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末至1916年，这一时期是西方传教士向中国穆斯林开展传教运动的准备阶段，他们通过与穆斯林的接触和交往，开始了解这个群体，并且在部分穆斯林中开展了尝试性的传教活动。1910年海恩波的专著《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基督教会在穆斯林文字布道工作方面也有所进展，准备和积累了一部分适合在中国穆斯林中分发的文字材料。这一切为他们在中国穆斯林中开展下一步的传教工作奠定了基础。
19世纪初，基督新教开始传入中国。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基督新教正式传入中国。基督新教传教士踏上中国大地不久，就注意到中国存在着一个人数众多而又特殊的穆斯林群体。他们从认识、了解中国穆斯林①这个群体开始，逐步将其确立为他们的传教对象。1917年，基督教中华续行委办会之下成立了一个专门组织——布道回族特委会（SpecialCommitteeforMuslimWork）。1926年，布道回族特委会被解散。对穆斯林宣教工作仍有兴趣的一批在华传教士又于1927年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中国穆民交际会（SocietyoftheFriendsofMoslemsinChina）。与此同时，经过长期的准备和力量积蓄，逐渐涌现了一批致力于福音穆斯林的传教士，如海恩波（MarshallBroomhall）、梅益盛（IsaacMason）、冯尚德（F.H.Rhodes）、胡立礼（H.F.Ridley）、金品三（GeorgeE.King）、安献令（GeorgeFindleyAndrew）、濮马克（MarkBotham）、毕敬士（ClaudePickens）、任守谦（E.J.Mann）、海春深（GeorgeK.Harris）等。
一、传教士“发现”中国穆斯林
新教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较早的记载可追溯至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816年，马礼逊作为英国特使翻译从广州去北京，在途中他就发现北方“到处都有穆斯林，而且还在政府中担任官职”。在离天津约160里的一个小村庄，马礼逊碰见一位年老的穆斯林商贩，问他是从哪里来的，他回答从西洋来，又问从哪个国家来，他就不知道了。但他告诉马礼逊，他已经是在华的第五代穆斯林了，附近有很多穆斯林，还有一个礼拜寺[1](166)。
1868年，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Edkins）参观了北京的清真寺，他观察到“北京的清真寺教授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理解《古兰经》不仅需要阿拉伯语，理解注释还需波斯语。一位有资格的阿訇给学生教这两门语言。”“阿訇通常是受过教育的老师，由他接受培训的清真寺的主事推荐，受邀担当类似于牧师的职务。”此外，他还详细介绍了清真寺的布局、礼拜、穆斯林的葬礼、外貌特征等[2](176～177)。1875年，一位到南京旅行的传教士发现了生活在那里的穆斯林，“南京大约有5万名穆罕默德的追随者，他们遵循汉人的习惯，与汉人同服同语，但不与他们通婚。他们有自己的礼拜场所，这座城里现在大约有10处这样的礼拜场所，他们在这里听用阿拉伯语朗读的《古兰经》，他们也遵守先知命令的斋戒。他们的葬礼与汉人截然不同，不用棺椁，只用布裹尸，葬入一个与我们的相似的坟墓。”[3](410)
穆斯林人口最集中的地区在中国的西北，当西方传教士可以自由游走于中国内陆时，那里的穆斯林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中华内地会（theChinaInlandMission）的伊斯顿（Easton）和帕克（Parker）是最早进入中国西北地区的基督新教传教士，1877年1月，他们二人到达甘肃省城兰州，这是基督新教在甘肃传教的开端[4](251)。1879年，伊斯顿（Easton）偶然“发现”了甘肃的穆斯林，他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整个晚上，一群我称之为穆罕默德信徒（Mahometans）的人一直围坐在我的周围……他们表示赞同我所说的一切，其中一个甚至还说在《古兰经》里耶稣在三位一体中是等同于上帝的第二人称，类似于这样的话表明他们对自己的经书是多么无知。”[5](152)
在中原地区的河南穆斯林人口也比较集中，南浸礼会（SouthBaptist）传教士E.McNeillPoteat在河南开封市中心一个穆斯林聚居区看到很多人家的门上贴着阿拉伯语字画，有些店铺外面挂着茶壶的标志，说明是由穆斯林经营的。那里的清真寺“很容易被误认为是佛教寺庙，但是没有偶像，没有尖塔，没有闪亮的圆顶屋，也没有人劝诱你进去烧香拜佛”。他们参观了两座清真寺之后的印象是，“这是我们第一次走进他们的围墙。在某些方面他们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其邻居的民族，大街上到处都有穆斯林，他们的特征很明显，很接近中东地区的人，很多人留着络腮胡，这在汉人之中很少见。”穆斯林虽然与汉人不一样，“但是也许真实的情况是，他们的主要区别仅仅是外表的，其实他们都是中国人”。[6](426～428)
自西方传教士“发现”中国穆斯林之时起，穆斯林便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给他们留下的最深刻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是穆斯林的“独特”，这种“独特”不仅在于其外在的特征，而且在于他们的信仰。而在“独特”的穆斯林身上，传教士似乎看到了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穆斯林似乎是一面可以让传教士看到自己的影子的镜子，当传教士们在中国“发现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固守着一神信仰的群体时，这还是温暖了他们这些基督徒的心”[7](452)。因此，源于这种相似性，传教士对穆斯林的总体评价是高于汉人的。但是，相似也是一种比较，只有同类的事物才具有可比性。传教士在观察穆斯林时，有意识地与他们自己及其宗教进行比较：“他们（穆斯林）在那块土地上很少宣传自己的信仰。他们不在大街上讲道，他们假装以此证明其信仰的优越性，因为他们不需要基督教式的公开布道。中国穆斯林在文字宣传方面也做得很少，我们甚至很难确定他们究竟有没有文字材料，他们的书籍是手工抄写的，也有一些是印刷的，但他们不愿让公众看到。”[8](282)
既然穆斯林并不注重宣传自己的宗教，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有如此庞大的信徒群体？“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唐朝时期几乎同时传入中国，为什么后来基督教消亡了而伊斯兰教却很兴盛？”[9](414)很多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传教士，当他们在思考这些问题时，其实已经采取了一种西方与东方、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文明与落后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推导出的结论就是：伊斯兰教是基督教的敌人，中国穆斯林是基督教要争取的对象。
二、尝试性的传教活动
三、海恩波的专著《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出版
1910年，内地会在伦敦刊布了海恩波（MarshallBroomhall）的专著《伊斯兰教在中国：一个被忽视的问题》（IslaminChina:aNeglectedProblem），汉文书名为《清真教》，这在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穆斯林的宣教历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基督教世界传教运动的领袖穆德（JohnR.Mott）以及向穆斯林传教的权威人士兹威默等联合对该书书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这本书标志着中国的传教调查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是该领域用英语出版的第一本书。”[19](175)这本书主要分为历史和现状两大部分。历史部分参考了当时西方汉学界的已有研究成果，主要内容包括中国与阿拉伯在历史上的交往、早期来华的穆斯林、汉文和阿文碑刻、广州的清真寺、清末云南和西北的回民起义、“回回”的含义和形成过程等。现状部分资料则主要来自他与在华传教士的数百封通信以及传教士笔记，考察了清真寺的礼拜、穆斯林人口估算、穆斯林的社会和宗教状况等。
海恩波的这本专著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本由西方传教士完成的系统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著作。但是，他完成这本专著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伊斯兰教，而是要发起一场基督教向中国穆斯林的传教运动，我们就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专著对中国穆斯林宣教运动的影响。
由此可见，既然中国穆斯林是如此容易接近，包括海恩波在内的西方传教士对争取中国穆斯林改宗基督教的前景保持了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在这一批传教士的推动下，他们掀起了一场使中国穆斯林改宗基督教的宣教运动，但过于乐观的他们也许低估了他们即将面临的困难和阻力。
四、宣教文字材料的准备
文字工作在西方传教士向中国穆斯林的传教活动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传教初期，他们主要做了两方面的文字工作，即针对传教士的文字工作和面向穆斯林的文字工作。
英文版的《古兰经》对传教士来说也很重要。19世纪末宗教学创始人、英国学术大师缪勒（F.MaxMuller,1823－1900）从1876年起开始主持编译《东方圣书集》（TheSacredBooksoftheEast），包括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以及伊斯兰教等宗教经典被大量翻译成英文，介绍到了西方各国。《古兰经》也被翻译并收录进《东方圣书集》，至1879年已出版[25](17)。
曾在印度北部穆斯林中传教的德国传教士帆德尔所著的《真道衡平》（TheBalanceofTruth）也颇受传教士们的青睐。1878年济南的一位传教士在《教务杂志》上向传教士们推荐了这本书，并建议将它译为汉文[26](386～387)。1911年另一位传教士再次推荐了由英国圣公会传教士ClairTisdall重新改编、基督圣教书会在伦敦出版的《真道衡平》，改编后的这本书有多种语言的版本，推荐人认为英文版对研究伊斯兰教很有价值。既然这本书是由两位最擅长向穆斯林宣教的传教士完成的，那么对向穆斯林宣教的传教士来说，其价值更是不言而喻。“基督圣教书会愿意帮助那些同工获得与先知的追随者辩论所需的完备的知识，这本书将免费或低价送给穆斯林地区的传教士。”[27](535)
兹威默的著作对传教士了解伊斯兰教、获得对穆斯林传教的指导也很有帮助，1910年以前介绍给在华传教士的专著主要有三本。《阿拉伯：伊斯兰教的摇篮》（Arabia:theCradleofIslam）1896年完成，该书介绍了阿拉伯半岛的地理、人文和政治情况，也涉及传教工作[28](417)。另一本书是《雷蒙·鲁尔：派往穆斯林的第一位传教士》（RaymondLull:FirstMissionarytoMoslems），该书后来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流传甚广。还有一本是《伊斯兰教：对信仰的挑战》（Islam:AChallengetoFaith），是为学生志愿传教运动发行的教科书，该书的煽动力很强，直接呼吁基督教世界向伊斯兰教世界发起传教运动，对此感兴趣的在华传教士直接在青年会上海总部可获得此书[29](458)。
除以上书籍外，还有一些书籍被陆续推荐给传教士阅读，其中包括：1882年在伦敦出版的《伊斯兰教的未来》（TheFutureofIslam），1878年在伦敦出版的《伊斯兰教及其创始人》（IslamandItsFounders），《古兰经——构成、教义及其对〈圣经〉的见证》（TheCoran——Itscompositionandteaching,andthetestimonyitbearstotheHolyScriptures），1907年出版的《印度和远东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IslamandChristianityinIndiaandtheFarEast），1915年出版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生命力》（TheVitalForcesofChristianityandIslam）等[30](474;507;436)。
注释：
①本文参阅的英文史料中出现了大量的“ChineseMoslem(Muslim)”这样的称谓，在近代的英文文献中，“theChinese”多指“汉人”，而与“ChineseMuslim”对应的则是“汉回”，尽管这一称谓是不确切的，但该词在指涉一个民族群体时基本上可以与今天意义上的“回族”等同，本文中“中国穆斯林”基本上指通常意义上的回族。
②又译作“字威默”、“兹维迈尔”或“知味墨”。他是著名的伊斯兰教问题研究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长期致力于向阿拉伯地区的穆斯林传教。他于1911年在埃及开罗创办了很有影响的期刊《穆斯林世界》（TheMoslemWorld），并长期担任主编。兹威默在西方教会界享有很高的声望，是19至20世纪对穆斯林世界宣教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曾多次组织对穆斯林传教的世界性大会，是推动基督教在穆斯林世界传播的领袖人物。
③毕海澜（HarlanPageBeach,1854－1933年），美国公理会在华传教士。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韩永静（1974－），女，宁夏青铜峡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宗教对话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