评传》《孟子与中国文化》三本关于孟子的书，差不多用了十年的工夫。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古往今来从事研究的人很多，要想翻出新花样不容易，但我的研究确实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是以伦理心境解说性善论。中国人都知道有个孟子，而知道孟子的都知道孟子有个性善论。性善论的基础是良心，孟子说良心是上天赋予的，因为上天赋予人以良心，所以人天生有善性。这种说法现在很多人还在用，但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这种讲法。在我看来，人之所以有良心，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人天生有善的端倪，这些端倪孟子称为“才”，我则称为“生长倾向”；二是受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的影响，人的内心有一种结晶物，我把它叫做“伦理心境”。这两个方面不能截然分开，“伦理心境”必须以“生长倾向”为底子，“生长倾向”也一定会发展为“伦理心境”。良心不过是建基于“生长倾向”之上的“伦理心境”而已。因为人有伦理心境，所以人有良心；因为人有良心，所以人有善性。
杨泽波著：《孟子性善论研究》
一是否定了三系论。历史上儒学发展一般认为有两系，一系是心学，一系是理学。牟宗三独出心裁，立了一个三系：伊川朱子为一系，象山阳明为一系，五峰蕺山为一系。在三系中，五峰蕺山学理价值最高，象山阳明居次，最差的是伊川朱子，牟宗三判其为旁出，是别子为宗。我从自己对儒学的理解出发，否定三系的说法。其中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不承认五峰蕺山为一系，不认为其学理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二是不接受将伊川朱子判定为旁出，强调伊川朱子之学在孔子那里同样有其渊源，这个渊源就是智性，贸然将伊川朱子打为旁出，不利于发展孔子智的思想。
二是否定了“物自身的存有”这个判断。牟宗三晚年特别重视康德智的直觉的思想。在他看来，在康德那里，上帝是无限的，有智的直觉；人是有限的，没有智的直觉。因为人没有智的直觉，所以认识只能止步于现相，不能达到物自身。牟宗三强调，儒家不同，儒家承认人有智的直觉，所以其认识可以达到物自身，由此而成的对象即为“物自身的存有”。我研究下来发现，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理解错了。康德智的直觉主要是指一种“本源性的直观”，牟宗三则将其理解为一种不需要时空和范畴的思维方式。因为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思维方式不需要时空和范畴，所以道德之心创生存有的那个对象就叫做“物自身的存有”。在这方面我花了很大工夫，做了大量清理工作，找到了牟宗三失误的历史原因，进而否定了“物自身的存有”这个判断。在此基础上，我强调，牟宗三所说“物自身的存有”并不是什么“物自身”，仍然属于现相的范畴，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现相罢了，这种特殊的现相即为“善相”。
因为牟宗三弟子很多，在学界的影响很大，我的这两个方面的成果一时还不易被人接受。否定“物自身的存有”这个判断更是如此。人们往往出于善良的愿望不大相信牟宗三会犯这样的错误，我知道这个案是很难翻的，但我相信它可以翻。
杨泽波著：《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五卷本）
六、近年来“生生”问题非常红火，您也撰写了《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能否谈一下生生伦理学研究的缘起及其思路？
我在做孟子和牟宗三研究的时候，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找到一种形式，把自己的思想梳理出来。牟宗三研究收尾后，我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我给自己的这个东西起名就叫做“儒家生生伦理学”。
最重要的是，因为儒家生生伦理学从生长倾向和伦理心境的角度解释仁性，从仁性和智性的辩证关系解释道德的发展过程，所以不再将人的善性视为上天的禀赋。这个变化十分巨大，直接影响着对于传统的天人关系的理解。这种新的理论不再以天说人，而是以人说天，不再是从上往下说，而是从下往上说，从而为天与人的关系带来的新的生命力。这同样是一种生生。
杨泽波著：《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
这与中国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我把它叫做“七七、七八现象”。这个问题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77、78年恢复高考后，“老三届”不少人有了机会参加高考。因为这些人在社会中摸爬滚打了很多年，有较深的积累，所以其中不少人后来在自己的行业里都成了佼佼者。
从大背景上说，我也属于“七七、七八现象”中的一员，但情况又有不同。一是我在“老三届”中岁数最小。二是我没有下乡，当兵了。78年，部队院校恢复招生，我也有机会到部队院校学习。但当时到部队院校学习属于短期培训性质，没有文凭。留校后，只能想办法自学。那个时候真的吃了很多苦，连英文的26个字母都是自己学的。到了86年，我报考复旦大学潘富恩老师的研究生，因为没有本科学历，心里没有数，就想先试一试，没有想到一击而中，还考了第一名，闹了不小的震动。89年我接着读博士，92年毕业又回到部队院校。经过不懈努力，直到01年才有机会转业来复旦工作。
我在部队前前后后共有33个年头，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只是因为专业不对口，才下决心离开部队的。如果只是考虑经济原因，完全不需要这样做。我如果继续留在部队院校工作，按年龄排，我是有机会到少将的。但为了学术的发展，这些都必须放弃。
我的这种特殊经历对我后来做学问有较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独立思想。我们这一代人吃的亏太多了，正因如此，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有独立思想，不能轻易跟着别人走。在我的脑子里始终有一根弦，不管你是谁，不管你说过什么，都要经过自己的思考。这种习惯对我研究牟宗三有很大的好处。牟宗三是学术大家，前些年几乎被人捧为了神。但我就是不信这个邪，相信牟宗三是人不是神，既然是人就一定有过失，就看你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加以解决了。事后证明，这一点我确实做到了。
第二个是不怕困难。当兵是不怕困难的，再大的苦都能吃。这个特点对我研究牟宗三有很大帮助。牟宗三不好研究，他涉及的面很宽，你要研究他，就必须跟着他走。我的专业是中国哲学，但牟宗三著作中经常涉及康德，你就必须跟着他硬啃康德。我们都知道康德很难懂，你研究牟宗三不仅要对康德有基本的了解，还要知道牟宗三讲康德哪里讲错了。比如，我否定“物自身的存有”这一判断，就是硬从康德著作中找出了牟宗三的失误，而这个问题是从事西方哲学或中西比较研究专家都未曾指出的。如果没有长年当兵的经历，面对这么难的题目早就怂了，随便找个借口，悠哉游哉去做其他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