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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
一个粮长
盛泽丝绸纺织陈列馆中陈设着一合墓志铭，青石质地，60公分见方，墓盖用篆书写着“明故桧轩处士沈用中墓志铭”，铭文楷书，记载：
世居松陵盛川，家素饶，为一乡之望族。曾大父仲英早世，大父孟玘少孤，家业日就凋谢。父公让勤俭营家而家声复振，尝为税长，义不掊取而税无逋负，上下贤之。生四子，君其冢嗣也，才识通敏、谙于世务，年甫弱冠即代父事于官。
墓志铭铭文（庞庆提供）
墓志铭墓盖（庞庆提供）
从铭文看，墓主人沈权，字用中，别号桧轩，生前无功名，故以“处士”称之。沈家系盛泽望族，至墓主祖父沈孟玘时家道中落，至父亲沈公让时又重振家声而被任为税长，后沈公让长子沈权在弱冠之年即接替其父任盛泽税长（也称粮长）。
一、沈权其人及其家族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沈权其人及其家族，笔者在一应地方志书中查询均无所获，未见有只字片语记载于传世文本。笔者试图通过一块碑刻文字，拂去500多年的尘埃，窥见明代前期盛泽地方乡间一个家族的简略历史。
沈姓，是盛泽的“老八姓”之一，想必沈氏家族绵延数代都是盛泽的望族。古人用伯（孟）、仲、叔、季表示兄弟间的排行顺序。沈权的曾祖父沈仲英，可能是家族中的第二子；祖父沈孟玘则是家中的老大，很可能是庶出。祖父早逝后家族衰弱，而沈权的父亲沈公让生有四子，“勤俭营家而家声复振”，能当上税长，是官府、乡民对沈家家族地位财富的肯定，也是对沈公让的肯定。
明代盛泽村属澄源上乡，为二十都（庞庆提供）
沈权，墓志铭记载出生于“宣德丙寅九月十二日”，经查明代宣德年间并无“丙寅年”，只有“甲寅年”，或为撰者笔误。明宣德甲寅年为宣德九年（1434），这时明朝开国仅66年。卒于“弘治己酉十月十七日”，即弘治二年（1489），享年虚岁56，与墓志铭记载相符。
景泰四年（1453）可能是沈权人生中的高光时刻。这一年沈权加了冠，取了字（注：《礼记·曲礼》记载，男子二十岁加冠时取字），“代父事于官”，继承了父亲的“税长”职务，并成为家族的主事人，“综理家政井然有条，田园耕稼无失业，鸡豚狗彘之畜无违时”。
父亲沈公让为沈权取字“用中”，出处有两个，一是《易经》中“用中”指的是采用中正之道，体现了中庸、中正的思想；二是《礼记》中，“用中”被解释为“执两用中”，即做事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事宜的办法。笔者认为是取第二种含义，因为古人的名和字之间往往有着意义上的联系，其名“权”有通变、随机应变之意，如“权宜之计”。这可能也是父亲沈公让重振家业的心得之语吧。
沈权号“桧轩”，号一般是古人自取的，可以是自己的别号、斋号、室号等。可以想象，沈权家的书斋前可能种着桧树，也就是圆柏，他或许常常在桧树前临窗而读。《红楼梦》第十七回，讲贾政带着众人走到潇湘馆，忽生出一语“若能月夜坐此窗下读书，不枉虚生一世。”大家族的主事人一天到晚都在忙碌公务，此刻忽然觉得很遗憾，说如果能够在有月亮的晚上，在这样的窗前读读书，就此生无憾了。不知道日后要肩负起家族繁衍兴盛责任的沈权是否有此一想。
沈氏家族谱系（庞庆提供）
沈权娶妻陈氏，无子嗣，过继弟弟沈衡的儿子沈黼（fǔ）为子，沈黼娶妻钱氏，沈权的墓志铭由其另一个弟弟沈度邀请三位官员写成，其后这个家族再无记载，历史的记录到这里止步了。
二、明代地方政府架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开始实行郡县制，在此之后的封建王朝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就是县。也就是说，没有再对县以下的行政区域进行划分，这也意味着国家权力基本到这一级就结束了，所谓“皇权不下县”。
明朝也是如此。笔者查阅《（弘治）吴江志》（2018年点校本）（注：《（弘治）吴江志》是吴江现存最早的一部县志，由莫旦编纂）《（弘治）吴江志》记载，“今吴江县官二十六员，杂役一万七千五百一十七名”。在这个架构中，“知县一员，正七品。县丞三员，俱正八品。主簿二员，俱正九品……粮长九十二名。”粮长（税长）虽为佐贰人员，不入流，无品级，但在明代是不可或缺的差使。
《（弘治）吴江志》记载明代吴江县衙人员情况（庞庆提供）
粮长，顾名思义，是负责收取田赋的人员。明代田赋，分为夏税（麦）和秋粮（米）两部分，夏季所征称夏税，限当年八月纳完，秋季所征称秋粮，限第二年二月交清。封建王朝税赋主要由田赋构成，因此在明代官方史料典籍里所称“粮长”，民间称“税长”。
除了收缴田赋以外，还设有税课局收缴商业税，“凡商贾、侩屠、杂市，皆有常征……凡民间贸田宅，必操契券请印，乃得收户，则征其直百之三。”洪武年间，吴江县设立有吴江县税课局、同里税课局，共设有大使二员，巡拦一百三十六名。
明代税课局（庞庆提供）
粮长的主要任务是粮税的催征、经收、解运。这个差事好做吗？
古代农民耕种田地靠天吃饭，气候是粮食丰歉的决定性因素。沈权刚接任粮长那年气候如何呢？《（乾隆）吴江县志》记载景泰五年（1454）春：大雪，平地积丈余，太湖诸港连底凝冻，舟楫不通，鸟兽草木死者无算。入夏大水，田地房屋漂没过半。同时，笔者查询到《南浔镇志》（1995年版）记录了一条：“景泰四年（1453）十一月至五年（1454）春，大雪数尺，压覆民居，诸港冰结，舟楫不通，人畜冻死，夏水成灾，民相食。”
南浔和盛泽同为太湖东岸长三角平原地区，相去不远，气象情况应当相近。看来沈权接任粮长的那年是一个灾年，冬有大雪夏有大水，粮食歉收不说，甚至饥民相食。这对新上任的沈权来说是巨大的考验，乡里声望、家族荣誉在此一举。若朝廷没有及时大幅减免粮赋定额的话，粮长就要拿出自己的家私补上缺口。这也是富绅豪族担任粮长对于官府的好处，一旦赋税徭役的征收出现了问题，这些富绅豪族无法从百姓那里催缴到充足的赋税，那么他们就必须拿出家中所积填补上这些亏空。
墓志铭记载沈权父亲沈公让“义不掊取而税无逋负，上下贤之”。就是说沈公让既不搜刮民脂民膏，也不拖欠上缴的赋税，上级和民间都认为他很贤能。要做到这个地步不容易。《（弘治）吴江志》记载，景泰四年（也就是沈权接任粮长的那年），吴江知县贾亮，因“为政仁恕而拙于催科”，改除而去。
除此之外，粮长还享有带领乡民开荒垦地、道德教化、参与乡村诉讼等附带任务。墓志铭也记载“里中有讼，多就君决曲直，得一言即不复争”。
三、明代独有的粮长制
洪武四年（1317）朱元璋下诏建立“粮长制度”，规制以纳粮一万石的土地为一个单位，选“其中田土多者为粮长，督其乡之赋税”，国家不再派官员收粮。这是明代独有的“粮长制”。
在明代，如果把皇权延伸到基层的每一个角落，势必会产生巨大的管理成本。明朝廷选取富户乡绅作为粮长，其为富户乡绅长期居于乡间，比起官吏更熟悉当地的情况，且掌握大部分社会经济资源，在乡里颇有声望。明代设立粮长制的目的就在于以良民治良民，富户乡绅在一定程度上是沟通官民的桥梁，国家依靠其实现对广大的乡村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控制，既提高了行政效率又节省治理成本。
江南地区负担了国家最主要财政收入，也最先实行粮长制。在粮长制设立当年“户部奏浙江行省民一百四十八万七千一百四十六户，岁输粮九十三万三千二百六十八石，设粮长一百三十四人”，平均一个粮长输税粮七千石左右。
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梁方仲教授曾作出以下研究论断：“从现存的史料看来，可以肯定在全国南北两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中有浙江、（南）直隶、湖广、江西、福建五省是实行过粮长制的。”（注：苏州府当时属南直隶）
以下是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分区秋粮米实征数及其百分比图表、田地面积图表：
秋粮米实征数及其百分比（庞庆提供）
田地面积及其升降百分比（庞庆提供）
由此可以看出两点：
第二，在直隶府管辖范围内，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缴纳之数最多，三府以全国2.7%的耕地贡献了17.77%的税粮。尤其是苏州府，其一府缴纳数比浙江、江西全省之数都多。
《（弘治）吴江志》记载收缴秋粮数（庞庆提供）
四、明初粮长的特殊优待及演变
明初的粮长制实行的是“永充制”，也就是子承父业。所以墓主人沈权在景泰四年（1453）可以接替其父成为当地粮长。而正是在景泰以后，开始实行“轮充制”乃至“朋充制”。
粮长制是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推行的政策，为了让这项政策更富有吸引力，他格外设置了一个带有吸引力的项目——粮长可以觐见到皇帝。也就是说在乡间负责收缴税赋的小小粮长，每年缴粮至京师（当时为南京）时，可以亲自觐见到皇帝本人。
墓主人沈氏家族是否觐见过皇帝不得而知，而盛泽另一个粮长——黄家溪史氏家族确是见过的。据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吴滔教授《明代永充粮长与嫡长子继承——基于吴江黄溪史氏家族文献的考察》一文研究：洪武五年、洪武十四年，史氏家长史居仁以税长（也就是粮长）身份到南京觐见朱元璋，钦奉圣旨：【江南大户史居仁充为税长，岁输秋粮三千八百石】
《史氏吴中派文献谱》收录轶事（庞庆提供）
另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二月，朱元璋的确接见过来自浙江、江西等省输粮至京的粮长，人数多达1325名，其中不乏被破格录用为官吏的人员。
但是在明成祖朱棣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就下令粮长不必赶往北京面圣。粮长的社会地位从洪武至宣德年间“永充制”盛行时煊赫一时，及明中期正德年间“朋充法”施行后情形大变，富家大户极力摆脱粮长职务。此后日渐崩坏，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实行改革，“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粮长制便名存实亡了。
梁方仲教授在《明代粮长制度》（1957年版）一书中记载崇祯松江府志田赋：
崇祯松江府志田赋（庞庆提供）
《醒世恒言》第二十卷（庞庆提供）
五、尾声
在无边的历史沧海中，沈权无疑是幸运的，在这个世上留下了他于此于斯的痕迹。
《（弘治）吴江志》记载粮长名单（庞庆提供）
笔者翻阅《（弘治）吴江志》，试图在古籍中找寻一丝关于这位历史长河中小小粮长的只言片语。粗粗翻阅并无所获，几欲合上书本之际，在最后部分翻到一页，是编纂者莫旦记录的该县志誊录人员、助刊义官，以及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记录的粮长名单，其中有一人叫“沈全”，是否是墓志铭主人“沈权”的误写？不可得知。但历史的巧合是，沈权在景泰四年（1453）接替父亲成为粮长，而《（弘治）吴江志》编纂者莫旦正是于次年开始参与编修《大明一统志》吴江部分，并于沈权去世第二年刊刻《（弘治）吴江志》。
◆责编：沈瑶
◆美编：张婷
◆审核：王来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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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稿
启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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