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在青天白日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该是何等壮观的一种景象？这种奇异的巧合并非臆想。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交，犹如电光乍闪，中国和俄国的天空，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颗惊人相似的巨星。他们，就是震古烁今的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
连远在西方的马克思，也情不自禁地发出史诗般的浩叹：“这真是一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今天，重新翻检这段历史，人们不禁要问，是盛衰循环的历史周期律无可逃遁，还是幸运女神偶然间与中国擦肩而过？这是一首悲欣交集的凄凉挽歌，令人回味，发人深省。
生于忧患的“全能皇帝”
如果不是上帝插了手，谁也无法解释康熙和彼得一生波澜壮阔的历程，竟然充满那样复杂而神秘的巧合。他们同是少年登基，同样博学勤政，甚至连幼年的曲折命运，也充满谶语般的暗合。
年幼的康熙和彼得都是不幸的。玄烨的生母佟佳氏只是皇宫中一名不受恩宠的庶妃。玄烨降生时，父亲顺治皇帝正对满洲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即传说中的明末名妓董小宛）爱得死去活来，哪有精神顾得上这个不请自来的小儿子。出生不久，玄烨即遭到当时被人视如洪水猛兽般的天花的侵袭，命悬一线，尽管凭借顽强的生命力侥幸存活下来，却让后来的康熙大帝从此留下一脸不太好看的麻点。不幸接踵而至，他八岁丧父，十岁时疼爱他的母亲又死了。两年之间父母双亡，形影相吊，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心灵创伤。康熙后来回忆到，那年母亲生病的时候，他日夜守候在床边，滴水不进。母亲去世时，他日夜啼哭，不思饮食。直到晚年，康熙回忆起这一幕幕还不无悲伤地说，他在父母的膝下没有得到一天的欢娱，“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
但玄烨又是幸运的。他有一位宽仁博大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十分关心他的成长。这位富有政治头脑、品性贤良的祖母，对玄烨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他成为一代明君打下了坚实基础。她经常给小孙儿讲述祖父当年披坚执锐、艰苦创业的故事，激励他将来要秉承祖先英烈之风，成为有抱负、有作为的人物。她一直以帝王的标准严格训练孙儿，教育他要“宽裕慈仁，温良恭敬”，甚至连一举一动都要“俨然端坐”，中规中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幼年的不幸，砥砺玄烨更加勤奋地学习。从五岁发蒙开始，他早出晚归，无论严寒酷暑，从未中断。父母双亡后，他更加发奋努力，系统学习治国安邦之道，认真研读儒家经典，还拜武艺高强的侍卫阿舒默尔根刻苦练习骑射技艺，纵马射猎，十矢九中，英武非凡。他常常虚心地咨询左右，甚至不耻下问于身边的太监。繁重的学业差点儿压垮了他的身体，他累得咯血，仍然坚持手不释卷。后来不得不发展到需要针灸治疗的地步，以至于多年后康熙皇帝一闻到灸条的艾味还心有余悸。
康熙一生既受到满洲骑射文化的训练，又受到蒙古草原文化的熏陶，还受到汉族儒家文化的影响，可谓“全能皇帝”。正是这种严格认真的教育，形成了康熙雄浑博大的学识修养，培养了康熙果断坚韧的人格力量。
公元1669年，康熙正式亲政。这位蓄势待发的少年天子，一旦坐上至高无上的王权宝座，就显示出不可遏止的治国雄心。他十四岁时就亲自谋划铲除了位高权重、专横跋扈的鳌拜，一生先后平定三藩之乱，东北反击沙俄，西北扬威平叛，修德中外一家；对内则治河安邦，富国裕民，肃清吏治，开创出“康乾盛世”的繁盛局面。康熙的一生，既能纵横疆场、运筹帷幄，又能经世济民、安邦治国，达到儒家标准的“内圣外王”境界。这样的帝王，如果不是处于一个终结蒙昧的专制王朝，也许算得上“千古一帝”了。
命运多舛的少年彼得
在地球的另一端，比康熙晚十八年出生的彼得同样命运多舛。他来之不易的皇位，显得更为血腥。彼得的父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老年得子，欣喜若狂，对彼得宠爱不已。可惜好景不长，彼得年仅四岁，老沙皇突然病逝，孤儿寡母、势单力薄的彼得母子命运岌岌可危。彼得十岁那年，经过一系列血腥的斗争，同父异母的索菲娅公主先发制人，以谎言和承诺赢得射击军的支持，兵围皇宫，拥戴彼得一派的皇后亲属纷纷人头落地，一颗颗血淋淋的头颅被挑到射击军的矛尖上。索菲娅在斗争中占据了上风。此情此景让彼得深受刺激。索菲娅这个阴险狡猾的女人，她那种翻云覆雨、复杂多变的政治手腕，给年幼的彼得以深深的影响。他的一生从此崇尚暴力，并学会对待敌人应该如何恩威并用，残酷无情。
和康熙幼年生活在野心勃勃的鳌拜的阴影下一样，彼得母子在索菲娅公主高悬头顶的利剑下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彼得虽然是名义上的沙皇，而真正的大权却紧握在索菲娅公主手里。他们被索菲娅公主赶出了莫斯科，流放乡间。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天生精力充沛、求知欲强的彼得如同脱笼之鸟，自由翱翔。与从小生长在深宫红墙内锦衣玉食的康熙不同的是，彼得不认为手工是贱活，他对实用技术有着疯狂的热情，办公室里有木匠、石匠、铁匠的全套工具，一生精通十二种手艺。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也有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业余爱好，有喜欢做木活的，有爱好设计下水道的，有喜欢做生意的，甚至有像北齐后主高纬那样喜欢扮乞丐行乞的。然而彼得并没有只荒嬉沉醉于一己之好，他更讲求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对历史、地理、炮学、造船都充满浓厚兴趣。而他最如痴如醉的还是军事游戏。广阔的乡间成为他最好的训练场。他的儿童玩具几乎全部是由马刀、战鼓、小火炮组成。他十一岁就学会发射大炮，十三岁就会使用手枪和毛瑟枪。他在住所旁边构筑了带炮塔的兵营，周围挖了壕沟和阵地，他常常组织村里的小孩们玩打仗游戏，带领他们冲锋陷阵。
后来，年幼的彼得心血来潮，竟向索菲娅公主申请索要一批真枪实弹。索菲娅暗暗欢喜，这个羽毛未丰的小子，一直是威胁她独霸王权的一块心病，如今眼见他玩物丧志，不问世事，索菲娅求之不得，不禁喜从中来。她不但送去了大批枪支弹药，甚至还送去了大炮和正式的编制。索菲娅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些看似玩闹的游戏断送了她的权柄。
彼得搜罗了一批外国军人，招募了六百名童子军，立志将他们训练成纪律严明的军队。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担任了鼓手。他甚至举行真枪实弹的军事演习，导致他的二十名“士兵”丧命。而这些与彼得玩耍长大的孩子，后来有不少人成为他的重臣，比如儿时当过猪倌的雅古任斯基当上了总检察长，卖过肉饼做过马夫的缅什科夫成为他的陆军大元帅，而这支童子军也成为俄国真正意义上的正式军队，精锐程度远远超过了政府当时控制的射击军。
当索菲娅公主终于认识到彼得原来是一颗即将孵化的蛇卵，为时已晚了。和康熙借摔跤角力的满洲少年“善扑营”智擒鳌拜一样，十七岁那年，彼得统领由他组建的“少年团”一举粉碎索菲娅公主的摄政集团，把这位凶残的女大公关进了修道院，开始行使皇权。
但不甘失败的索菲娅公主，趁彼得到国外学习之机，于1698年再次挑动射击军发动兵变，但很快被效忠于彼得的谢英将军成功镇压。这次彼得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了。他以最残酷的方式惩罚敌人，下令杀死一千多人，那些已死去的贵族被从墓中挖出来鞭尸。他亲自挥舞马刀砍下叛乱射击军的头颅，还逼着大臣们跟他一道下手。他把叛乱者的头颅挂在索菲娅公主的窗外，他要让这个女人知道，和他作对就是这个下场。
彼得在一片盛怒的血海中，建立起的他绝对权威。大幕刚刚拉开，一切仅仅才只是开始，正如马克思所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性格决定命运。现代心理学早已证明，人的早期经历对其性格形成至关重要。这条真理对康熙和彼得来说同样适用。康熙即位时年仅八岁，彼得也只有十岁。他们都曾有过受制于人的傀儡皇帝经历，又以相似的暴力手段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显示出过人的胆魄与能力。专制王朝血腥残酷的宫廷斗争，成为酝酿他们早期性格的共同温巢。但在他们迈出人生第一步时，不同的文化土壤，又锻造出他们不同的性格气质。少年时代那些以暴制暴的经历，使彼得终生崇尚强权，充满强烈的叛逆精神，促使他以疾风暴雨的方式抽打着俄罗斯一路飞跑；而康熙自幼酷爱中国的儒家文化，信奉恪守仁政宽怀的人生理念，并终生用它来治理中国。
康熙和彼得都生活在由古代转入近代的关键时刻。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鞠躬尽瘁，勤政不怠，试图为国家开辟出一条富强之路。但康熙和彼得又都是由自己的民族所塑造出来的，他们注定将在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上并驾齐驱。康熙是浑厚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堆积起来的泰山雄川，彼得则是俄罗斯广袤原野上自由疯长的参天巨树；康熙如搭造严谨的广厦，彼得则是冲决一切的洪流。康熙更为沉稳慎重，彼得却无比决绝果断。
康熙的政治蓝图
康熙深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君王之术，谨记祖母当年“得众则得国”的教诲，一生尊奉“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信条，他对于老百姓的仁慈宽厚，恐怕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多见。康熙有一次出外巡察，路遇一人倒卧地上。拦挡圣驾非同小可，侍卫正要严加惩处。康熙立即加以阻拦，令人问明情况，得知他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回家路上因为饥饿晕倒了。康熙说不要惊吓了他，你们马上热粥给他喂了救他。王四海喝了热粥之后苏醒过来了。康熙了解到这个人家里的确很困难，又送他盘缠让他回老家。王四海感激不尽，四处传颂当今圣上的爱民功德。这件小事是康熙治国爱民的一个缩影。他常说，我不用长城，我用人心，人心就是我的长城！为了体现自己的“仁政”，他慎重使用皇帝对死刑犯的勾决权力，甚至于以牺牲法纪为代价，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全国仅仅处决十五名死囚。
中国历代皇帝都把“家给人足”作为最高的治国目标。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小农社会里，这不仅仅是家家户户梦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历代君主的政治理想，构成全社会的共同追求。康熙竭力维持的也是这样一种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他清楚地给自己设计了为政的蓝图“期于家给人足，百姓乐业而已。”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位六十一年中，康熙废寝忘食，鞠躬尽瘁。有时为追杀敌军，一连三天不下马，其骁勇与顽强绝非常人可比。他对送来的奏折是有奏必签，右手患病拿不住笔，左手也要执笔批签。即使秋季围猎习武，白天纵横奔驰，每晚仍不辞劳苦，与随行学士“举火读奏章”。《康熙起居注册》中真实地记载，他每天早上“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把御案搬到乾清门前去办公，辰时准时上朝，御门听政，巡游在外也要在行宫的大蒙古包里按时办公，无论酷暑严寒，从不间断。清朝皇帝的御门听政，由于康熙的榜样一直到光绪都坚持下来。当时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以这样充满敬意的笔调记述康熙皇帝：
他有处理复杂纷繁事务的刚劲毅力，他有制定、指挥、实现宏伟规划的坚强意志。他的嗜好和兴趣高雅不俗，都很适于帝王的身份。他为人公正，伸张正义，倡导德行，爱护臣民。他具有服从真理的性格以及绝对抑制情欲的克己之心。诸如此类高贵品德，不胜枚举康熙皇帝在政治上公正无私，按国法行事；在用人上任人唯贤，并把这些视为施政中严守的信条。因此，从未发生过因徇私情或出于个人利益而反对康熙皇帝的事件。
真可谓天道酬勤。当康熙终于看到天下太平，国势日盛之时，随即提出了“持盈保泰”的思想，满足于百姓岁足年丰、人民鼓腹讴歌的社会图景，到处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用铁索勒激起俄罗斯向上
在另一条道路上，彼得则用严酷的鞭子赶着俄罗斯在近代化道路上一路急行军。
如果说康熙的勤政多少还受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时刻潜藏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所驱使的话，彼得则几乎是带着与生俱来的勃勃雄心，不惜一切代价“用铁索勒激起俄罗斯腾跃向上”！（普希金语）
他是一位锐意进取、百折不挠的改革家，为了推行他的强国梦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用普希金的话说，彼得的某些诏令“是用鞭子写成的”。有一次彼得和首都警察局长乘车过河，发现桥梁出了故障。他觉得这是警察局长玩忽职守所致，不由分说给了这位局长一顿好打，以示警告。他说：“这是要你好好记住，一定要让大街和桥梁畅通无阻，以后你自己要多加巡视。”沙皇在给警察局长上了勤勉奉公的一课后，又挥挥手说：“上车吧，老弟！”
我多次看见他第一个来到失火地点，雪橇里带上他的消防水泵。他参加全部的灭火工作。由于他的思想异常敏捷，他能立即判断出应采取什么灭火措施。他爬上房顶，哪里最危险就到哪里去。
是的，彼得天生就是不知疲倦的“永动机”。他接过手来的俄罗斯实在是太蛮荒、落后了！当时，荷兰已辉煌了近百年，英国完成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上帝派来的大管家”牛顿对宇宙的认识带动了一个科学的时代，法国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带领下成为欧陆首强，巴黎成为整个欧洲竞相模仿的对象而此时的俄罗斯人，心灵完全处于封闭蒙昧之中。95%的人是极度贫困的农奴，每个女人要生十五到二十个孩子，半数的孩子生下来不到一年就贫病而死，多数人活不过四十岁。俄国人的文化水平非常低，即使在首都莫斯科，一百个人中能识字的也超不过三个，连贵族地主和他们的子弟大多数也是文盲，平民中上过学的就更少了。寒冷严酷的冬天来临，人们只好待在屋里用酒精打发时光。俄罗斯唯一能做的，就是用酒精麻醉自己，逃避现实。
彼得心急如焚。他迫不及待地要使他的祖国摆脱孤立落后、贫穷愚昧的状况。为此，他绝不容许任何俄罗斯人有半点松懈，首先从他自己做起。著名的俄罗斯科学家和爱国者罗莫诺索夫赞美道：“无论在什么地方，这位伟大的君主都不仅用命令和奖赏，而且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激励臣民们努力工作。”
他向来一身几任，除沙皇外，他还以炮手、船长、团长、造船工匠等身份“为国服务”，并对各种身份的直接上级保持尊敬。从十九岁开始，彼得以下士的身份在军中服役，他甚至亲自驾驶小船英勇地攻击敌军战舰，在战斗中为迫击炮装填弹药。他在行军途中和士兵一起挨冻受饿，在肮脏的泥泞里摸爬滚打，有一次战斗中还被呼啸而来的子弹打穿了帽子。因战功晋升将军后，他要求人们不要拿他当皇帝，要称他为“海军少将先生”。在有生之年，他的个人用度从来没有超出一个海军将军的薪俸（他到英国访问时结识一位女演员，分别时只赠给她4000卢布，女演员抱怨沙皇是个小气鬼）。他甚至到一个钢铁厂像普通工人那样劳动一天，用挣来的八块钱买了一双新鞋子。在一次接见海外归来的留学生时，彼得伸出右手说：“你看，老弟，我是沙皇，但我手掌上有老茧，这些都是为了给你们示范。”
整个俄罗斯都在这位威武强悍的命运之王手中颤抖、嬗变。
为了排除干扰和反对，他动辄抡起棍棒殴打，强迫大臣执行命令，他的惩罚措施从小额罚款到没收全部财产，从折磨肉体、流放做苦役，直到处死，应有尽有。
彼得的改革将俄罗斯人推向忍耐的极限。直到最后连自己的儿子阿列克谢也无法承受，暗中积聚力量反对他的改革。一次酒宴后，醉酒后的太子终于忍无可忍地公然喊出：“注定要发生的事情总会来到的，我父亲和继母的朋友们将会尝到尖桩刑的滋味”
1716年11月，太子阿列克谢叛逃了。经过战争威胁和一系列复杂的外交活动，彼得把太子从意大利抓回了俄国。他亲自参加了对太子的刑讯。随着审讯的深入，阿列克谢对叛逃行为供认不讳。他承认不仅想煽动叛乱，血洗俄国，如果一朝登上皇位，还要将父皇彼得的所有改革措施一笔勾销，恢复到从前的旧制度。他声称自己是俄罗斯古老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的维护者，因此坚信民心在自己这一边。
彼得锐意改革，而太子却想走回头路。一旦太子的计划付诸实施，彼得的种种努力必将付之东流。对于这个倒行逆施的儿子，彼得表现出了惊人的残忍。他对太子说，我连自己的肚子都不珍惜（彼得曾在一次战争中差点被击中），我怎么会容忍你的放荡行为呢？他参与了拷打以及致儿子死亡的整个过程，平静地目睹儿子因为经受不住拷打而浑身颤抖。在太子死去的第二天，一位欧洲外交官惊奇地发现，彼得照常出席了一系列国务活动，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在所有反对改革的风波中，即便是自己的母亲、叔叔、岳父、儿子，彼得也会断然与之决裂！
康熙八年（1669）初的一天，紫禁城的午门广场。
正午的阳光刺眼而肃杀，凝固的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大清帝国的满朝文武大臣齐聚一堂，表情严肃。这里正在上演一场万众瞩目的生死对决。
事情的起因，是由一桩争议已久的学术公案引起的。
结果，南怀仁用一根日晷测出当日正午针影达到的精确位置，而汗流浃背的吴明烜却一筹莫展，屡次测算失误。康熙当即力排众议，将杨光先等一伙人革职，任用南怀仁主持西法治历。
这次惊心动魄的午门对决，激发了康熙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他深深感到作为一国之君，对科学技术方面也应该有所了解，才能够在此方面取得发言权。从此，对西方科技知识的渴望和热忱贯穿了康熙皇帝的一生。后来说起幼年经历的那场“历法之争”，他对臣下谈道：“朕思己不能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
这位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对西学的痴迷和熟悉程度令人瞠目：从天文地理，到物理、化学，甚至高等数学、西洋音乐，他全都学过，而且学得还不错。谁能想象得到，三百多年前，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连“地球”是个什么概念都还不知道时，他们的皇上已在紫禁城的深宫内摇计算机、玩对数器、开平方根？
康熙的开明和好学，有他身边的“国际友人”的不少记载可为佐证。据传教士洪若翰的信件所述，康熙“自己选择了数学、欧几里德几何基础、实用几何学和哲学”进行学习，他要求传教士们用满语讲授数学和力学等欧洲科学，“神父们给皇帝作讲解，皇帝很容易就听懂他们给他上的课，越来越赞赏我们的科学很实用，他的学习热情愈益高涨。他去离北京两法里的畅春园时也不中断课程，神父们只得不管天气如何每天都去那里”。他们上完课走后，“皇帝也不空闲，复习刚听的课。他重看那些图解，还叫来几个皇子，自己给他们讲解。如果对学的东西还有不清楚的地方，他就不肯罢休，直到搞懂为止”。
康熙皇帝不但注重书本知识，而且注重实践。法国传教士白晋作为康熙的老师，详细记述了康熙热情高涨、学以致用的情形：
他有时用四分象限仪观测太阳子午线的高度，有时用天文环测定时刻，然后从这些观察中推测出当地极点的高度；有时计算一座宝塔，一个山峰的高度；有时测量两个地点间的距离。另外，他经常让人携带着日晷，并通过亲自计算，在日晷上找出某日正午日晷针影子的长度。皇帝计算的结果和经常跟随他旅行的张诚神父所观察的结果，往往非常一致，使满朝大臣惊叹不已。
如此好学不倦的皇帝，中国历史上似乎还不多见。因此他获得了“老师”白晋极高的评价：“他生来就带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记忆力强，有惊人的天才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样忙碌的皇帝竟对各种科学如此勤奋好学，对艺术如此醉心。”
康熙皇帝对西学的钻研和兴趣是全方位的。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室，试制药品，学会了种痘，在他的子女和宫女们身上实验后，效果很好，立即推广到蒙古。为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知识，他还亲自解剖了一只冬眠的熊。在黄河、淮河、运河交口的大堤上，他指着东流的河水，耐心地向当地负责管理水利的官员讲解如何计算水的流量。他甚至还在中南海丰泽园内试验起了杂交水稻，居然比今天的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还早了三百多年！
康熙晚年组织的两项全国性的重大科技工程，影响深远。一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组织全国优秀的天文数学家，集体编纂了一部代表当时中国自然科学最高水平的天文数学乐理丛书《律历渊源》，编纂该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运用当时已经掌握的西方科技知识，修正古代典籍上的有关差错，弥补其不足，使之成为自己文治中的重要内容。康熙对此高度重视，命令将所纂之书每日进呈，由他“亲加改正”，整个编纂工作历时八年方告成功。二是“移天缩地”，组织人实地勘测绘制了著名的《皇舆全览图》。在测绘勘察过程中，康熙大胆使用外国传教士，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术等，从而取得了很大成果，代表了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赞叹道：“它不仅是亚洲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
康熙与洋教师们的“蜜月”
君王好高髻，城中高一尺。康熙经常让侍从带着仪器随侍左右，当着朝臣的面专心致志地观测天体和研究几何学，并积极把自己掌握的西洋科学知识传授给皇太子及其他臣僚。皇上对西学的满腔热情，顿时激起了王公大臣们的趋附和兴趣，他们迫不及待地让自己的子弟去学习西学知识。西方的机械、水利、医学、音乐、绘画等过去只能被视为“奇技淫巧”而遭国人不屑的东西，现在纷纷传入中国，成了皇室和贵族间的时髦。受康熙的影响，学术界也兴起了学习科学之风，尤其突出表现在数学领域。乾嘉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数学人才，就是康熙本人提倡并爱好学习数学的结果。
我认为，康熙帝一个人比他所有的臣僚都更具远见卓识。我之所以视他为英明的伟人，因为他把欧洲的东西与中国的东西结合起来了他以其广博的知识和先见之明远远地超过所有汉人和满人，仿佛在埃及金字塔上又添加了一层欧洲的塔楼。
两三年前，陛下派往这位皇帝身边的耶稣会士，有幸接触到一位以前在法国以外连做梦也未曾见过的伟大人物。他和陛下一样，有高尚的人格，非凡的智慧，更具备与帝王相称的坦荡胸怀，他治民修身同样严谨，受到本国人民及邻国人民的崇敬。从其宏伟的业绩来看，他不仅威名显赫，而且是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帝王。在边陲之地能见到如此英主，确实令人惊讶。简言之，这位皇帝具有作为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如果说，他治理国家的才能还不如陛下，那么，恐怕也可以说，他是自古以来，统治天下的帝王当中最为圣明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