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在时空中生存的人都不能与政治彻底分离。即使无政府主义者也不可能，因为无政府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理想。基督徒——仍然生活在尘世之中的天国子民，也不例外。因此，妥善解决与政治－政府的关系，乃是一件异常重要的事情。就如列维纳斯在《塔木德四讲》中指责海德格尔所言：“那些逃避（政治）伦理问题的人，最终将在伦理的礁石上跌倒。”(2)
通常当人们面对政治压力时，要么妥协，要么对抗，似乎没有别的选择。不过，妥协或对抗的方式很多，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被招安或是武装革命。基督教会则应该有更卓越的追求，因为我们在肯定自身信仰超越（普遍文化）的同时，也必然相信在政治上拥有与众不同的属天智慧，因为“上帝的真理使人成圣”（约17:17）。(3)
在漫长而曲折的中国教会历史中，政治问题显得十分突出。过去中国教会的经验昭示：对待政局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会的发展甚或存亡。民国之初，基督徒临时总统孙中山的出现，带给许多基督徒对“人间天国”的幻想。但到了1949年，他们的梦想被彻底辗碎。梦碎时分，梦醒时分！之后，中国基督徒不得不面对一个比过去更加复杂的情况。但如果我们宣称自己是福音派（evangelical）的教会，就必然要认定：“这事乃出于上帝”（代下10:15）。因此，对我们而言，真正的挑战是如何理解上帝在中国的历史作为，以及向中国教会所怀的意念。或者说，上帝究竟要我们建立何种政治神学。由于近几十年教会的特殊遭遇，这类问题鲜有机会得到研究与讨论，因此至今仍悬而未决。如今，2007年，基督教在华的又一个两百周年（第四次）！(4)它应该带我们进入痛切省察、努力寻求逾越政教关系难关的新阶段。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祢的国度降临神州！
唐、元两朝的基督教（景教）在经历短暂的辉煌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失于中土，其原因几乎成为所有研究中国基督教人士不惜笔墨的章节。因为之前景教十分兴盛。唐时“法流十道……寺满百城，家殷景福”；元时不仅有克烈部和汪古部几乎全民皆信，且远播至中国南方。在江苏镇江有七所修道院，是当时的“景教中心”；在福建泉州、浙江杭州多处建有教堂。没有人想到，两百年后它会在中土销声匿迹！无论是唐朝还是元朝，基督教都未给中国留下明显的影响，以至当耶稣会士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时，竟然看不出基督教曾有两度踏足中华的迹象。(5)赖德烈（K.S.Latourette）断言：“据我们所知，中国如果过去未曾有基督教传入，那么，中国人与中国文化也不会和今天有什么区别。”(6)不可思议的转变！作为基督徒，我们不禁“心焦问”：为什么？
基督教与当局命运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以致元亡教亦亡。但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使徒们在同样强大的罗马政体里，尤其在对基督教加以逼迫的背景下，建立了坚强的罗马教会。这之间的差别究竟何在？其中最大的差别之一就在于：使徒们依靠的是福音的大能，以克烈部族为代表的蒙古教会依赖的却是政治的势力。在这种情形下，宗教团体也往往被充当为政治党派的筹码。
基督教终究还是在中国扎下了根。那是在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兢兢业业栽种的结果。他们早早就确立了“适应”的宣教策略。但在不到百年之际，就遭遇了长达百年的曲折——礼仪之争。(11)争论的爆发，使“几乎成了基督徒”的康熙竟下达了驱逐宣教士的决定。(12)中西文化的第一次碰撞，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文明相遇（第一次是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引起了举世的瞩目。对此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许多研究在正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话的同时，也留意到最终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在于政治。
如果说，耶稣会士入华与景教僧入华相似（文化适应），那么新教入华与也里可温入华也有一定的相似性（强权入侵）。(17)不过耶稣会士与新教徒都有根本性的超越。前者体现在漫长的争论中，因为这显示了他们植入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截然有别的信仰内容，也与当局有了适当的距离；后者则体现在对强权的谴责与脱离政治的保护。尽管只有部分人士，但它的意义非凡。因为是传福音方式的本真性回归：不是借着枪炮，而是十字架；不是仅增加异邦文化的多元性（如同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一样），而是更新。这提醒我们宣教的本质不是求同，而是求异。否则，作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之子，为何还要信仰基督教呢？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回答，基督教超越于中国文化的特征何在。
教会在经过近百年的努力后，才渐渐摆脱了政治的纠缠。这是蒙古人未曾做过的事情。
如何处理政教关系在每一个时代都是教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上帝的福音固然亘古不易，但世局难料。基督教在中国好不容易迎来了黄金时期（1922-1940），却很快波澜再起。凭着吴耀宗等人士之敏锐的政治觉悟，三自运动应运而生。(20)1950年8月，一些教派正准备开全国大会以“基督教与新时代”为题，欲探讨教会的应对之道，但他们早已错失了时机。(21)除非签名支持“三自”，否则便难以获得合法地位。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教会进入史无前例的以政治立场为分界线的“三自”与“家庭”一分为二的局面.再一次，中国教会不得不承受政治之重。
1.单拜他
“除了祂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跪拜一切的偶像”，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信条。我们不否认，基督的福音会遍及万国万民，神的教会也将超过万有（弗1:18-23）。这是那独一的上帝所定的目标，完成目标的过程也必须根据上帝所定的原则。基督为我们作了榜样：拒绝向撒旦屈服，而单要敬拜祂（太4:9），即使魔鬼以万国作为交易。最终魔鬼唆使犹大出卖耶稣，更鼓动犹太人杀死祂，以为可以给耶稣以致命一击，但上帝的工作却成就了。历史显明，教会越受逼迫就越兴旺，而且，信仰也越纯洁。因此，基督徒无论面对亲基督教的君王，还是反基督教的政府，都应当站立得稳。法老的残暴不会消灭真以色列人的敬拜。
;综观全球教会扎根本地的历史，几乎没有不遭遇逼迫的经验。在耶路撒冷的伊始阶段是如此，进入欧洲的经过更是如此.根据罗马法律,公民拥有充分的信仰自由。在罗马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相反，相信无神论被看成是可耻的行为。但为什么基督教却遭遇疯狂的压迫？因为基督徒们坚持“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的立场，不肯称凯撒为主，也不跪拜皇帝像。自尼禄（Nero）之后，罗马的十个皇帝不断加大对教会的打击。但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他能救自己的子民脱离暴君们的毒手。而今，不可一世的帝国早已瓦解，但基督十架却巍然矗立于其曾经的版图上。
以色列民族的戏剧性现象，强有力地印证了上帝在旧约所记的真理：顺从神，必然蒙福；背叛神，必然遭殃。（申28:1-45）因为除了万军之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
2.双城记
基督徒不拜皇帝，除了惹怒皇帝外，被怀疑有政治野心也是遭遇严重逼迫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群不服皇权的玩命分子很可能是国家未来的不安定因素。他们不但定时聚众（礼拜天），还不时宣传一个新国度即将降临（天国）。而且其发展极快，执政者岂能掉以轻心呢？事实证明，后来的梵蒂冈让不少欧洲君主吃尽苦头。如此基督教怎不叫人担心？！
我们相信，上帝在人的国中掌权，也主宰着历史的进程。我们同时看到，上帝交托人类管理全地的使命。但上帝是否把世界的任何事务都交给教会呢？上帝拣选教会是不是成为世界的新政府，或每个国家的基督徒都要成为执政党呢？入教意味着参军吗？亦或世上的事务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教会则另有所托呢？即使我们有时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使命的交叉，但作为基督徒在天国与国家之间是否存在优先次序？我们必须有毫不含糊的界定。
二元冲突是约翰福音给人的深刻印象之一。(24)在历史之中，世俗之城和上帝之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世俗之城终究要成为过去，但神的国却是永远长存。（约一2:17）罗马可以灭亡，但主的国不朽。上帝将亚伯拉罕从巴比伦召出来，不是为了建一个比巴比伦更强大的帝国，而是赐予天上的一座城。（来11:9-10）如果我们忠于圣经的教导，就不难看出，把信仰与政治混为一谈是混乱天国福音的本质。基督在世上的工作，没有半点要颠覆罗马的意思。
因此，基督徒在世上无意建造帝国大厦，乃是过寄居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积囤财物的无知财主，却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但这不是说基督徒认同遁世的人生观，相反我们需要格外地殷勤，因为基督徒既是地上国家的公民又是天国的子民。作为个体基督徒，我们在国家有从事任何正当行业的自由，但基督的教会被选召，却是为了更加崇高的目标。因此，我们有必要向世界见证，我们是专心致志于属灵国度的群体。透过此，点燃上帝子民的盼望的同时，也显明那些举着基督教旗号却“以地上的事为念”之辈的虚假。使所有上帝的子民戒除重建巴别塔的野心，活出天国子民的卓越品质。
3.三重天
鉴于中国教会的特殊处境，我们尤其需要敬虔地寻求上帝的旨意。查考以色列被掳时期的先知神学，对我们别具意义。上帝的旨意不在民族主义那里，也不在祭司群体那里，却是在令人反感的先知那里。以色列的被掳，对成就上帝的福音以及使福音传遍地极，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也许中国教会也有某种类似的经验！愿主赏给我们赐人智慧与启示的灵，照亮我们心中的眼睛。（弗1：17-21）
被掳期间如何对待不敬畏上帝的异邦政府？先知的第一个呼吁是——认同。
面对巴比伦的入侵，犹大举国上下磨刀霍霍，准备与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决一死战。无数祭司祈祷着，乘机而起的“先知们”也发表激动人心的乐观“预言”。可在这时候，有一个只有二十岁的年轻人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说：向巴比伦投降！他的信息激起了更大的民族愤慨，他的遭遇可想而知！他就是先知耶利米。
耶利米清醒地认识到，巴比伦乃神所兴起的国家。他的信息伴随着涌流不止的眼泪，哭求犹大人能认同尼布甲尼撒的权柄。以色列的亡国是命定的，绝无幸免的可能。希望透过外交手段去联合国际社会，只会更加激怒迦勒底的官兵。埃及不是救命稻草，没有人能救选民脱离上帝借尼布甲尼撒之手所施行的审判。犹大诸支派的当务之急，是反思为什么会遭遇灾祸？究竟在何事上得罪神？但犹大君王和百姓却置若罔闻。不仅不思忏悔，反而到处寻求“政治的智慧”，企图从他处蒙拯救。如耶利米所言，他们只会加深自己和民族的灾难。在耶利米哀歌中，我们仿佛看见这位落寞憔悴的先知在废墟上泣不成声，为自己的家、为这个愚顽的民族吟唱着令人断肠的诗篇！除了难以言喻的悲痛，先知也心存盼望（哀2:11；3:19，21）。几个月后，心力交瘁的年轻先知（41岁）即告别人世……
参与，是被掳先知在异教国家的积极榜样。
通常当一个统治者用军事征服一个群体后，接下来往往就是文化征服。透过教育，同化他们的习俗，进而归化非己族类的异心。狂妄自大的尼布甲尼撒也了无新意。成功殖民犹大国后，他迅速成立“党校”，将聪慧的犹太少年招入其中而加以“熏陶”。将他们的名字改为巴比伦名字，教他们巴比伦文字，期望他们能真心拥护他的政权。犹大族中有但以理、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但1:1-7）这是他们的挑战，也是他们的机会。无疑，他们乐于接受这个面对挑战的机会。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犹太少年们的前途可谓凶险。入校之初，就要和巴比伦的偶像打交道。面对不洁食物，吃还是不吃，这是个问题。但他们凭着信心选择了拒绝。感谢上帝他们得以平安逃过一劫！尝过第一回合较量的得胜，他们的信心也逐渐增长。不久，他们就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正式进入朝廷。成绩反映了他们对参政态度之积极。
令人难以置信，这几个异教徒在巴比伦的朝纲中成为政治明星。尤其但以理，更是如日中天。历经几个不同国家和朝代，都被委以重任——首相。一般的印象中，如此老辣的政客必是奸邪之流，但但以理与众不同。他有过人的智慧，为人却十分光明磊落。从他被扔狮子坑一事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会弄虚作假的人。和哈拿尼雅、米沙利、亚撒利雅不拜皇帝像一样，但以理也愿以性命的代价来捍卫自己的信仰！他们从来不想含糊自己的信仰，哪怕与皇权对抗时。正是他们向上帝的赤诚之心，产生了众多神迹。即使高傲如尼布甲尼撒者也必须臣服在至高者面前。除了他们怀着殉道士之心参与异教徒的政治外，他们的智慧也是辉煌政绩的重要原因。智慧是源于他们美好的灵性。上帝的同在，使他们超过所有的同事。他们的荣耀见证，使犹太信仰得到异邦的尊重。此外，他们的品格也是有目共睹的。忠诚、谦卑、廉洁、正直，是获得君主信任的关键因素。他们兢兢业业地促进国家的福祉。后来巴比伦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是巴比伦王犯罪的结果。
当代的中国，呼唤真正的爱国者。基督徒们，现今是你们应该效力的机会。首先，必须牢记仕途的凶险，但也要相信上帝保护的奇迹。奇迹来自信心。正是愿意为信仰摆上的勇气，使不敬畏神的君王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在我们国家，干部中也不是全无基督教代表，但少有人愿意“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至今仍是使命未了。其次，为国为民常存忧患之心。我们社会的腐败现象，描述显得多余。除了保守自己不沾染污秽，最关键的是如何能去有效地改变。这就是你政治智慧的考验。像但以理一样，拥有美好的灵性，一生服务于国家,即使是异教国家。
除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外，末底改和后来回归的领袖所罗巴伯、以斯拉、尼希米等都曾为波斯政要。更加极端的是以斯帖，她竟成为波斯王后。因为她深刻地理解上帝的安排，知道皇后的地位，是为了民族的危难时候，成为以色列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重建，是被掳时期最后一批先知的异象。
中国教会的重建势在必行。上帝把我们放在如此戏剧性的21世纪，如果你能领受，就把它当成中国教会重建的世纪。不过，我们需要认真对待两个问题：什么时候重建？重建什么？
愿上帝保佑中国！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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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50年9月，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千余位中国基督徒联名发表了中国基督教三自革新宣言。《天风》，1952年9月20日，总332期。21.《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页。22.许多中国传道人靠外国差会的供养，俗称“吃教”。在中国人眼中形同无赖或汉奸。当笔者听到今天在中国各地仍然有一些传道人还依赖外国弟兄时，不禁悲从心生。23.《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230页。24.与二元论含义不同，指如光明与黑暗，生命与肉体，永生与死亡，上头与下头等等。
25.孙中山、蒋介石娶宋氏姐妹前，都已经有前妻。
26.西北灵工团和个别边缘群体是例外，但也有人认为他们是迫于生计。见黄剑波博士《“自东而西”——西北灵工团史述及思考》。
27.主要有哈该、撒迦利亚、玛拉基等。
28.温州家庭教会很多都有教堂，但大多与三自有些瓜葛。因此，留下不小遗憾。因为家庭教会如果要加入三自，那又何必忍耐到现在？即使只取得他们的默许。不过，温州有些地方的三自也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