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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13河北
原名：
易学象数思维与中华文化走向
——对“易道”内核的探讨之一
作者：张其成
前言
《周易》从一本占筮书（经文）过渡到一本哲学书（传文），其后儒、道、释三家，象数、义理二派对《易》不断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各学科、各层面又与《易》发生不同程度的亲缘关系，致使《易》的性质扑朔难辨。即使是今天，还有不少人在努力与《易》“攀亲”，什么“科学易”、“医易”、“人文易”、“哲学易”、“艺术易”、“生活易”，大有不攀上“易”就不光彩之感。“易”简直成了万金油。众所周知，一个概念，它的外延越大，那么它的内涵就越小。如果“易”的外延无限大到“无所不包”，那么“易”的内涵就趋于消失了。
应该说“易”的外延是至大的（但绝非“无所不包”），那么“易”至小的内核是指什么呢？换言之，如果将“易”的内核概括为“易道”的话，那么“易道”又是指什么呢？我认为，“易道”的最核心层面应该是“易”所揭示的思维方式。这套思维方式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对中华文化本质的定性以及中华文化各学科体系的建构，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Part1.易学思维的形式
关于“易”的思维形式，学术界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易”是直观思维（直觉思维），有人认为是形象思维（意象思维），有人认为是逻辑思维（抽象思维），一般认为兼而有之，我认为易的思维形式与上述三种形式虽有一些相同之处，但差异性也很明显。
主张《周易》是直观、直觉思维者，认为《易经》中的卦爻辞大多是前人的生活经验的记录，出于个人体验而不是一般的事理或原则，这种体验成为后人判定事物和推测未来的比照范例，《易经》的应用者正是依照直观的思维方式去运用《易经》的。①《周易》直观思维的重大优点是高度重视经验而又不堕入经验主义，“形而下”与“形而上”直接合而为一。②《周易》作为一个预测吉凶的认识系统，由于认知能力的局限而带有神秘性，因而表现为一种典型的、超理性的、得意忘象的直觉思维，具有非逻辑的偶然性、象外得意的顿悟性、内省直觉的灵感性特色（罗炽：《易文化传统与民族思维方式》，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
主张《周易》思维是形象思维者，认为《易经》的创制者是通过卦象来预测、判定事物的，这是形象思维的萌芽，《易传》汇总并扩展了八卦卦象的象征意义，提出了八卦之间相互关系的象征意义，并以此解说六十四卦的象征意义，赋予爻象以种种蕴义。①《周易》形象思维通过符号系统和框架结构去表述世界和认知世界，可概括为观象、得意、类情三个方面。②
主张《周易》思维是逻辑思维者，认为《周易》及易学遵循了分类、类推及思维形式化的逻辑法则。③有专家提出“《周易》逻辑”的概念，认为《周易》逻辑以观象取类、名物取譬的方式来界定概念的含义，以主客相参的吉、凶、悔、吝为基本的判断形式，以多维发散可能盖然为推理方法，是一种迥异于外延型逻辑的另一种逻辑（周继旨：《周易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载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有学者认为《周易》是辩证思维、整体思维（参见蒙培元主编《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这是就思维的内容特征而言的；还有学者认为《周易》是神话思维、本体论思维、功能思维，这是就思维的主客体关系而言的。本文均不将它们归入思维形式来讨论。
我认为，《周易》思维是融合直觉、形象、逻辑三种思维形式而又不完全等同于这三种思维形式的特殊的思维类别。
《周易》直观思维与一般直观思维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是依据自身的直观体验对事物的前景进行判断，而前者是依据初始占筮者所规定的卦爻象辞的直观体验进行判断。虽然两者都以直观体验和感觉为依据，但后者是直接的，前者是间接的。同样，《周易》的直觉、灵感思维也往往是在卦象比类的基础上进行的，或是在依据卦象思维的锻炼中产生的（首先是“据象”，然后才“忘象”），而一般的直觉思维、灵感思维往往不依据某一实象，具有突发性、瞬间性。
《周易》之形象思维不是以自然界及人类社会具体事物的形象为思维媒介，而是以卦象、爻象为思维媒介。卦象是《周易》思维的放射源，而一般形象思维则以物象为思维放射源。《周易》形象思维不同于艺术形象思维，后者之“象”有强烈的情感因素，是直接表现形态、动作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而前者之“象”则是经过抽象、整饬的“卦象”，以客观、冷静、系统反映对象为特色，表现事物运动的轨迹与内在联系。
对《周易》这种特殊的思维形式，目前还没有一个恰切的名称，本文姑且命名为“象数思维”。它的特点是：以“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先验模式，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从本质上说，象数思维是一种模型思维、先验思维。
Part2.象数思维的元模型
象数思维以“象数”为思维模型，我认为“象数”模型可分为三级，第一级为卦爻模型，第二级为河图洛书（含五行）模型，第三级为太极图模型。三级模型是同质异构关系，可以互相转换、互相沟通。河洛模型与太极图模型可看成是对卦爻模型的阐释和发挥。卦爻模型是象数思维的元模型。
卦爻模型最基本的符号是阴爻--和阳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周易》书中没有八卦符号），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说解或内涵阐发。
六十四卦首二卦是乾卦和坤卦，为天、地，为宇宙生命之“元”，它是众卦的父母，不仅在宇宙万物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也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性原因。《易经》的乾坤二卦，到《易传》被称之为“阳”“阴”，并把“一阴一阳”看成是“易道”。
乾坤——阴阳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根据孔颖达的观点，六十四卦是按照“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原则排列的，即两两一组，后一卦是前一卦的覆卦（反复颠倒构成的卦）或对卦（阳爻变阴爻、阴爻变阳爻构成的卦），反映事物向其反面转化的思想，也反映六十四卦内在的因果连续关系。六十四卦分上经、下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卦。上经重在自然现象，下经重在人文现象。上下经又可分出若干阶段，象征事物进化的次序、阴阳消长的过程。
六十四卦最后两卦是既济卦和未济卦，表明万事万物一个周期的完结，下一个周期的开始。虽然对六十四卦次序有不同的分段和不同的认识，但应该说作为一个整体，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符号模型。
两汉时期，以孟京为代表的象数派提出卦气说、纳甲说，对卦爻元模型进行新的阐释。卦气说将八卦、六十四卦与天文、历法相结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配纳于卦爻之中；纳甲说将八卦、六十四卦与天干（以甲为首）、地支、五行等相配合。这大大扩展了卦象的取象范围，也增强了卦爻模型的应用功能。
北宋邵雍创“先天易学”，将八卦、六十四卦重新排列组合，创立“先天八卦方位图、次序图”、“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次序图”、“后天八卦方位图、次序图”等不同模型，其本意是在说明一年节气的变化，进而说明万物的兴衰、社会治乱、世界终始，体现了阴阳推移变易的宇宙思想和时空统一的宇宙模式。
卦爻模型经过汉、宋二次大整合，逐步走向成熟化、程式化。这种使思维沿着确定的程式作定向式的幅射的结果，一方面使思维领域大大扩展，另一方面又限制了思维更自由地扩展；一方面使思维形式化、简明化，另一方面又使思维烦琐化、繁杂化。
Part3.象数思维的方法
象数思维的方法可分为三种：取象法、运数法、模型法。
（一）取象法
取象法指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去认识、领悟、模拟客体的思维方法，有人称之为唯象方法或意象方法。取象的方法是《周易》最重要的方法，以至于《易传·系辞》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取象法依据的“象”是“卦象”符号，“卦象”可以象征、模拟宇宙万事万物。如果从总体上划分，卦象所取之“象”可分为实象与虚象两种。实象指有形的、实在的物象，虚象指抽象的、非实体的义象、理象。《易经》的卦名、卦爻辞可理解为对卦象取象法的第一次提示。《易传》所谓的“观象制器”、“观象玩辞”说明取象不仅可以启发人们发明创造，而且可揣摩事物及其发展趋向，引申出为人处事的原则。《易传》认为卦象显示了天地自然特定的形态、位置、性质、功能、轨迹、纹理，通过取象法可以领悟、认识天地自然的这些特征。
《周易·说卦》总结并扩展了八卦的取象意义。如乾卦象征天、父、君、圜、金、玉、马、健、寒……坤卦象征地、母、布、釜、牛、顺、吝啬、均……其中乾卦的健、寒，坤卦的顺、吝啬，均是取乾、坤的属性之象、义理之象，是虚象，其余的皆为实象。
易学取象的方法以爻象、卦象及易图为放射源，以宇宙万物在人脑中的印象为中介，将卦爻象与印象相比照，通过印象使卦爻象与宇宙万物之象联系在一起。这种取象不仅仅是对实象的具体模写，不仅仅是对外部形象的结构比类，更重要的是从功能、属性出发，凡是功能、属性相同，即使结构、形态不同的物象也可归属为同类，纳入同一卦象。
（二）运数法
《周易》运数思维方法指以“数”为媒介，认识、推断或预测事物及发展变化的方法。易学之“数”主要有：
1、天地之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个，地数五个；天数总和为二十五，地数总和为三十，天地数总和为五十五。
2、大衍之数：大衍之数为五十，抽出“一”为太极，分二以象天地两仪，挂一以象人（与天地合称三才），揲四以象四时，归奇以象闰。乾之策数为216，坤之策数为144，共为360，为一年之日数。经过四营而成易，十八变而成卦。
3、爻数：揲蓍四营三变后所得之数为六、七、八、九，六为太阴，八为少阴，七为少阳，九为太阳。以九、六分别代表阳爻和阴爻；以初、二、三、四、五、上分别代表六爻的位置。一卦六爻记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
4、卦数：分六十四卦次序数和八卦次序数，前者在通行本《周易》中为乾一至未济六十四，后者《周易》中没有。北宋邵雍创先天八卦之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后天八卦之数：离九坎一震三兑七坤二巽四乾六艮八中五，还有先天六十四卦之数。
5、河洛数：依据朱熹、蔡元定的观点，洛书为九数组成：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河图由十数组成：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东、四九居西、五十居中。
在《周易》及后世易学中，一直存在“由数定象”和“由象定数”两派之争。《易传·系辞》说：“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说卦》说：“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玄卦。”认为揲蓍的结果带来数的变化，数变造成象变，数决定象；对天地进行数的分析，然后再确立卦象。这似乎是主张由数定象（数在象先），但《易传》对“象”的强调又大大超过“数”。后世以刘牧为代表的数学派主张“象由数设”，以朱震为代表的象学派主张“数由象设”，这种争论一直持续到明清。
其实就《周易》本身而言，“象”和“数”是密不可分的。有人认为“象”偏向于定性，“数”偏向于定星，但就其本质看，《周易》运数法中的“数”决不是纯粹表示数量的，更多地带有“象”的特征，即更偏向于定性。
如奇数为天数，为阳；偶数为地数，为阴；大衍之数中“一”为太极，“二”为两仪，“四”为四时，九、六为太阳、太阴；爻数则表示爻的位置和性质；卦数不仅代表卦的次序，而且代表了卦的位置、属性；河洛数更多地具有五行性质和功能。
“数”和“象”的统一，是象数思维的特点。以这种思维方法考察事物变化的过程与规律，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具备了可感知的形象的性质和数量的规定性。这种“数”往往不表示确定的数量，但有的场合下也可表示确定的数量。如京房卦气说中四正卦初爻数主管二至二分，各为一日八十分之七十三。再如后世依易数占测也经常将所得之“数”看成特定的实指之数。
可见“数”与“象”一样，可分为虚数与实数，分别代表抽象的意义（与“象”类同）与实指意义。
（三）模型法
模型法指以“象数”为模型进行思维，并模拟、认识客体世界的方法。其实模型方法与取象法、运数法有密切关系，模型是取象、运数的理论依托，取象、运数是对模型的运用。从这一点上看似乎不应该将“模型法”与取象、运数法并列，本文只是考虑到象数模型本身有它的形式逻辑特点，象数模型法与取象、运数法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如果说前者偏重于象数的分类与形式化，那么后者则偏向于对象数的类推与比附。
《周易》象数分类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两仪——阴阳分类。这在象数分类中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邵雍、朱熹称之为“一变为二”、“一分为二”法。源于卦象的阴爻和阳爻，阴阳爻是六十四卦的基础，阴阳两仪是宇宙万物的基础。不仅万事万物可以分为阴阳两类，而且同一事物也可分为阴阳两面。
2、八卦分类。将宇宙万物分为乾、坤、坎、离、震、巽、艮、兑八类。按《说卦传》的说法，这八类的属性分别为健、顺、陷、丽、动、入、止、悦，也就是说如果具备其中的某一属性，就可归入相对应的某一类（卦）。《说卦传》中列举了大量的事物。
3、六十四卦分类。这是《周易》的系统分类法。《周易》经文中只有六十四卦分类而没有八卦分类，传文把六十四卦还原成八卦的重合。虽然可把六十四卦看成八卦的扩衍，但两者在功用上有所偏重，八卦重在事物的静态分类，六十四卦重在事物的动态分类，偏向于六十四卦“类”与“类”之间的运动变化及有机联系。
4、五行分类。严格地说《周易》是不讲五行的，最早讲五行的是《尚书·洪范篇》，但从西汉开始，象数派即把八卦与五行相结合，后世易学中的河洛学说，即是一种五行分类，如河图中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一二三四五为五行生数，六七八九十为五行成数。我认为五行分类与两仪分类并不矛盾，五行可看成是两对阴阳（水与火、木与金），而土居其中只是起到调控作用，它不占四方、不占四时，却统领四方、统领四时。五行分类促进了阴阳八卦相互之间的联系，使阴阳八卦形成了一个生克制化的有机系统。
分类是《周易》模型思维方法的起始，易学象数的各种模型是在分类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上文已概述了象数思维的元模型，此外还有五行模型、干支模型、河洛模型、太极模型。它们是在思维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公式、范式或法则。这种公式、法则普遍适合于任何事物，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具体事物、具体内容。
在卦爻元模型中，卦爻象数包括卦辞、爻辞只是一个形式、符号，是一个不关涉事物的具体内容的框架，但它与近代符号逻辑学并不可等同。它虽然不关涉某一事物的具体内容，但却关涉宇宙生命的整体内容；它虽然不关涉某一事物的发展趋势，但却关涉宇宙万事万物总体的变化规律。因而某一事物的具体内容、发展规律可以在宇宙生命的整体内容、总体规律上得到类推、类比。这正是象数模型的主要功用，即引导、限定思维的方向，启发、比照思维的途径和结果。
Part4.象数思维的理念特征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走向
《周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活水，儒家尊之为“六经之首”，道家奉之为“三玄之一”。《周易》和易学对中华文化究竟有什么特殊贡献？为什么说《周易》及易学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决定了中华文化的走向？
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开创了一套有别于西方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行为中普遍地、长久地起作用的思维方法和思维习惯，是一定的社会人群在接收、反映、加工外界信息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定势。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整体的思维偏向，从而形成该民族特有的思维类型。思维方式的不同可用以说明民族文化的区别及民族社会的差异。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对人类文化行为起支配作用，并代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的特征。
《周易》象数思维方式是中华思维方式的元点和代表，决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及风俗习惯。它不仅渗透到最深层次的民族心理素质，而且渗透到浅表性的实用操作层面；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哲学、形上学，而且对自然科学等学科也有重要影响。
那么易学象数思维理念有哪些特征？又是怎样影响中华文化的本质和趋向？我想从以下几点加以概述。
（一）循环变易观念。
“周”、“易”二字可理解为“周环、循环”与“变化、运动”，《周易》可看成是专论宇宙万物周环变易规律的著作。在卦爻象数元系统里，第一级符号阳爻和阴爻（21＝2）是相互循环转化的，阳爻“九”转化为阴爻“六”，反之亦然；第二级符号四象（22＝4）——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也是互相转化的；第三级符号八卦（23＝8）和最高级符号六十四卦（26＝64）中每一卦都在作循环运动，任何一卦都可变成另一卦：在两卦一组中，前后两卦可以通过“覆”和“变”两种方式互相转化；任何一卦可通过爻变的方式变成其余六十三卦①。从而形成六十四卦整体大循环。从《周易》六十四卦卦序看，首为乾、坤二卦，末为既济、未济二卦，即蕴含宇宙变易一个周期从乾坤、阴阳开始，到既济、未济结束（“既济”意为“已经渡过”；“未济”意为“没有渡过”），“既济”是上一周期的结束，“未济”是下一周期的开始。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
《周易》文字系统在对卦爻符号的解释中，明确提出周环变易的观点，如《易经》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复卦卦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易传》则反复强调：“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系辞传》还列举日月往来、寒暑往来的例子，说明“往者屈也，来者信（伸）也。屈信（伸）相感而利生焉”。
《易经》卦爻象、卦爻辞首先提出循环变易的观念，经过原始道家、原始儒家的发挥，到《易传》总其成。后世道、儒均遵从这种思维观念。
循环变易观对整个宇宙宏观世界来说是基本合理的。整个宇宙存在永恒的大循环，而各种物体也存在暂时的小循环。这种循环是以阴阳象数的对立转化为基础的，包含着不断变化、“革故鼎新”的进步思想。同时也增强了中华文化前后承接的亲和力和稳定性。其负面影响是过分强调了循环，轻视创新发展，将循环看成是运动的唯一形式而看不见其他形式（如直线形式、非升降形式等），缺乏历史进化发展观念，从某种程度上维持了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如三纲、五常的永恒性）。致使中华民族沿袭因循、模仿、重复的习惯思路，缺乏创造、创新精神，缺乏应有的活力，缺乏否定意识，造成了社会发展的缓慢，甚至倒退。
（二）整体和谐观念。
易道的“一阴一阳”既说明人与自然具有对立性，也说明其具有和谐性、统一性。“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表示对立面的相互推移、相互转化与相互依存。《易传》将“保合太和”看成是“易”的最高理想境界。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对立与和谐、感应与交流被《周易》有机地统一起来，成为《周易》的基本思维理念，开创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特征。
与儒道两家的整体和谐观相比，儒家强调“中庸”，偏向于将自然人化，道家强调“混沌”、“素朴”，偏向于将人自然化。而《易》则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等感应、对等交流，又不抹煞各自的对立、独立的特性。只是在后世的发展中，《易》整体和谐的一面被强化，而独立、对待的一面被弱化。董仲舒强调“大一统”思想，经后代统治者的大力宣传，“大一统”思维方式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
《周易》“太极”是阴阳整体对待和谐的最高概念，也是象数思维的理性提炼（宋明以后的阴阳鱼“太极图”是太极观的形象写照）。随着大一统思维的不断深化，“太极”被视为至尊的“一”，世界万物起源于“一”，全国定于一尊，就是皇帝。这种思维方式在调和矛盾、巩固民族团结、稳定国家政治、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并促进统一、防止并结束分裂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民众的斗争性、独立性被遏制，迎合或促成了封建君主专制，形成了一元化政治结构。
整体、求同的思维偏向，重视主体作用，对问题的探讨往往从内因、主体出发，只求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适应、协调，缺乏对外部世界的改造、发展。形成内向、忍让、依赖的民族性格，如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保守退让、模棱两可，缺乏独立、竞争、果断、直率。只求“随大流”，个性、主体意志被削弱甚至泯灭。
（三）动态功能观念。
易学象数模型是动态、功能模型，无论是取象方法还是运数方法，都是以动态、功能的一致性为条件的。只要功能相同、属性相同，即使是结构不同、形态不同也可归为同类。这种思维观念对中国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影响深远。
中国传统医学以表示行为功能的动态形象为本位，以形体器官和物质构成为辅从，将人体生理、病理的一切“象”都归属为阴阳两大类。中医五脏六腑、十二经络都是依据功能、动态思想建构的。如“左肝右肺”，显然与实体结构不符，但却与肝主升、肺主降的属性相符，也与河洛八卦左为震木为肝、右为兑金为肺的功能模型相符。
中国古天文四象二十八宿的排列、星移斗转的周期，古地理分野坐标系统，历法物候阴阳变化节律，古乐律律吕损益的法则，等等，都是遵循易学象数的动态、功能模型。
象数思维重动态、重功能，必然导致轻结构、轻静态，致使中华文化形成重道轻器、重神轻形的基本格局。对中国科技造成的负面影响则是实证、实测科学不发达，分析科学不发达。
（四）意象直觉观念。
《周易》的“卦象”是一种意象，含有主观的想象与主观意念，是知觉形象与主观意识的结合。既有形象的指示义（实象），又有抽象的内涵义（虚象）。卦象有两种作用，一是摹仿，一是象征。对万事万物的摹仿只是一种手段，目的是要用卦象符号来象征抽象的哲理、法则。
意象思维是古代中国认识宇宙的基本方法。战国秦汉时期，天文历法气象往往与人事吉凶政治形势相比附，汉代则与卦象联系在一起，其后经久不衰，成为在民间流行甚广的“术数之学”。至于先天八卦图、后天八卦图、河图洛书、太极图等则代表了中国宇宙论、本体论、结构论的模式。
卦象符号的意象思维带来了“玄象尽意”的玄想思维。王弼以“忘言”、“忘象”达到“得意”、“得象”，玄想思维方式导致了审美意象方式的兴起。
《周易》的直觉思维是建立在对卦象的比附、类推基础上的，在对卦象的提取、选择中需要直觉、悟性和灵感。直觉体悟成为中华文化特色之一。庄子提出“心斋”、“坐忘”，佛家主张“般若”、“悟性”，道学家追求“尽性”、“体认”。由于过分强调直觉思维，只注重对整体的感觉，从而忽略了实证与分析，使中国传统科学量化程度不高，对事物的认识往往模糊、粗略而笼统。从正面看，它锻炼了中国人的思辩能力和对事物的领悟能力，具备一种从整体动态上把握宇宙生命的智慧，往往更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既造成民族性格中跳跃性、玄想性、感悟性的一面，又带来不求甚解、不重因果关系的一面。
易学象数思维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是深层次的，也是复杂的。如何整饬、修正象数思维的偏差，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