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前，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群体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博弈已全面挑战了以色列国的立国之本，即犹太属性和民主性。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内部在族性构成、历史渊源、文化传统、政治诉求等方面无法一概而论，但他们作为基要主义者具有家族性的相似特征，其突出表现是：文本对当前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日常生活的规训功能越来越重要；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中的主流在意识形态上坚决反对国家的世俗倾向，但在实践中却与政府妥协与合作。他们认为，以色列只是犹太人的国家，因而不会侈谈中东和平。以经学院为核心的独立宗教教育体系是维持该群体社会封闭性最重要的建制，并塑造出今日极端正统派犹太基要主义的基本面貌。尽管以色列政府已采取措施，希望改变该群体的就业状况，促进他们的社会整合，但实际效果不容乐观。
一、以色列的宗教复兴与极端正统派犹太人
当今全球83.9%的犹太人口集中在以色列和美国两个国家，理解当今犹太教的整体面貌，尤其是犹太教在以色列的基本特点，首先要了解以色列信教的犹太人和美国信教的犹太人之间的差异。在美国的犹太精神生活中，经过现代化冲击而赞成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即致力于传统犹太教和现代性相调适——的犹太教教派（如改革派、保守派等）是主流，这些教派充当了传统犹太教和美国主流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但这些教派得不到以色列国的承认，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以色列信教的犹太人几乎都是正统派。传统犹太教与以色列世俗社会一旦发生冲突，便会表现得十分激烈。
以色列信教的犹太人大致可分为两派：一派迷恋传统，将传统作为个人的选择和行为方式，但一般不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最多只是接受别人皈依；另一派则视自己为传统的守卫者，摒弃以官僚化、理性化、技术化、两性平等、共有价值观的弱化、个人信仰和性取向的多元化为特征的当代西方世俗文化，且坚持以自己的信念改变甚至统治世界。前者是所谓的现代正统派（datiim）；后者常被称作“极端正统派”（ultra-orthodox），但该词既不来自犹太教传统，在日常使用中还带有贬义，故如今一般用希伯来文称他们为“哈瑞迪”（haredim，单数是haredi）。就着装而言，前者身穿普通人的衣服，男性头顶编织小帽（kippahscrugah）；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男性蓄胡子、鬓角处留着一绺头发、穿白衬衫和黑色外套、戴黑色便帽或礼帽，已婚极端正统派犹太女性则剃掉头发，戴着假发或头巾，身穿遮盖大部分身体的朴素衣服。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都奉行所谓的“基要主义”，学界对“基要主义”的界定向来众说纷纭。对于本文的研究对象，布鲁斯·劳伦斯（BruceLawrence）的界定堪称妥帖：“基要主义是对宗教权威整体上的、绝对的确定，不允许批评和删减；它通过集体需求的方式来表达，即源自经典的具体教义和道德诫命应得到公开认可和依法实施。”为便于学术讨论提出的基要主义概念具有理想色彩，并非每个活生生的基要主义者都能完全符合其描述。在以色列的语境中，极端正统派犹太人都是基要主义者并不意味着基要主义者都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例如，已解散但影响尚存的“信仰者集团”（GushEmunim）的成员是基要主义者，但基本不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主体更符合海尔曼所界定的“静态的犹太基要主义”。本文研究的是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基要主义。
以色列目前有112.5万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占以色列总人口的12.5%，人数虽不占优势，但该群体超高的生育率使其年增长率达到约4%。过去15年间，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妇女人均生育子女数达7个。该派人口结构呈现年轻化趋势，20岁以下年轻人占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总人口的60%，而同年龄段的其他派别在以色列犹太人口中只占30%。事实上，无论是以色列还是美国，整个犹太世界内部在过去数十年间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于，基要主义者尽管人数不多，但其影响现代正统派见解和价值观的能力却日益增强。以色列现代正统派在很大程度上已沉湎于基要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将在古老的犹太家园（约旦河西岸）定居视为最重要的宗教诫命和笃信犹太教的必要条件。相应地，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社会影响力日益上升，他们不再认为自己在世俗生活的腐蚀下摇摇欲坠。相反，他们认为自己在反击，而且做得相当成功。
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历史源流、文化特征与政党政治
从内部构成来看，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分为三大群体。一是哈西德人（hasidim，意为“虔诚者”）。作为当前抵制世俗文化最强烈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哈西德人缘起于18世纪后半叶一些拥有个人魅力的犹太人在东欧尤其是波兰东南部发起的宗教运动。该运动主张，真正的虔诚首先应表现为忘我祈祷，而不是通过埋头苦读获得渊博学识，也不是一丝不苟地恪守宗教仪式。他们在东欧各犹太小镇自立门户，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形成各具特色的知识体系。这些宗教领袖被门徒称作“瑞比”（rebbe），他们成功将各自的追随者团结成一个个自成一体、紧密联系的小社会，接受信徒的效忠和尊敬，这构成了哈西德运动延续至今的标志性特征。瑞比能获得这种权威，是因为门徒相信他具有与神交流的超凡灵性，可以充当他们与神沟通的中介。但这种对各自瑞比的忠诚也是造成哈西德人内部分裂的根本原因。今天的以色列哈西德人内部教派林立，其中戈尔派（Ger）人数最多，维兹尼茨派（Vizhnitz）和贝尔兹派（Belz）也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二是所谓的“反对者”（mitnaggedim）。这个沿用至今的历史术语所指代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群体，最初正是因为激烈反对哈西德人重灵修而轻宗教经典学习的倾向而得名。反对者堪称犹太文化精英，始终强调传统的《塔木德》学习——其发展在立陶宛及其周边地区达到高峰，这里还是反对哈西德人的心脏地带。哈西德人与其反对者之间虽存在竞争关系，但在一个方面趋同：反对者的拉比（被门徒称为“拉夫”[rav]）原先靠学识建立权威，但这种学识赋予拉夫个人魅力，渐渐使拉夫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和瑞比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相差无几。虔敬地追随一位“大人物”（gadol）即权威拉比的观念，于是在这两个群体中都牢固地建立起来。而随着现代世俗文化这一“共同敌人”的兴起，哈西德人与反对者在意识形态方面最初势不两立的对立已大大弱化，即使两者在人际关系和政治倾向上的隔阂依然存在。如今“反对者”一词已不够贴切，“立陶宛人”（Litvishe/Lita’im）这个中性词被更多地用以指代这群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相对而言，立陶宛人的世界观没有哈西德人那么封闭。
以上两个群体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就族性而言，都是阿什肯纳兹人（Ashkenazim），即祖上来自法国北部、德国和东欧的犹太人，他们在日常会话中更多地使用意第绪语，希伯来语作为“神圣的语言”则主要用于宗教仪式。就政治表现而言，两者在2019年以色列大选中都集结在“托拉犹太教”（YahadutHatorah，英文为UnitedTorahJudaism）这一由哈西德人诸教派控制的“以色列联盟”党（AgudatIsrael）与立陶宛人的“托拉旗帜”党（DegelHatorah）组建的联合政党之内，这表明哈西德人和立陶宛人这两群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彼此之间在今天仍是泾渭分明的。
1988年选举前，身在纽约、一生从未去过以色列的卢巴维切派（Lubavitch）哈西德瑞比梅纳赫姆·施尼尔森（MenachemMendelSchneerson,1902～1994）号召他在以色列的门徒和支持者给以色列联盟党投票，其中一个原因是挑战立陶宛人的精神领袖以利以谢·沙赫（EliezerMenachemShach，1899～2001）拉比。沙赫此前阻碍施尼尔森在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群体中广有影响的报纸《通报者》（Hamodia）上付费刊登自己的教导，并要求在以色列联盟党内清除卢巴维切派的影响，但没有得到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戈尔派哈西德瑞比的支持。沙赫遂带领自己的党羽退党，另创立托拉旗帜党参选，由此招致施尼尔森对以色列大选的干预。这次分裂可看作哈西德人和立陶宛人的历史积怨在新时代的重新浮现，以色列联盟党此后便成为哈西德人的政党，至今如此。托拉旗帜党今天是非哈西德的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为确保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政治影响，以色列联盟党和托拉旗帜党自1992年起联合成托拉犹太教党参加以色列议会选举。
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中的第三个群体来自所谓的塞法迪人（Sephardim），这是一个与阿什肯纳兹人相对立的术语，指祖上生活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但在15世纪末遭驱逐而流散到北非、奥斯曼帝国领地、美洲、意大利和荷兰的犹太人。然而，塞法迪人的这种经典内涵并不适用于以色列的这群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因为他们主要是以色列1948年建国后从北非（尤其摩洛哥）、阿拉伯半岛、伊朗、伊拉克等伊斯兰国家来的移民及其后代。这样，他们在以色列又常常被称为“东方犹太人”（Mitzrahim）。东方犹太人与塞法迪人在以色列的语境中往往混用。
来到以色列这个中东的西方飞地后，东方犹太人遇到很大的文化冲击，但这些冲击是在一个犹太国家中发生的，与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作为少数民族在欧洲经历过的与西方的现代性和同化作漫长斗争的历史过程有着本质区别。因此，东方犹太人在毫不含糊地忠于传统的同时，又发展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使他们可以在安息日早晨参加完严格遵照传统的安息日宗教仪式后又能在当天下午现场观看足球比赛；使他们可以怀着近乎同样崇敬的心情看待一位神圣拉比的祝祷和一位政治领袖的行动，但却不会被表里不一的感觉所困扰。这在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东方犹太人的文化保守性更多是以族群文化为导向，强调社群团结和家庭纽带，对待宗教的立场较前两群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更富弹性。
初来乍到的东方犹太人完全处在以色列社会的边缘，无论政治和教育都依附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既有的体制。东方犹太人中文化精英的教育最初由立陶宛人控制，少数人就读于立陶宛人开办的经学院（yeshiva），更多人则在专门为东方犹太人开办但由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执教的经学院里接受教育。东方犹太人中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基本上都接受立陶宛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拉夫的宗教权威，自然成为以色列联盟党的支持者。党内的阿什肯纳兹领袖却歧视他们，不允许他们有代表权；普通东方犹太人信徒则勉为其难地给非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投票。1977年，在东方犹太人选票的支持下，代表传统主义的利库德集团上台，打破了世俗的工党自建国以来对以色列政坛的垄断。人数已占以色列犹太人口多数的东方犹太人看到了通过政治手段提高社会地位的机会。1984年，代表东方犹太人利益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沙斯党（Shas）成立，带走了以色列联盟党中东方犹太人的选票。
沙斯党的精神领袖是生于巴格达的俄巴底亚·约瑟（OvadiahYosef，1920～2013）拉比，曾在1972年至1983年担任过以色列塞法迪人的大拉比这一政府官职。由于宗教复国主义政党（Mafdal）的一项关于大拉比只能担任10年的议案获得通过，约瑟拉比未能如愿续任大拉比一职，感到阿什肯纳兹人背叛了自己，遂有心培植自己的势力。这得到了上文述及的后来创立托拉旗帜党的立陶宛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以利以谢·沙赫的祝福和推动。沙赫亦有自己的考虑，他眼看着以色列联盟党内哈西德人的势力日益壮大，哈西德人对极端正统派的东方犹太人的影响又与日俱增，便想寻找盟友来对抗哈西德人的势力，于是选中约瑟。沙斯党虽然代表东方犹太人的利益，但最早也受沙赫的控制。1992年，沙斯党在加入拉宾领导的左翼政府之后，才开始摆脱立陶宛人的控制，并最终走向独立。
随着极端正统派的东方犹太人和托拉旗帜党先后从以色列联盟党中分离出去，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延续至今的格局就此形成。需要注意的是，沙斯党的领导层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但其支持者中有很多非极端正统派的东方犹太人，这是它有别于其他两个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的地方，后两者无论是领导层还是支持者，都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2019年以色列大选中，沙斯党和托拉犹太教党共获得16个席位，这使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在以色列政坛稳居第三大集团，是负责组阁的政党必然拉拢的对象。
三、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对待经典的态度：从严解释文本
哈西德人、立陶宛人（“反对者”）和东方犹太人（“塞法迪人”）三个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群体在族性构成、历史渊源、文化传统、政治表现等方面虽然无法一概而论，但他们作为基要主义者在价值观上却拥有家族性的相似之处，这突出体现在他们对待宗教经典和以色列国家的态度上。
从严解释文本是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名片，相形之下，东方犹太人由于长期生活在相对宽容的伊斯兰世界，没有那种惧怕同化的传统，在做裁决时通常会“从宽”（le-kulah）解释犹太律法。最有名的例子是俄巴底亚·约瑟拉比在1973年做出裁决，判定埃塞俄比亚的法拉沙人（Falashas）是犹太人，为这些黑人移民以色列提供合法性，而阿什肯纳兹人的大拉比在这个问题上趋于保守。但需要看到，直到今天，东方犹太人中的极端正统派精英仍在自觉地模仿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体制与文化，他们中的不少人，如沙斯党的政治明星阿里耶·德里（AryeDeri），仍把儿孙辈送到阿什肯纳兹—立陶宛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或类似教学风格的宗教学校就读，由此暴露出的后者对前者的歧视不时见诸报端。沙斯党内某消息人士表示，东方犹太人的当权派依赖于阿什肯纳兹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当权派和托拉犹太教党，“这些阿什肯纳兹人就这样把我们留在了基层，造成了我们对他们的依赖，在塞法迪领导层中尤其如此”。就整体而言，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在宗教特征上仍具有鲜明的阿什肯纳兹风格。
四、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对待国家的态度
文本虽然可以是安顿灵魂的圣所，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毕竟不只生活在文本中，他们还被裹挟在世俗的以色列社会中。以色列国是个现代民族国家，具有中央集权的特征，它需要为全体人民制定一部没有宗教和种族歧视的法律；作为民族国家的以色列也占有领土，它的居民和公民是由他们的居住地来定义的，而不是由他们的种族或原籍决定。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坚持认为犹太国家只能建立在哈拉哈上，否则就无犹太性可言，而遵行哈拉哈是以信奉犹太教为前提的。哈拉哈是犹太人在没有领土的流散语境中得到发展并完善的，而历史上的犹太社团能够凭哈拉哈实行内部自治，需要依赖非犹太人提供公法和秩序。哈拉哈一旦遇到拥有主权的犹太民族国家，便面临前所未有之境，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从邂逅缔造出以色列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起就与后者矛盾不断。
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最初表现为孤立主义，即不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机构往来，在巴勒斯坦新犹太社会的建设过程中避免与之合作。孤立主义是在以色列联盟运动的框架下发展起来的，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直是该运动的宗教和政治指导原则。此后这条原则遭抛弃，分化随之产生。
一些耶路撒冷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改初衷，坚持认为在巴勒斯坦建造世俗的犹太国家是悖逆神意的大罪。他们于1935年从以色列联盟运动中分裂出来，自1938年起得名“城市卫士”（NetureiKarta）。从匈牙利来的一些萨特玛派（Satmar）哈西德人也加入了这个团体。以色列建国后，“城市卫士”从不参加以色列大选，他们逃避交税，拒绝接受政府的福利和教育津贴——这在他们看来不啻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铸造的“金牛犊”（《出埃及记》32:1-14）。他们还无条件地支持巴勒斯坦人对全部圣地拥有主权。
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中的主流在实践中渐渐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妥协与合作，纳粹大屠杀是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诱因。欧洲犹太人经过二战几近凋零，个别有幸逃到巴勒斯坦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精神领袖（即哈西德人的瑞比和立陶宛人的拉夫）摆脱不了愧疚之情——他们抛下追随者逃离欧洲，而被他们教导不得去巴勒斯坦的追随者却命丧于集中营的焚尸炉。面对这样指责他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欲言又止。这种转变的另一个诱因，则是以色列联盟运动以前不注意在巴勒斯坦发展自己的教育机构和经济社会体系，在如何吸收纳粹造成的难民方面便捉襟见肘，需要依赖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筹款渠道。1946年，以色列联盟内部就犹太国的建立征求重要拉比们的意见，但内部分歧很大，难以形成明确统一的观点，哈宗伊绪表示不知道也不会干预、不会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
以色列联盟党的政治代表巧妙地操纵了以色列议会，能同时对左翼和右翼政党施加压力，从各届联合政府那里获得对其福利事业和教育、宗教机构的慷慨的国家支持，这是他们参与政治的最大动力。换言之，他们一般只满足于捍卫自己作为少数群体的权利。确保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开办的经学院的学生免服兵役是该党近来最重要的政治议程之一。但参与政治并不代表在意识形态上妥协，他们继续谴责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世俗倾向。为避免在政府做出违反犹太教规定的决定时承担责任，该党议员一般拒绝担任部长。以色列联盟党总体上对国家持一种既不公开反对、也不支持的模糊态度。
沙赫拉比说，既然非犹太人讨厌我们，我们需要保持沉默，需要克制自己，不提醒他们我们的存在，以免激怒他们。施尼尔森说我们应该强硬。这两个答案都源于一个共同的概念，即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存在鸿沟。沙赫拉比不是[寻常意义上的]鸽派，[后者]相信人文主义，强调所有人和所有民族之间的根本平等，以及不同的人和民族之间的沟通能力。沙赫拉比却认为，与非犹太人交流是不可能的，他们也许只能忘记犹太人的存在。施尼尔森宣称，我们应该强硬，以保护自己不受总想毁灭我们的非犹太人的伤害。两人的差异可以用他们对[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条约的态度来说明。他们都说没有和平，也永远不会有和平，因为埃及人想要消灭我们。然而，沙赫拉比补充说，我们应该通过保持沉默来尽量减少犹太人的伤亡。施尼尔森则说，因为和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我们应该拒绝做出任何让步。
可见，在神的救赎到来前，这些极端正统派犹太基要主义者基本不会在意和侈谈中东和平。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世界说到底是以犹太人为中心的，对他们来讲，犹太国是且只是犹太人的国家。
五、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壮大的制度性因素：纳粹大屠杀之后的经学院
极端正统派犹太基要主义者的价值观以反对世俗和抵制现代性为底色。对于外部世界，他们在以色列要比在美国更容易采取孤立隔绝的姿态。在美国，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作为少数群体中的少数，可以不动感情地看待非犹太的主流社会。但在以色列这个犹太人的国家，他们就觉得周围其他犹太人皆是异端，对自己更有威胁，因而更需要加强对外界的抵抗与斗争。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参政，重在争取资金，以发展独立的教育和福利体系，从而不受外界影响。以经学院为核心的独立宗教教育体系正是维持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会封闭性最重要的建制，它帮助在纳粹大屠杀中遭受重创的正统派欧洲犹太人在以色列重新恢复元气，并塑造出今日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基本面貌。
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理想是终身学习托拉，这被他们当作生存的全部意义。以色列建国后遵行“现状协议”的精神，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建立了独立的宗教教育体系（HinukhAtzmai），并予以政府资助。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学校在课程设置上享有极大自主权，基本不讲授与宗教无关的内容。本-古里安又给了经学院学生免服兵役的特权，使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到了参军年龄仍可以继续在经学院学习。不去工作，也就不会被军队里的世俗犹太人“带坏”，而军队恰恰是以色列这个移民国家进行最有效社会融合的熔炉。今天，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性已形成大规模“脱产读经”的现象，用学界的术语说就是形成了“学者社团”（hevratlomdim）：该群体大约从16岁起进入经学院，只要愿意可以一直全日制学到45岁以上，结婚后还能获得家庭补贴。这即使在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世界里也是特别的。美国和西欧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由于没有政府资助，通常24岁以后就要离开经学院谋生。
经学院的大发展带来连锁反应。要维持这套建制，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投入,经学院得到的钱越多就越发展，而越发展又越需要钱。这进一步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政党越来越活跃，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议员热衷于担任议会的财务委员会主席，以便争取抢手的经费；二是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之间对经济资源的竞争日益激烈，各派系的利己意识显著强化，这是造成以色列联盟党分裂的又一重要原因。
经学院这两种新特点的出现背后有一个无法忽视的历史动因，即19世纪以来犹太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它起于犹太人从东欧迁徙到美国，至纳粹屠犹前后达到巅峰，以色列建国后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又陆续迁至以色列。这种大规模流动意味着传统的移植和调整。以往根据地域来界定的犹太社团纷纷解体，新出现的是一个个自愿性质的犹太社团。宗教和传统对犹太人的约束力在这种新性质的社团里大大降低，这就为宗教领袖从严解释文本在经学院中获得制度化的表达开辟了道路。
六、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带来的挑战与前景
经学院里不提供世俗教育，没有受过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性缺乏在现代世界生存的必要知识体系。一些人即使有心进入就业市场，也会发现自己无一技之长，因而机会寥寥，最终变得高度依赖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社团提供的福利保障体系，难以脱离社团独立谋生。很多该派成年男子终日专注于托拉学习，养家糊口的角色通常由妻子承担。数量庞大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就这样生活在有大量孩子的单劳动力收入家庭中，落入以色列社会最贫困的阶层。他们日益成为政府财政开支的负担，还普遍拒服以色列的义务兵役制度，引起以色列民众和纳税人的强烈不满。2010年，时任以色列央行行长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Fischer）发出警告称，国家再不做出重大的政策改变，以色列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人口将让国家的经济繁荣“无法持续”；时任财政部长尤瓦尔·斯坦尼茨（YuvalSteinitz）则说，如果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大幅增加他们的劳动人口，国家经济“用不了20年就会陷入严重麻烦。
为应对这个问题，以色列政府采取措施鼓励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就业，希望改变他们的贫困状态，积极推动他们的社会整合。以色列政府以就业问题为突破口，引导他们参与世俗国家的经济建设，试图以经济手段弥合以色列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的鸿沟。2010年，政府设定具体工作目标，从就业意愿、渠道、技能、补贴等各方面加以引导，计划至2020年使国内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就业人口达到63%以上。从最新统计数据来看，25岁至64岁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性的就业率已由2002年的35%上升至2018年的近51%，同年龄段女性的就业率由同期的50%上升至76%。至2017年，43%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数字虽然很高，但已有所改善，因为在十多年前，这个百分比一直位于50%到58%不等。数据变化是明显的，但这些措施能否实现初衷，实质性地缓解教俗矛盾，恐怕不容乐观，个中隐忧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次，极端正统派犹太人的传统就业集中在零售业和钻石加工业，但全球化的兴起使他们在这些领域的优势下降。在政府的引导下，教育、医辅、企业管理、网页设计乃至程序员渐渐受到他们的青睐，而在其他以色列人中受欢迎的工程学却问津者寥寥。这显然是因为工程学对经学院出身的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而言门槛太高，同时也表明他们希望学习实用的应用学科，以便今后在自己的社团内找工作，不用和外界接触，避免男女同工等涉及宗教敏感的不便。在这类职业上越成功，他们的分离主义趋势越得到强化，因为就业本身很可能是他们更好地实践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价值观的一种手段。由此可见，政府的社会整合理想与现实存在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