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外文系和中文系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教授、博导，清华学堂世文班首席教授，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院长。
马丁·普赫纳
哈佛大学戏剧文学、英语文学与比较文学拜伦与阿妮塔·维恩讲席教授。
劳伦特·德波里艾
康奈尔大学法国文学、法语文学与比较文学终身资深教授，法国棕榈叶学术骑士勋章获得者。
10月21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一名参观者（左）在法兰克福书展中国图书展区与“中国出版”联合展台的一名工作人员交流。新华社发
10月14日，观众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那泽姆·希克梅特文化中心的中国丝绸刺绣展上自拍。新华社发
11月10日，一位卢旺达学生在试穿中国服饰。当日，“中国文化进校园”活动在卢旺达大学教育学院举办。新华社发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线上教育的优势和弊端与大学教育的核心
劳伦特·德波里艾：乐观的人可能会认为，疫情会给“全球意识”的扩展提供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由于我们都有可能受到一个共同威胁的影响，这场危机可能会带来一种新的相互联系的意识。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比如，我们看到，在观念倾向和日常行为两个层面上，出现了某种地方主义式转向或者自保式退缩的态势。有的变化可以是正面的，比如新型实验性的社区生活互助自助模式的出现；有的则是某种沙文主义的变奏，比如“例外论”“至上论”。更广义而言，随着我们的思想越来越多上传到全球化的网络中，个人及其行为的同质化、标准化在各个层面都达到了顶峰，数字似乎正在统治着我们的进行交流、抒发情感和表达意见的方式，而方式往往就是内容。
马丁·普赫纳：自疫情以来，我们持续高强度使用zoom和类似的视频教学平台，现在都已感到疲惫。但很明显，在线教育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推动。我参加了一个全校性的工作组，负责思考教育的未来，我们目前提出了一些相当雄心勃勃的方案，包括创建一个完整的数字校园。世界范围内对高质量教育有巨大的需求，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像清华和哈佛这样的精英大学可以教育出比目前更多的学生。这让我对教育的未来感到非常兴奋。对于在线教育中什么有效、什么无效，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现在可以总结先前的经验教训，设计出一些真正有效的方法。
颜海平：如何不使线上课程成为信息发布简易版，是一个重要问题。线上教学不是慕课，而是通过云间课堂进行真正的教与学。这对技术的人文使用提出了新要求，包括对技术的各种主动把握、创意融合的能力以及富有人文想象力的科学认知精神。我曾线上旁听清华老师的课，很受启发。比如一位教授莎士比亚戏剧的老师，灵巧地把所有媒介都动用起来，文本圈点、诗句朗诵、场景演出、视觉材料的蒙太奇，师生互动的教与学，教出了一个立体的莎士比亚及其世界。至于疫情的负面影响，也无须回避。物理课堂中人与人面对面的思辨研讨，校园中知识共同体的生活方式，蕴涵着人类漫长历史中文明更新绵延的智慧结晶，是包括线上教学在内的各种技术革命手段无可取代的。
数字潮流中的教育巨变与人文学的意义
马丁·普赫纳：我同意教育巨变中人文学的不可或缺性。在我参加的未来教育委员会和工作组中，人文学科几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简而言之，部分原因与误解有关。比如，认为人文学科学位不能给青年人带来好的职业机会和生活前景，尽管有令人信服的统计数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部分原因则与人文学科内部的保守主义有关，这种保守主义导致人文学者直觉地、习惯地拒绝新技术和其他创新。部分原因则与专业分科过细有关。至少在美国，很多人文学者教授的课程是为未来的专业人文乃至文学领域中的具体专业设计的，而不是为更广泛的学生群体、知识共同体的总体发展获益考虑。这些问题在在线教育出现之前就存在了，表明人文学科现在处于结构上的弱势地位。在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历史转折点，这会带来很多很可能是长期的遗憾，因为人文学科可以而且必须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从听到的一些情况来看，中国的人文学科没有出现类似的弱势化。
颜海平：中国人文学是世界人文学的一部分，和各国学界一样，在巨变中面临诸多共性的挑战和机遇。2016年，我们与包括北大、复旦、剑桥、牛津在内的中英主要高校在交流中倡议并共同创建了“中英高等教育人文联盟”。我们提出，当下日益以数字媒体和技术革命为驱动的经济全球化，作为近现代长时段变迁中的又一个阶段，改变着横跨所有国家和地区、为人类所共有的世界的面貌。巨变中，世界万事万物密切相连，差异因此全面显现。为求可持续发展，以跨文化的知识生产和交流交融创新能力为重心的人文学术和人文教育，具有更为清晰的历史功能和重要意义。这是联盟至今持续发展的共识基础。
全球疫情中出现的各种张力与摩擦，印证了人类社会在深刻差异中密切相连这一历史境况。这一境况还在加速深化，今后30年科技变革产生的变量，将超过近代以来科技变革产生变量的总和。而无论全球化时代的科技如何创新、经济如何强大，其与人类个体、社群、民族、区域和不同类型国家相互关联的方式尤为重要。没有一个国家、区域、人群、个体能够单方面应对这样的巨变和巨变中的再关联，多边的跨文化人文交流与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急需。
在跨文化的具体交流中，我们探讨怎样把握充满差异的具体经验、熔炼可资共享的人类知识，在数千语种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当今世界语境里，以“人文日新”的精神，“由阐释世界以叙述中国、以叙述中国而贡献于世界”。这是清华大学在2016年成立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完成外国语言文学系建制改革的学理缘起。这里的“世界文学与文化”可以包括但不是指某种既定专业，而是指向一种文化互通、文明互鉴的视域，以此帮助我们在教育、阅读和学术工作中更新方法、更新领域，希望在“和合共生”“美美与共”的人类福祉中，留下一份智性劳动。
当今世界需要的是交流合作而非同质化抱团
马丁·普赫纳：国家和民族之间更多的交流和合作一直极为必要、极为有益，永远不会有止境，永远不会有感到满足的一天。同时，我也往往过高估计交流合作的力量。一战前，这个世界曾经成就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全球化，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强化、激化的狭隘民族主义时期，包括最终导致的两次世界大战。因此，国际交流、文化沟通、教育合作等努力，本身并不能解决人类世界的一切问题。但是这样的努力有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现今这样一个具有多个权力中心、不同区块之间竞争和不同政体制度并存的世界。例如，中国和美国之间目前的张力或摩擦，并没有让我认为我们应该减少交流与合作。恰恰相反，这正是我们更需要加强交流与合作的时刻。
劳伦特·德波里艾：从理论上讲，今天的人们似乎可以很容易地与许多不同的对话者建立联系。然而，你如何选择与你联系的人？如何与他们交谈对话乃至合作？在实践中，交流渠道的现成便利，并不自动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空间与他人相遇，并从相遇中获得新的人生体验。往往还有这样的现象，即这样的数字渠道构成众多的“像我们一样”的小群体，同质化地抱团，而不是从文化多样性中获得新的经验、成长。
比如美国的“身份政治”，以肤色、种族、社会性别等为鉴别，使“相同的人”聚在一起。其中的悖论是，以这样的方式抱团，实际上压缩而不是扩展了人的想象空间、心智世界和情感友谊。以身份为中心，或聚焦几种身份的交叉点而形成的群体中会有交流，但很难有“对话”，即很难获得突破自己局限的新经验、在吸纳新经验中获得转变的能力。当前，我们的一个目标应该是加强与不同的人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并以此守护拥有创造性和丰富可能性的生活世界。
就我个人的经验，美国的比较文学、跨国别、跨文化学科创新和人才培养还是以英、法、德、西班牙等几大语言为主构成。而在我执教的清华大学，清华人文、清华文化，作为中国近现代以来开创发展人文学科的源头之一，从一开始就是以跨语系、跨文化、跨文明的创新思路和研习方式为特色、为风格，其中始终蕴含着对欧洲起源的地缘政治、强权均势逻辑的叩问，对多样的、新型的现代国家民族关联方式的诉求。
重视有别于“标准化、同质化”的生活世界
马丁·普赫纳：人文学科的跨文化发展，面临着不少困难。至少在美国的大多数高校，以单一性的民族国家作为学科组织认知框架进行知识生产仍是基本现状。在我看来，这是主要问题。重组系科结构布局、更新专业能力要求、改变评价考试方式等，需要有诸多条件支持，变革着实不易。就我的有限了解，清华大学世文院和外语系创建的世文班是一个重要的例子。就一般高校条件而言，也许这些方面的变革要等到其他条件到位后才会发生，部分是因为人文主义者往往非常坚持维护惯性的知识体系，至少在美国是如此。令我困惑的一个悖论是，许多人文主义者认为自己是社会变革的先锋，然而当涉及自己的认知构成和生产方法时，他们往往又是保守的。现在人文学科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的方法论变化是数字人文科学。它在开始时被过度炒作，导致了可预见的反弹，但从中长期看，人文主义方法的有趣变化可能会来自这个角落。
回到跨文化的角度。我有时会想，问题是否还包括“规模”这个维度。体量庞大的社会往往比体量小的社会更倾向于守旧偏狭，更自我中心。当然，规模不是唯一重要的元素，但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规模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像我们这样体量庞大的社会必须做出特别的努力，以使学生能够获得他们急需的国际视野和能力。
劳伦特·德波里艾：我非常愿意和学生一起研究差异很大的语言、文本、行为方式、思考逻辑，并感到很有收获。我们应当鼓励青年一代细致地认识各种语言、文本、行为方式、思考逻辑中内在的多面张力和精细差别，以及这些张力和差别的生产性。换言之，我们重视有别于“标准化、同质化”的生活世界，我们重视生活世界的人文意涵，因为我们认为它比标准化和同质化的文化更具有想象力、丰富性和创新性。在人文探索的思辨形式和科学技术的无可限量之间，我们要重新建立能动的相互联系。科学技术创新是当今全球社会的主要推动力，而科学技术从来不是在孤立中发展。科技发展是人的生活世界的展开，是人的相互关系即跨文化关联的展开。我们鼓励新一代人文学者去大胆创造，发现、把握乃至发明新的理论和日常现实之间的互动互为、无处不在的连接。
颜海平：在一定意义上，人文学是一种人性智慧的现代实践过程，把人类一代代原是不可重复的生活经验，熔炼为可供一代代人借鉴再造的价值知识，支撑、开阔和提升生命内涵和品质的资源。
同时，跨文化学术和教育学理的提出，源自我们每个人在当今世界如何安身立业的内在需要。跨语种语系、跨文化文明的相互关联和认知融通，自有人类文明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被中国和世界一代代学人践行、经历和呼唤；其生产性的力量，在历史变局时期尤为凸显。出生于不同的语言语系、文化文明中的社会个体、群体，跨越既定惯习的各种局限，在对差异的自觉中互为启示、彼此更新，构成了近现代以来人类不可或缺的生活经验和充满动能的想象时空；为跨文化人文学术和人文教育的开拓，提供了知识创新实有可为的深厚资源。我非常同意的是，这样的知识生产需要生产机制的基础支持和与社会环境的适度契合，才有可能，才能持续。
人类文化一直在互学互鉴创新
马丁·普赫纳：在试图理解数千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演变时，我对两件事感到震惊。第一件事是文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相互借鉴。比如，中国借来印度的佛教，而日本又借来中国的佛教，欧洲借用了中东的宗教——基督教。有时，这些系列的借用包括奇怪的空白和迂回，比如古希腊哲学在欧洲被遗忘，在被重新输入欧洲之前却保存在巴格达。同样有趣的是，罗马毫无理由地决定将整个希腊文学典籍翻译成拉丁文，并将希腊文化作为自己的祖先，尽管罗马人与希腊没有任何联系。因此，这是一幅令人困惑的画面。有时候，文化进口是强加给被征服国家的。但更多时候，这些进口和出口并不遵循明确的权力界限。更多的时候，文化的借用不是弱者的标志，而是强者的标志。
另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在每一种情况下，文化借用都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创造性适应过程的一部分，导致引人注目的新文化形式。当罗马借用希腊教规时，它创造了全新的东西。借鉴一些东西似乎能释放出创造性的能量。
这两点让我得出结论，缩减文化交流将意味着缩减所有使文化蓬勃发展的因素。同时，更多的交流和互鉴，有可能带来各种极具创造性的吸收和适应过程，这反过来将导致特定的融合性新文化的生成。如果是这样，我认为很好；否则，人生世界会变得单一而无趣。
颜海平：这是一个充满挑战、机遇，需要勇气、确信和想象力的时代。近年来，我一直在整理过去数十年里撰写的中英文本，和数十年间积累并不断重读的关于近代以来文化世界的一些书著书信。我在保持以语种、时段、学科、命题等将其分类的同时，开辟另一个范畴，以其中蕴含的某个段落句子、某种生活信息以及他们之间或显或隐的关联性，将它们置放在组合书架上。它们跨越了种种由惯习既定的认知边界，构成一座相互不可化约却又不可隔绝的星座群，以多重复调的方式，互为呼唤、论辩和启示。我的本务，是倾听并记录其中绵延不绝的人间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