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之前诸多说法我无从评说，只想说说我阅读完《清史稿》后的感受：洪秀全利用教主身份鼓吹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四处出击、攻城略地、建立政权、直至洪秀全死亡后的一个月左右，太平天国政权被清政府剿灭，在这十来年的打打杀杀过程中，他在大清国土上建立的所谓“天国”政权，只不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宗教武装政权”。
一．洪秀全自导自演天国故事，借助明道来暗自武装
依据《清史稿》中的《洪秀全列传》可知，洪秀全“少饮博无赖，以演卜游粤、湘间”。年少时的洪秀全就喜欢饮酒赌博，闯荡江湖，在广西、湖南等地靠给人家占卜打卦为生。后又与同乡冯云山一道拜当地的“上帝会”（亦名三点会）教主朱九畴为师，在朱九畴死后，洪秀全成为新教主，名气在地方宗教领域愈来愈大。
由于上帝会是非法组织，必然遭到官府取缔，在缉捕时，洪秀全逃到了香港。在香港，洪秀全开始接触到“耶稣教”，使他的上帝宗教思想更加西化了。
在潜回广西后，他与冯云山继续从事传教活动，以教会友。他以妹夫萧朝贵家为集合窝点，在那里结识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使他的上帝会不断发展壮大，为后来拉起队伍造反储备了力量。
有一次，洪秀全突然宣称自己生病了，“诡云病死七日而苏，能知未来事”。他神神秘秘地对外宣称，自己病死了七天，现在又苏醒过来了，但却具备了通神的本领，能够预知未来的事情。
洪秀全的“诡云”像是在演戏，但又是熟门熟路，因为他之前就有“演卜”基本功。潜逃香港，对于洪秀全如同是进行了一次业务进修，现在只是将其与原先从师傅那里学来的道道相结合，重新组装，以“演卜”的方式贩卖出去，这对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乡民而言，自然具备更大的神秘性与诱惑力。
洪秀全对众信徒们说：“这几天上帝召唤我去谈话了，说人世间将有大劫难出现，惟有拜上帝会可以避免这场灾难发生”。他又告诉众信徒们：凡是加入上帝会的人，男性一律称兄弟，女性一律称姊妹，在他这个上帝会里是实行男女人人平等的。这番话，诱惑力更大。
仅此还不够，他又为自己设定好了第二套神秘“演卜”：先给上帝会披上西洋耶稣教外衣，再给自己量身定做一个身份，以融入上帝耶和华的大家庭中。他继续忽悠信徒们，说他死而复活之后，能够“通天语”听懂天界上帝的语言了，知道天父的名字叫“耶和华”，天父的长子叫“耶苏”（耶稣），他洪秀全是天父耶和华的次子。这样一来，洪秀全就把自己神化成了上帝大家庭中的成员，他俨然成了天神上帝在人世间的化身和代言人。
到此还不够，洪秀全接着开始表演他的第三套诡把戏，把“演卜”的本领发挥到极致：他把自己单独关闭在一个卧室里，“禁入窥伺，不进饮食，历数日而后出”。在自我关禁闭期间，任何人不准偷看、不准进入禁闭室、更不准送吃的喝的进去。几天后，他不仅人没有饿死，还走出房门，神秘兮兮地告诉众信徒：他这几天是到天宫出差去了，与上帝在一起商议大事了。
众信徒见洪秀全不仅没有饿死，并且还与上帝在一起开会研究大事，觉得洪秀全是个神人，“众皆骇服”，吓得要命，仿佛真的遇见到了神，个个表示臣服，心甘情愿投奔他的麾下，听他指挥。
洪秀全发现自己的这三招诡秘“演卜”果然生效，自己的身份已经实现了由凡人到神界的华丽转型，接着就开始以神的名义发布学习洗脑材料了：“复造《宝诰》《真言》诸伪书，密为传布”。有了自己编写的教材，信徒们就有了遵循，更便于统一教化了。
但洪秀全的初心不只是为了宣传教义、给众信徒洗洗脑子，而是最终要达到以教会的力量来壮大自己的实力、以便与清朝政府对抗。说到底，自己手中要有真正的枪杆子武器才行。于是，洪秀全一边在利用上帝宗教的魔力来神化自己，广收信徒，一边又在思考如何利用合法手段来武装自己的队伍。
于是，洪秀全又回到了现实当中，在暗中办上帝会的同时，又明的开了一个政府认可的“分公司”以遮人耳目。他们利用粤西、湖南等地土匪众多、四出俘劫、社会治安混乱情况，与杨秀清创立“保良攻匪会”。官府一看，这是一个帮助政府保一方平安的组织啊，也就不管了，至于政府是否还给予政策倾斜就不得而知了。洪秀全他们以“保良攻匪会”为旗帜，开始公开“练兵筹饷”，招兵买马，一下子筹集到了不少粮食和资金，这样一来，“归附者益众”，队伍愈来愈发展壮大。
广西桂平县知县在把洪秀全逮捕并搜查到17本“入教名册”后，洪秀全又被广西巡抚郑祖琛“不能决，遂释之”，估计难就难在不好判断这些人是上帝会的，还是“保良攻匪会”的，所以就只好把洪秀全给释放了。
洪秀全把虚无缥缈的天国资源给诡秘地用活了，同时又抓住政府的需求，通过成立“保良攻匪会”合理公开渠道，暗中为未来开展宗教武装而积极筹备弹药器械粮食，他要在清朝政府眼皮底下干一件轰轰烈烈大事的条件已经开始具备。
二．洪秀全精心打造“天”字号品牌，政权弥漫着浓厚宗教色彩
有了一定的武装准备和金钱粮食储备，洪秀全应“红羊”之谶，在丁未年（1847年）从广西金田出发，开始了他的边打边抢、边占地盘边进行宗教说教的战斗行程。在作战行程中，他没有忘记继续利用宗教的魔力来给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增加神秘感。在咸丰二年十月攻打湖南长沙时，他就玩了一个小伎俩，谎称在长沙南门外得到天帝所赐的“玉玺”一方，从而赢得胁从者高呼“万岁”。
洪秀全处心积虑、绞尽脑汁，要给追随他的信徒们一个强大信息：他是上帝派来拯救人间的，他要始终高举“天”字号大旗行事，这样才更具神圣性和感召力。他在占领一个地方后，如果条件许可，不忘让人建筑一个小高台，好让他“演说吊民伐罪之意”，向普罗大众宣传他带有西洋宗教味道的平等自由思想。即使后来到了江宁定都，他也日登高殿，集众演说，表示要给人民以自由权，同时提倡解放妇女。
洪秀全倾力打造“天”字号魔幻品牌，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认识。
首先，从政权名称看。洪秀全深知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道理，他将自己寻求建立的政权定性为如同“天国”一般，他要以救世主的姿态来为天下谋求太平，所以又将他的天国冠以“太平”二字，称“太平天国”。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奴隶制封建制王朝，又有谁有这么大的胆识把自己建立的政权与上天攀附上而称“天国”？洪秀全是第一人，因为他是靠“上帝会”起家的，再说他自称是上帝耶和华的第二个儿子呀，由他建立的国家当然叫“天国”了。
其次，从都城名称看。在血洗江宁城后，洪秀全要在此定都了。此前的江宁城名称已有许多，如南京、建康、建业、金陵等，“洪秀全既破金陵，遂建伪都”，将都城的名称定为“天京”。都城名称仍然离不了一个“天”字。纵观中国历史地名，以“京”字命名的城市有许多，除南京还有东京、西京、北京、汴京、盛京等，基本遵循的是以方位、地域和赞颂为原则，而“京”是指地面上范围较大的高地。洪秀全称自己的政权都城是“天京”，说明这里将是他沟通天与地的理想高地，他将在这里履行天帝之子的神圣使命，替天发布旨令。
第三，从宫室制度看。洪秀全定都江宁后，一切文武之制都由东王杨秀清来主持制定。其宫室制度既有封建王朝的成份，又充满了宗教大主教的礼仪待遇。洪秀全自称“天王”，在他的天王府里，有一个“龙凤殿”，类似封建皇帝与大臣议事的朝堂。每次开会议事时，首先是鸣钟击鼓，然后洪秀全升座，座间要张挂红幔。诸王丞相两旁分座，依官职顺列。众将则侍立于后。议事毕，再鸣钟伐鼓退朝。这里还有一个专门为洪秀全打造的“说教台”，平时每日中午，洪秀全都要御此讲演。只见他身穿黄龙袍，头冠紫金冕，冕垂三十六旒。他的身后有二侍者持长旗，上书“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几个大字。到了后期，据说又改书为“上帝天囯、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几个大字了。洪秀全的说教台呈圆形，高五丈，有一百步台阶。说教时，官民皆入听；其有意见者，亦可登座陈说。文左上，武右上，士民由前后路直上，立有一定之位。“天”字在王府宫中已是十分抢眼，舆论导向已十分明确。
第四，从礼仪服饰来看。洪秀全利用宗教教义来称自己为天国的“天王”，但在服饰问题上却又回到了人世间。为了强调自己的政权与满人建立的清朝政权有别，竟然也扛起了朱元璋的明代大旗，不再称自己是天帝的次子了，而是称自己是朱元璋的“不孝子孙”了，让群臣称颂他是“明代后嗣”，并且举行盛大祀典，拜谒明太祖陵即明孝陵。其祭祀时的祝词是这样的：“不肖子孙洪秀全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极南京，一遵洪武元年祖制。”军士们夹道欢呼洪秀全为“汉天子”。洪秀全以汉家天子身份颁发登极制诰，一方面表示与清朝政府对抗，一方面也是为了临时淡化政权的宗教色彩，努力使自己的政权合法化并得到大众的认可。所以他在服装颜色方面也是“尚黄”，体现皇家文化传统。洪秀全的天王金冠是雕镂龙凤，如圆规沙帽式，上绣满天星斗，下绣一统江山，中留空格，凿刻“天王”两个金字。洪秀全作为天王，身作黄缎袍，袍上绣有九条龙。自诸王以下至侯相，袍上绣龙数量逐渐递减至四条龙。既是“天子”又是“天王”，洪秀全比一般封建帝王要多一个“天”字，是双料“天”人。
第五，从“天保城”“地保城”地名看。洪秀全为了加强对都城的防务，在阵地防御方面有两个著名的军事要塞堡垒，即位于今天南京东北部紫金山与明城墙“龙脖子”那一带的“天保城”与“地保城”。
必须指出的是，南京市长期将这两处地名写成“天堡城”“地堡城”，并且在公布文物保护单位时也用了这个名称。估计当事人也是想当然办事，认为这两处是军事堡垒，所以就将“保”变成了“堡”，并且还请著名书法家题了字，谬误流传至今，真像倒被掩盖了，实在到了修正的时候。
太平军李秀成也曾亲自带领将士从钟山南面冲杀出来，进攻政府军大营，但还是被打败，不得不退到位于钟山上面的天保城军事堡垒中。政府军将领沈鸿宾等“挟火毬箭掷垒中，寇突火跳，遂克钟山石垒，寇所署伪天保城者也”。请注意，史籍中出现的是“天保城”字样，而不是“天堡城”。
《清史稿》在另一处记载中也写到：“同治三年春，克钟山天保城，城围始合。”曾国荃分别命令诸将，领兵驻屯太平门、洪山、北固山军事要道，堵塞神策门，同时利用玄武湖水面，从而形成了“江宁四面成包举之势，寇援及粮路皆绝”战略格局。
当时国内还存着着河南的捻军在安徽、江西等地造反现象，为了控制住全国局面，同治皇帝敦促曾国荃尽快拿下江宁城，让这座城市尽快重新回到清政府手中。于是曾国荃在攻克天保城后，准备迅速拿下地保城。
《清史稿》记载：“（曾）国荃进攻钟山龙脖子，寇所称地保城也”。接着又说：“我军自得伪天保城后，城寇防守益严”。
地保城离主城区更近，是江宁城安全最要害处，太平军在丢掉天保城后，对地保城扼守是更加拼命，但很快就被政府军李祥和带领的队伍攻破。夺得地保城后，曾国荃就在上面筑炮台，每天发巨炮轰击江宁城，居高临下，江宁城的形势已完全在曾国荃的掌控中了。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荃饬诸军发太平门地雷，塌城垣二十余丈，前敌总兵李巨典、朱洪章等九人先登城，诸将分门合力，攻克江宁城，获伪玉玺二方、金印一方。今天的南京城墙太平门那个大豁口，就是当年清朝政府军与太平军战斗时留下的，南京人仍然称那个地段为“龙脖子”。
再说“天保”一词出自《诗经小雅》中的《天保》篇，其中有“天保定尔，亦孔之固”等诗句。洪秀全以“天保”作为军事堡垒的名称，表达了希望城防工事得到上天帮助且更加牢固的愿望。如果将“天保”误作“天堡”，那就低估了洪秀全这位“天王”精心打造“天”字品牌的良苦用心。有了“天保”，与之相应的“地保”就属正常了。
三．洪秀全用天国癔语作精神支柱，激励将士上前线厮杀
洪秀全在后来进入与政府军全面抗衡过程中，仍经常以“天王”教主身份出现，说一些仿佛来自天国的话语，给由信徒变为将士的部下们听。
咸丰六年（1856年），太平天国内部火拼后，杨秀清、韦昌辉相继被杀，石达开因为害怕遭迫害而不敢回到都城江宁，只好在外线作战。洪秀全能够依靠的战将只有李秀成、陈玉成等人了。
咸丰七年，洪秀全大会诸党，任命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杨辅清为中军主将，李侍贤为左军主将，李秀成为五军主将，分别出击，在不同战场上与政府军较量。二月，政府军首领和春攻破了位于江宁城南面的秣陵关。三月，和春率张国樑等围攻江宁城。当时洪秀全正在举行宴会，请各路将领们喝酒。正在大家觥筹交错之时，一个“流丸”坠落到了洪秀全膝下，“群骇愕”，众人吓得半死。这时的洪秀全拿出“天王”的派头，神定气闲地对众将领们说：“予已受天命，纵敌兵百万，弹丸雨下，又将如予何!况和春非吾敌也，诸将弄彼如小儿，特供一时笑乐耳，奚恐为？”他安慰众将领，说自己是奉了上天的命令来与政府军开战的，敌人纵然有百万雄兵也奈何不了他；政府军的将领和春更不是他太平军的对手，诸将对付他就像大人戏弄小孩子一般。
洪秀全在用宗教梦癔般的语言为将领们鼓气。
咸丰九年，洪秀全一下子封了九十多个王，目的是为了调动大家积极性。想当初起义造反时，就是通过封王这一招把许多人给笼住了。
咸丰九年的十二月，自陈玉成回援安庆后，李秀成独自领军驻屯浦口，“寇势已孤，时金陵困急，援兵皆不至”。李秀成以陈玉成的兵力最强，请加封陈玉成王号以“寄阃外”，作为统兵在外的将军。洪秀全就封陈玉成为英王，“赐八方黄金印，便宜行事”。但陈玉成的威信远不如李秀成，“无遵调者”，没有人听他指挥。“玉成总军一月，不能调一军”。后来洪秀全又封李秀成为“忠王荣千岁”，负责调兵遣将。有一次，李秀成准备南渡，就去拜见洪秀全问计，洪秀全对他说：“事皆天父排定，奚烦讲计虑？”把自己的军事行动说成是由天父在安排，不要去考虑什么计谋。听起来，如同儿戏。
咸丰十年三月，太平军在李秀成的指挥下，为解江宁城之围，先是“多制旗帜作疑兵”让政府军中计，再次攻破杭州城，然后又快速撤退，吸引围困江宁的政府军兵力赶来救援。到了闰三月，又组织几路人马“攻扑长围”，第二次攻垮了政府军的江南大营，致使政府军“大营火起，全军溃陷”。政府军重蹈咸丰六年覆辙，再次退守到丹阳。丹阳后来又被李秀成攻破，政府军头领张国樑战死，李秀成为张国樑收尸礼葬，说：“两国交兵，各忠其事。生虽为敌，死尚可为仇乎？”这时，“寇势大张”，但洪秀全对于战士是“不及奖叙，终日亦不问政事，只教人认实天情，自有昇平之局”。“实天情”就是真实的上帝旨义。
咸丰十年八月，洪秀全通知李秀成从苏州回到江宁，准备“经营北路”，向长江以北、黄河流域进军。李秀成鉴于咸丰三年林凤祥、李开芳“北犯不返”、被政府军消灭的教训，提出先赴长江上游招集各股力量，然后再筹北上的想法，令洪秀全大怒，谴责其违抗命令。但李秀成“反复争辩，坚执不从”。洪秀全眼看不能勉强，只好妥协。于是太平军准备取道皖南，上窜江西、湖北，集结力量。在“伪京”即江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李秀成分析说：“曾国藩善用兵，将士听命，非向荣、张国樑二人可比。将来七困天京，必属此人。若皖省无他故，，尚不足虑。一旦有失，则保固京城，必须多购粮食，为持久计。”
洪秀全听了李秀成的话，当场责备李秀成说：“尔怕死，我天生真主，不待用兵而天下一统，何过虑也？”洪秀全号称自己是“天生真主”，不要用兵就能统一天下，给人感觉是中魔了，是在痴人说梦。
李秀成被洪秀全批评训斥后，只能无语，叹息而出，与蒙得恩、林绍璋等再三计议，大家都认为李秀成的计策是对的。
到了同治二年（1863年）十二月，被李鸿章打败的李秀成从苏州逃离后，将残余人马分布在丹阳、句容一带继续与政府军对抗，自己则率数百骑兵潜入江宁太平门的地保城中，苦劝洪秀全弃城同走。洪秀全侈然高座曰：“我奉天父、天兄命令，为天下万国独立真主，天兵众多，何惧之有？”大难已经临头了，洪秀全仍然不顾现实，还在用他的宗教“真主”身份为自己壮胆硬撑。
李秀成又对洪秀全说：“粮道已绝，饥死可立待也！”洪秀全却回答说：“食天生甜露，自能救饥。”洪秀全所说的“甜露”就是指杂草类。
从以上例证已经不难看出，在敌我双方真刀真枪的战争过程中，洪秀全仍以天国宗教的力量来作为精神支撑，以为挽回败局的灵丹妙药就是他的“天国”上帝，就是他的“天王”“真主”身份，让人感到这是一个神经极不正常、思维出了故障的人在说梦话；同时也让人感到，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天国”大佬，仍然在继续着他的“演卜”营生勾当。
四．洪秀全凭借宗教与战争双重武器，建立世袭制宗教武装政权
同治三年（1864年）三月，洪秀全以天京危急而服毒自杀。群酋用上帝教殓法，用绣缎裹其尸体，无棺槨，瘗埋在天王府的王宫内，并且“秘不发丧”。这位“天国”的“天王”俨然以宗教领袖的身份了此一生，这一次是真的去见上帝了。
洪秀全十六岁的小儿子“洪福”（原作“洪福瑱”，又名“天贵福”）“袭伪位”，继承了洪秀全的天王位子，继续当“真主”。
江宁城内发生的洪天王服毒自杀一事，城外的政府军没有获得丝毫消息，正在全力加快进攻节奏，但还是久攻不下。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准备派已经拿下苏州的李鸿章军队“移师会攻”，配合曾国荃作战。曾国荃手下的诸将们认为，江宁城“计日可破，耻借力于人”，于是进攻更加卖力，他们要独立完成任务。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生，虽然接到朝廷旨令，但他不愿意去抢老师弟弟曾国荃的战功，所以也就故意迟迟不出兵。
同治三年的六月十六日中午，政府军“地道火发，城崩二十余丈”，前敌总兵李臣典、朱洪章等“蚁附争登”。守城的太平军也不示弱，倾火药轰烧，政府军彭毓桥、萧孚泗等紧紧跟上，“手刃退卒数人，遂拥入”进城。各路人马分头进攻，各自为战，致使“江宁九门皆破”。
江宁城内的守陴太平军被诛杀殆尽，但仍然有太平军在奋力保护“子城”即王府所在地。夜半，太平军“自纵火焚伪王府”，准备突围溃走，结果还是被政府军截断数百人。洪秀全的尸体被挖出后，“戮而焚之”。
继承洪秀全天王位子的幼主洪福逃到哪里去了？被俘的太平军“讹言已自焚死”，实际上是被太平军余党“挟之走广德”了。洪福他们一路奔窜至浙江、江西，“仍为诸贼所拥”，但最后还是被政府军活捉，“磔于南昌”。
关于洪秀全的这位太平天国幼主名字，是叫“洪福”还是叫“洪福瑱”，根据《清史稿》给出的史料信息，应该叫“洪福”或叫“真主洪福”。这位十六岁的幼主本名“天贵福”，但他的玉玺刻印上写的是“洪福”，只是开始人们认出的是在玉玺刻印旁边是“真王”二字，致使后人将其误合为“瑱”字，称其“洪福瑱”。经过仔细观看印文，其实是“真主”二小字，而不是“真王”合并成的“瑱”字。
有春认为，“真主”二字是完全正确的解读，符合洪秀全这位“红衣教主”通过“上帝会”来创立“天国”的身份，洪秀全生前也曾不止一次地称自己是“真主”，是耶和华的第二个儿子，他与耶稣是老大老二兄弟关系。他希望他建立的天国能有自己的儿子来世袭，而这个儿子当然也与他一样，是小“真主”了。
洪秀全号称“天王”，建立的政权叫“太平天国”，但在现实世界中呈现的却是另一番现象。他通过宗教形式来建立起武装政权，以与封建政府相抗衡，但最后自己也是采取封建世袭制模式，将自己的“天王”“真主”宗教王冠戴在了自己儿子头上，他的思想境界根本没有跳出封建王朝的藩篱。他所建立的“太平天国”从一开始到结束，十来年中，没有一天离开过宗教，也没有一天离开过武装，几乎没有一天不打仗，究其本质，只不过是一个浸染并患上了封建王朝痼疾的“宗教武装政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