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7月5日，在故乡河南省襄城县颖桥镇的河堤上，一颗子弹击穿克礼阿訇的头颅，使这位著作等身的回族穆斯林学者一步迈入历史的史册，回归到真主的阙下，至今已经整整40个年头了。
应该承认，陈克礼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在人们的口碑中，对他有褒有贬，议论不一。我以为，要想对他做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必须先要对其一生究竟做过些什么、说过些什么，有一个比较清晰的全面的了解与认识。陈克礼是在当年“一打三反”运动中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害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穷回回书生，怎么就成了共和国的罪人了？他有罪么？他应该受到这样的极刑么？要想搞清楚这些问题，必须先要搞清楚他的传奇一生究竟是怎样的？
1956年2月，经教导主任杨永昌再三邀请，陈克礼应聘到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任教师。鉴于在北大的前车之鉴，为了不受政治的干扰，能自由地进行翻译写作工作，他与中国伊协领导言定，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作为伊协正式职员，来去自由，不受任何约束。在经学院任教期间，他担负多门课程的讲授，“所讲授的课程仍然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余他仍继续坚持翻译工作。然而，在经学院的授课阶段，却为陈克礼的倒霉一生埋下了伏笔。据《简介》可知，“1957年9月，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开始‘反右运动’，召开大会批判陈克礼的右派言论，会后，他离校回家。不久，他即携子女流浪。”也有的人介绍说：“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陈克礼阿訇因其对伊斯兰坚定明确的思想观点和光明磊落、直言不讳的性格，首先受到打击。尽管他一再申明以前言定的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但伊协方面有关领导仍然坚持要求哪怕他不发言，也要去听一听‘群众’的观点。出于无奈，他参加了伊协组织的对他的批判会。鉴于当时已不能进行授课和翻译工作的情况，他决意离开伊协，离开北京，回到了家乡。”
看来，都是他讲课惹的祸。那么，他都讲了一些什么“右派言论”呢？在《陈克礼传》中有一段他自己在批判大会上的“认罪”言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据他自己检讨说，当时在讲课过程中他有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在经学院对学生说：“六亿五千万人信教不信教就看你们这一代人了。”当时我有一种错觉，我以为在伊斯兰教经学院，对伊斯兰教学生讲伊斯兰教的发展是“在教言教”，是政策许可的。殊不知，伊斯兰教经学院也要讲政治挂帅，要教育学生树立社会主义人生观。我的错误就在于教育学生与国家政策背道而驰。
第二个问题，说我对学生讲：“我们要把伊斯兰的血液输入到古老的中华民族的血管里去。”在社会主义社会说这话就是放肆，就是政治错误，那时我没有用社会主义思想去感觉感觉，而认为说话，说过算过。今天，我认识到了言论放肆是有严重后果的，咎由自取。
第三个问题，说我讲过：“要把六亿五千万人变成一个思想是不可能的。”我说这句错话是在“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全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我说这话就和思想改造运动唱反调。错就错在这里，和党的政治运动唱反调当然没有好下场。
第五个问题，说我曾对学生说：“马列主义将要融入伊斯兰主义。”我说话随便，不思后果，受到打击时才细思。马列主义是一个广阔的世界，伊斯兰主义是一个宗教。一个宗教能融得了一个广大的世界吗？我说话随便，随意撂出了这句狂言，又是一个政治言论错误，“我们要解放全人类”是全国到处可见的口号，马列主义要解放全人类。我说的这句话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反动的。
1958年到1970年，陈克礼厄运连连，倒霉的事情如影随形，一件接着一件地找到他的头上。
1962年2月2日，陈克礼领到了经更正的释放证。2月29日领着子女回到襄城县。同年5月应聘去叶县马庄清真寺任阿訇，仅过了三个主麻日即被村政府强令回家。
1963年5月18日，镇政府领导宣布给陈克礼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管制劳动。
1964年9月镇政府领导宣布给陈克礼补划为富农出身。
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长达十年的政治动乱。面对这场祸国殃民的灾难，生性秉直、光明磊落、忧国忧民的陈克礼阿訇，竟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与“身份”，署名上书中央文革和国家领导人，秉笔直言，历陈“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建议立即停止；同时阐明社会主义一些正确理论源于伊斯兰，指出伊斯兰可以作为中国正确发展与前进的道路。为此，他招来杀身横祸，以“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1966年8月28日，红卫兵第一次抄陈克礼的家，隔日又第二次抄陈克礼的家，所有译、著手稿被抄收一空。1970年2月26日陈克礼被抓，7月5日惨遭杀害。
二、怎样看陈克礼的传奇一生？
40年来，关于陈克礼的议论不一，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他“爱国爱教、与时俱进，创造了非凡的业绩”；有的说他是好人，是穷人，是天才，是人才，是一流水准的知识分子，善良、清贫、勤奋、艰苦，卓尔不群，一生从未侵害过任何人的利益，无愧于国家和社会，他一心只想做学问，只想用伊斯兰思想来净化穆斯林的心灵；也有的说他是“宗教狂热分子”，“政治上的糊涂虫”，“走长路不看天色风云”，“人缘不好，孤芳自赏，脱离群众”，不能与同事“融洽相处”，不能原谅别人，也不可能得到别人原谅；他的贡献也“并非很大”，“他只不过写了几本书而已”；“不明智”；“他说话放肆，不识时务，在经学院工作他太偏于宗教，疏远现实政治，说话随便而且颇多越过政治雷池。当他被划为右派分子时，有人叫他逆来顺受，俯首认错，以避反右运动锋芒，他却说：‘这是起码的信仰自由’而不听忠告”。
在简要地回顾了陈克礼阿訇的传奇一生后，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陈克礼阿訇何罪之有？
纵观他的一生，似乎影响他声誉的只有三个阶段：一个是北大期间，一个是经学院期间，另一个就是在“文革”期间。
北大期间，对其有不好影响的，除了他“婉言谢绝”组织的好意，拒绝加入党组织外，恐怕就是他公开表示拒绝参加对胡风集团的批判会。这是什么罪过么？这是什么错误么？今天看来，这两件事情不但不能算是罪过，连错误也谈不上！应该说，在一个正常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入党还是不入党，参加还是不参加批判会，每一个公民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任何选择都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如果因此就将陈克礼送上审判台，就表示当时的中国，公民个人的尊严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证明当时的社会出了问题，错不在于陈克礼，而在于当时社会的执政者。
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期间，他在课堂上的一些讲话被定为“右派言论”，是他的主要“罪行”。让我们一一分析一下，看看这些言论究竟有什么错？
当然，当年陈克礼这样讲话，在今日看来，也并非毫无可以挑剔之处。无论是当今世界，还是未来的世界，都不会是哪一家意识形态大一统的世界，都只能是多元的世界。中国也是如此。说伊斯兰教可以成为全中国人民唯一的信仰，显然是不可能的。今天有些穆斯林兄弟不是还在着力宣传要把伊斯兰教的绿旗插遍全世界么？这类话说多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会引起不必要的宗教信仰之争、有神无神之争，不利于全国人民的大团结，还是少说这类大话、空话、套话，多做些实事、好事为好。
2、他对学生讲：“我们要把伊斯兰的血液输入到古老的中华民族的血管里去。”这同样是基于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穆斯林阿訇对未来的一种向往而已，算不上什么错误，更不是什么罪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各族穆斯林始终在保留自己特立独行的基本信仰和教义主张的同时，不断地适应着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调整自己的方位，自觉主动地接受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与此同时，也以其独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百花园。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始终都是多元的文化，是在不断吸纳古代众多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以及现代56个民族文化和各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今后，中华民族文化的持续发展与进步，依然要继续吸纳各种人类文化的积极因素才能成功。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回族穆斯林学者提出要将自己世世代代信奉的伊斯兰教的优秀文化之血，“输入到古老的中华民族的血管里去”，补充丰富发展中华民族文化，恰恰表达出他的一颗热爱祖国、热爱祖国文化的赤子之心，何罪之有？
3、他对学生讲：“要把六亿五千万人变成一个思想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句大实话，是完全正确的，是对当时那种极左思潮的直言不讳的反抗和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国度里，强力推行一种思想信仰要全国人民都接受，全世界人民都接受，那是痴人说梦，根本办不到！当年，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们不能强迫人家接受马克思主义，也不能强迫人家不信教。这绝非仅仅是他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而是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基本原则，得出的必然结论。
5、他说：“马列主义将要融入伊斯兰主义。”未来的世界，恐怕还会是一个多元的意识形态，未必会将所有的“主义”都“融入”到哪一个“主义”之中吧？然而，作为一名坚信伊斯兰教正道，坚信伊斯兰教真理的阿訇，陈克礼具有这种认识或观点是很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算是什么错误或反动，更不能说是什么“右派言论”。我们国家宪法上明文规定，国家公民有自己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在自己任教的经学院的讲台上，对学生讲出自己的真实观点，并不违反宪法，也不违反任何一条法律法规。
从以上简要分析中，可以看到，陈克礼阿訇那几条所谓“罪证”都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是一位公民应该受到社会理解与尊重的个人观点或行为。从他所正式出版发行的一些文字作品中，我们找不到他任何反动的言论，相反，却还找到他热爱新中国、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实例。
在陈克礼的《从穆罕默德看伊斯兰教》再版自序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文字：
……我们回族，在从前封建统治时代，正像别的兄弟民族一样，或者更惨痛地遭受着统治阶级与民族内奸的无理剥削，血腥欺压，疯狂屠杀，致使回族的全部生活，都受到严重损伤！
现在好了，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了，宣布了封建专制王朝的死刑，全国人民翻了身，少数民族也得到了平等的待遇……，这样，增高了我们的自尊心，更鼓舞了全国人民手拉手地团结在友好的大家庭里，拿出一切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和消灭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奋斗！
我们怎样才能够把这个正确的民族政策和盟约百分之百地实现呢？这就需要我们每个民族，首先把自己认识清楚，这样才能真正地互相尊敬，共同前进。
在过去黑暗的社会里，决不容许你谈任何真理，……所以我四年前草就了的这本书的底稿，也就被关在黑屋里去了。
北京解放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回到了家乡，亲身看到土改运动，体验到人民力量的巨大。这是人民自由的大时代，我的这本书也是出世的时候了。”
“文革”期间，他署名上书中央文革和国家领导人，秉笔直言，历陈“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建议立即停止；同时阐明社会主义一些正确理论源于伊斯兰，指出伊斯兰可以作为中国正确发展与前进的道路。为此，他招来杀身横祸，以“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最后被施以极刑。现在我们已经相当清楚地认识到，所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完全错误的政治运动，对全国人民而言是一场巨大无比的灾难，几乎使得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跌到经济崩溃的边缘。在当时，能够像陈克礼那样一针见血地指出那场灾难实质、要求中止那场灾难的勇士，寥寥无几，而且无一不是遭到虐杀。事实证明，他们不仅无罪，而且有功，有大功。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向世界、向历史证明，在那场灾难面前，我们的民族有真的勇士敢于向专制主义说“不”！在那个理智与良知几乎丧失的年代里，我们民族的理智与良知并未泯灭，他以纯真的信仰为导向，为国家、为人民的前途而担忧，而呐喊，呼吁终止罪恶，回归正道！陈克礼阿訇应该受到我们的崇敬与敬爱！
三、两点启示
陈克礼阿訇的传奇一生留给我们很多启示。
宗教问题是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引导得好，会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否则，会成为不安定因素相对集中的领域。要积极有效地做好宗教引导工作，就必须从以前那些极左的、错误的、教条主义的宗教观中解放出来，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武装干部的头脑，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做好宗教领域的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认真解决好那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团结信教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社会矛盾化解工作做好了，构建和谐社会就有了可靠的保障，我们的祖国就会不断地、一步一个脚印地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2010年5月8日初稿
注释：
[1]根据《日梭万年历》推算。
[2]李瑞环：《1993年2月24日在听取中央统战部关于民族、宗教工作汇报时的谈话》，见《学哲学用哲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第285页。
（作者单位与职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
主办：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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