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元孙中山北上在京活动21天，百忙之中，专门抽出四天与逊清皇室往还。长期敌对的双方握手言欢，孙中山方面既是对清帝退位实现共和统一表达肯定和敬意，也是做出由反清排满转向五族共和的政治姿态，以回应各方的质疑，使得满蒙回藏能够与汉人同心协力，以期实现合各地为一国各族为一人的誓言。而清室方面，虽然国体变更、失去统治地位未必心甘情愿，但包括隆裕太后、摄政王以及参与招待孙中山的几位皇族内臣，的确有意信守协议和承诺，在民国政权下继续安享尊荣。清皇室皇族乃至满人在作为征服者统治者和中国人之间必须二取其一时，多数人宁可放弃前者而不愿失去后者。他们对五族共和身份的认同，成为民族同化和疆域统一的重要机缘。
关键词：孙中山/逊清皇室/民元/五族共和
民国元年8月至9月，孙中山北上，在原来清朝的京师如今民国的首都与各方人士会面交谈，其中既有同党同道，也有曾经的敌人对手。这些日程安排紧密的交往，大都在学人的视野之中，有了相应的研究和认识。唯有一个身份特殊的方面，鲜有论及，或虽有简略提及，情节却有所错误，即与逊清皇室皇族的交往①。在这些交往中，作为被革命推翻而以退位方式下台的末代王朝的统治者，与革命党的领袖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交集，这些交集又如何体现了双方各自的态度，对于民国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如何理解革命党民族主义的排满和清皇室在政权鼎革之际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值得深究。
一逊清皇室的欢迎活动
1912年8月24日下午5时40分，孙中山从天津乘火车抵达北京。自1894年6、7月间游历京津后，这是他再度踏上国都的土地。只是前次还是清朝的都城，如今已是民国的首都。孙中山此次北上，主要是应总统袁世凯之邀，共商国是。作为让权退位的南京临时政府卸任总统，孙中山在北京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
在欢迎的人群中，有着特殊的身影，即几个月前在内外形势的逼迫之下不得不退位下台、终结帝制的逊清皇室。作为曾经的对手，清皇室与孙中山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可谓你死我活的冤家对头。所以逊清皇室的欢迎之举，令外界有所疑虑。《新闻报》就有报道称：“孙中山到京后，各界奉总统传谕，不得不竭力欢迎。所有总统府之接待，备极优隆，即外人亦为之惊诧。至于一班皇族，摄于威势，亦不敢不先后趋跄。”②
但是，这种迫于形势随大流的说法，与实情并不吻合。逊清皇室欢迎孙中山，与北京各界的欢迎活动几乎同时启动。孙中山到京次日，《爱国报》就刊登消息：“清太后拟在颐和园欢迎孙中山，闻已派定世续、伊克坦、绍英、溥伦为代表，所有远支近族清室人员，皆可到会。惟须由皇室领取特别徽章，届时佩带入场。”③此举当然与总统袁世凯的传谕有关，不过逊清皇室也在主动释出善意，并敷衍了事。孙中山在京期间，“一切供给，异常精致，其预备之马车，系德国新制，旁有克林德厂等洋字，马车内皆用黄绫，外驾黄缰。或曰系从前预备清太后乘坐，此次特行借用者。双马皆白色，俄国产，其行如飞，洵良马也”④。如此，借用是为了显示尊崇，符合对于卸任总统的礼仪规格，非此不易找到与身份匹配的车辆；允许则多少体现了隆裕太后的豁达，并借此表达了对孙中山的敬意。所以北京路透电称：
孙逸仙君此次游京，有种种极有兴味之事，其一则为前清隆裕太后注意此举是也。隆裕太后闻孙逸仙君寓于外交部，即谓该处系办公之地，恐供张不能周到，谓政府如需器用陈设诸品物，可向宫内借用，俾孙君于其住室得以安舒。并以白纸书折交与政府，令将应用各物填入，以便检交，且言不日拟在内苑宴待孙君及其眷属，日期则随孙君之便择定可也。隆裕太后之礼贤，深为外间称美，预料此举可以感动满人，而得极佳妙之影响。孙君游京所生美满之效果，殊难偻指述也⑤。根据各报简略而且前后有些歧义的报道，可知逊清皇室在颐和园欢迎孙中山的活动，原定于8月27日举行⑥。为此，前清隆裕太后派世续等人往谒孙中山，预备在颐和园进行布置，届时召开大会，大设筵，并选择内库珍宝磁玉数件，作为投赠礼物⑦。
世续(1852-1921)，字伯轩，索勒豁金氏，隶内务府满洲正黄旗，实为朝鲜人。光绪元年(1875年)举人，历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兼工部侍郎，转吏部尚书兼都统。三十二年(1906年)为军机大臣。历转文华殿大学士，充宪政编查馆参预政务大臣。宣统初因病告假。三年(1911年)复起原官，仍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资政院总裁。世续是整个清朝历史上位列三公的有数之人，在光绪死后主张立长，辛亥赞成清帝逊位，后来又不以复辟为然。此时他是逊清皇室的总管内务府大臣，媒体又称之为皇室总长，所以隆裕派他领衔负责筹办欢迎孙中山的事务。
不仅如此，西报还有消息称：“孙逸仙君来京，欢迎礼节极其荣盛。闻清太后拟星期六在颐和园接见孙君。”⑧星期六为8月31日，此说如果属实，则在皇室开会欢迎宴请之外，隆裕还准备亲自与孙中山会晤。此外，据《申报》8月27日北京专电：“清太后隆裕拟在颐和园接见孙中山时派世续招待，并命陆润庠随同宣统谒见。”⑨如此，小皇帝也要在师傅的陪同下会见孙中山。
不过，隆裕太后的会见虽然被取消，皇室的欢迎宴会，则只是延期到9月11日，并将地点改为金鱼胡同那桐的故宅。
关于此事，因为各报的报道有些混乱，影响到后人的论著，产生了差异。如《孙中山年谱长编》据9月11日《申报》的报道，记为9月10日，而《黄兴年谱长编》据9月19日上海《民立报》，记为9月11日(12)。同样依据9月19日《民立报》报道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却记为9月12日(13)。
其一，各报关于此事的其他直接报道。
《顺天时报》9月10日以“清皇族欢迎孙先生”预报：“闻前清伦贝子拟定代表前清皇族，定于明日下午七点，在金鱼胡同那桐宅邀请孙中山开欢迎会，已由孙中山欢诺云。”这一消息次日起陆续得到各报的证实。《时报》9月13日“译电”北京专电：“十一日溥伦款孙中山以盛宴。”9月13日《神州日报》“本馆特电”载12日北京专电“清室已经欢迎”：“满清贝子溥伦昨晚宴飨孙中山等，代表清室欢迎。”9月11日《爱国报》第4版则以“孙中山赴会忙”为题报道：“旅京粤省人士，定于十一号(今日)下午三钟，在南横街粤东馆，开会欢迎孙中山，又是日晚七钟，前清贝子溥伦代表皇族，在金鱼胡同那琴轩故宅，设宴约请孙先生，开欢迎会。”上述各项消息，均明确指称清室的欢迎宴请于9月11日举行。
其二，主要客人黄兴、陈其美等人的行踪。
既然黄兴和陈其美等人9月11日才抵达北京，决不可能出席前一日举行的欢迎宴请活动。
其三，陪客之一的绍英的日记记载。
绍英原来是袁世凯内阁的度支部首领，1912年3月13日，谕旨补授其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两天后，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开去绍英的度支部首领。从此绍英便专办逊清皇室内务府的事务。不过，因为原来内务府由世续总管，如今清帝退位，没有朝政等军国大事，世续以大学士、总管内务府大臣仍然掌管颐和园、御茶膳房、造办处等事务，绍英不过随同办理而已(19)。
绍英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然并非每日必记，且随事情的轻重缓急详略不一，但重要事情一般不会遗漏。当日他记到：“八月初一日晚，醇邸、伦贝子、世太保公孙中山、黄克强、陈君其美及国务院诸员、参议院吴宗濂、汤化龙，陪客中有顺王、江统领朝宗、禁卫军统制王廷桢、张仲和、长君朴等，景三哥与余亦在陪客之列。”旧历八月初一，即新历9月11日。
载沣因病未能到会，宴会开始，首先由贝子溥伦代表皇族演说，以表皇族开会欢迎之意，略谓：“从来有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功，其孙中山先生之谓乎？今改数千年专制政体而为共和，固由孙中山先生及诸位先生之功，亦由我皇太后皇上至公无私、以天下之政权公诸天下。惟自改变共和政体以来，而天下事变愈亟。语云：世界能造英雄，英雄亦能造世界。此后政治日进文明，不第我皇族得享优待之荣，而天下人民常享升平之福，均惟诸位先生是望云云。说毕又云：余今日得见诸位先生，至为光荣，举酒愿祝诸位身体康健。同座均鼓掌。”
随后，孙中山请黄兴致答词，略谓：“现在世界竞争，中国非共和政体不能自立，是以孙中山先生热心改革。今者五族共和，实由皇太后皇上圣明，德同尧舜，我辈均甚感激。惟此时外交甚为警戒，切望五族一心，勉力进行，以济时艰云云。”欢迎宴会自八钟入座，十钟散(20)。
《申报》记载：“清皇室于前日下午八钟在金鱼胡同那宅设宴招待孙中山诸人，由贝子溥伦主席，俟黄、陈二君赶到后，即相偕入座。先由溥伦致欢迎词，略谓孙、黄二君，皆今日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此次国体更新，共和成立，皆孙、黄诸君数十年鼓吹之功，我皇太后、皇上鉴于孙先生之仁德，且深信共和政体为二十世纪大势之所趋，毅然退位，赞助共和，实为民国之福。今日我皇族诸人得与诸君欢聚一堂，曷胜欣幸。更望以后实行五族平等，巩固国基，即我皇族诸人，亦永受其赐矣。溥伦演说后，即由黄克强君起立答词，谓此次中国改建共和政体，实为顺大势之潮流，又得孙先生数十年鼓吹诱导之力，故能人心一致赞成。然若无隆裕皇太后之明哲，及诸公之辅佐，成功绝不能如此之神速。故此次改变国体，破坏不多，成功最易，实诸皇族之力也。”(21)
《时报》9月13日申刻北京专电：“十一日前清皇族宴请孙、黄，席中溥伦述词，赞美共和，谓皇族实受其赐。黄兴答谓，改建政体，实顺今世潮流，隆裕太后及各皇族赞助之功甚大云。”(22)
北京的《爱国报》报道较为准确：“十一号下午八点多钟，清皇室在金鱼胡同那桐宅，开会欢迎孙黄两先生，代表贝子溥伦主席。十点钟，黄克强、陈英士二君始由总统府赶到。入座后，先由贝子溥伦代表述欢迎词，略谓：孙黄二君，皆今日中国非常之人，故能建非常之业。此次国体更新，共和成立，皆孙黄诸君数十年鼓吹之功。我皇太后皇上，鉴于孙先生之仁德，且深信共和政体为二十世纪大势之所趋，毅然退位，赞助共和，实为民国之福。今日得与诸君欢聚一堂，共谋幸福，何快如之。更望以后实行五族平等，巩固国基，即我皇族诸人，亦永受其赐矣云云。演说毕，即由黄克强君起立答词，略谓此次改建共和政体，实为顺大势之潮流，又得孙先生数十年鼓吹诱导之力，故能人心一致，全国赞成。然非隆裕皇太后之明哲，及诸公之辅佐，成功绝不能如此之神速。故此次改变国体，破坏无多，共和成立，实诸皇族之力也云云。黄君演说后，宾主畅饮，至十一点钟，尽欢而散。”(23)
根据《民立报》的专函，溥伦所致欢迎词，其实包含两部分内容，除了表达他本人的意思，更主要的是代表载沣宣读以后者名义撰写的颂词。1912年9月17日《神州日报》第4版“国内要闻(二)”，就以“清皇室欢迎孙中山之颂辞”为题刊登了全文，并且注明“由溥伦代表”，文字与《民立报》北京特派员专函所载大体相同：“语有之，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业，斯言也，乃于中山先生见之。先生洞观四千余年之历史，二十世纪之时艰，非以共和定国体，不能为人民谋幸福，不能与列强谈竞争，于是遍游欧美，鼓吹提倡，数十年苦口热心，始达共和目的，方诸华盛顿，何多让焉。此固见先生有志竞成，亦由我皇太后及皇上大公无私之心，遂以天下之神器，举而还之天下。不图唐虞揖让休风，复见于今日也。独是建设以来，内忧外患，险象环生，大陆风云，更亟于先生未创共和伟论以前。然则时势造英雄，抑英雄造时势耶？今先生翩然北上，北方人士争以望见颜色为荣，且与大总统握手言欢，论道经邦，一堂抵掌。本爵现因小恙，未能亲接鸿言，心殊抱歉。深愿海内升平之治，将于先生倚之赖之，正不仅我皇室享优待之荣也。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惟于先生是望。”
清皇室举行欢迎宴会的地方是金鱼胡同那桐的故宅。那桐曾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解职后又出任弼德院顾问大臣。不久，弼德院撤销，那桐以病向总统辞去税务处督办之职，并且搬到天津德租界居住。1912年7月11日，那桐中风偏瘫，行动不便，连日记也只能口述。此前国务院全体国务员和五族共进会欢迎宴请孙中山，都是借那桐京宅西院的花园。
清皇室举行欢迎宴会的前一日即9月10日，孙中山曾乘车分别前往醇王府、伦贝子府和世中堂宅拜晤。据《爱国报》报道：“十号午后三点钟，孙中山先生由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乘汽车赴醇王府、伦贝子府并世中堂宅，拜谒晤谈，至五点五十分回馆。随行只有游缉队帮统恒成同车，此外未带一人。并闻十一号上午十一点，前清醇亲王载沣赴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回拜。”(25)
拜访醇王府的情形，据载沣之子金友之记述，孙中山曾到后海北河沿醇亲王府访问，事先袁世凯派当时任北京步兵统领的江朝宗来府中等候。当孙中山到达时，由载沣迎至宝翰堂会晤，江朝宗也陪同就座。略事寒暄后，孙中山以载沣在辛亥代表清政府逊位，和平交出政权，致以慰勉之意，并希望今后在五族共和的基础上，共跻富强。孙中山又谈到：为了达成南北统一，已辞去正式大总统的候选人，自己将以在野之身，致力于社会建设工作，拟于十年内实现修筑20万里铁路。同时，面赠亲笔签名相片一帧。次日，载沣由江朝宗陪同前往宾馆回访(26)。
载沣退位摄政王，与清帝退位交权是两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虽然报纸有时也将前者称为逊位，但这只是迫于各地反正的形势，不得不将众矢之的牺牲，客观上为袁世凯掌握全权清除了障碍，使之可以迫使清帝退位，从而实现共和。说载沣代表清政府逊位，应是后人混淆史事的误记。
拜访世续宅的情形，据刘宗汉记，其宅第在北京东城东四南大街灯草胡同路北，门牌14号，刘家与之对门，当日听见胡同内世家门前人声喧哗，知道是革命党孙文上世中堂这里来了。此事表明孙中山不再把清室作为革命的对象，认可优待清室条件，已从反满变为五族共和思想。可惜世续的后人已经故去，详情无从考察(27)。
溥伦的伦贝子府，在大甜水井胡同(位于东城区东华门一带，王府井大街自南往北第三条胡同，府邸为胡同中段北侧的19、21号)，原来与其弟溥侗合住，民国后兄弟析产。三处相距不算远，孙中山又乘汽车，所以能够于三小时内往返。
《时报》最初的报道是正确的，其9月13日“译电”所刊北京专电称：“初十日孙逸仙访清摄政王，良久始别。”该报同日刊登的十二日申刻北京专电也说：“初十日孙中山往访前清摄政王，十一日王往孙寓答访。所传前清皇室欢迎孙中山之说不确。”(28)
《神州日报》9月13日第2版“本馆特电”刊登12日北京专电“孙中山与载沣交欢”：“孙中山昨日拜会前清监国载沣，下午载沣即赴孙处答拜。外人颇称满人能顾大局。”同时刊登12日特约路透北京电：“孙中山君昨日(十一)往谒前清摄政王后，下午即来答拜，讨论大局逾一小时之久。满人对待南方各重要人物之情谊，深足令人感动，舆论亦极赞许。众意皆谓满人现竭力消灭恶感，而附从共和国民，并力以求中国之幸福云。”同样内容的特约路透电北京专电，9月13日《申报》《时报》也予以刊载，均指孙中山于11日上午访晤逊清摄政王载沣，当天下午载沣即赴孙中山处答拜，双方晤谈，讨论大局达一小时之久。外人颇称满人能顾大局(29)。
在此，路透电再次成为不实消息的源头。《申报》的编辑注意到外人的消息有故意混淆视听之嫌，刊发一则北京译电：“孙中山君乘车外出，所过之路，均遮断交通，俨如前清之君主，京中各报颇为忿怒。隆裕太后欢迎孙中山君一举，因各亲王竭力反对，业已作罢。”文末特意注明：“按此又系外人谣言。”(30)
清皇室欢迎宴会的次日，孙中山又由隆裕太后派员陪同引导游览了颐和园，“兹闻清太后特派皇室总长世续并伊克坦、绍英、溥伦为代表，暨皇族诸君，于十二号那天，约请孙中山游览颐和园。是日上午九点钟，中山先生乘汽车出西直门，前赴万寿山，进东宫门，游览宴会毕，拍照纪念，至下午七钟进城，沿途有中北右三营游缉马步鼓号各兵队，妥为照料”(31)。世续亲自陪同并担任导引，据《时报》9月15日专电所刊14日未刻北京电：“孙中山偕黄兴近日大游内宫颐和等园苑，由世续导引。”
第二天即13号早9点钟，“孙中山先生赴南海游览，由世伯轩总长派员招待。是日下午三点多钟，又往天坛参观，至六点多钟回馆”(32)。
二孙中山的满蒙危机应对
晚清的民族主义思想，与种族观念相伴随，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反满的确是色彩鲜明的一面。革命党的早期宣传不乏诛杀清帝、驱逐满人甚至杀绝满人的激越情绪，声言建立纯粹汉种的中国(如邹容的《革命军》)。虽然后来革命党人一再辨明反满只是反对满洲皇帝及其统治集团，并不针对一般满人，而且反满是因为满人实行帝制，极不平等，若是帝制自为，即便是汉人做皇帝，也在天下共击之之列。不仅要杀满酋，也要杀协助满酋残害同胞的满奴汉奸。可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确实带有种族排斥的指向。受此影响，反满情绪高昂者就怀有强烈的排满意向。如1908年3月10日《中兴日报》刊发希侠来稿《对满愤言》，明确宣称：
排满者，排去满虏之全数，非排去满虏之君位也。满虏之践吾土、食吾毛、敲吾骨、吸吾血、受吾豢养者已二百六十余年矣。此二百六十余年之中，吾汉人之受戮而死、饥饿而死、失业而死、漂流而死者总计已达满虏全数三倍之多矣，吾汉人遭满虏如此之惨，即使取彼满虏五兆人全数而戮之以为京观亦不为过，而何止于排之而已也……务使满虏为齑粉，汉奸为肉泥，中国为干净土，满洲为血泪场，十八行省为自由园，四百兆人为主人翁，蒙藏回疆为游乐所，昆仑乌岭为升旗山，黄河扬江为澄清水，斯为排满之结果，斯为汉族之光荣，斯为历史之辉耀(33)。
武昌起事之前，所有的反满宣传只是宣诸于口，暗杀起义中针对满人的举动，也只有局部作用。而自武昌成立军政府起，作为新生政权如何处置与满人的关系，就成为亟待解决的全面性实际问题。就情理而言，当时大致有四种选项：其一，实行种族复仇，从肉体上消灭满人。其二，将满人逐回东北。其三，18行省独立，脱离清廷统治。其四，五族平等，共建共和。
第一种选项，实际上可以说并不存在，即使是激进的排满主张者，也懂得必须遵守文明的原则，才能不被各国视为野蛮。不过，在起事的初期，最早揭竿而起的地区特别担心清廷的反攻倒算，好像摸黑夜行者不停地大声呼喊一样，用过激的口号一面为自己壮胆，一面鼓动人们起而响应，希望一鼓作气，取得胜利，消除危机。如湖北军政府的兴汉军歌就有“杀尽胡儿兴大汉”的歌词。(34)整体上看，作为一次全国范围的革命，除个别地区外，总体上人员伤亡较小。报复性的屠满事件很少出现，偶尔发生的秘密会社成员的滥杀很快得到制止，对象也主要限于军人。
第二种选项，道理上似乎是冲突双方解决矛盾的途径之一，满人被驱逐回其“龙兴”之地，汉人则重新掌控关内中土地区，各归本位。所谓反清复明，结局便是如此。可是无论清方还是民党，几乎没有人想过用这样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无疑表明革命党已经不将满人视为非我族类，而满人也不以中华之外的异类自我定位。
第三种选项，在清廷坚持不退而民党又无力直捣黄龙的情况下，有可能发生。按照孙中山的解释，各地独立，便是向清朝独立，而不是向中国独立。但是如果原来的18行省独立，势必导致南北分治的局面。武昌军政府用18星旗，象征18省，就包含这样的意思。南京临时政府参议会议决用五色旗为国旗，孙中山以民国各省用旗有三，武汉首义十八星，苏浙五色，汉族共和党天日。他本人不倾向于用五色旗，因为这原为清海军一二品官员用旗，失体；以五色代五族，分配代色，取义不确，如以黄代满；五族平等，而上下排列，仍有阶级。武昌主张用首义之旗，孙中山则倾向天日旗。但希望民选国会成立后再定(35)。
第四种选项，也就是历史实际进程实际发生的真实选项。从现有观念看，可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因为18行省的独立，固然是对清廷独立，可是其他部分就未必如此，其民族自决既可能向心参与，也可能离心脱出。在强邻环伺的态势下，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势必引发瓜分狂潮，动乱的中国势将分崩离析。
因排满而导致分裂，显然不是革命党的政治选项。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时宣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6)民元凡是赞成共和的，多主张民族融合民族同化，所谓五族共和，民族统一，就是要化各族之地为一国，化各族之人为一族。此处所说的回，并非民族识别后的回族，也不仅限于当时的回部，更主要的是泛指西北广袤地方的回疆。满、蒙、回、藏人数虽然不多，地域却十分辽阔。任何一地如果从中国分离出去，都会使山河变色，造成整个国土版图大幅缩减，引起四分五裂。
恰在这一微妙时刻，8月28日《大陆报》发出一封北京电，报道该报记者采访孙中山的情况，其中话题之一，就是满蒙问题。电称：“本馆(大陆报)访员今日(廿八日)进谒孙逸仙君……谈及蒙古与满洲之状态。孙氏之意，谓中国若以武力解决，必无效果。须待至数年之后，俟国力雄厚，然后所有领土自不难恢复。但至一世之后，而中国人仍不能振作，以复其领土自主之权，则中国将不国。而亡国之惨，亦中国人民所当受。至借外力以恢复中国领土，则窃不敢谓然云云。”(37)
《民立报》也刊载了这份电报，文字却多有不同：“今日(二十六号)《大陆报》访员见孙中山先生……论及满蒙大局问题，孙氏云：中国今日势孤无助，未便兴兵，满蒙实有不可收拾之势。目下不得不暂待时机。数年之后，兵力充足，领土自可恢复。且曰：设此四万万人于数十年后不能恢复领土，则华人无保存国家之资格。孙氏以为，恢复已失之领土而求助于邻邦，似不甚可靠。”(38)
《时报》的“北京专电”关于此事的记载文字亦有所不同，电称：“二十八日孙逸仙接见《大陆报》访员……论及满蒙情势，孙氏言中国今日欲抵拒强权，已属无用。盖中国今日无此能力，遂不得不徐俟数年后国势渐强，然后能恢复疆土。孙氏言此四万万人苟于彼时尚无此能力，则中国殊不值存立于世界。盖孙氏似不信于丧失疆土之际，尚能恃他国援助。”(39)
《新闻报》同样刊发《大陆报》28日北京电，内容较为简略：“本报访员今日谒孙中山……又论满蒙事，其意国力未强，目前即无可望，亦不愿借重他国之力以争之。”(40)
不厌其详地列出各报的记载，是因为《大陆报》这次采访孙中山关于满蒙问题的意见披露之后，引发不小的风波。而控辩双方对文本的解读截然不同，是导致争议的重要原因。杨荫杭(署名老圃)在《时事新报》发表社论《孙中山之满蒙弃置论》，对孙中山的言词提出强烈质疑和批评。他指“孙前总统对西《大陆报》访事谈满蒙问题，谓满蒙尽可弃置不理。今欲设法保持，乃无益之事。吾以为不如暂时弃去，他日我中华民国自有取回之法云云。”虽然“孙先生发此议时，慷慨激昂，抵掌而谈，谓四万万人众，若不能取回已失之地，亦不成为四万万人众之大国民。西人闻者，皆为之感动云”，但自己不能接受如此说法，并进而提出四点质疑：
然记者窃有疑矣。满蒙等属地可以暂时弃去，待他日取回，则中国本部似亦可暂时弃去，待他日取回。土地之所以不可弃者，固非以其不能取回而不可弃也。然孙先生则因深信四万万人有取回之能力，遂倡弃置之议。此不可解者一。
满蒙等虽曰属地，实关于全局者也。弃满蒙则日俄独得厚利，失远东列强之均势，他国岂能甘休。若他国群起而效日俄之所为，即为瓜分之实行。然则主张弃满蒙，实不啻主张弃中国全部。此不可解者二。
今日中国危机，皆伏于满蒙，今日万国视线，皆注于满蒙，吾侪小人所寤寐不忘者，皆满蒙问题也。孙先生为建立民国之大豪杰，度必有保持之法，乃竟以保持为无益之事，不特以保持为难行，直以保持为多事。然则古今来鞠躬尽瘁，不顾成败利钝之大豪杰，自孙先生视之皆愚人矣。此不可解者三。
孙先生周流列国，所在皆考察其政治，吾国人之熟悉外国情形者，殆莫孙先生若也。然孙先生主张迁都以避外人之压逼，外人窃窃私议，既疑孙先生未读条约。此次又对外人明言保持满蒙之无益，而欲弃去不顾，恐外人又不免窃窃私议，疑孙先生不知今日国际竞争之大势，而轻于发言。幸而孙先生无缔结条约之大权耳，设孙先生有缔结条约之大权，则今日此言出之口，明日必有无数外国代表登门而请，除满蒙属地已得先生允许外，必更有某国请弃山东一带之地，某国请弃云南一带之地，某国请弃扬子江一带之地。孙先生如反悔前言，彼必言数年之后，尽可由四万万大国民光复故土，想孙先生亦无词以拒之也。然今日孙先生固信口言之，而外国人已笑孙先生之失辞，岂前言戏之耶。此不可解者四(41)。
《民立报》讲这段往事，无疑是为了证明孙中山处理外交的手法老练，为接下来进入正题做好铺垫。所以接着话锋一转，切入本题：“前日《时事新报》记者以中山先生与《大陆报》访员谈满蒙问题，未尝细玩全文意义，遂目中山先生为作满蒙弃置论，所言殊骇听闻。孙先生为一代人豪，爱国巨子，岂肯倡此谬言。按之九月六日《大陆报》所登访函，益知《时事新报》所指中山欲弃置满蒙，尽属误会。《大陆报》访函之译文曰：‘孙前总统明言彼不以目下龂龂于保持此藩属为有用。其持态以为即使失去，中国将来有得回之日。彼言辞间极著重而又惹人注意，言时声状，以一手击他手，奋然而言曰：倘此四百兆人不能于一时代间组织完备，以夺回所失疆土，则彼以为此四百兆人不应享有国家。’”
如果《民立报》的译文符合原意，的确与各报所刊登的内容有些出入，所以作者接着解读道：“读此可知中山先生当时之愤慨，固讽某某国之不应乘中国有事之秋，而实行其侵吞主义。盖外交家于谈论间不能以愤激之语直接侵人，致起国际上之交涉而伤感情，卒至无交谊可言，岂非为外交上之一失败。故先生对于蒙藏，实以为切肤之痛，此次对《大陆报》之谈话，胸中却含有无限愤恨之气，未便形于言词，遂乃见诸颜色，以为满蒙果竟为强暴者所并，中国亦必力图恢复，不能以其亡而听之。末且谓于一时代间必组织完备，夺回所失疆土，以示四百兆人之决心。先生为中国魁杰，坚忍之志如此，则将来满蒙即使不保，强暴者亦终不能长据吾土，藉可遏抑强暴者并吞满蒙之野心，实先生之志也。则先生又何尝有丝毫弃置满蒙之意乎!”
为了澄清事实，作者进一步征引原函：“中山先生此次谈话之有力，再读《大陆报》访函之下文，亦可了然。其文曰：‘访员屡提起孙君以彼之力引动政府，将全案宣告世界，使世界人得知中国外藩变端若何之真相。盖访员以此人为众人所注目，频年以来，皆能善用声誉，必能乘时而起。然彼不以为然，声言此举无用，世界人应已知之。且即世界人果知之，亦无能为力，岂不废然。中国今日不能如野心之国任所欲为，他日中国强大，斯时将有以处之。’”
在全面征引和解读的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观于‘中国今日不能如野心之国任所欲为，他日中国强大，斯时将有以处之’之语，则孙先生用意所在，益了然可见。夫先生为创造民国之人，日以五族共和之义诏于天下，则先生对于满蒙之土地，焉有忍于弃置之理。故满蒙弃置之说，纯然出于误会，不足以毁先生。至《大陆报》二十九日专电，不过撮取谈话中之一语而已，其真意亦不如《时事新报》所译也。《时事新报》记者以满蒙尽可弃置不理一语，代表中山先生全段谈话之精神，则不但未曾细味中山之用意，且未读《大陆报》访员之原文，抑更不知外交上之措词，故记者不得不一正其误解。”(42)
不过，《民立报》的社论虽然可以澄清《大陆报》采访报道的原意，仍然难以彻底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当时孙中山还有另外几项主张和行事被坊间舆论与此牵扯到一起，一是主张迁都，二是拜祭明陵，三是租借甚至割让满洲给日本的传闻。
迁都的本意是为了防止袁世凯破坏共和，作为巩固民国的重要措施。此时孙中山又以避让外强逼迫作为理据。而在南北两京拜祭明陵，被解读为种族复仇倾向。“老圃”就发表社论“孙先生恋恋不忘明陵”，认为元明清都是皇权专制，分别只在是否汉人王朝，既然反对专制，就不应单独拜祭明陵。(43)至于割让或租借满洲以换取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孙中山的确曾经几度在日本人士的要求下，作为交换条件与日方有所谈判，甚至可能形成某种文件。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因为财政极端困难，孙中山还想租借满洲给日本以换取大笔贷款，支撑战事和政权的运作。(44)而现在这些都和满蒙问题联系起来，不言而喻的意思，是指反满的孙中山真的可能打算出让满洲。
在《民立报》的社论发表的次日，《神州日报》刊登了一篇《孙中山政见之平议》的社论，作者自称从前与孙中山固屡屡握手，“而深悉其品性其人格之如何”。他以知情人的口吻写道：“抑予尤有疑者，孙氏为兴中会首时，于中日战后曾往台湾谒日本台督桦山资纪，面许割满州畀日，使日本助其革命。当时桦山曾密商日本政府，为伊藤辈所阻止。其后孙氏尝屡与日人宫崎等谋起义，并有割地赂日之言，为予居东京所习闻，且见于日人之著述。故孙氏返国任总统之初，有力诫其东三省不可再起民军者，孙则掉头不顾，且任蓝天蔚驰往。又有告以须急派专使赴蒙藏宣抚，伸明五族共和权利平等者，孙亦唾弃不用。昨孙之来京，对外人有不必急争蒙藏之宣言，今更于此危急之时，又复主张舍弃北京之首都，其用心果仅出于单简之理想，未暇顾及其他者乎，抑尚有前事之连念存乎，此吾人所急欲知其究竟者也。”(45)
其实，孙中山不主张蒙藏用兵，是担心引起蒙藏人的反感。租让满洲，则是为了挽救共和大业采取的非常措施。在革命的思维中，这样的迫不得已可以作为不得不然的选项。不过，孙中山也需要改变原来排满的形象，为实现五族共和采取实际行动。而最具象征意义的举措，无过于和曾经的对手逊清皇室交游，这不仅有助于安抚旗人，对蒙藏回也具有正面积极的示范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满洲无论割让还是租借，都容易令人联想到把孙中山不以满洲为中国的主张，视为驱逐鞑虏的自然延伸。如果孙中山与逊清皇室握手言欢，则双方的冰释前嫌，正是落实孙中山合诸地为一国、合各族为一人的民族统一宣言的重要体现。
三清朝皇室的自我认同
孙中山的主观努力只是一方面，逊清皇室主动向孙中山示好，表达愿意在民国的政治架构内致力于巩固五族共和，则是双方能够彼此接纳的重要基点。
在逊清皇室欢迎宴会上主客双方的致词和答词中，皇室方面表示承认国体变更，既肯定了孙中山等人坚持不懈达致共和目的的努力，也赞扬了清室大公无私、以天下神器还诸天下的义举。希望孙黄二人继续以非常之人，建非常之业，挽救危机，实现海内升平，使皇室永享优待之荣。黄兴则表示只有共和政体的国民国家才能保全五族同胞，清朝后、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不以皇位为私产，遂使全国统一，社会安定。将竭力克服内政外交的诸多困难，发展共和国家前途，不负清朝后、帝退让之美举。
这样的相互表彰，固然不无客套的成分，但绝不是敷衍的虚词。在皇室方面，国体变更当然是迫不得已，希望国家发展，社会安定，永享优待之荣，却是发自内心。而在孙黄方面，清帝退位于民国成立的重要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况且，要想国体稳固，民族统一，清室的动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清帝退位，结束帝制，虽然在皇室内部曾经引发激烈冲突，可是无可奈何之下毕竟接受了这样的现实。而在做出这样的选择之后，一部分人的确准备遵守承诺和协议，不再幻想重新复辟大清的统治。或者说，结束大清王朝对于他们固然是痛苦万分，可是复辟非但不符合历史潮流，难以成功，还可能失去一切现实享有的优待。因此，他们宁可与民国政权搞好关系，以保持现有的待遇，而不愿冒险进行恢复大清王朝的密谋。
清帝退位，仍有部分官员心有不甘，陕甘总督升允起兵反对共和，宗社党在各地闹事，成为民国初建的极大隐患。对此，隆裕太后从维系大局出发，均出面予以制止。有报道称：“宗社党死灰复燃，运动清太后出京赴奉，共谋独立，清太后拒之。”(46)“北京宣布共和之初，满亲贵恭王、肃王、泽公及铁良等谋在奉天独立，拥戴恭王为皇帝。事为清太后所闻，日前恭王回京时，清后唤其入内，谓大势已趋共和，尔等切勿在外妄有举动。恭乃唯唯而退……闻清太后宣布退位后，恐亲贵不知进退，自取灭亡之祸，同日有旨交内阁电知东三省赵尔巽转饬各亲贵，速行回京，毋得误事。”(47)
后者云：“前清太后退政后，对于民国大事甚为关心，近闻京中谣传宗社党将在奉天等处起事，牵涉各亲贵，特饬世续传谕各亲贵，于二星期内一律返京，无事不准再赴他处，以免嫌疑。盖恐因疑生忌激成他变，致召列强干涉，与退政之意大相矛盾耳。”(48)
隆裕太后的考量，都在大局，其关联主要有二，一是全族和宗庙陵寝的安危，二是中国的安定。如果说前者主要是顾及皇室和满人的利益，后者则是以整个中国的统一为最大关怀。为了扼制亲贵旧臣的图谋不轨，她还进一步采取断然措施，严加防范：“近日外间纷传宗社党蠢蠢欲动，虽尚无何项确据，然前清各亲贵行踪诡秘，实有可疑。清太后对于此事，极为注重，深虑牵动大局，叠电谕召在外嫌疑各亲贵旧臣来京。初三日，世续又奉清太后面谕，拟成电旨四道，函致大总统，请代交电局拍发，立召善耆、恭王、载泽、升允四人迅即来京，勿得在外留连，致滋疑谤。闻大总统已核准照发。初四日，清庆亲王奕劻至宁寿宫请觐清太后，当奉谕，随皇室总长世续入见，密议许久，约二点钟始行退出。闻所议陈均为解散宗社党事。内侍仅闻太后有可否据此答覆袁世凯之一语，该邸所陈情形，无从深悉。是日下午四点四十五分钟，奕劻即乘京奉火车赴津。”(49)
民国改元，那桐于旧历新正初一即表明：“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50)他对民国政府平息满汉意见、保护旗人公私财产的政策颇为赞赏，对孙中山也尊称为先生。由于表现良好，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不知其早已亡故，为了防止日本拉拢满清皇族，还曾想予以表彰，以为风范。据说世续与袁世凯、徐世昌等人关系良好，是拜把兄弟，努力与民国政府维持关系。张勋复辟时，世续、绍英等人均不赞成。溥仪的小朝廷日夜谋划复国，甚至不惜与日本人勾结，建立伪满洲国，其父载沣却明确表示反对，坚持不肯到关外居住。
贝子溥伦(1874年11月10日-1927年1月21日，字彝庵，隶属满洲镶红旗。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理玄孙，道光帝嗣曾孙，隐志郡王爱新觉罗·奕纬嗣孙，贝勒载治第四子)曾于1904年3月4日率清国代表团出席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并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城市进行考察，与各方会晤，被视为皇室的改革派。历任资政院总裁、皇族内阁农工商大臣。担任资政院议长时，因弹劾军机案，与奕劻交恶。但他和奕劻都赞同清帝逊位。民国后，溥伦长期担任清皇室代表，负责与民国政府打交道，一度还加入过国民党。不过，他过于依附民国政府，甚至赞同袁世凯的洪宪帝制，还将清廷的仪仗借给袁作登基之用，受参政院长，许亲王双俸。袁世凯垮台后，溥伦受到牵连，逐渐淡出政治舞台。
在末代皇帝溥仪看来，载沣、溥伦、世续等人的态度行为，只是为了保证已有的利禄而因循苟且。而在研究者的视野中，也只有从不赞成复辟以及不为日本所利用的角度看来，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两说各有一定的道理，却忽略了一个必须澄清的事实，即逊清皇室的自我身份认同(51)。
不过，新清史及其论争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偏颇。其一，新清史的主张者显然有意忽略了晚清的变化，尤其是这样的变化是出自清朝因周边环境的改变而采取的主动应对措施。也就是说，在外力的压迫之下，清朝不得不改变内亚化的旧惯，改行明代以来的体制。结果，清朝日益以明制为本体实行对整个中国的统治，也使得自己完全脱离内亚的胎记，融入中华。
其二，新清史的主张者和反对者，都不免受晚清以来尤其是民族识别以来民族观念和民族存在的影响制约，以此反观清代的民族问题，难免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现实情况和自我意识带入，自然发生许多的误读错解。
清朝一统后，大体在原来明朝控制的区域承袭明制，而在满、蒙、藏、西域等地则因地制宜。这样的分而治之一直延续到晚清。随着列强逐渐侵占周边各国，清朝的原有属国纷纷成为各国的殖民地或势力范围，藩部也日渐动摇，边疆危机空前严重。诸如此类的问题虽然历来都有，但是大都属于局部和暂时性的，清朝有能力应对和解决。可是晚清以来所面对的压力，却让清王朝的统治者感到力不从心，尤其是在捉襟见肘的应对过程中，清朝的君臣逐渐发现，凡是实行郡县制的地方，虽有危机而不易失地，容易控制，否则不但难以有效控制，还会导致动乱分离。
为了根本解决边疆危机造成固有疆域的丧失，清朝不得不改变以藩部拱卫内地的旧制，撤藩建省，加强藩部与内地的联系。原来清朝关于藩部与内地的关系，并无孰轻孰重之别，只是治法不同而已，在某种程度上，还有保留藩部特殊地位的意向。可是藩部的建制在外强的步步紧逼之下显得涣散无力。1884年，朝野上下在收复新疆后经过几番争议，清廷终于决定撤藩建省。
与稍后的台湾建省有所不同，后者只是在原来的府州县基础上升格为省，新疆建省则是内部改军府制为州县制，整体上意味着清朝放弃所谓内亚化的藩属体制，朝着将所有统治区域变为中华体制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清国与中国，逐渐浑然一体。继此之后，清廷将满人视为禁脔的龙兴之地也改为直省，并相继启动蒙古建省和西藏改制。只是尚未完成，清王朝即寿终正寝。
行省制始于元代，明朝延续，清因明制，原本并非一级行政架构，而是皇权的分身，与部院的分事而治相互呼应，为内外相维的分地而治。新疆建省，使得清中叶以来行省逐渐变成直省的趋势进一步强化，省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与藩属的因人而治不同，直省的分地而治与近代国家较为接近，不论是何人，只要居住在同一地区，就具有同等权利和地位。民族统一，意味着融合成为共同的国族。这样的观念和制度，在国民政府时期得到延续。
正是由于这样的变化，使得清皇室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能够接受退位交权以保持留在中国大家庭的身份。他们当然希望自己仍然是清国的统治者，并不情愿成为一般国民，可是，如果必须放弃政权、皇位和帝制，才能留在中国，避免被驱逐，即便国号改成民国，体制改成共和，他们也不作第二选择。这倒不是说他们没有其他的选项，如宗社党和溥仪，就宁可求助于外强，也要千方百计地恢复皇位和帝制，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与其说首先是一般中国人，毋宁说是中国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所以在掌权和归属之间，他们只能在具有统治权的前提下才能接受清国即中国的身份。只是这样的满人即使在皇室皇族中间也为数不多，多数满人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五族共和成为民国国民的现实。
民国成立后，在京满人组织了满族同进会，“志在联合全国旗人，使京外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人士互相砥砺，一致进行，以享大同之幸福。征求全国各旗人之意见，筹划旗民之生计，帮助政治之进行，增进自治能力，以使同胞享有共和事权之利益为主义”。发起人和赞成人大都是前清的满蒙官员。宗方小太郎列举了正副会长、评议长、评议员、预备评议员、赞成人、名誉赞成人的名单后，认为“可谓已蒐集其同族之人材”(52)。
参议院不设旗人议员的理由，一是旗人没领土，二是各国无以种族名义列席国会的先例，三是旗人散居各地，可与汉人一起参选，四是旗人特设议员，反倒显出种族畛域。但仔细推敲，各项皆不充分。参议院组织不取纯粹地方代表主义，所以华侨无领土而设议员；旗人满蒙汉人全有，并非种族名词；旗人集中于直隶等个别省份，分地选举，名额有限，旗人难以当选；旗人议员与汉人同立一堂，可以融洽感情，调和意见，消除畛域。
有鉴于此，满族同进会三次上书大总统请愿，以争公权，并提案于参议院，得到大总统、国务员和多数参议员的赞成。“兄弟这篇议论，所为告知我们旗人，须知参政这件事，是人民在国法上应享的权利，得之则荣，不得则辱。”如果将来旗人没有国会议员，“我们旗人，在中华民国，没有说话的权柄，事事得听人的喝，受人的处分，听人喝受人处分，即是奴隶，不能算完全的国民。请看印度在英国，波兰在俄国，朝鲜人在日本，何尝有参政权。要而言之，我旗人获得此权则生，获不得此权则死。如不幸此案被参议院打消，我旗人务必再接再厉，虽请求至万次，亦不达目的不止。”为此，满族同进会发起旗人参政预备团，“一来为将来继续要求的后盾，二来为预备将来选举的机关，凡京外旗人，皆可加入。”(53)
春秀及满族同进会的政治诉求，不但完全接受了民国的政治架构，而且积极参与其中。民元10月，北京举行国庆纪念活动，“纪念会以共和成立虽系南方革命志士发明提倡之功，而赞成共和者亦不可忽，昨特由该会总理陈家鼎函请民族大同会恒钧氏来会办事，并请将前清逊位之隆裕太后及摄政王像片送来高悬，俾国民瞻仰，以示大同，而彰美德。”(54)
逊清皇室和满人的表现，得到一般国民的认可。民元共和纪念会召开，共和纪念会的主办者先期致函前清皇室，请其派员莅会，内称：“敬启者：敝会于十月初十、十一、十二三日举行国庆大典，已蒙各国驻京人员到会参观，敝会不胜荣幸。兹特肃函恭请贵太后、贵皇帝俯派代表莅会，共襄盛举，不但敝会增无量之光荣，即五族人民亦均受无穷之幸福。”
纪念会盛况空前，“是日赴会者三十余万之多，琉璃厂会场东西口均有松花牌楼，东牌楼有四大字曰：普天同庆，西牌楼有四大字曰：万邦协和。琉璃厂窑为开会地点，当中为追祭坛，上有灵牌，大书中华民国为国死事诸君灵位。台前有大运动场，周围一百余丈，场之南口曰得胜门，追祭坛之东为武德场，为体育会、汇文学校、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及协和医学校所建修。其西北为剧场，乃新剧团演剧之所。西南有招待场，为招待各团及诸先烈家属之处。迤西院内，有革命伟人、死义先烈之肖像及各处起义之纪念品。外有黄鹤楼，为女子师范学校所制，其前门内外有四大松花牌楼，门外中间之牌楼有四大字曰：于万斯年，东边牌楼上之四大字曰：尊重人道，西边牌楼之四大字曰：发扬国光，门内牌楼之前面，将隆裕太后宣布共和之明诏大书于上，其后面有四大字曰：五族同庆。”(55)
从撤藩建省到融入共和，清皇室和旗人正是在外强压迫和世界潮流的鼓荡之下，逐渐主动或被迫进行相应的改变。在此过程中，掌握晚清大权长达40年之久的慈禧的作用至关重要，她不仅确立了撤藩建省的取向，也使得满人的汉化大幅度加强。据说慈禧不通满语，又重用汉臣，以至于坊间风传其本是汉家女。受其主导，清皇室为维护其特性而进行的教育渐被忽视闲置，恽毓鼎记：
自光绪二十年以后，裁撤上书房，近支子弟皆不令读书，年十六七，即华服骏马，出而驰逐，目不睹圣贤之论，耳不闻正人之言，志趣才识，何从高远？迨醇王监国，复遍布为行政长官，谗谄面谀，与之俱化，遂酿成今日现象。当江汉事起，不过一隅之乱耳，而纷纷提取现银数千万，辇而纳诸外国银行，市面为之窘滞。租界一席地，争先恐后，借以藏身。士民为之动摇，外国为之齿冷。抱头痛哭，不展一筹；儿女情长，英雄气短。项城得乘间而入，唯所欲为。以此沦亡，自贻伊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亲贵已播亡国之种，安得不收亡国之果乎？余三年怨气，只博得今日万点啼痕耳(56)。
新清史围绕汉化与否的问题所展开的争论，赞同与反对的各方，多少都受到晚清民族主义意识乃至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识别后中国民族观念与现实的制约。其实所谓汉化，只能理解为陈寅恪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汉化与胡化的意思，而不能将汉视为一族。历史上的所谓汉，只是大概的指称，并无明确的所指。元代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之分，汉人与今日的汉族并不对等。清朝本是旗民分治，旗人包括满、蒙、汉，而民人更不仅是汉人。晚清受域外民族主义影响，加上人种和种族思想的作用，满汉差别和矛盾凸显。在反满排满宣传的鼓动下，旗民分治日益演化为满汉冲突(58)。
逊清皇室和旗人对中华及五族共和身份的认同，成为民族同化和疆域统一的重要机缘。不幸的是，小皇帝身边的一些人各逞私欲，争权夺利，妄图借清帝重归大位实现各自的政治野心，让逊位者卷入张勋复辟的闹剧和伪满洲国的丑剧，不仅使得逊清皇室和满人的优待条件被废止，应验了隆裕太后当年的担忧，更背上了卖国求荣的千古骂名。尽管如此，追随而去的满人皇族毕竟是极少数，而汉人官员如郑孝胥等，与其说是忠于清室，毋宁说是以皇权为一己私利的载舟。在中国历史上，向心与离心的倾向始终并存，越近文化的边陲，分歧越是明显。只是不宜一味放大离心的表现，忽略了向心始终占据主导，不要被若即若离的现象所蒙蔽，有意无意地对不离不弃的事实视而不见或故作别解。
收稿日期2016-08-22
注释：
①《孙中山年谱长编》(陈锡祺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26～727页)于9月10日和11日分别有溥伦代表清皇室宴请孙中山以及访晤摄政王及后者答拜的条目，日期及情节均有误。
②《孙中山到京后之八面观》，《新闻报》，1912年9月3日，第1张第3版，“新闻一”。
③《皇室欢迎孙中山》，《爱国报》第2039号，1912年8月25日，第3版，“本京新闻”。
④《北京欢迎孙中山详记》，《神州日报》，1912年8月30日，第3版，“国内要闻(一)”。
⑤⑨《申报》，1912年8月27日，第2版，“特约路透电·北京电”；“专电”。
⑥《天铎报》，1912年8月27日，第1版，“本报专电·北京”。
⑦《神州日报》，1912年8月26、27日，均第2版，“本馆特电·北京专电”。
⑧《西报记孙中山到京事》，《神州日报》，1912年8月27日，第3版，“国内要闻(一)”。
⑩《中山亦知皇帝之贵乎》，《神州日报》，1912年9月3日，第4版，“国内要闻(二)”。
(1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726页；毛注青：《黄兴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29～330页。
(13)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组编；严昌洪主编；高路编：《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10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年版，第182页。
(14)《清皇室欢迎孙黄》，《新闻报》，1912年9月19日，第1张第3版，“新闻一”。
(15)(16)(17)《民立报》，1912年9月12日，第3页，“专电·北京电报”。
(18)《时报》，1912年9月13日，第2版，“专电”。
(19)(20)绍英著：《绍英日记》第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289、292～293、345～348页。依制，内务府总管大臣最多可设三名。
(21)《黄克强在京之酬酢观·(二)清皇室之招待》，《申报》，1912年9月18日，第3版，“要闻一”。《新闻报》，1912年9月19日，第1张第3版“新闻一”刊发的《清皇室欢迎孙黄》，文字与此基本相同。
(22)《时报》，1912年9月14日，第2版，“专电”。
(23)《清皇室欢迎孙黄之盛会》，《爱国报》第2059号，1912年9月14日，第4版，“本京新闻”。
(24)北京特派员函：《黄克强入京记(二)》，《民立报》，1912年9月19日，第7页，“接新闻一”。
(25)《孙中山访谒清皇族》，《爱国报》第2057号，1912年9月12日，第3版，“本京新闻”。
(26)金友之：《孙中山先生会见逊清摄政王载沣小记》，《团结报》，1982年10月16日，第3版。
(27)刘宗汉：《孙中山拜会清室总管内务府大臣世续记闻》，《北京文史》2009年第2期，第66～67页。
(28)《时报》，1912年9月13日，第3版，“译电”；第2版，“专电”。
(29)《申报》，1912年9月13日，第2版，“特约路透电·北京电”；《时报》，1912年9月13日，第3版，“特约路透电”。
(30)《申报》，1912年9月3日，第2版，“译电·北京电”。“文汇报九月一日北京电云：孙中山君在京出行时，所经过各街道，皆预先禁绝交通，故北京各华字报对于此事颇有烦言，谓不啻为满清时代之皇帝出行。”《中山亦知皇帝之贵乎》，《神州日报》，1912年9月3日，第4版，“国内要闻(二)”。
(31)《孙中山游览颐和园》，《爱国报》第2059号，1912年9月14日，第4版，“本京新闻”。
(32)《孙中山参观坛海》，《爱国报》第2059号，1912年9月14日，第4版，“本京新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中山县翠亨孙中山故居编《纪念孙中山先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132幅照片识文为“孙中山与随行人员在故宫太和殿前留影”，应为1912年9月6日在明长陵棱恩殿前留影。此时清帝仍居紫禁城，尚无故宫之称。孙中山未与清太后、清帝会面，也没有进入宫禁，只是游览了南海。
(33)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严昌洪、彭剑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5，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0页。
(34)《武汉革命大风云(十五)·兴汉军歌》，《民立报》，1911年10月25日，第4页，“接新闻一”。
(35)《复参议会论国旗函》(1912年1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19页。
(36)《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页。
(37)《孙中山与大陆报访员谈》，《神州日报》，1912年8月30日，第3版，“国内要闻(一)”。
(38)《民立报》，1912年8月30日，第6页，“西报译电”。
(39)《时报》，1912年8月30日，第2版，“译电”。
(40)《新闻报》，1912年8月30日，第1张第3版，“译电”。
(41)老圃：《孙中山之满蒙弃置论》，《时事新报》，1912年9月6日，第1张第1版，“社论”。
(42)《正〈时事新报〉中山满蒙弃置说之误解》，《民立报》，1912年9月8日，第2页，“社论二”。
(43)老圃：《孙先生恋恋不忘明陵》，《时事新报》，1912年9月7日，第1张第1版，“社论”。
(44)李廷江：《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258页。
(45)《孙中山政见之平议》(逊志自北京属稿)，《神州日报》，1912年9月9日，第1版，“社论”。
(46)《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1版，“专电”。
(47)《宗社党之亡清灭满策》，《申报》，1912年2月21日，第2版，“要闻一”。
(48)《清太后解散宗社党》，《申报》，1912年4月8日，第2版，“要闻一”。
(49)《清太后消弭宗社党之办法》，《申报》，1912年4月13日，第2版，“要闻一”。
(50)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册，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版，第709页。
(51)黄兴涛的《清朝满人的“中国认同”——对美国“新清史”的一种回应》(刘凤云、董建中、刘文鹏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定宜庄的《晚清时期满族“国家认同”刍议》(《纪念王锺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编委会：《纪念王锤翰先生百年诞辰学术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认识到新清史对于重新研究满人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只是所使用的诸多观念和证明方式尚有可议之处。
(52)宗方小太郎：《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123页。
(53)春秀：《国会应设旗人专额议员之理由》(来稿)，《爱国报》第2058、2060、2061号，1912年9月13、15、16日，均为第1、2版，“演说”。
(54)《筹备声中之共和纪念会·满族之光荣》，《申报》，1912年10月14日，第3版，“要闻一”。
(55)《国庆日纪事种种·共和纪念会之盛况》，《申报》，1912年10月17日，第3版，“要闻一”。
(56)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74页。
(57)虽然平行比较并非历史研究的正途，也有当否之别。或者将慈禧与英国女王相比较，实则前者更适宜与其同龄人奥匈帝国的伊丽莎白皇后进行对比。相比于奥匈帝国的解体及其皇室成员的悲惨下场，清朝能够基本完整地过渡到民国，在人类历史上的确非比寻常。就此而论，慈禧和伊丽莎白各自的实际作为及留存形象之间，反差过大。
(58)关于满人的称谓及其演变，参见定宜庄：《清末民初的“满洲”“旗族”和“满族”》，《清华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91～98页。该文关于汉的部分，不无可议。
(59)桑兵：《中国的“民族”与“边疆”问题》，《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第88～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