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兰经》汉译活动的起源与发展
（一）世界范围内《古兰经》译注活动的兴起
《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伴随伊斯兰教向半岛以外地区传播，非阿拉伯民族对其进行深入解读的需求促使了文字翻译的诞生。在先知穆罕默德时代，波斯籍圣门弟子赛勒曼·法尔斯开启了世界穆斯林学界译注《古兰经》活动的学术篇章。此后，圣训学家伊玛姆布哈里、中世纪著名注释学家侯赛尼·卡希斐等人进一步推动了《古兰经》译注活动的向前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古兰经》的译注活动拥有悠久的历史。从理论层面而言，真主的启示以阿拉伯文记录于《古兰经》中，阿拉伯语成为理解《古兰经》的关键语言。然而，随着伊斯兰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非阿拉伯民族迫切需要对《古兰经》进行深入解读，于是文字翻译应运而生。
埃及学者扎尔鲁勒·南扎尔博士指出，《古兰经》以阿拉伯语降示，其哲理在于阿拉伯人首先对其进行理解，然后将其译为外语，以便让他人能够轻松理解。自圣门弟子赛勒曼·法尔斯首次开启《古兰经》首章翻译以来，圣训学家伊玛姆布哈里曾用波斯语译注部分《古兰经》经文。中世纪著名注释学家侯赛尼·卡希斐的波斯语《古兰经》经注《侯赛尼经注》，更是开创了世界范围内译注《古兰经》学术活动的整体发展新局面。
根据《中国穆斯林》2004年第2期《〈古兰经〉翻译版本知多少》中的数据，《古兰经》译本和译注本已达140多种民族语言，甚至一种语言的译本多达数十种。我国穆斯林译注整部《古兰经》的学术活动始于清末，涌现出了众多优秀的译注成果，如王静斋译注的《古兰经译解》、时子周译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马坚译注的《古兰经》、林松译注的《古兰经韵译》、马金鹏译注的《古兰经译注》、马仲刚译注的《古兰经简注》等。
（二）《古兰经》在我国的传播阶段
1.明末以前的阿拉伯文自然流传阶段
2.明末清初至19世纪末叶的《古兰经》翻译活动兴起阶段
我国伊斯兰教书籍的汉文译著活动始于明末清初，以王岱舆、马注、伍遵宪、刘智等人为代表，活动中心为南京、苏州。他们用中文编译书籍，译著内容涵盖伊斯兰教的典制、历史、教义、哲学和教法等方面。译著中引用了《古兰经》经文，虽已译成中文，但数量不多。在这些学者中，著述最为丰富的是刘智，他是17世纪末叶我国著名的回族穆斯林学者。除了零星引证外，他只翻译了《古兰经》中最短的三章，这三章见于他所著的《天方至圣实录》中。
后期以清人马复初和马联元为代表，活动中心转移至云南。云南大理人马德新（字复初，1794—1874）出生于伊斯兰教经学世家，通晓阿拉伯文、波斯文，是第一位用阿拉伯文著书立说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理有着深厚的造诣。他的译著有三十余种，内容涉及伊斯兰教义、教法、历法、天文、地理、阿拉伯语法和杂论等。最早的《古兰经》汉译本《宝命真经直解》出自他之手，共译20卷，后毁于大火，仅存五卷。该译本由阿拉伯文直译，译语多用文言。
云南玉溪人马联元（字致本，1841—1903）出身于伊斯兰教经学世家，自幼承继家学，通晓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著述颇丰。在教学中，他首创阿文、汉文并授。他的《孩听译解》为《古兰经》选本，是汉、阿文对照本《孩听》的开端，也是《古兰经》最早的汉译节本之一。后来，《古兰经》大量选译辑录本的出现，主要是以马联元的《孩听》为蓝本。
3.20世纪以来《古兰经》翻译活动的蓬勃发展阶段
自1927年开始至今，已有不少《古兰经》全译本陆续出版。1927年，中国最早的《古兰经》汉语通译本出现，译者为李铁铮，北平版。此后，姬觉弥、王静斋、刘锦标、杨敬修、时子周、马坚、沈遐淮、仝道章、周仲羲、马金鹏、马仲刚、法土麦李静远等的译本也相继问世。
沈遐淮的《古兰经》译本从英文译本转译，该书意译成分居多，添枝加叶处往往有失原意。译本在台湾出版，受到岛内许多穆斯林批评，因此在国内很少看到该译本。
时子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从译文本身看，其措词、语气以至文风都与王静斋所译丙种本切近，好多译句几乎完全相同。反映了两位天津译者的理解往往不谋而合，相互沟通，或乐于接受、吸收王译本。
周仲羲的译本对“含义隐晦”的经文，一律在正文中用直接意译的方式表达，而在脚注中补述其依据。对个别词汇（主要是称谓名词），译文也独树异帜，不仅与众不同，甚至连译者自己也不尽一致。注释详细，辅助性资料丰富。因为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否定尊贵先知最后一位使者的地位，因此不为中国多数学者、阿訇和穆斯林所认可。
仝道章译本最初依据的是阿卜杜·优素福·阿里的英译本，后来反复校译时又以较流行的穆·马·毕克滔的英译本为主，前后参照英、汉、法译本19种、《圣训》4种和有关字典及书刊多种。语言朴实，每章标题（章名）下均设详细不等的说明或提要文字，遣词造句亦忠实于原文，有简明注释。在国内两次印刷，有一定影响。
林松的《古兰经韵译》是国内至今唯一一部韵体汉译本。译文本着“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原则，用带韵散文体表述，顺口悦耳，音韵铿锵，节奏和谐，别开生面。
马金鹏的《古兰经译注》是译者七十多岁时开始翻译的，耗尽了古稀之年的绵力，但译者生前未能见到译本刊行。该译本提供了权威的、丰富的注释，内容紧扣原文，文字通俗易懂，不失为一部较好的译本。
马仲刚的《古兰经简注》是首部以圣训注释的中文译本，每页经文末均有《圣训》注释，对难以理解的经文，在经文中视需要用方括号以小号字作夹注，以示经文与注释之区别，较以前译本有显著特色。
法土麦李静远的《古兰经注》是张承迁教授托其母名的译作。该译本志在“以理性来烛照现实与历史、信仰与实践”，力求“透过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眼光、现代意识”，其语言有鲜明的时代性。这种时代性的背后是相应的读者接受心理，因此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译本。
二、近代《古兰经》汉译的重要人物
（一）王岱舆、马注、伍遵契、刘智（明末清初）
1.明末清初的贡献
在明末清初这一历史阶段，王岱舆、马注、伍遵契、刘智等人在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不容忽视的关键人物。他们以南京、苏州两地为核心，运用中文开展书籍编译工作，其编译内容广泛涉及伊斯兰教的典制、历史、教义、哲学以及教法等诸多方面。在这些著述当中，他们对《古兰经》经文有所引用，尽管翻译成中文的语句数量有限，但却成功开启了《古兰经》的中文翻译历程，有着开创性的意义。
其中，刘智的著述最为丰富，他作为17世纪末叶我国著名的回族穆斯林学者，除了零星引证之外，仅翻译过《古兰经》中最短的三章，而这三章收录于他所著的《天方至圣实录》之中。刘智的这一翻译尝试在当时极具重要价值，其意义可与先知穆罕默德的波斯籍圣门弟子赛勒曼·法尔斯翻译《古兰经》首章在《古兰经》翻译史上的价值相媲美。透过刘智的翻译成果，后世之人能够从中洞察那个时代著名学者对经义的理解程度、精确把握情况，以及他们将经义直接译为中文所展现出的精深学术造诣。
王岱舆、马注、伍遵契等人同样在各自的著述中对《古兰经》经文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引用与阐释，为后续的《古兰经》翻译活动筑牢了根基。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使得中国穆斯林对《古兰经》的理解得以进一步深化，也有力地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二）马德新（字复初，1794—1874，清代）
清代的马德新（字复初）出身于伊斯兰教经学世家，自幼便受到浓厚的宗教文化熏陶，通晓阿拉伯文、波斯文，是第一位用阿拉伯文著书立说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对伊斯兰教理有着深厚的造诣。他一生译著颇丰，多达三十余种，内容涉及伊斯兰教义、教法、历法、天文、地理、阿拉伯语法和杂论等多个领域。其在《古兰经》翻译方面的重要成果便是《宝命真经直解》，这部作品共译20卷，虽然后来不幸毁于大火，仅存五卷，但它是最早的《古兰经》汉译本之一，且由阿拉伯文直译而来，译语多用文言，为后续的《古兰经》汉译工作提供了早期的实践参考，也让更多中国穆斯林开始通过汉语译文去接触和理解《古兰经》的内容。
（三）马联元（字致本，1841—1903，清代）
（四）伍特公（近现代）
伍特公，字正钧，回族，生于上海市，是现代中国赫赫有名的穆斯林学者、新闻工作者以及社会活动家。
伍特公家境贫寒，却自幼勤奋好学，一心苦求学问。1901年，他进入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就读，在此期间研读章太炎的著作，深受其民主革新思想的熏陶。他还积极参与了由蔡元培、章太炎主持的该校学生的爱国学社活动。1905年，伍特公前往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继续深造，同时广泛涉猎伊斯兰教经籍著作，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识储备。
自1907年，伍特公就职于上海《申报》，担任英文译员。在此岗位上，他得以接触到海量有关外国伊斯兰学术文化活动的消息、资料以及论文，并用心对这些内容进行整理研究。1911年5月，为响应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他与沙善余共同发起组织“上海清真商团”。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伍特公协同沙善余率领商团踊跃参与11月3日的上海全市起义，此举在当时的政治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1912年，伍特公又应聘兼任路透社驻上海分社的英文译员。
伍特公向来热心回民的文化教育事业，曾担任上海回民创办的敦化小学董事长，还在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历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委员等职务。伍特公爱国爱教，有着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他在中国伊斯兰教以及世界伊斯兰教的历史、文化领域均有着一定的造诣，在国内穆斯林学界享有颇高声望，还历任上海市民政局民族办公室副主任、上海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并且是上海市一、二、三届人民代表。
（五）李铁铮（1927年）
1927年，李铁铮推出了中国最早的《古兰经》汉语通译本《可兰经》，北平版。该译本是从日文转译而来，虽然采用文言文表述，但语句简朴，明快畅达，易于理解。在某些词汇的译法上，措词慎密、贴切，有着值得肯定之处。尽管此译本印数不多，流传范围有限，且绝版已久，不过它作为首部汉文通译本，为后续更多学者从事《古兰经》汉译工作提供了早期的参照样本，在《古兰经》汉译历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开拓意义。
（六）姬觉弥（近现代）
姬觉弥的《汉译古兰经》译文畅达易懂，基本上达到了“句求简练，文重雅驯”的主观愿望。对于具有中等文化水平、具有一定阅读汉文能力的穆斯林读者来说，并不难懂。译句中很少有华而不实、咬文嚼字的措词，读者不会感到艰涩绕口、吃力费解。译者虽为汉族人，主要依据日文、英文译本转译，但约请了穆斯林学者参与核校，译述班子态度都很严肃慎重，可以肯定它在当时产生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兰经》在更广泛的中文读者群体中的传播，让更多人有机会通过汉语译文去感受《古兰经》的魅力。
（七）刘锦标（近现代）
刘锦标的《可兰汉译附传》在翻译手法上庄重严肃，语句呈现文白相间的特点，整体简明畅达。在译文中，不乏行文流畅之处，既能够紧紧跟随原经内容，精准扣准字句，又能在对应表述的部分有着出色表现。某些译句在细微之处极为重视原经的措词以及表达口吻，有着自身独特的优势。然而，译者在其《附传》中融入了大量与《古兰经》经文毫无关联的内容，也正因如此，“人们多对此译本避而不谈”，但不可否认其在翻译技巧等方面仍有值得研究和借鉴之处，也反映出当时学者在译注《古兰经》时不同的思路与探索。
（八）王静斋（近现代）
王静斋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的著名经学家、翻译家，享有“现代中国伊斯兰教经学大师”的美誉。他所著的《古兰经译解》拥有甲乙丙三种版本，其中丙种本的发行量以及影响力均为最大。
王静斋的译注有着鲜明的特点。其译笔忠实精准，能够完整且准确无误地将《古兰经》的原意传达给广大读者。语言风格上，朴素自然，通俗明快，无论是普通的穆斯林群体，还是对《古兰经》饶有兴趣的非穆斯林读者，都能够轻松理解经文所蕴含的内容。而且，书中辅助性资料颇为丰富，这为读者深入学习和领会《古兰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些辅助性资料条理清晰，旁征博引，对经文的背景、教义阐释、历史典故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浅注详释，使得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去感悟《古兰经》所蕴含的深刻内涵。
王静斋的《古兰经译解》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众多阿訇以及普通穆斯林学习《古兰经》的重要汉译读本。在马坚的译本问世之前，王静斋的译本深受大家欢迎，为推动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以及《古兰经》的普及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九）杨敬修（1947年）
杨敬修的《古兰经大义》于1947年8月由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刊行问世。译文字斟句酌，忠实直译，典雅凝炼，古朴、庄重。在严格直译之外，重视原文语势、风貌、神采，具有艺术魅力，而又力避堆砌华丽辞藻。以古雅而崭新的面貌、严格直译而独具特色的风格，引人瞩目，为《古兰经》汉译版本的多样化增添了独特的风采，也让不同审美和阅读需求的穆斯林读者能够从不同角度去领略《古兰经》经文的韵味。
（十）马坚（近现代）
1.生平与求学经历
马坚出生于云南省个旧市沙甸村，自幼便展现出聪慧好学的特质。在成长阶段，他一方面认真研习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由此打下了扎实深厚的国学基础；另一方面，他系统地学习阿拉伯语、伊斯兰教经典以及英语，充分彰显出对不同文化的强烈求知渴望。为了能够在学业上更进一步，马坚毅然远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留学深造。在留学期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阿拉伯历史、语言、文学、文化，伊斯兰教教义、教法、哲学、历法等多个领域的钻研之中，并凭借优异的成绩顺利完成学业，赢得了埃及学者们的一致好评。值得一提的是，早在留学阶段，马坚就已经着手为《古兰经》汉文译注本做准备工作了。
2.翻译《古兰经》的过程与贡献
马坚学成归国后，便满腔热忱地投身于《古兰经》的翻译与注释这一伟大事业当中。他所推出的译本涵盖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文本形式，在翻译过程中，马坚始终秉持忠实、明白、流利的原则，力求注释准确合理。凭借自身深厚的学术功底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他成功地将《古兰经》这部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以清晰易懂的中文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为我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建设筑牢了坚实的经典基础。
不仅如此，马坚还积极致力于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至阿拉伯世界。他把中国贤哲孔子的《论语》以及《中国神话故事》《中国谚语与格言》等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并在开罗出版发行，使得阿拉伯丰富的文化宝库增添了中华文化的璀璨珍宝。与此同时，马坚的《古兰经》汉译本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且深远的影响。1949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古兰经》上册（八卷译注本），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古兰经》汉译本。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了他的《古兰经》全译本，1995年再版且有所修订。1986年，科威特出版了该译本的复印本。同年，沙特阿拉伯王国将他的汉译本与《古兰经》阿拉伯文原文一同出版，发行至世界各地，使其成为迄今为止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古兰经》汉译本。2013年，在征得马坚先生家人同意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对该版本再次进行校订，并正式向中国穆斯林社会推荐使用。
马坚的《古兰经》译本可谓是他耗尽大半生心血的结晶之作。在翻译过程中，他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历经诸多曲折坎坷，却始终坚持不懈。正如他的夫人马存真女士在该书的“后记”中所描述的那样：等到子实（马坚，字子实）1978年春天重新整理幸存的《古兰经》手稿时，他的身体已经相当衰弱了，仅剩下一只眼睛还勉强留存着些许微弱的视力。当时的他只能卧病在床，依靠宗教研究所派来的助手协助，对全部《古兰经》译文做最后一次的修润工作，就这样一直坚持工作到他离世的前一天。
我国著名学者白寿彝先生对马坚所译的《古兰经》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忠实、明白、流利”三者并举的要求下，我坚信，这个译本已然超越了以往所有的译本……这个译本的出版，将会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史、中国伊斯兰研究史上的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大事。
目前在国内通用版本是2013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校订本，马坚先生译本。
（十一）时子周（近现代）
时子周所著的《古兰经国语译解》，单从译文本身来看，其措词、语气乃至文风都与王静斋所译的丙种本极为相近，诸多译句几乎一模一样。这反映出两位同为天津的译者在理解上往往不谋而合，彼此之间相互沟通，或者乐于接纳、吸收王译本的内容。该译本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古兰经》在天津地区以及更广泛的中文读者群体中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让更多人可以通过熟悉的语言风格去领会《古兰经》经文的含义。
（十二）沈遐淮（近现代）
沈遐淮的《古兰经》译本从英文译本转译，该书意译成分居多，添枝加叶处往往有失原意。译本在台湾出版，受到岛内许多穆斯林批评，因此在国内大陆地区很少看到该译本。尽管如此，它也代表了当时部分学者在《古兰经》翻译探索过程中的一种尝试思路，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古兰经》翻译工作的复杂性以及学者们多样化的翻译理念。
（十三）林松（近现代）
林松的《古兰经韵译》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韵体汉译本。译文本着“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原则，运用带韵的散文体表述，顺口悦耳，音韵铿锵，节奏和谐，别具一格。这种独特的韵译形式，既有助于读者在诵读时朗朗上口，更易于记忆，也为《古兰经》汉译版本增添了别样的艺术风格，让不同喜好的读者能够从韵律之美中去感受《古兰经》经文的魅力，进一步拓展了《古兰经》在中文语境下传播的多元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读者对于《古兰经》译文审美多样化的需求。
（十四）马金鹏（近现代）
1.个人背景与翻译特色
马金鹏是在《古兰经》翻译领域有着独特贡献的学者，长期专注于伊斯兰教经典与文化的研究及传播工作。在翻译《古兰经》的过程中，他凭借自身深厚的阿拉伯语功底以及对伊斯兰教教义的深刻领悟，采用了一种细致入微且着重对文化内涵进行阐释的翻译方式，力求将经文背后的丰富含义展现给读者。
2.《古兰经译注》的价值
他的《古兰经译注》不仅精准地对经文进行了语言转换，还在注释中融入了大量的历史、文化、宗教背景知识。这对于专业的宗教学者研究伊斯兰教教义，以及普通穆斯林深入探究自身信仰而言，都提供了极为丰富且颇具价值的参考资料，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古兰经》经文背后深层次的意义，使得人们在研读《古兰经》时能有更全面、深入的视角，推动了对《古兰经》学术研究以及信仰领悟层面的深化发展。
（十五）马仲刚（近现代）
1.翻译理念与风格
马仲刚在《古兰经》翻译方面坚守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的理念。他深知《古兰经》对于广大穆斯林信众的重要性，以及其在文化交流中所处的独特地位，所以在译注《古兰经简注》时，始终致力于以简洁易懂的语言来传达经文的核心要义，尽力避免晦涩难懂的表述方式，以便让更多人能够轻松理解。
2.《古兰经简注》的影响
其《古兰经简注》在普及《古兰经》知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以一种较为亲民的方式将《古兰经》的部分内容及简要注释呈现给读者，使得更多的人，包括那些对伊斯兰教经典了解有限的普通民众，能够初步接触和了解《古兰经》的基本内涵和精神主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兰经》文化在更广泛人群中的传播与交流。
三、近代《古兰经》汉译的特点与影响
（一）翻译特点
1.多种语言译本丰富
我国穆斯林开展译注整部《古兰经》的学术活动起始于清末时期，在此期间，众多学者所推出的不同译本皆独具特色，它们宛如一面面镜子，映射出各位译者对《古兰经》这部经典独特的理解与诠释。像王静斋译注的《古兰经译解》、时子周译注的《古兰经国语译解》、马坚译注的《古兰经》、林松译注的《古兰经韵译》、马金鹏译注的《古兰经译注》以及马仲刚译注的《古兰经简注》等，这些译本凭借各异的翻译方式与风格，将《古兰经》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全方位地呈现于中国读者眼前。它们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经典翻译成果，更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彼此融合的生动见证，承载着多元文化交织碰撞的深刻印记。
2.翻译方式多样
近代《古兰经》汉译呈现出翻译方式多样化的特点，涵盖了直译、意译、音译等多种途径。各位译者基于自身对《古兰经》的理解以及秉持的翻译主张，审慎地选择不同的翻译方式，旨在精准无误地传达《古兰经》所蕴含的精深微妙的大义。
直译这种方式侧重于严格按照原文的字面意思进行翻译，以此来确保原汁原味地传达原文内容。例如，马坚先生的译本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始终坚守忠实、明白、流利的原则，并且注释准确合理，通过直译的方式，成功地将《古兰经》这部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以清晰易懂、逻辑连贯的中文形式呈现于世人面前，让读者能够较为顺畅地领略经典原意。
意译则是译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之上，充分考量中文的表达习惯以及深厚的文化背景，对原文内容进行适度的调整与转化，进而更为妥帖地传达原文的深刻含义。就拿姬觉弥的《汉译古兰经》来说，其译文畅达晓畅，通俗易懂，基本达成了“句求简练，文重雅驯”的主观期望，对于那些具备中等文化水平且拥有一定汉文阅读能力的穆斯林读者而言，阅读起来并无太大障碍，能够较好地理解其中要义。
而音译则是把阿拉伯语里的一些专有名词，依照其原本的发音直接翻译成中文。例如在马联元的《孩听译解》中，“Khatam”就被音译为“孩听”，这部作品作为《古兰经》的选本，不仅开创了汉、阿文对照本《孩听》的先河，更是位列《古兰经》最早的汉译节本之一，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不同的翻译方式各有千秋，也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然而译者们凭借自身的专业素养和对经典的深刻认知，精心选择契合的翻译方式，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多元丰富的阅读体验，有力地推动了《古兰经》在中文世界里的传播与理解，使其能在更广泛的群体中生根发芽。
（二）影响
1.促进文化交流
外语译注《古兰经》的学术活动，在帮助非阿拉伯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群体理解经文大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古兰经》丰富多样的语言译本，特别是汉译本，宛如一座座桥梁，极大地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在中国，自明末清初起，《古兰经》的汉译活动便开始逐渐兴起，众多学者的翻译成果如同璀璨星辰，为中国读者深入了解伊斯兰教文化开辟了重要的途径。并且，这些译本在翻译过程中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一步促进了伊儒文明之间深层次的交流互动。例如，部分译本会在翻译时引用《圣经》以及史书典故，借此清晰地阐释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基督教之间的关联与差异，生动展现了不同宗教文化相互借鉴、彼此影响的精彩画面，让多元文化在碰撞中绽放出别样的光彩。
2.推动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
从《古兰经》的中文翻译历程来看，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实现了中国化。明清时期，王岱舆、马注、伍遵宪、刘智等学者运用中文开展书籍编译工作，并且巧妙引用《古兰经》经文，由此开启了《古兰经》的中文翻译先河。在此之后，马德新、马联元等学者承前启后，进一步大力推动了《古兰经》的汉译工作，他们借助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古兰经》所蕴含的宗教哲学理念，让伊斯兰教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开始有了更为紧密的融合。
近代以来，马坚、王静斋等学者所译注的《古兰经》译本，不仅语言通俗易懂，贴合大众阅读习惯，而且格外注重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以及中国穆斯林群体的现实需求，针对一些容易产生疑惑或者与本土文化结合的问题，进行了有的放矢、颇具针对性的解释说明。这些译本犹如坚固的基石，为伊斯兰教在中国大地的广泛传播和蓬勃发展筑牢了根基，有力地促进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度融合，进而稳步推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进程，使其能够更好地扎根于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与本土文化共生共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