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高居九重天，可怜农民苦无边。若非地主剥净皮，苦干许能混人间。耕田、播种、收割忙，惊看来了地方官。宣布老爷一道令：一切工作扔一边。立即套马上堡寨，那里有活要你干。运柴运草运粪便，一车接着一车装。农活未停犁在田，这和老爷何相干？农民如果有怨言，皮鞭猛抽脊骨断。”——十五世纪德国流行的民歌《魔网》
路德宗的宗教合法性最终得到承认，新教登上了历史舞台。
但是，宗教改革运动并不仅仅是一场宗教革新，它逐渐发展为一场社会政治运动。
德意志尖锐的社会矛盾在宗教外衣下显露出来。
1524—1526年的农民战争是宗教改革运动的最高潮。
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人数最多、受苦最深的是农民阶级。
他们承担着繁重的劳役和赋税，供养光吃饭不劳动的贵族和教士。
当时一摩尔根土地价值2～3个弗罗林，而一件贵族的女装竟然价值9～10个弗罗林。
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他们想尽办法压榨农民的血汗。
农民如果不向地主交钱，非但不能种地、娶妻，连死亡都不行——要交继承税。
有的地方农民晴天必须为领主劳动，雨天才能给自己干活。
多数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十四世纪上半叶起，饥荒和瘟疫笼罩着德意志大地。
1348年开始的黑死病夺走了德意志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1502年，因为粮食歉收，广大德国农民纷纷吃草（非比喻）。
人民中流传着怨气冲天的传单：“……我们穷人应当被驱逐去为他们刈草、晒草、耕地、播种亚麻、拔麻、梳麻、烘烤、洗濯、切断、纺织、采摘豌豆、拔胡萝卜和芦笋。上帝保佑，哪里曾听到过这样悲惨的事呢？他们敲骨吸髓地课征与掠夺穷人，而我们必须交付利息。”
人们在背后议论贵族：“他们不仅享用了老百姓的羊毛和牛奶，而且也吸干了老百姓的血，最后还啃尽了骨头上的肉。”
穷苦的汉斯们渴望取消捐税和什一税，渴望消灭压迫他们的贵族。
他们等待着揭竿而起的机会。
十六世纪初，“鞋会”“穷康拉德”等农民和平民密谋组织纷纷出现，当局残酷地进行镇压，将其首领五马分尸，但不满的暗流仍然在德意志涌动。
宗教改革一通辩论，送来了农民急需的理论指导。
福音书现在变成了军旗。
人民不仅把新教教义理解为从教会的枷锁中解放，而且还理解为要从农奴制下获得解放。
群众比路德走得更远了。
这时候，青年教士托马斯·闵采尔脱颖而出。
他学识渊博，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获得过神学学士和文学硕士学位，还能为人治病。
闵采尔真诚地鼓吹宗教改革思想，他与路德合作，在各地奔走宣传，路德还给他介绍了一个新教牧师的工作。
但他的思想比路德更激进。
他认为，反对教皇的权力和赎罪券只意味着改革了一半。
他发展出充满革命精神和人文主义思想的宗教和政治观点，依托早期基督教财产公有的精神，主张用暴力消灭旧教会、诸侯和贵族，建立一个人人平等、没有私有财产和阶级差别的人间天堂。
这样伟大的理想至少超越同时代三个世纪，后来英国和法国的革命领袖、潘恩与卢梭等大思想家都继承和发展了闵采尔的部分思想。
闵采尔带着内心如火的激情，用越来越激烈的语言布道。
他宣讲的题目很明晰：为人民争取自由，为天国争得人间的统治。
他的著作封面上印着带铁锤的闵采尔。
他在讲坛上用雷霆般的词句轰击现存制度，当着萨克森选侯的面说，贵族是盘剥、偷盗、抢劫的祸首。
闵采尔逐渐成了农民和城市平民的思想领袖。
同时他也被不少人记恨，受到迫害，他被许多城市驱逐出境，书籍被没收，为他印刷的工人被关进地牢。
有的领主禁止臣民去闵采尔那里做礼拜，违者罚款。
群众的反应是派使者向闵采尔诉苦，表示希望结成同盟反对领主。
闵采尔和路德也逐渐产生了分歧，尽管他一度视路德为“上帝之友的典范和灯塔”。
路德给闵采尔送上外号“叛逆的妖精”，说他是假先知，应该被驱逐出境。
路德还向当局告密说，闵采尔的活动“除导致杀人、暴动和流血外，不能有别的结果”。
闵采尔也大肆嘲讽，说路德是“一个蹩脚的改革家”，他的信徒除了揶揄修道士和僧侣以外毫无作为。
保守的神学家不能理解闵采尔的演讲为何受群众欢迎，他们造谣说，闵采尔在演讲前让城里最漂亮的妇女们围着他，在她们身边他就全身充满上帝的气息。
他们不明白，闵采尔的教义之所以深入人心，是因为契合德意志人民时刻感受到的残酷现实。
闵采尔虽然一文不名，连吃饭都成问题，但他却对贵族和教会发出了豪言：“如果说上一次我用火枪谴责了他们，那么现在我则要在天上同上帝一起雷击他们，他们早已恶贯满盈了。”
这即将击打德国统治阶级的天雷，就是兴起中的农民运动。
1524年夏天，南德意志农民开始抗租抗税，农民战争终于爆发。
随后，起义风暴席卷全德。
起义主要分布在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和图林根-萨克森三个地域。
仅士瓦本地区就至少有四万五千人拿起了武器。
农民们占领了千百座城堡和教堂，捣毁贵族的庄园，惩办恶霸领主，焚烧债券和地契。
德国农民战争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战争，兼有宗教斗争、民族解放战争和社会运动三重性质。
起义者提出的斗争纲领囊括了进步与统一的诉求，要求废除一切关税、杂税，取消地租，统一全国货币和度量衡等等。
闵采尔直接推动了萨克森-图林根地区的起义。
他相信只有消灭僧侣、贵族才能拯救人民，只有在旧世界的墓地上才能建立新世界。
他在德意志各地旅行，进行革命宣传，拥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闵采尔发布文告说，真正的基督徒绝不应该服从官府，因为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强盗，是当地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
1525年春，在闵采尔的指挥下，缪尔豪森城市民起义，建立了革命政权“永久议会”。
这位起义领袖品行严谨，只穿一件朴素的毛皮边上衣或者肥大的先知外套。
他既非主席，也不当市长，仅仅以牧师身份出席市政会议。
但是，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吸引进城，如饥似渴地听他关于新天国的布道。
闵采尔号召革命者没收教会财产，废除封建特权，以暴力推翻封建制度。
然而，这种过激的纲领，脱离了当时一般农民和市民的认识。
大部分群众还是满足于改善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比如废除农奴制，取消过重的劳役和地租等。
士瓦本农民军提出了温和的纲领“十二条款”，主要要求取消苛捐杂税和限制劳役。
起义是农民的自我解放，他们要求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
教会和贵族的不义之财成为斗争对象。
群众打碎了圣像，抢走了上面的装饰品，撕毁地契和债券，还把贵族的酒窖喝了个干净。
缪尔豪森的妇女们“洗劫”了教堂，用教会的弥撒服给自己做了漂亮的衣服。
闵采尔派弟子到各地去发动群众建立新天国，他本人带义军出击，攻占了许多修道院和贵族的宫城。
当地群众赶着大车来投奔他，帮助没收领主的财物，比如粮食、家具、金银器皿，还有教堂的大钟。
闵采尔骑着马给他们讲道，把缴获的物资分给他们，号召群众：“让你们的宝剑染上热血……把恶人打烂，把他们的碉楼掀翻。”
革命的烈火由缪尔豪森向四面八方蔓延。
成千上万的农民奋起反抗封建压迫，让各路诸侯惊恐不已。
残暴的黑尔芬施泰因伯爵被农民军俘虏并判处死刑，他请求用3万古尔登买命，农民军表示血债血偿，给两吨黄金也没用。
有的贵族害怕了，给农民送去了大炮和弹药。
还有的干脆换上农民的服装表示归顺。
许多贵族宣誓遵守“十二条款”。
宗教改革先驱路德此时站在了起义的对立面。
遗憾的是，这位曾经的宗教改革权威，如今劝说人民服从天命却收效甚微，讲道时他甚至遭到唾骂和石子。
连他的诞生地埃斯勒本和隐居翻译《圣经》的瓦特堡都爆发了起义。
路德恼羞成怒说：“那些人骂我是献媚者，很好，我喜欢听这话。我一定要弄到很多皮革，把他们的嘴一个个都封死。”
路德说到做到，他在威滕伯格成立了新的市政会，驱逐激进的宗教改革家，查禁他们的著作。
路德这头“粗暴的黑熊”成了威滕伯格的新教皇。
路德似乎从来没有政治改革乃至革命的意愿和自觉。
究其原因，他本人毕竟是市民民主阵营的代表，是站在新兴城市资产阶级立场上和教会斗争。
一旦这个阶层认为起义威胁了自己的特权，就会表现出对革命农民赤裸裸的憎恨。
路德或许不清楚，在当时的情况下，教会变革必然与社会革命联系在一起。
他想扑灭自己点起的这把火已经办不到了。
德意志诸侯并非软弱无用之徒，他们迅速拼凑起联军镇压起义。
黑森伯爵菲利普认识到了闵采尔的首脑作用：“缪尔豪森是一切冲突和不满的根基和发源地，一切叛乱行为像泉水一样从那里涌出。”
1525年4月底，他带领诸侯联军开始进攻闵采尔。
诸侯军拥有六千步兵和两千六百骑兵，还配备了大炮。
三百年后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有句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闵采尔是天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掌握“批判的武器”，现在却要面对“武器的批判”。
他的部队有八千人之多，可是均为装备恶劣的乌合之众。
他派一个瑞士人带900古尔登金币去纽伦堡购买火药，但这人不厚道地卷款潜逃了。
5月16日，两军在弗兰肯豪森展开会战。
起义军在一个名叫“战斗山”的高地上扎营，在周围设置了车垒和壕沟。
尽管人数相差不多，但起义军多是新兵，缺乏武器和训练，更没有合格的军事人才。
很多人看到诸侯势大，感到害怕。
中午，蔚蓝色的天空上出现了一道绚丽的彩虹，这恰巧是闵采尔军旗上的图案。
闵采尔最后一次向起义者讲述了他们的神圣使命，宣称天降吉兆意味着上帝与他们同在：“你们看天上这个彩虹，它说明上帝要保佑我们军旗上带彩虹的人，残暴的诸侯就要受到审判和惩罚。”
原先动摇的人现在勇敢起来，信徒们高呼：“我们愿意在这儿团结一起，同生共死。”
“奋勇前进，绝不饶恕那些暴徒！”
突然，诸侯不顾休战的约定向他们开炮。
上帝没有拯救这些农民军。
诸侯的军队突破了车垒，起义者全面溃败，有的逃进弗兰肯豪森城内，有的逃进山间的林地。
诸侯骑兵逢人便杀，城内和四郊一片血海，死亡的农民有五千多人。
诸侯军队进而攻打缪尔豪森。
5月25日，缪尔豪森市民决定投降。
诸侯向他们勒索了全部的武器、马匹、库藏财宝和四万古尔登。
闵采尔也在逃亡中被捕遇害了。
他面对严刑拷打，坚贞不屈，没供出一个活着的同伴。
在死刑前，闵采尔挺起被铁链绑住的身体，大声演讲。
他认为他做了过于伟大、超乎他个人力量的事情，并警告诸侯不应再虐待他们的穷苦臣民。
在他死后很久，还有大批秘密信徒把他当作圣人一样尊敬。
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组织，诸侯又采取了收买、欺骗和分化瓦解的手段，其他各路农民军也纷纷失败。
到1526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逐渐平息。
胜利的贵族得意洋洋地说：“每个贵族在猎枪上插九个农民，天公地道。”
“应该把这些大坏蛋一律赶下大池塘淹死。”
伟大的农民战争失败了，至少十万至十五万农民被杀害。
德国农民再一次遭受了深重的苦难。
士瓦本民间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谁要是在1523年没有病死，1524年没有溺死，1525年没有被打死，谁就能讲述奇迹。”
农民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德意志分裂状态造成的狭隘性，还有农民政治觉悟的低下。
他们基本只在自己家乡的狭小地域作战，不能对诸侯组织有效的进攻。
缪尔豪森陷入危机时，曾向上法兰克尼亚农民军求援，而这支农民军却忙着打劫小贵族和畅饮美酒，坐视诸侯将他们各个击破。
农民军各自为战，互不支援，结果是一起垮台。
虽然农民战争没消灭德国原有的社会秩序，也没能发展出新的道路，但它强烈冲击了旧制度。
伟大的农民战争是十六世纪德国革命运动的顶点。
一方面由于农民战争的冲击，天主教会的统治受到动摇，德国进一步脱离罗马教廷的控制。
另一方面，天主教诸侯认为，镇压农民战争是对“路德教”的胜利。
随着起义失败，许多地区都在追捕和消灭新教牧师，将他们车裂、烧死或斩首。
新旧教诸侯间的政治分裂加深了，新的冲突阴云出现在德意志的地平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