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传入一个地区或一个民族时,都会与当地的民族文化发生融合,这种融合在人类学上称之为“涵化”[1]。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和传播进程中同样经过了这样一种方式,它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互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伊斯兰文化,这种融合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对宗教本身的影响,对宗教载体的影响。本文以此为切入点,对此因素和现象做一些阐述和探析。
一、对宗教载体的影响
(一)清真寺建筑的演变
清真寺是穆斯林群体进行宗教和社会活动的重要场所,往往被认为是伊斯兰教的重要象征物之一[2]。清真寺在阿拉伯语中又音译为“麦斯基德”(叩拜之处)。《古兰经》中说:“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的,故你们应当祈祷真主,不要祈祷任何物。”[3]清真寺在唐宋时期被称为“堂”、“礼堂”、“祀堂”、“礼拜堂”等。元代以后称为“寺”、“回回堂”。明代把伊斯兰教称为“清真教”,遂将“礼堂”等词汇改称“清真寺”,沿用至今。
著名学者刘致平把伊斯兰教建筑物在中国的发展和演变分为三个时期。伊斯兰教从唐代传入中国到元末为第一时期,是伊斯兰教建筑的移植时期。这时,“一般外观造型还基本保持阿拉伯建筑的形式,不过已逐步吸取中国传统建筑的布局和木质结构体系,出现了从阿拉伯形式逐步形成中国伊斯兰教建筑的过渡形式,或中国混合形式的伊斯兰教建筑”[4]6。从明初到鸦片战争前为第二时期,是伊斯兰教建筑的过渡时期。这时,“伊斯兰教建筑大量采用后窑殿,因之无梁殿的结构形成就成为我国伊斯兰教建筑的常用制度了”[4]6。“清朝时期的伊斯兰教建筑,已完全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形制,其总体布局多为四合院式……”[4]8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为第三时期,是伊斯兰教建筑的演变和发展时期,这时,“由于西方建筑技术的传入,在一些新建的清真寺中也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结构,并出现了楼层式的清真寺”[4]9。
总体来说,伊斯兰教的建筑形制特征主要可分为两种:阿拉伯式和传统殿堂式[5]。阿拉伯式的清真寺建筑,其工程用料多为砖石结构。如泉州清净寺,广州怀圣光塔寺等,也有平面的布置,但非左右对称,又不甚注意中轴线,如扬州仙鹤寺等;中国早期的清真寺建筑融入了一些地方特色的传统的民族风情。比如,作为吉祥的象征的金鸡、龟纹等常常是我国古建筑装饰中比较喜用的题材,广州光塔清真寺寺墙上原用金鸡为饰,泉州清净寺大门内三层穹隆顶的设计和砌筑方法以及在半圆的天花藻井上饰以龟纹图案,都为伊斯兰教建筑增添了浓浓的中国色彩。泉州清净寺虽然保留了建于宋代的阿拉伯式样的拱形券门,但这个清真寺的其他建筑都高度地方化,清真寺大殿的遗址至今犹在,名字竟然叫奉天坛。这显然是一个高度中国化的名字。尽管这些建筑受中国传统木制结构建筑影响很少,但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没有。“礼拜大殿的平面多样化,十字形、凸字形、工字形等,后窑殿的样式有单檐、重檐、十字脊或者各种亭式脊等多种变形”[6]。这些清真寺的结构和建造,一方面为中国古代建筑增添了新样式,新创意;另一方面也为伊斯兰教建筑的中国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同时也丰富了中国建筑文化和世界建筑文化的花坛。
传统殿堂式清真寺建筑将建筑群的装饰风格和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特色融会贯通、紧密结合,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来衬托和装饰伊斯兰教的宗教内涵,麒麟走兽、二龙戏珠、花卉彩绘、立碑悬匾、堆石叠翠、花草树木、设置鱼缸、香炉等,与伊斯兰国家清真寺肃然起敬的气氛大有不同[7]121。如西安化觉巷清真寺,兰州绣河沿清真寺等,琳琅满目的彩绘艺术,丰富多彩的建筑艺术使中国原素更为突出;也有突出赏心悦目的砖雕艺术的,如青海洪水泉清真寺、宁夏同心清真大寺等;还有朴素简洁,殿堂不施彩画,以别具风格见长的,如宁夏石嘴山清真寺、甘肃临夏部分清真寺等。所以,有游人说,“观赏我国境内清真寺,殿宇形式,每多近于风鉴异说”,“望之外表,几于僧道庙观无差异”[7]235。
中国清真寺建筑形制的逐渐演变,象征着中国伊斯兰教的变化,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清真寺的特有建筑型制的正式形成。清真寺建筑在中国的演变和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内地的发展和演变,充分体现了伊斯兰教的地方化和民族化的进程,加速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8]。
(二)穆斯林习俗的自我融合和转变
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中,除了古兰经原封未动和维持原样外,实际上在很多地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适当的改变某些原有的特点并融入主流社会,这种外部的结合是“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互为因果的一种表现,也标志着伊斯兰教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基本实现”[7]136。
二、对宗教本身的影响
(一)经堂教育
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伊斯兰教“凯拉姆”(3)体系的形成。中国伊斯兰教凯拉姆体系即是以儒家思想阐述伊斯兰教教义为特征的中国伊斯兰教思想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明末清初以“经堂教育”以及随之而起的“以儒诠经”活动的兴起为标志,代表着这个过程的渐趋成熟[7]207。
(二)“以儒诠经”
汉文译著的学者们采取了“以儒诠经”的方法,用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来阐述和解释伊斯兰教的信仰观、人生观、道德观、宗教历史人物、典礼制度及民族民俗观念,奠定并确立了具有鲜明中国伊斯兰教本土化特征———中国伊斯兰教哲学思想体系。
由此可以看出,“以儒诠经”是伊斯兰教学者们用儒家思想和观点研究并整合伊斯兰教教义的概念和范畴,为中国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进一步了解伊斯兰教提供了纽带和研究基础,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穆斯林学者用儒家的概念对伊斯兰教进行意译,同时以儒家观点进行择译,是穆斯林自我展现和自我觉醒的象征,较好地实现了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促进了伊斯兰教教义向中国本土化的转型。“以儒诠经”活动极大地加速了中国伊斯兰教民族化的进程,使外来的伊斯兰教最终植根于中国,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烙印,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伊斯兰教[23]。
(三)掌教制的变革和教坊的形成
元代中后期,“回回掌教哈的所”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教坊制”。所谓的“教坊制”,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民间组织形式,不具有官方政权色彩和背景,它虽由“回回掌教哈的所”演变而来,却没有“哈的所”的朝廷任命制和行政权力等特点,而形成了另一些基本特征:各坊之间相对独立,无隶属关系;单一、互不结合性,以各自清真寺为核心,形成以宗教、政治、经济、文化、民事处理、社会活动等为一体的教坊组织,各坊之间的教务与寺务既分离又联系。这种组织形式起初形成于城市,随着元朝“寓兵于农”政策的实行,许多屯垦的军士“上马则准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战争结束后,全国平定,这些回回将士被解除军籍,随地入社,获得了土地,变成了农民[25]。这样,在广大的农村中也逐步形成了“教坊”,如甘肃临夏市穆斯林聚集区称为“八坊”,宁夏吴忠市东风乡有“牛家坊”等。
到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穆斯林在教坊制度的基础上融合了儒家和苏菲派的一些观点,形成了具有不同地区的特殊体系,最终形成了中国独特色彩的门宦制度。
由此可见,伊斯兰教掌教制度和教坊体系,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每次的变革和改制,是中国穆斯林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标志,并使中国穆斯林在中国大地上自力更生、历经百年,直至今天。
三、结语
伊斯兰教崛起于阿拉伯半岛,吸纳和融会了希腊的哲学、自然科学,罗马的政治学、法学,波斯的文学、历史、艺术,印度的数学、医学、天文学、宗教哲学等,最终形成了世界三大文明之一。自唐代进入中国后,在其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更是将其宗教文化和精神根植在中华文明的厚土之中,犹如葡萄、红柳,在这块充满生机的土地上,汲取“岩韵”,普受阳光,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鲜活地融入现实生活,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其政治和文化环境,融入了时代元素。但无论如何,中国的伊斯兰教在其载体如建筑、民族民俗、语言等方面,涉及内在思想如经堂教育、汉文伊斯兰教经典的出现,以汉语为表达语言的宗教解释体系以及伊斯兰教管理体系和民间组织,如掌教制、教坊制等,其最终目标都是调试宗教自身以适应当时的社会,实现政教相安,国教并重。因此,今日伊斯兰教的中国本土化,其实就是同今日中国社会相适应[27]。伊斯兰教中国化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的本土化过程,其基本含义是指在坚持伊斯兰教教义教规原则不变的基础上,主动适应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使伊斯兰教在一些方面呈现中国文化特色[28]。
经过1300多年的本土化、民族化发展历程,中国穆斯林成功实现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特别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穆斯林与全国各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共同为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爱国情怀更加高涨,荣誉感、民族自豪感与日俱增。中国穆斯林这种自信、自豪、自我展示的决心和意志,在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当今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在新形势下的中国穆斯林,紧跟国家大政方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坚定信念,积极发挥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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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马明良.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以儒诠经”[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5).
【注释】
1“埋体”,阿拉伯语,此处指亡者。
2萨琦(1393-1457年),字廷珪,号钝庵。以易经中永乐丁酉乡试第一百十二名,宣德庚戌乡试第四十九名,廷试登状元林震榜二甲第二名,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预修仁庙实录,升礼部右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阶通议大夫,卒于官,享寿六十四,钦赐祭葬大梦山。
3“凯拉姆”,阿拉伯语,有“话语”“辩证”“逻辑”等意思。
4为了便于管理迅速发展的伊斯兰教宗教事务,元朝设置了“回回掌教哈的所”这一官署。
5元代的“哈的”,指专为非穆斯林的蒙古帝王祈祷,并为国祈福的专职宗教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