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涛：二战以来欧美学界大西洋史的研究路径和发展趋势
内容提要：二战后，受费尔南·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史研究的启发以及大西洋共同体意识的推动，大西洋史研究在欧美史学界逐渐兴起。在批判传统的民族国家史观和帝国史观的同时，大西洋史学家主张从地方层面、国家层面以及跨大西洋层面研究大西洋世界的历史。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西洋史逐渐发展壮大，却依旧把大西洋世界当作一个封闭的地理空间，且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忽视其他地区和国家与大西洋世界的互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大西洋史逐渐走向繁荣阶段，出现了环大西洋的历史、跨大西洋的历史以及地方与整体相结合的大西洋史这三种研究路径。此后，在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冲击下，大西洋史学家对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了次级区域的大西洋史、海底的大西洋史和超区域的大西洋史。如今，大西洋史学强调陆地取向、跨洋取向、半球取向和全球取向，重新焕发生机。尽管研究地域存在差别，但大西洋史可以与帝国史、民族国家史和全球史形成互补，弥补后面三种史学的不足。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西洋史研究的兴起
20世纪初，在历史学这门学科之外，有利的外部条件鼓励着欧美历史学家反思传统的帝国史观和民族国家史观的不足。1918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在《美国的战争目标》一书中，倡导建立一个波罗的海国家联盟。他还指出，一战后的新世界秩序应由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共同体来主导，而不是由某个单一的民族国家或帝国来支配。李普曼强调欧美国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因此主张一战后的新国际秩序应由欧美国家来主导。李普曼是个新闻工作者，但他的这些主张引起了欧美历史学家的共鸣。他们突破民族国家史观和帝国史观的叙事框架，从跨大西洋的政治联盟来阐释近代以来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历史、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
在大西洋史学兴起之前，欧美史学界已对大西洋世界的历史进行研究。这些学者主要分为以下五种类型。第一类是专门研究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学者。代表人物是菲利普·柯廷，他主要考察非洲奴隶在大西洋世界中的迁移，以及在此过程中疾病和医疗知识的传播与交流。第二类是研究美洲殖民史的学者。代表人物是大卫·奎因(DavidBeersQuinn)和约翰·埃利奥特。奎因主要分析欧洲人在大西洋世界的海上探险活动，埃利奥特侧重研究传统的欧洲殖民帝国在美洲的殖民活动及其对殖民地的影响。第三类是研究欧洲殖民帝国在大西洋扩张的帝国史学家。代表人物是查尔斯·安德鲁斯和克拉伦斯·哈林。安德鲁斯研究大英帝国在北美洲的扩张，哈林主要探讨西班牙帝国在南美洲的扩张。第四类是研究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学者。代表人物是多纳德·梅尼格，他着重研究欧洲和北美在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之间的联系。第五类是研究欧洲和美洲之间的生态变化及其背后所暗含的人口、物种和疾病之间交换的学者。其中，生态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是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由于对大西洋的认识不尽相同，这些学者并未把大西洋世界当作一个连贯的单位(coherentunit)。
二战后，欧美史学家共同推动了大西洋史研究的兴起。1947年，在《大西洋的历史》一书中，法国历史学家雅克·戈德肖第一次使用大西洋来命名这本专著。受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影响，如吕西安·费弗尔(LucienFebvre)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皮埃尔·肖努(PierreChaunu)于1954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塞维利亚和大西洋》。这篇论文从经济和社会史的视角分析塞维利亚与大西洋世界之间的联系。1955年8月，在罗马召开的国际历史学科大会上，戈德肖和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尔默作了题为《18和19世纪的大西洋问题》的学术报告，呼吁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学者采用大西洋视野探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帕尔默先后出版两卷本《民主革命的时代》，进一步探讨大西洋两岸民族国家在政治革命上的异同点。虽然研究大西洋的史学专著相继问世，但欧美史学界并未把大西洋史当作一个新兴的研究分支。
大西洋共同体意识的兴起对于大西洋史研究的兴起也起到了助推作用。二战前后，《大西洋宪章》的签署、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促进了欧美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联合。另外，在冷战初期，美国和西欧国家坚持反共反苏的外交政策，高度宣扬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和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等价值观。在冷战意识形态的宣扬下，美国和西欧在大西洋共同体意识上逐渐取得共识。这对欧美历史学家的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戈德肖和帕尔默提出的术语，如“大西洋文明”“民主革命的时代”和“大西洋革命”等，都极力强调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共同价值观。由于大西洋共同体意识是跨国的，其间接激励欧美史学家从大西洋视角重新审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之间的异同，及其背后所暗含的“民主革命”“大西洋文明”“大西洋革命”和大西洋共同体价值观。
在大西洋史研究的兴起过程中，伯纳德·贝林是重要的先驱人物之一。1949年，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出版了《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主张把地中海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并从区域性整体的视角研究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研究的启发，贝林尝试探索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1951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贝林在《经济史杂志》上发表论文，对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进行批判。首先，贝林批评布罗代尔的整体史是形而上的历史(meta-historical)，并不是历史性的研究方法。其次，贝林批评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研究带有“诗性的”特征且主要反映了后者对地中海史的偏爱。最后，贝林批评布罗代尔把地中海世界当作一个区域性的整体，却忽视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动力和人口的迁移。
在研究方法上，贝林主张从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视角研究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受布罗代尔地中海史研究的启发，贝林把大西洋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布罗代尔指出，在长时段中地中海世界是静止不变的。贝林却认为，动态特性不仅适应于大西洋世界中的人口移动，而且适用于大西洋世界中的商品交换和分配、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宗教思想的交流等现象。在研究17世纪的大西洋贸易时，贝林指出，英国、法国、荷兰等传统欧洲殖民帝国与美洲之间建立的大西洋贸易网络促进了“新旧大陆”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此外，贝林强调大西洋世界是一个密切联系的区域性整体，且是不断变化的。
贝林还研究了17世纪英属北美新英格兰商人的大西洋贸易。1955年，贝林出版了《17世纪的新英格兰商人》。由于17世纪商业贸易的漫长周期、高风险的海上贸易以及交流手段的限制，所以贝林认为大西洋贸易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行业。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对商业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新英格兰地区殖民地的商人与商人之间相互联姻，并把他们在伦敦和其他贸易港口的亲属和家人当作值得信赖的商业代理人。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清教徒商人主要依赖这种亲属纽带经商。一方面，这种商业精神与传统的清教徒文化理念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商人的商业活动直接推动了社会变革，逐渐消解了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的宗教热情。1959年，他与妻子洛特·贝林共同出版了《马萨诸塞航运史，1697-1714年：一项统计研究》。该书采用数学统计分析方法，考察了新英格兰地区商人的大西洋贸易网络，分析了他们与大英帝国中心商人之间的商业联系。
二、大西洋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邓恩和格林在大西洋史研究领域不仅出版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而且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大西洋史学家。邓恩培养的大西洋史学家包括阿里森·格慕斯(AlisonGames)、尼古拉斯·坎尼、赖德·兰斯曼(NedC.Landsman)和马库斯·雷迪克等。格林培养的大西洋史学家有乔伊斯·卓别林(JoyceE.Chaplin)、卡罗尔·夏马斯(CaroleShammas)、阿普尔·哈特菲尔德(AprilLeeHatfield)和S.埃德尔森(S.MaxEdelson)等。在邓恩和格林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历史学人把大西洋史当作自己的研究领域。80年代，大西洋史领域的著述在欧美史学界不断涌现。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期，贝林尝试把研究兴趣转向美国早期史领域的移民史，试图探讨美国革命前夕英国移民前往北美13个殖民地的经历。1986年，贝林出版了《英属北美的移民化》，并把它当作英属北美移民史研究的导论。自近代以来，欧洲、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人群迁移的历史现象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贝林所指出的，“超过五亿人口离家出走和重新安置，它间接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同年，贝林还出版了《渡海西行的人们：美国革命前夕北美人口迁移的一段航程》一书。他利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档案，考察了9364名英国移民迁至北美13个殖民地的历史，分析这些移民的姓名、年龄、职业、居住地和目的地，探讨他们的家庭状况、经济背景、移民动机、北美殖民地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以及分布状况。在研究方法上，该书使用了中心-边缘模式(metropolitan-provincialpattern)。贝林把英国国内以伦敦和其他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当作中心地区，把北美殖民地当作欧洲大城市在“新大陆”的延伸。不过，这种中心-边缘模式的研究方法存在明显的不足，因为它只分析了英帝国中心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口变化如何影响英帝国国内的人民。
在从事移民史研究的过程中，贝林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定期组织“大西洋世界的历史”研讨班，鼓励更多青年历史学家从事大西洋史研究。1995年，在安得烈·梅隆基金会(AndrewMellonFoundation)的支持下，贝林在哈佛大学创办了“大西洋史国际研讨班”(InternationalSeminaroftheHistoryoftheAtlanticWorld)，宗旨包括：向研究大西洋世界人口迁移的青年学者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推进跨国史以及跨大西洋的历史研究；帮助大西洋史青年学者建立一个国际史学交流共同体。
贝林培养了多位才华横溢的大西洋史学家。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大卫·汉考克就师从贝林。受贝林的影响，汉考克研究伦敦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对英国大西洋共同体的整合作用。1995年，汉考克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世界公民：伦敦商人与英国大西洋共同体的整合，1735-1785年》。2009年，汉考克又出版了《葡萄酒的海洋：马德拉与美洲贸易和品味的兴起》，考察马德拉岛出产的红葡萄酒在大西洋世界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除汉考克外，贝林的得意门生还包括马克·A.彼得森和玛丽·S.比尔德等。在《波士顿城邦：一个大西洋权力的兴衰，1630-1865年》一书中，彼得森从大西洋视角来研究波士顿的城市史。在《跨大西洋宪法：殖民地的法律文化与帝国》，比尔德探讨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法律文化与英国国内法律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不同。
与此同时，贝林继续探索移民史。继《英属北美的移民化》和《渡海西行的人们》之后，贝林于2012年出版了《蛮族年代：英属北美的人口迁移》，推进移民史研究。相比前两部专著，这本书把研究时段提至17世纪，重点考察了传统欧洲殖民帝国，如英国、荷兰、德国、法国、瑞典和芬兰等国移民迁至北美的历史。在研究方法上，贝林不再坚持中心-边缘的英帝国历史叙事。该书尝试把17世纪的北美移民史纳入一个更宽广的泛大西洋(pan-Atlantic)框架中。贝林指出，北美移民史是大西洋世界中的移民史。通过采用大西洋视角，贝林试图把非洲、西欧、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结合在一起，进而突破以英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方式。但是，贝林所倡导的大西洋史依旧是以安格鲁-美洲世界(Anglo-Americanworld)为中心的。贝林的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基本忽视大西洋世界中的其他区域。另外，贝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英帝国和西欧殖民帝国，忽视了东欧国家和亚洲内陆国家与大西洋世界的经济和人口联系。在大西洋史国际研讨班中，研究荷兰人、葡萄牙人和巴西人在大西洋世界的历史的比例少之又少，研究非洲人、土著印第安人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就更少了。
其次，大西洋史的研究主题不断扩大，在地理空间上不断拓展。2002年，阿米蒂奇和迈克尔·J.布拉迪克共同编撰了《英国大西洋世界，1500-1800年》论文集，着重探讨包括宗教、科学、政治、移民、礼仪、性别、阶级、种族、帝国、革命与反革命、奴隶制和全球视野下的大西洋史。2002年，霍斯特·皮耶德特主编了《大西洋史：大西洋体系的历史，1580-1830年》论文集，主要探讨大西洋史的档案和研究方法、大西洋经济、奴隶贸易和人口迁移、大西洋世界上的岛屿以及大西洋革命时期的墨西哥民族主义运动。《英国大西洋世界，1500-1800年》的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北半球，而《大西洋史：大西洋体系的历史，1580-1830年》则试图把研究范围拓展到中美洲和南美洲。后面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说明欧洲大陆的历史学家对大西洋世界的研究不再局限在以英国为中心的大西洋世界，而是面向更宽广的大西洋世界。
三、21世纪以来对大西洋史研究的批判和反思
当大西洋史研究繁荣发展时，欧美史学家开始对它提出质疑和批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西洋世界既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也不是一个真实的统一体。大西洋世界涵盖欧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和中美洲的民族国家、帝国和岛屿，但这个区域的人种多样，且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鉴于生活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人们并没有统一的大西洋共同体意识，欧美历史学家用整体性的大西洋史来研究不同人群的历史是存在局限的。第二，大西洋史学家人为地割裂了大西洋与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而大西洋从来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self-contained)海洋。第三，大西洋史是帝国史的伪装，只不过它比传统的帝国史或民族国家史更能让欧美历史学家接受。第四，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学者认为大西洋史过于强调沿海地区的人们与大西洋世界的联系，却忽视了美洲内陆上生活的印第安人与大西洋世界的联系。第五，许多研究大西洋世界的论文和专著过于强调区域之间的跨大西洋联系，却忽视了这些联系对各个区域内部历史的影响。
2006年10月，《威廉和玛丽季刊》组织了一场圆桌讨论会，反思大西洋史学的不足和研究前景。格慕斯指出，大西洋史学家过于强调把研究课题置于大西洋世界内，忽视了同时期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历史，这样不仅无法从整体上理解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而且无法理解世界历史的复杂性。15至18世纪，英国殖民者的殖民活动不仅局限在大西洋两岸，他们还在南非、马达加斯加、印度、马六甲和广州等地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以蔗糖生产为例，大英帝国殖民者在马达加斯加的殖民活动与他们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菲利普·斯特恩认为，大西洋史学家们忽视了亚洲，尤其是印度在大英帝国海外扩张中的重要性。鉴于大英帝国在印度和北美的殖民活动联系紧密，大西洋史家不应忽视二者间的联系，而应探索大西洋与印度洋以及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保罗·马普则指出，大西洋史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的海洋史，忽视了美洲的内陆地区以及太平洋地区。他建议欧美史学家要扩展大西洋的地理边界和研究视野，把太平洋的、陆地的和帝国的视角结合起来。总体而言，格慕斯、斯特恩和马普对大西洋史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除此之外，彼得·柯卡拉尼斯则对大西洋史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早在2002年，柯卡拉尼斯指出，无论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多么富有成效，其“在解释上一直存在局限性”，而且“在分析上存在某种错误指定的”问题。从地理上看，大西洋史研究的地理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北欧，割裂了西北欧和欧洲其他地区以及欧洲和亚洲大陆之间的文化、贸易和政治联系。此外，大西洋史还过于强调西北欧国家与美洲之间的贸易模式。另外，他对阿米蒂奇于2002年提出的三种类型的大西洋史进行补充，呼吁欧美史学家研究联式的大西洋(conjuncto-atlantic)史，即大西洋与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
2009年，美国史学界出版了两本反思和批判大西洋史研究的论文集，一本是由贝林主编的《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与思想潮流》，另一本是由格林和菲利普·摩根共同主编的《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的评价》。前者的编撰始于2007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大西洋史国际研讨班举办的会议，后者源于格林和摩根于2005年在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的讨论。前者收录的论文主要由贝林和他的学生、朋友以及大西洋史国际研讨班的参与者撰写，后者主要由格林和他的学生所撰写。
贝林为《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与思想潮流》撰写了导论，阐述他对大西洋史研究的深刻反思。贝林指出，欧美历史学家应该把大西洋和依附于它的陆地视为不同的、持续演进且不断变化的世界。在研究大西洋的过程中，欧美历史学家不应忽视海洋史和陆地史之间的联系。贝林还指出，通过考察不同区域间的联系和结构，思想观念和信仰模式在帝国、民族国家、陆地间的传播，历史学家才能弄清楚大西洋世界的连贯性和内在关系。贝林进一步指出，应该把大西洋世界当作一个连贯的整体，这有助于历史学家转变历史观，即研究取向从民族国家的、纵向的和目的论的历史观转向横向的、跨国的、跨帝国的(trans-imperial)和跨文化的历史观。贝林强调，大西洋世界从来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一直维持着与其他地区间的跨大西洋联系(extra-atlanticlinks)。因此，贝林鼓励学者们探讨大西洋世界的变迁、复杂性以及大西洋和其他地区间的关联。
在研究方法上，《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与思想潮流》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对某些传统的研究主题进行更深刻的阐释。在研究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斯蒂芬·贝伦特(StephenD.Behrendt)、琳达·海伍德(LindaM.Heywood)和约翰·索顿(JohnK.Thornton)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贝伦特详细描述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生态环境、气象和季节变量的复杂性。海伍德和索顿分析了非洲内部的政治史对奴隶贸易及随后在美洲被奴役的非洲人的影响。贝伦特和海伍德试图引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重新解释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与传统的重视统计分析的奴隶贸易史截然不同。大卫·汉考克和维姆·克洛斯特主要分析了大西洋世界的贸易和商业模式。汉考克通过研究马德拉葡萄酒在大西洋世界中的生产、分配、运输和销售，认为大西洋经济组织存在三个特点——去中心化、网络和自我组织。克洛斯特讨论了大西洋世界的违禁品贸易，认为这种贸易在近代时期广泛存在，注重合法贸易和非法贸易的区别，以及各个国家或帝国对这些贸易的不同管理。
《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与思想潮流》的出版，说明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走向更加深入。贝林的大西洋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北部大西洋世界，忽视了南部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尤其是南美洲与大西洋世界之间的联系。达维洛和萨菲尔的论文讨论的是南部大西洋世界的历史，正好与贝林所研究的北部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形成互补。在贝林的指引下，他的学生、朋友和参加大西洋世界史研讨班的学者共同推动着大西洋史研究走向深入。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还使用气候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
不过，《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的评价》的研究重心依然是欧洲与大西洋之间的联系。摩根认为，奴隶贸易带来的变化并非都是“毁灭性的”。他指出，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并不那么重要，也不足以改变非洲的经济发展。正如他所总结的，“非洲人对大西洋世界比较重要，而大西洋世界对非洲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在大西洋世界对非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上，摩根修正了我们的看法，但他的这个论点却饱受争议。在《土著美洲与大西洋世界的局限，1493-1825年》这篇论文里，艾米·布什内尔对大西洋史学提出了严重批评。她明确指出，大西洋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因为它假定美洲是由欧洲人主导的。
需要指出的是，《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的评价》的出版说明大西洋史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其一，虽然一些欧美大西洋史学家对传统的以帝国或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模式进行强烈批评，但部分学者仍然不愿抛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其二，大西洋史学家主张扩大大西洋史的内涵，拓展大西洋世界与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但是，收录在这本论文集中的论文在这方面乏善可陈。其三，大西洋史学家试图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书写，但研究重心依旧集中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四、大西洋史研究的重要转向
首先，倡导研究大西洋与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积极推动跨洋史(transoceanichistory)研究。在2012年出版的题为《英国的海洋帝国：大西洋和印度洋世界，大约1550-1850年》的论文集里，编者主要收录了研究大英帝国海上活动的论文，试图把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历史结合起来。需要指出的是，在《英国在印度洋地区及其他地区：一个全球海洋帝国的蓝图、纽带和诞生》这篇论文里，忽吾·柏文把大英帝国当作一个全球性海洋帝国，其殖民和贸易活动在大西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同时存在。凯文·麦克多纳德的研究主体为海盗、商人、白人拓殖者和非洲奴隶，并试图把他们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的经历结合在一起。这说明越来越多的欧美大西洋史学家不再把大西洋世界视为一个封闭的地理区域，而尝试把大西洋与印度洋或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整合在一起。
其次，主张把大西洋世界的历史置于全球视野下进行研究，以弥补大西洋视角的不足。2007年，论文集《全球史中的大西洋，1500-2000年》出版。这本论文集分为三个部分：比较性的大西洋、超越大西洋和演进中的大西洋。在超越大西洋这部分，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从全球视野考察了1500年至1800年殖民帝国的历史。柯卡拉尼斯指出，大西洋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地理空间，大西洋商人参与的水稻贸易是全球水稻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克莱尔·斯辰比较了大西洋和地中海世界海盗的历史。
克里斯托弗·斯特罗贝尔也试图从全球视野考察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在《全球大西洋：1400-1900年》这本专著里，他试图把西班牙在南美洲殖民地的历史与同时期的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历史联系起来。西班牙在南美洲殖民地迫使非洲奴隶和土著人作为廉价劳动力开采银矿，继而用美洲白银与中国人交换各种香料。通过分析荷兰、英国和法国殖民者在南美洲、北美洲和印度洋地区的商业活动和殖民活动，他试图把大西洋世界和印度洋世界联系起来。
再次，坚持半球取向，并尝试把南半球和北半球之间的历史整合起来。欧美史学界的主流历史学家通常研究北大西洋的历史，却忽视南大西洋的历史，完全割裂南北半球间的经贸往来以及政治和文化联系。2009年，格林指出半球史是对大西洋史的重要补充，并呼吁历史学家将半球史和大西洋史结合在一起。另外，他还鼓励历史学家采用比较分析方法，比较南半球和北半球以及欧洲和美洲的差异。2010年，研究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历史的丽贝卡·霍恩(RebeccaHorn)和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埃里克·辛德克(EricHinderaker)呼吁，把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历史结合在一起，探讨它们之间共有的历史。
跨洋取向、陆地取向、半球取向、全球取向的流行，为大西洋史学重新注入了新的活力。跨洋取向的大西洋史鼓励学者进一步探讨大西洋与其他海洋间的联系。陆地取向的大西洋史鼓励学者把陆地史与海洋史结合在一起。半球取向的大西洋史鼓励学者把北大西洋史和南大西洋史联系起来，进而考察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异同。全球取向的大西洋史鼓励学者将大西洋世界的历史置于全球视野下进行考察。
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发生重大转变后，大西洋史学依然充满生机。根据米歇尔·麦克多纳德的统计，2006年至2014年《威廉和玛丽季刊》上发表的以大西洋为标题的论文和书评出现了33次。相比之下，在《共和国早期史》和《美洲早期史》杂志上分别出现了6次和18次。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国早期史》主要研究的是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历史。鉴于大西洋史主要研究的是1450-1850年之间的历史，6次的出现频率说明研究共和国早期史的历史学家对借助大西洋视野进行研究越来越感兴趣。《美洲早期史》是一份主要研究殖民时期美洲文学的专业期刊，18次的出现频率说明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大西洋的角度解读殖民时期的美洲文献。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大西洋史在欧美史学界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说明大西洋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术语。
结论
自21世纪初以来，受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冲击和影响，欧美史学家对大西洋史进行调整，试图使其重新焕发活力。柯卡拉尼斯倡导的联式的大西洋史，贝林主张的跨大西洋联系，斯特罗贝尔提出的“全球大西洋”等都反映了欧美史学家的集体尝试。与传统的帝国史和民族国家史相比，大西洋史的研究区域更宽广，尽管三者之间有相互重叠的地方。与全球史相比，大西洋史强调与其他海洋和陆地之间的联系，但依旧以大西洋世界为研究重心，使得大西洋史的研究区域并不能完全覆盖全球史的研究范围。尽管研究地域存在差别，但大西洋史可以与帝国史、民族国家史和全球史形成互补，弥补后面三种史学的不足。
魏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助理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