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企业制度；改革；演化；生产性功能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竞争中性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2018）。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公有制经济主导的企业制度形式。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企业经历过了几次经济结构调整，却没有摆脱生产经营困境。为了走出困境，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验，从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企业制度形式向多种所有制企业制度形式并存、共同繁荣的微观经济结构转变。历经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实践，中国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企业制度。
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企业制度的演变历程
改革开放前，中国企业制度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的分水岭是1956年。1956年初，随着全行业公私合营迅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国初期的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等多种企业制度形式并存的微观经济结构被彻底地改变，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组成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标志着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匹配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形成。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后期，这种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企业制度格局的弊端，日渐显露出来。
1.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萌芽与形成过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企业被分为5种类型：一是国营企业；二是公私合营企业；三是合作社营企业，即后来所说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四是私营企业；五是个体手工业。据统计，1949年，全国有12万个工业企业，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128亿元，工业总产值140亿元（见表1）。从工业总产值的构成情况看，国营企业占比26.2%，公私合营企业占比1.6%，集体所有制企业占比0.5%，私营企业占比48.7%，个体手工业占比23.0%。到1952年，国营工业企业的产值占比上升至41.5%，公私合营企业占比上升为4.0%，合作社营企业占比上升为3.3%，私营企业占比下降为30.6%，个体手工业占比下降为20.6%。［5］这一年，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一化三改”的总路线，提出要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1953～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表11949～1956年不同类型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单位：亿元）
2.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运行过程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组成的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为适应上述企业制度的基本特点，国家针对企业部门的经济统计，调整为仅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类型。集体所有制分城镇集体企业和农村社队企业两类。这其中，城镇集体企业又有“大集体”和“小集体”之分，前者规模更大、实力更强，后者指以街道名义兴办的规模相对小的集体企业。进入“二五”时期之后的10余年间，工业企业所有制构成比例基本保持稳定。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比为88%～89%，集体所有制企业占比为11%～12%，仅在1965年和1966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比达到90%，而集体所有制企业占比降至10%以下。1971年之后，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比开始小幅下降，而集体所有制企业占比出现了小幅上升。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不久，其“统得过死”的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1957年11月和1958年4月，为发挥地方积极性，中央决定扩大地方管理工业的权限，将一部分中央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下放地方，到1958年底，中央直属的工业企业，从1957年的9300个下降为1200个，下放了87%。［9］但随着“大跃进”运动在工业企业中的蔓延，出现了许多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现象，企业经济责任制废驰、瞎指挥、乱操作，片面追求高指标，［10］经济效益和效率水平大幅度下降。
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企业制度的演变历程
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制度演变围绕着两条线索展开：一是改革公有制企业制度形式，其中心任务是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有企业的行政组织制度属性，改变其缺乏经营自主权和缺少活力、效率的运行状态，使之转变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二是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制度，包括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非公有制成份，提升微观经济的活力水平。围绕这两条线索，以下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制度的发展历程细分为四个时期，分别论述。
1．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
这一时期，公有制经济占比总体小幅下降，具体有三方面变化特点：一是对国营工业企业实施了放权让利改革，推动了国营企业向国有企业的制度转变；二是集体企业快速发展，构成了推动企业所有制结构调整的主要力量；三是个私经济和港澳台资、外资经济起步发展。
这一时期，集体企业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国有企业。一方面，从企业数量看，国有工业企业数量稳步小幅增长，从1978年的8.37万家增长为1989年的10.23万家；同期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数量增长更快，从26.47万家增长至39.59万家；另一方面，从工业总产值占比情况看，国有企业占比从1978年的78.47%降到1990年的54.60%，而同期的集体企业占比却从21.53%上升到35.62%。
其他经济类型企业自1980年从零起步。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开了政策绿灯。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共同发展。1991年，其他经济类型企业数量超过1万家，其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至10%。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分城乡个体经济和非城乡个体经济，后者主要是港澳台资经济、外资经济。从工业总产值看，1984年之前，城乡个体经济的产出一直显著低于非城乡个体经济的产出；1984～1990年，城乡个体经济创造的产出高于非城乡个体经济的产出；直到1990年，非城乡个体经济创造的产出再次超过城乡个体经济创造的产出。这表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二者发展，有一定的此消彼长的规律。
2.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
这一时期中国企业制度也呈现出了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市场化改革压力；二是集体所有制企业在经历了高速发展后趋于平稳，并渐渐显露疲态；三是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发展迅猛。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有企业面临越来越大的改革压力。尤其是90年代中后期及“三年脱困”时期，国有企业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比重均呈现显著的下降态势，发展停滞。从企业数量看，90年代中期之前，国有工业企业数量维持在10万多家的水平，1995年和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出现恢复性增长，达到11万多家的水平，随即迅速下降，到90年代末，已经降至5万多家的水平。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国有及规上工业企业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降至28%。
这一时期，尽管从总量上看，公有制经济占比只是小幅下降，但公有制经济的内部结构变化显著，集体企业占比超过了国有企业。整个90年代，集体企业在推动工业增长中所起作用，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在90年代中期之前，集体企业数量基本稳定在38万余家的水平，1995年，集体工业企业数量超过41万家，随即回落至1997年35万余家，此后，呈现出持续下降态势。1994年，集体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首次超过国有企业创造的工业总产值，这一状况持续到了90年代末。不过，在90年代后期，集体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速，已经落后于全国工业增长的总体水平。
与陷入困境的国有企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继续保持80年代以来的高增长态势，特别是在90年代中后期，其发展基数低的状况得到了显著改观。其企业数量从90年代初1万家的水平迅速提高到90年代末超过10万家的水平。规模以上的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数量，先是在1998年超过了规模以上的集体工业企业数量，随后又在1999年超过了国有工业企业数量，成为我国工业企业的重要主体。1992～1995年，其他经济类型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0%左右，于1995年、1997年分别突破1万亿元和2万亿元大关。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的迅猛发展，使国有企业及集体企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从90年代初90%的水平下降到90年代中后期65%的水平。
3.21世纪初的10年
进入21世纪，中国企业制度层面出现了新的特点：
一是进入21世纪之后，集体企业逐步退出微观经济的中心地带。2004年普查数据显示：国有控股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1.59%；集体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都降到了全部工业企业占比5%以下的水平，随着集体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迅速下降，其影响与作用日渐式微。
二是国有企业的绝对数量及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总体继续呈现小幅下降的发展态势，但渐渐趋于稳定。这一时期，一方面，国资监管体制出现了重大变化，国资院国资委成立，结束了多龙治“国企”的格局，之后的产权改革大争论，使国有企业改制工作趋于停滞；另一方面，出现了以德隆为代表的民营大企业因融资困难与监管问题而陷入经营困境，被国有企业收购的个案。2008年末、2009年初，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及其带来的市场波动，政府加大了通过国有企业参与稳定市场活动的政策干预力度。两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随后的国有企业并购民营企业的更多个案的制度环境的基础。这些新的实践动向，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至21世纪初民营企业积极并购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形成了反差。
三是以私营经济、港澳台资及外资经济为主体的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对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造成了明显的冲击，在国有企业经济运行效率效益水平大幅下降的背景下，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进一步突显出来。对比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情况，在“十一五”初期，民营企业的资产占比只有不到外资企业的一半的水平，到“十一五”末期，这一差距已经大幅缩小；而民营企业的收入与利润占比，从“十一五”初期大幅落后外资企业的情况，转变为了“十一五”末期的大体与外资企业水平相当的局面。
综合几方面的情况，到2010年，中国形成了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分天下”的微观经济的新格局。这一年，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收入与利润在全部工业中的占比，均呈现为28%左右的相对均衡的水平，构成了我国所特有的三种类型所有制企业、三分天下的局面。如果考虑资产存量的因素，国有企业具有资产占比高、收入和利润占比相对低的经济运行特点，私营企业有资产占比低、收入和利润占比相对高的特点，外资企业的资产、收入和利润占比则大体均衡。
4.2011年以来的新变化
2011年以来，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占比各有上下波动，外资企业占比相对稳定，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整个微观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稳步上升。这一时期，有与之前年份一致的变化趋势，也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变化特点，如工业企业国家资本金在全部工业企业实收资本中的占比扭转了十几年持续下降态势，转降为升，到2015年恢复到了接近2005年的水平。
从三项经济指标看，“十二五”时期，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与之前年份大体一致。2015年，国有企业资产在全部工业中占比为38.8%，收入和利润占比分别为21.8%和17.3%，三者均呈现下降趋势，而利润占比降幅明显大于收入占比降幅，收入占比下降幅又明显大于资产占比降幅；私营企业的资产占比为22.4%，呈逐年小幅攀升趋势，收入和利润占比分别为34.8%和36.6%，二者升幅均大于其资产占比的升幅；外资企业的资产和收入指标占比分别为19.7%和22.1%，均呈现出了逐年下降态势，但利润占比达到24%，呈现出了小幅下降后的“小V”型的企稳态势。经历了“十二五”时期，私营企业实力明显提升，主要经济指标全面超过了外资企业的相应水平。
进入“十三五”时期后，出现了与“十二五”以及之前时期明显不同的变化趋势。2016年，受经济下行压力陡然加大的影响，国有企业的三项经济指标同步出现了小幅下降，随后，国有企业的三项经济指标同步出现了“V型”反转，尤其是收入与利润指标占比增幅，显著快于其资产占比的增幅。虽然国有企业的经济指标表现向好，但从其经济运行实际情况看，国有企业在经济指标改善背后的经济运行的事实基础不稳固。2018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的两位数增长，但收入增长和资产增长并不与之同步。2019年上半年，国有企业利润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与国有企业不同，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资产占比小幅下降。私营企业收入占比先小幅上升后再下降，利润占比从小幅下降转变为大幅下降，打破了持续多年快速增长的势头。2018年下半年，出现了百家民营上市公司获国资纾困的现象。同处经济下行环境中，外资企业呈现出了稳健经营的运行特征和高投入－产出效率的竞争优势，在连续十余年资产扩张步伐趋缓的情况下，外资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占比的企稳态势愈发明显。
这一时期，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稳步上升，并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国务院国资委的数据显示，中央企业以及其子企业的混改户数比例已达到70%。到2018年末，中央企业所有者权益19.9万亿元，各类社会资本组成的少数股东占到整个所有者权益的36%。如果对混合所有制经济进行还原，它可以被还原为国有经济成份与民营经济成份这两种基本类型，还有少量的外资成份。国有企业控股民营企业，同民营企业控股国有企业，二者尽管在统计口径上，都属于以公司制股份制形式存在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但这两类企业在并购动机及并购后的企业经营行为上，存在差异性。在倡导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时，需要认真分析与对待现实存在的具体问题。
三、中国企业制度的发展取向
1.企业制度有对生产性功能的根本要求
生产是一切经济制度的核心问题，是企业作为一种微观经济组织制度的基本功能所在。企业一经产生，就自然而然地承担了对生产事业或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组织的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法律体系是相对完备的，那么，不满足必要的生产性功能要求的企业，迟早会被淘汰出局。如果出现不满足必要的生产性功能要求的企业长期存续的现象，那通常是与市场建设方面的法律体系不发达、不健全有关的。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单位也是具有独立性的企业。［19］国有企业属于企业，独立承担生产性功能，这是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使命与功能。只有独立承担好生产性功能这一基本的组织使命，企业才有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各项建设事业作积极贡献的可能性。一旦企业偏离了对其基本组织使命与功能的要求，企业的生产性功能受到影响，不仅谈不上其他的组织功能的实现，还有可能会累及国家经济社会的整体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新中国70年企业制度演化的基本经验同样表明，企业制度演进的正确方向应该围绕搞好经济建设和增进企业的生产性功能而展开。在经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公营企业已经承担了有一定复杂程度的生产组织活动。越复杂的生产组织活动，越需要有科学的企业制度与之相配。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企业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其生产性功能整体陷入了发展水平低的困境。改革开放使企业化和市场化的改革要求，日渐成为了主导企业制度演化的力量。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确立，成千上万的民营企业在生产组织活动中释放出来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与活力，它们的发展，带动了国有企业在存量与增量上的改革，涌现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新的企业制度形式。这是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的独特经验。
就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而言，但凡在经济建设与微观企业生产性功能得到良好保障的历史时期，往往具备个私民营经济增长快的经济发展特征，像建国之初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大多数时期，这些时期大概率伴生了经济的阶段性景气和企业生产活力、效率与效益的提升；与之相反的情况是经济建设与微观企业生产性功能受到抑制与破坏的时期，往往具备个私民营经济增长乏力、甚至下降的经济发展特征，如公私合营后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时期大概率地伴生了经济的阶段性衰退以及企业生产活力、效率与效益的下降。应对上述问题的基本经验是，如果某一类企业制度表现出来了比较明显的生产性功能劣势，就让这类企业制度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适当降低一些，而给其他的在生产性功能上有更明显的优势的企业制度，留出更充裕的创新与发展的空间。
2.企业制度进一步演化的选择
企业不仅是社会生产力的直接发挥者，也是社会制度的直接体现者。为社会主义企业“定性”，确定它的性质及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不仅是确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也是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20］中国企业制度的特性，由中国国情决定。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从早期的社会主义企业制度到改革开放后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制度，中国企业制度的持续变革，满足了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建设任务的要求。最初，社会主义公营企业或国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组织体系的一个从属部分而存在。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非公有制形式，并不被视作为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逐步明确了要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由此，社会主义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形式更有包容性，实现了向更丰富和更加多样化的内涵与形式转变。目前，中国企业制度同西方企业制度相比较，在很多方面表现出了趋同性，但需要冷静地看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个国家面临不同的发展任务，会产生对其企业行为各自不同的具体要求，不能够忽视一个国家的国情特色对企业制度演变的影响与调节能力。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企业制度进一步演化，既需要尊重企业制度内生的对生产性功能的客观要求，又需要尊重企业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安排在国情特性上的个性化要求。
首先，是平衡好日益壮大的混合经济内部不同所有制经济成份之间的关系。从微观层面看，混合所有制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形式，在国民经济各领域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生产性功能。深入分析近几年加速形成的混合经济的具体构成，在日益扩大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内部，出现了国有经济主导成份占比趋于上升而民营经济主导成份占比趋于下降的迹象。混合所有制企业在经济成份构成上的上述运行特征，加大了为不同所有制企业营造一视同仁和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的难度，而且，此问题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以及企业生产性功能衰退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有相互作用关系。对此，应从70年的实践历史中汲取智慧，研究如何更好保障经济建设任务和增进微观企业的生产性功能、活力、效率与效益。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制度，先天性地带有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理念优势，不过，如何将这种先天性的理念优势更加行之有效地落实到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企业制度实践中去，这是需要加强探索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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