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胡适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在“古文求应用”的历史脉络里，讲述严复翻译西洋近世思想之书和林纾翻译西洋近世文学之书；尽管严译原著并非西洋文学文本，林译文体亦不属于“古文”范畴，胡适却断言《天演论》等书“在原文本有文学的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宣称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遂替古文开辟一个新殖民地”。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影响甚大，其后的文学史著作讲述晚清翻译文学时，大都以严、林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梁启超的翻译理论与实践逐渐在学界受到重视。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连燕堂《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陈玉刚主编《中国翻译文学史稿》、谢天振等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等著作，都对梁启超设专章或专节讲述，肯定其在文学翻译界的先驱地位与示范作用；但限于著述体例和叙述角度，对其历史贡献往往点到为止，描述则大体限于梁氏本人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时至今日，学界对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文学翻译界所发挥的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影响和时代风向标作用仍认识不足，整体意义上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翻译研究尚待加强。
一、梁启超与晚清文学翻译的兴盛
流亡日本后，梁启超从明治年间日本文坛尊崇“政治小说”为“最上乘的文学”，掀起政治小说翻译和自著热潮，促进了日本社会的文明之化，导致小说“从各类文学体裁的底层扶摇直上，占据了文学殿堂中的第一把交椅”的文学演进现象中受到启迪。1898年底，他在《清议报》创刊号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言之凿凿地声称：
“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精心编织“小说救国”神话，躬身翻译日本政治小说名作《佳人奇遇》。1901年，“吾华通人素轻此学，而外国非通人不敢著小说”的说法，已流行于社会；“欧米之小说，多系公卿硕儒，察天下之大势，洞人类之赜理，潜推往古，豫揣将来，然后抒一己之见，著而为书，用以醒齐民之耳目，励众庶之心志”，在舆论界几成常识。至此，经过梁启超的倡导与实践，“域外文学声誉并不是特别高的政治小说，经过翻译后，因为其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而被经典化”。1902年冬，梁启超创办《新小说》，高张“小说界革命”之帜，推尊“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他为该刊擘画的“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等门类，所拟出的《罗马史演义》《共和国》《华严界》《新社会》《世界末日记》《鲁敏逊漂流记》等新小说名目，都是以翻译欧美、日本小说打头阵。随着小说界革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势”的政治小说，被树为“新小说”的楷模与典范。
晚清时期，梁启超从改良群治、新民救国的政治思想启蒙视野，以及文学界革命的理论高度，将近世西洋文学和明治维新时期师法欧西的东洋文学，视为西学的重要板块和传播欧西文明思想的“利器”而大加推崇，并以之作为打破中国传统文学根基和结构体系的凭借与抓手，希冀借助域外文学的输入，推动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社会上掀起一股强劲的文学翻译潮流。梁启超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以采补近世西洋文明、再造中国国民精神为意识形态导向，以借助域外文学改造中国传统文学，进而实现中国文学的创新性发展为旨归。梁启超的翻译思想导向和文学翻译实践及其引发的文学翻译热潮，构成了新民救国运动和文学界革命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梁启超与晚清小说翻译
梁启超之于晚清小说翻译界的最大贡献，不在于其翻译实绩，而在于其具有全局意义和战略眼光的理论倡导之功、翻译示范意义与精神引领作用。王宏志借用勒菲弗尔“赞助人”理论，对林则徐、奕、吴汝纶在近代翻译活动中扮演的赞助人角色做过个案分析，揭示了近代中国翻译活动的复杂面相。近代以来，如果说钦差大臣林则徐是第一位翻译赞助人，恭亲王奕是官方翻译活动最重要的赞助人，桐城派古文宗师吴汝纶是严复翻译活动的赞助人；那么，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主将和文学界革命旗手梁启超，则在此前不被重视的文学翻译活动中，扮演了推动以小说翻译为代表的文学翻译迅猛发展的最有力的赞助人角色。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凭借维新派精神领袖的崇高威望，《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蜚声海内外的报刊阵地，以及遍览东学西学的国际化知识视野，梁启超在新知识界的话语场中积累了无与伦比的思想影响力和文化资本，其作为东西洋文学翻译的赞助人，也就具备了左右风会、搅动风潮的巨大力量。
晚清时期，作为新小说界的精神领袖和小说翻译的有力赞助人，梁启超在意识形态方面赋予小说翻译输入新知、传播文明、改良社会、新民救国的崇高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将“启蒙主义”文学旗帜高高举起；在经济方面通过《新小说》杂志为翻译小说和自著小说设立稿酬制度，“在稿酬制度的确立方面起了倡导和示范作用”；在地位方面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其以“改良群治”为著译小说最高目的的小说“救世说”影响巨大，“使得维持了一千多年的传统文学观念土崩瓦解，并使得小说在重新构建的新的文学秩序中占据中心地位”，小说译著者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极大提升。
1905年，梁启超主持的《新小说》“小说丛话”专栏探讨改良中国小说的“补救之方”，以为“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盖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时人对这三种源自泰西的新小说品种亦充满期待，其原因，喜读“新小说”的上流士夫孙宝瑄一语道破：“观西人政治小说，可以悟政治原理；观科学小说，可以通种种格物原理；观包探小说，可以觇西国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险诈诡变，有非我国所能及者。”而这三种新小说，侦探小说最早于1896年出现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政治小说由任公率先译介和自著，至于“以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组织而成的科学小说，饮冰主人不仅大力倡导，而且躬身翻译。
在梁启超的影响下，晚清大量问世的著译新小说，不同程度地受政治小说影响，表现出鲜明的泛政治化时代特征；新小说批评家和读者，亦习惯以政治化眼光品读新小说。林纾“宿昔持论，谓欲开中国之民智，道在多译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始”，本欲以《拿破仑》作首选译本，终因难度大，“草创未定，而《茶花女遗事》反于无意中得先成书，非先生志也”。1901年，他在第二部译作《黑奴吁天录》序跋中，表白此作“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引导读者将其作为一部政治小说来读。时人评《黑奴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已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正是当作政治小说来品读的。1908年，陈熙绩《<歇洛克奇案开场>叙》以“改良社会、激劝人心”概括林纾译述泰西小说之雅志，从《茶花女》中读出“男女用情之宜正”，从《黑奴吁天录》中读出“贵贱等级之宜平”，从《战血余腥》中读出“军国之主义”，从《爱国二童子》中读出“实业之当兴”，典型地反映了晚清读者对林译小说的政治化阅读心理与眼光。
在域外小说翻译实践中，当原著者与译作者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时，梁启超表现出鲜明的中国立场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以其译作《佳人奇遇》结尾为例，第一人称主人公东海散士评述日本与清廷之间那场令日本人扬眉吐气、令中国丧权辱国、中国史家名之为“甲午战争”的起因与状况时，不仅出现“朝鲜者，原为中国之属土”这样站在中国立场的论断，而且言日本用“以与清廷构衅”“在东洋狂横跳梁多事”“凶性蛮力”等明显带有贬义的字眼形容其扩张行径，对“腐败废朽而且不通世故之老大病夫国”中国，则用“大邦之义，于属地祸乱，原有靖难之责”等带有正义性的表述。有论者曾指出：
“这一切都不可能出于一位强调国权的日本作家的笔下，而是一位具备明确政治立场的中国政治家对原著的删改。”
个中原委，不是原著者的民族国家立场出了问题，而是译者悄然作了符合中国立场和中国读者阅读期待的删改与添加。
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促进了文艺期刊和报刊文艺副栏的崛起，从而为翻译小说提供了发表阵地和生存空间；而报刊翻译小说的繁荣兴旺，也反过来推进了小说界革命的深入开展。晚清时期，报刊、翻译小说与小说界革命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多赢态势。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声名显赫的周氏兄弟，此时在“小说界革命”时代思潮影响下，经由小说翻译而走上文学救国道路。中国小说和中国文学也在域外小说的刺激和启迪下，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师法欧西的现代化演进之路。
三、梁启超与近代诗歌翻译
梁启超是西洋诗歌翻译的倡导者和开风气之先者，其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均从属于他所倡导的“诗界革命”，其“诗界革命”设想与实践亦兼及诗歌翻译。1900年，他在《汗漫录》中提出“新意境”“新语句”“古人之风格”三大“诗界革命”创作纲领，前两项均指向“欧洲”，表现出对“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的推崇，对输入“繁富而玮异”的“欧洲之意境语句”的期许，为20世纪中国新诗界指示了师法欧西的大方向。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设置过“棒喝集”专栏，“译录中外哲人爱国之歌，进德之篇”，刊载过《日耳曼祖国歌》《德国男儿歌》等汉译西洋歌诗；在“饮冰室诗话”专栏表彰过荷马、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西洋诗豪，推崇气魄宏大、关乎世运、洋洋万言的长篇杰构和民族史诗，裒录过《法国国歌》等汉译西诗；其“兵事”栏所刊蔡锷《军国民篇》，全文征引了王韬翻译的德国《祖国歌》。同年，他在刊于《新小说》的《新中国未来记》中翻译过拜伦诗歌，并通过按语阐扬其诗歌翻译原则，表达对“诗界革命”纲领的修正意见。这些举措，表现出希冀通过熔铸欧洲精神思想，借鉴西洋诗歌样式风格，打破中国诗坛千余年来的尊古泥古风气，实现中国传统诗歌创新性发展的显著用意。
1902年2月，《新民丛报》第二号“文苑·棒喝集”专栏刊登了汉译德国诗人格拿活《日耳曼祖国歌》；诗前小序云：
“德意志未建国以前，诸都散漫无所统一，为强邻所凌蹴，于是爱国之士特提倡日耳曼祖国以激励其民。当时文豪以此意被之诗歌者最多，此亦其一篇也。”
从意识形态考量，该诗传达的强烈爱国情怀、合群意识、尚武精神、民族自尊自强信念等，确能起到唤醒民众、振起国魂的“新民”功效。从“诗界革命”视野透视，该作内容符合“新意境”要求，七古体式符合“古风格”要求，“日耳曼”等新名词符合“新语句”要求，可谓“三长”兼备；其所引进的泰西流行歌体诗形式，可视为“诗界革命”在“革其形式”方面的举措之一。同期刊出的《德国男儿歌》，主旋律契合饮冰主人倡导的“从军乐”精神，拟乐府体既合乎“古风格”，又体现出诗体解放精神，语言通俗易晓，适于传唱。同年7月和11月，《新民丛报》分别在《军国民篇》和《饮冰室诗话》中裒录王韬所译德国国歌和法国国歌。蔡锷盛赞前者表现出的“德意志之国魂”，言其“音节高古，读之足使人有立马千仞之概”；梁启超肯定两篇国歌“皆彼中名家之作，于两国立国精神大有关系”，称“王氏译笔，亦尚能传其神韵”。王韬两篇译作，传递的是西洋近代民族国家的军魂国魂民族魂，契合饮冰主人提出的“译意不译词”的意译原则，符合“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基本指针。《新民丛报》所刊西洋译诗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发挥了时代风向标的作用。
1902年旧历年底，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在《新小说》连载至第四回，其中有英国大诗人“摆伦”(Byron今译拜伦)《渣阿亚》(Giaour)和《端志安》(DonJuan)诗章中译片段，后者就是著名的《哀希腊》第一、三节，是为拜伦诗歌中译之肇端。《新民丛报》先期刊登的第四回内容预告有云：
“又黄、李两人初到旅顺，遇著一人在隔壁唱英国文豪摆伦的爱国诗，此处将英文原本，用中国曲本体裁按谱译出，实诗界革命第一壮观也。著者文学之价值久有定论，此数诗尤其经营惨淡之作也。”
可见，这几段译诗乃用心经营之作；“诗界革命第一壮观”的赞誉，未尝不是饮冰主人的自我标榜。韩文举在“总批”中，将梁氏对诗坛流行的“诗界革命”与“革命诗”的观感和盘托出：
今日之中国，凡百有形无形之事物，皆不可以不革命。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皆时流所日日昌言者也。而今之号称为革命诗者，或徒摭拾新学界之一二名词，苟以骇俗子耳目而已，是无异言维新者，以购兵船、练洋操、开铁路等事为文明之极轨也，所谓有其形质无其精神也。著者不以诗名，顾常好言诗界革命，谓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镕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谓取索士比亚、弥儿顿、摆伦诸杰构，以曲本体裁译之，非难也……宜勿徒求诸字句之间，惟以不失其精神为第一义。
梁启超对有其形质无其精神的所谓“革命诗”提出了针砭，强调真正意义上的“诗界革命”，应以镕铸泰西文豪意境风格为正途。他提出的以白话曲本体裁翻译西洋长篇诗歌杰作的构想，对于“诗界革命”和中国新诗创作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
梁启超“常发心欲将中国曲本体翻译外国文豪诗集”。他是将这种翻译实践视为“诗界革命”的实绩的。他用曲牌《沉醉东风》翻译的《哀希腊》第一节，属于不失“古风格”而大体押韵的白话歌诗，音译新名词和文言语汇点缀在白话句式中，语体略带欧化和文言色彩，显示出白话的欧化与雅化趋向，追求的是言文一致、雅俗共赏的语体歌诗效果。他遵循“以中国调译外国意”原则翻译的《哀希腊》第三节，并不完全受《如梦忆桃源》曲牌的定字定句及平仄限制，语体采用的是向欧化和文言开放的改良白话，文体则接近自由体白话诗。至于其译出的零散诗句，诸如“替希腊人汗流浃背，替希腊国泪流满面”，“好好的同胞闺秀，他的乳汁，怎便养育出些奴隶来”，“奴隶的土地，不是我们应该住的土地；奴隶的酒，不是我们应该饮的酒!”……走的更是以白话体翻译西洋诗歌的路子，为后来者指示了白话新诗路径。
20世纪初年，梁启超通过《新小说》杂志，将“摆伦”形象定格为“英国近世第一诗家”和为希腊民族独立而献身的“大豪侠”，政治化色彩鲜明，却大受知识青年追捧。梁氏首译的拜伦诗章“传诵一时”，尤“为青年所爱读”，以至于多年以后，鲁迅对当年“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的情形仍记忆犹新。晚清至五四时期，马君武、苏曼殊、胡适、闻一多等众多译家，竞相通过重译该诗表现译才。1905年，马君武用歌行体翻译的《哀希腊歌》，是首个全译本，属于典型的“诗界革命体”。1915年前后，留学美国的胡适开始酝酿“诗国革命”，提出“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的理论命题。他此期的《哀希腊歌》等译诗，尝试的是较为自由的骚体诗。胡适自信“今日之译稿，可谓为我开辟一译界新殖民地”，以为在“恣肆自如”和不失“原文神情”两方面“较胜马、苏两家译本”。然而，他将西方的太阳神本土化为“羲和”，且凭空添加了一个“素娥”，同样“失之于讹”；称沙浮为“诗媛”，也不如梁氏译本所用“女诗人”更能雅俗共赏。
在胡适的自由体白话新诗探索道路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译作《老洛伯》《关不住了！》。留美期间，胡适从近世欧洲各民族国家的俚语文学成为各国的国语文学的演进历史中受到启迪，欧洲著名情诗《老洛伯》就是英语文学世界中的白话诗；当他以明白如话的白话体将其译成汉诗，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坚定了其尝试白话诗的信念。《关不住了！》更是体现诗体解放精神的白话新诗典范，译诗保持了原作的排列形式和音组，情感通过主人公的对话和情景描写真切地流泻出来，音节“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属于“自然音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称这首译诗为其“‘新诗’成立的纪元”。英美自由体诗歌形式以较为自然的方式成功引入中国之时，即是胡适苦心孤诣尝试多年的白话诗实现脱胎换骨、由蛹化蝶的新生之日。
从晚清到五四，从梁启超到胡适之，从“诗界革命”到“诗国革命”，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到“作诗如作文”，从《端志安》到《老洛伯》《关不住了！》，从曲本体白话歌诗到自由体白话新诗，从理盛于情的政治化到情盛于理的艺术化，两代“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文学革命旗手的诗歌翻译实践，以一种先河后海的历史接力的方式，完成了由近代到现代的演进与嬗递。
四、翻译文体：改良文言与改良白话
晚清至五四时期发生的中国文学变革，语言文体的近现代转型，较之政治思想与文学潮流更迭，具有更为关键的本体性和标志性意义。这其中，中国作家的文学翻译活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此之际，翻译文学所发挥的一大历史作用，就是探索与创造新的现代中国的言文合一的文学语言；作为文学界革命的领袖人物，梁启超在语言文体探索与创新方面，同样是首屈一指的先行者和启蒙师。1902年，梁启超与严复就翻译文体的雅俗问题，在《新民丛报》有过争论。梁氏以为“著译之业，当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故而强调“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批评严译《原富》“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严氏以为所译学理邃赜之书，本为熟读古书之人而作，并反唇相讥：“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严、梁关于文笔文体应该古雅还是近俗的分歧，显示出精英启蒙与大众启蒙两种路径。
晚清时期的文学翻译，主要受政治功用与市场效益两大方面因素制约，而两者背后的核心问题则是读者定位。严译西书的拟想读者，定位在对国家政治和士林风气有影响力的士夫阶层，故而刻意运用上流社会欣赏的漂亮古雅、音韵铿锵的桐城古文。梁启超则将著译之业的启蒙对象定位在普通国民，故而强调语言浅近、流畅锐达、雅俗共赏。两人不同的读者定位和文体追求，最初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天演论》之后的严译名著，其受众群体和社会影响力，均远逊于梁启超的报章“新文体”。这中间，明治维新时期师法欧西的日本文体，对梁式“新文体”的创造产生了直接影响。
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的文言文体，明显有别于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严复走的是西学西来通道，译文讲究汉以前字法句法；早期林译小说亦取径法文、英文原著，受日源新名词影响较小。梁译《佳人奇遇》最明显的语体特征，是日源新名词和欧化句法的大量掺入。开篇第一句话，就出现了“费府”“独立阁”“自由钟”“欧米”“美国”“独立”“自主”等新名词，传播了民族独立自主思想。以新名词为主体的复音词的大量出现，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文言文的新型书面语，简言之就是一种改良的文言。梁启超改良文言的文体试验，不只是表现在政论文、传记文、学术文、杂文等被史家称为“新民体”的报章之文，亦表现在其小说翻译文体。任公向欧化、古白话、口语开放的改良文言语体文体试验，在他1898年开始翻译的政治小说中，便显露端倪。
梁启超1902年通过日文本重译的法国小说《十五小豪杰》，则有意采用白话语体。他为其设定了“中国说部体段”，“原拟依《水浒》《红楼》等书体裁，纯用俗话”，然而“翻译之时，甚为困难”，于是“参用文言，劳半功倍”。这部“文俗并用”的翻译小说，文体比浅易文言更通俗，比口语白话更雅洁，是一种改良的白话。在时人看来，“言文参半”体是走向“言文一致”体的过渡形态。1903年，狄葆贤阐发梁启超的语文发展观道：
饮冰室主人常语余：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各国皆尔，吾中国亦应有然。近今欧美各国学校，倡议废希腊、罗马文者日盛。即如日本，近今著述，亦以言文一致体为能事……中国文字衍形不衍声，故言文分离，此俗语文体进步之一障碍，而即社会进步之一障碍也。为今之计，能造出最适之新字，使言文一致者上也；即未能，亦必言文参半焉。
白话文学的流行是各国文学演进发展之大势，中国社会长期言文分离，是白话文体进步的障碍；白话文体要取得进步，必须吸收文言养分。所谓“言文一致”，并非只是文言向白话靠拢的单向运动，还包含白话的文言化（雅化）与现代化（欧化），以丰富白话词汇和句法，提升白话书面语的表现力。套用时人的说法：“则言文一致者，乃文字改为浅近，言语改为高等，以两相凑合；非强以未经改良之语言，即用为文字也。”作为提倡以白话体翻译小说且将其付诸实施的先行者，梁启超翻译实践中的“文俗并用”之举，实乃以文言之长补救白话之短的应急之法，客观上促进了文言的白话化和白话的文言化，拉近了文言与白话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无论是改良的文言，抑或是改良的白话，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存在语汇和语法方面的欧化问题。《十五小豪杰》的翻译文体，对晚清翻译小说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晚清翻译小说多向度的语言文体试验，其根本方向通向未来的“言文一致”之路。
晚清时期，报刊主编和新小说家对翻译小说的语言文体，采取了文白并用的两条腿走路方针，文言译本和白话译本各取所需，并行不悖。《新小说》标榜“文言俗语参用，其俗语之中，官话与粤语参用”。《新新小说》亦坚持“文言、俚语兼用”。同一份杂志既刊文言译本又刊白话译本，同一位译著者兼具文言与白话两副笔墨，成为常态。梁启超翻译《佳人奇遇》采用文言体，译介《十五小豪杰》则采用白话体；周树人翻译《月界旅行》采用白话体，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则运用文言体，即是显例。
清末民初，文言文体在文学翻译界占主导地位，但基本上都属于向欧化、白话开放的改良文言，而非陈陈相因的古旧文言。小说翻译界成绩最著的林译小说，诗歌翻译界名气最大的马君武、苏曼殊的西洋译诗，大体属于改良文言体。报刊小说翻译界知名译家陈景韩、徐念慈、包天笑、周瘦鹃等的译作，周氏兄弟的早期文学翻译，均属改良文言体。钱锺书指出：“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掺杂文言“隽语”“佻巧语”和口语、外来新名词等，“译文里包含很大的‘欧化’成分”。周氏兄弟在西文句法章法方面的欧化直译试验，使得《域外小说集》的改良文言文体，带有更强的先锋性与现代意味。在此意义上，王风断言《域外小说集》“确实可以被认为是汉语书写语言革命的标志性产物，尽管那是文言”。晚清小说翻译家的改良文言文体试验，大方向朝着近代化和言文合一趋向演进。
清末民初，走白话翻译路线的小说译作也一脉相承，并取得不俗成绩。担任《新小说》总译述的周桂笙，任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吴梼，就是走这条路线的译界先锋。周桂笙译作《毒蛇圈》，吴梼译作《灯台卒》《家山奇遇》《理想美人》《斥候美谈》等，即是显例。其语体既不同于旧小说中的古白话，又比口语白话简洁明快，已接近五四之后的现代白话。坚持以白话体翻译西洋小说最成功的译家，要数伍光建和曾孟朴。海归青年伍光建运用纯正流利的白话翻译法国文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伍氏所译大仲马《侠隐记》《续侠隐记》，1907年作为商务印书馆“欧美名家小说”推出后多次再版，1915年与“林译小说”一起被编入“说部丛书”，风靡一时。胡适对伍光建的白话译笔极为推崇，以为“近年译西洋小说当以君朔所译诸书为第一”，赞其“所用白话，全非抄袭旧小说的白话，乃是一种特创的白话，最能传达原书的神气”，言“其价值高出林纾百倍”。更能代表清末民初白话翻译小说实绩的，是本色当行的小说家曾朴；其译作《马哥王后佚史》《九十三年》，语言明白晓畅，既见专业翻译水准，亦见白话书写功力。
20世纪末以来，学界注意到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欧化白话译本的存在与影响，乃至提出传教士的欧化白话文为中国新文学真正起源的观点。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依托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报刊，刊发了大量改良文言文本和改良白话文本；这些改良文言文本和改良白话文本，无论从题材内容层面，抑或从语言文体层面，都对中国本土作家的思想观念和语言文学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宜夸大。清末民初，梁启超、林纾、周桂笙、吴梼、马君武、陈独秀、苏曼殊、伍光建、周树人、周作人、陈景韩、包天笑、李涵秋、曾孟朴、胡适等中国本土作家的文学翻译实践，更值得深入研究。晚清一代文学翻译家，在改良文言和改良白话的语体文体试验方面做出了多向度的努力与探索；文言白话化、白话文言化、文言和白话都不同程度地欧化，是此期文学翻译文本的显著语言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文言和白话之间的距离。正是大批或有名或无名的文学翻译家或有意或无意的语言文体试验，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创新性发展做出了多向度的有益探索，最终找到了一条通向“言文合”的现代化之路。
1902年，梁启超在其名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预言：
“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晚清时期，中国作家以兼容并包、为我所用的胸襟气度，通过域外文学翻译倡导与实践，采补和移植了西洋文明思想与域外文学样式，冲击和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文化的根基与秩序，在中西交合、古今嬗递、驶离此岸而又未达彼岸的新旧世界“过渡时代”，为重建中国新文学系统指示了根本方向，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晚清时期中国作家多元共生、多向度探索的文学翻译实践，构成了梁启超倡导的文学界革命运动的重要一翼，影响乃至左右了中国文学近代变革的历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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