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不住老师讲课内容的时候，Regina会截屏把PPT保存，以便后续回顾知识点——直接在手机上做了笔记。即便溜号了，Regina也会把手机倒扣在桌子上，仅仅沉浸式地去倾听老师们的讲课内容。
像Regina这样的孩子，父母大多为蓝领，有的是朝夕奔波于城市街头巷尾的司机，也有建材或市场的商户。暂停了教师的课堂面对面授课，也没有父母在身边照顾，这些孩子，依然完成了学习任务——
这在前数字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蒲公英中学家长职业分布（数据源自蒲公英中学公开数据）
一份发布于2020年、针对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情况的《青少年蓝皮书》显示，全国7~18岁的在校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的互联网普及率已达99.2%（全国人的互联网普及率则为64.5%）。
换句话说，就是网络科技“普惠”。
科技实现普惠，得益于数字上网设备的廉价化。过去十年中，中国家庭为孩子增添手机等电子设备的成本，是日趋下降的。
早在1997年，著名的传播学者、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尼葛洛庞帝就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预言，“未来将出现100美元的计算机”。如今，比比皆是的千元智能机，推动实现了当初令人难以置信的预言。
这意味着，不同阶层的少年儿童在数字技术获取上的差距——也即在21世纪初期常被引述的“初代数字鸿沟”问题——正在不断弥合。
初代数字鸿沟，指的是信息和电子技术的硬件设备、软件设施价格的高昂，造成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人因为技术拥有程度不同而产生的社会分化。
然而如今，互联网拉平了城乡差距，消费不断下沉，初代数字鸿沟不存在的情况下，学者们又提出了新问题：数字鸿沟2.0。
新的差距，可能体现在不同社会背景、地域之下的人对信息技术的运用能力与数字信息素养的不同。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的父母辈是否会使用打字功能、疫情管控下是否无缝使用健康宝；以高阶使用习惯来说，不同地区的少年儿童使用互联网的习惯，上网的主要目的是否用于自我提升，对网络安全、防网络沉迷的认知等等......
依然会存在看见或看不见的鸿沟。
具体到中国式家庭，父母受教育背景不同的少年儿童，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之于乡村的留守儿童，对于“防沉迷”的认知与手段，完全不同，在他们中间，差距和鸿沟真的弥合了吗？
“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互联网就像一个扩音器，把属于这个世界的乐音和噪音都无限倍地放大了，因此，当固有的阶层差异没能得到缩减时，不同未成年人因为家境不同、父母施加的影响力和价值观不同而带来的学习习惯的巨大差异，反而会因网络工具这个放大器而增加。”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新闻实验室”发起人方可成在接受钛媒体App采访时，表达这样的担忧。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M-LAB主任、天奇创投基金管理合伙人魏武挥也提出，算法不能让人获得最想要的信息，会极化人们的喜好；教育背景相对薄弱的家庭，孩子在几乎不经引导的数字信息环境下，更容易沉溺于游戏、短视频等数字娱乐内容。
当“一块屏幕”走进校园，并被寄予改变学生命运、消除教育不公平之厚望的当下，钛媒体内容中心发起了对蒲公英中学学生的专项调研，观察该校初中生学习与日常互联网使用情况。
近100位初中生接受了问卷调研，4位学生接受了深度访谈。在他们的真实生活中，数字鸿沟是否再次产生了？
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加和父辈经验的消解
蒲公英中学接受调研的学生，均未成年，他们回答了一系列关于网络使用的问题，包括在校内、校外的上网习惯，以及上网习惯形成的具体原因等等。
调研有一个特殊性需要说明：该打工子弟学校要求学生住校，在校期间不允许使用手机。因此，学生在校外和在家场景下使用互联网的情况成为主要内容。
钛媒体App基于调查数据分析，蒲公英中学学生初中学段学生（98位初中学生有效填写了问卷）中，拥有可上网数字设备的学生占比高达97%，在小范围内体现了国内低收入群体家庭未成年人在信息产品方面的高保有度，即大多数人拥有可以上网的基础硬件设施。如前所述，该学校家长处于相对一致的社会阶层。
从何处获取用于学习的App/网站资源（数据源自钛媒体App大商业组调研结果）
在这道多选题中，选择了从父母亲人中获得上网学习推荐信息的被调查者，只占14.3%。
在这个多选题总共180%的选择中，只有不到8%的学生选择了该选项。
由此可见，家中长辈在少年成长的过程中对孩子的学习引导起到的作用，远不及在校老师和互联网搜索引擎本身，也不及他们的同辈。
蒲公英中学家长群体对学生的互联网使用、影响甚少。
甚至都不如中文互联网的“后起之秀”短视频平台。短视频平台们对孩子们的影响，也绝不只是对其他知识平台的推荐，还包括自身海量的内容输出。
“关键是有趣、新鲜。”孩子们对钛媒体App表示。
调研还验证了这样的趋势：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未成年人通过父母的经验来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效用，在逐渐被互联网提供的丰富内容弱化。
无论是获取有效信息的渠道和途径，还是一些网络使用技能和学习知识内容本身，都可以通过搜索引擎、百科、文字自媒体、视频号等获得。
即便是受高等教育的父母，也常常发出“我的认知已经跟不上孩子了”这样的感叹。
据《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65.6%的未成年网民主要通过自己摸索来学习上网技能，这与钛媒体对蒲公英中学调研结果高度一致。
父母一辈因自身接受能力的局限性，与互联网信息渠道的飞速发展形成了反差，他们很难充分的影响孩子们的互联网使用了。
在可见的未来，这一差距将不可避免的越拉越大。
可以说，随着父辈经验对子女信息素养和网络素养的影响削弱，不同家境的孩子们，在硬件条件相似的情况下，数字鸿沟正在弥合。
政府监管与企业责任，是否解放了“家长监管”？
“信息的限制性获取”，这个有些学术的词汇，说的是对游戏、网络小说、社交媒体、短视频的防成瘾意识和掌握程度。
这件事，理论上会导致不同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对于中国少年群体尤甚。
近日，网上流传的一位中学英语学霸，在接受媒体采访并被问及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时表示，“我既是好学生，也是坏学生，是坏学生是因为有时候我拿着手机，可以整整刷上一天。”
在Costudy平台上，小贾会在虚拟学习世界中找到初中部大楼，在初中楼中任意选择一个自习室，和其他小伙伴一起“上课”。
这一自习软件，有三种学习模式，第一个是浅度学习，第二个是白名单模式，第三个是深度学习模式，分别适用于学生不同专注度地学习不同的内容。
浅度学习下，小贾可以打开任意的手机App，在学习的间隙上网冲浪休息；在白名单模式中，她可以把百词斩、英语流利说之类的应用放在其中，只能在看纸质书和使用这个两个应用之间二择一。而在深度模式学习之下，小贾不能打开手机的任何应用，也就是被“锁定”在了这个Costudy的自习教室中。
CostudyApp
小贾提到一个细节，当自己在目标墙上“写下”自己的目标时，还会有很多人来给她“加油”……
“我在家想好好学习，就希望能有一个外力来帮助我。这时候，这个应用就是一种很好的监督方式，不需要父母时时刻刻盯着了。”小贾告诉钛媒体App。
在这种环境下，Costudy构筑的学习环境，让一个真实校园的平行世界版得以呈现，让原本容易产生巨大惰性的家庭学习场景，在虚拟与现实之中，产生了一种体现“学校纪律”的严肃感。
同学们大多很买账，他们称在这里找到了共同学习的陪伴感，还有“目标墙上互相监督的紧迫感”。
蒲公英中学另一位受访学生“空心”还提到，自己的手机里有个软件强制关闭的设置。
“当我玩游戏上瘾了，就会打开这个设置，游戏的图标就会变成灰色，就会让我产生警惕，我会把任务完成了再玩。”空心告诉钛媒体App。
无论是小贾提到的防沉迷App,还是空心提到的强制关闭设置，在不同品牌的智能手机中已经是标准配置。
越来越细致的功能，互联网工具的不断迭代，是一件好事。对那些拥有较强自主学习意识的学生来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一些缺乏数字素养的父母对孩子使用数字产品习惯引导的不足，父母在这方面的监督力度得到了部分解放。
互联网企业的产品观，在这里至关重要，同时也在随着家庭的要求与时代的要求而变化。
当然，近些年政府部门有关政策的引导是另一大驱动力。
2021年6月1日，儿童节当天，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
游戏的防沉迷界面
政策之下，企业在遵循规章制度的同时，随之加大了自身的监管力度。
调研中，一位初二同学填写的问卷引起了钛媒体编辑的注意。在问及“节假日每日上网时长”的问题下，TA选择了“每日2-3小时”。有趣的是，这位同学还在问卷边上歪歪斜斜的写上了“《王者荣耀》每天玩的上限是3个小时！”
那句话的背后，能窥见一个孩子心里的“忿忿不平”，抑或一种欲罢不能的自我督促。
不过，也正是有了许许多多的这种忿忿不平，此前，节假日孩子们在家野蛮生长的状态，才开始出现好转。
“双减”指减时长与减充值，即将执行比政策要求更严厉的未成年用户在线时长限制，非节假日从每天1.5小时降低至1小时，节假日从每天3小时减到2小时；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小学生”）禁止在游戏内消费。
“双打”指打击身份冒用与打击作弊。即针对未成年人冒充成年人游戏的情况，将原来的“零点巡查”升级为“全天巡查”，可疑账户全部重新认证。
此外，腾讯提出三个倡议，分别是：倡议全行业进一步强化游戏防沉迷系统，控制未成年人游戏总时长；倡议深化对游戏适龄评定和实施机制的研究；倡议全行业讨论全面禁止未满12周岁小学生进入游戏的可行性。
上述功能还是赢得了叫好声，尤其是对那些多种原因疏于监管孩子的家庭来说。
与其说是人类与互联网成瘾的斗争，不如说是人类与自我的斗争。
网络信息爆炸时代，随着娱乐信息指数级地增长，防成瘾的任务，在需要家长监督的同时，更离不开全社会参与。
政府有关部门、企业与学校、家庭，需要构建起四道防护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的屏障，才能更好地守护他们健康上网。
对于接受数字化信息相对较难的上一辈父母来说，先提升自身的信息化数字水平很重要，也很难。
有很大比例的中国城镇父母，都没经历过家庭电脑时代就直接通过智能手机“触网”，尤其蒲公英中学家长代表的蓝领打工阶层，想要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为孩子遮挡虚拟世界的噪音，更是难上加难。
好在环境已经在改善。
政府、企业、学校的人才和技术的集约型特点愈发明显，社会的三道屏障对于未成年人的护佑也在日趋完善。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来说，如今需要加以的人工干预在减少，因此，因家庭背景不同而带来的学生数字素养差异，也或许在一定程度地弥合。
信息大爆炸时代，无法放过成年人，更无法放过孩子。
接受钛媒体App采访的小贾、小乙、空心和Regina均表示，自己的家长大致了解数字产品对孩子的学习有利有弊，都让他们“适度使用”，但并无更多干涉。类似的粗放式引导，普遍存在于家庭当中，也就是“知道沉迷不好，却无法给出有效方法。”
一位高知家庭的母亲，在钛媒体调研前曾接受采访。她谈到自己8岁的儿子一度玩儿游戏盗刷家长1万多元现金的往事，几近落泪。家长一面向平台维权，一面反思自己在电子设备使用上的“大意”——这位母亲提出，儿子沉迷的那一款游戏未设置未成年限制是一方面原因，而导致8岁孩子可以无意刷掉现金，应该是“免密支付”来背锅。
类似免密支付这种无处可逃的互联网“陷阱”，正在困扰绝大多数中国家长，还有他们的子女。
那些家境较好、父母受教育程序较高的家庭，对于子女的网络使用就有更有效帮助吗？未必。
这成了我们最新的疑问。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曾在自己书中写道，
“当下的时代”不再是以往的延续和重复，而是前所未有的，是崭新的。
因此，“过去积累的经验就很可能是靠不住的，我们不能完全依靠传统习俗来引导生活。”
在数字化生活中需要“厚今薄古”，而不是“厚古薄今”的时代，上一辈的人对年轻人施加的影响，已经很难起到决定性作用。
未成年人的网络习惯，构成了他们的数字化生活。少年将受何影响？
父母的阶层，不再成为影响孩子数字信息素养的主因。直接获取的信息和产品、同侪的影响将越来越居于主导。
也或者，我们该寄希望于教师，寄希望于学校教育环境的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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