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第一部断代体史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第一部方言词典《方言》
第一部字书是《字通》
第一部诗集是《诗经》
第一部文选是《昭明文选》
第一部笔记小说《世说新语》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
第一部语录体著作是《论语》
第一部历史批评著作是《史通》
第一部兵书是《孙子》
第一部古代制度史是《通典》
第一部农业百科全书是《齐民要术》
第一部农业生产技术论著是《天工开物》
第一部植物学词典是《全芳备祖》
第一部药典书是《新修本草》
第一部医药书籍是《皇帝内经.素问》
第一部地理书是《禹贡》
2、四史是纪传体通史，是中国历史上的史学巨著。
3、《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全书共一百三十篇，分为本纪、书、表、世家、列传五种形式。
4、《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
5、《后汉书》南宋绍兴刊本《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司马彪续作），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的195年历史。
关键词：史传、史通、史学起源、比较
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论述的诸多问题，也为后世史论家论及史学批评划定了界限与疆域，刘知所撰《史通》即从中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思想，《史传》篇也因之成为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专篇。
到夏商时，政府机构中设置左右史官，“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1]，“唐虞流于典谟，夏商披于诰誓”。至周代，史官制度日趋完善，史官的职责就是“贯四时以联事”，即按四时，年月日时序记载事件。各诸侯国皆置史官，作国史，以成百国《春秋》。及至周平王东迁，王道衰弱，教化不正，伦常废弃，史官建制趋向混乱。“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1]，“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1]，开启了私人修史之风气。
降及战国，“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即《战国策》。西汉初年，陆贾撰《楚汉春秋》，探讨了“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之者何”的原因。司马迁“甄序帝绩”、“取式《吕览》”，列“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2]，“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及至“班固述汉”，承前人业绩，创纪传断代一体先例，遂成后世断代皇朝史撰述正宗。延及三国，“纪传互出”，魏有孙盛《魏氏春秋》，鲁豢《魏略》；吴有虞溥《江表传》，张渤《吴录》，陈寿则罗列诸史，撰成《三国志》一书，因其“文质辩洽”，故使他者撰述三国之作尽废。至于晋代，“繁乎著作”，所撰史书如干宝《晋纪》，司马彪《续汉书》，华峤《后汉书》，不一而足，皇皇巨著，终得蔚然可观。
刘勰在《史传》篇中，第一次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做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这期间，对史官制度的变化，史书体例的演化等的描述，诠释了古代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势，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简明史学史。
（二）、对编年、纪传二体优劣的比较。编年体、纪传体是我国古代史书编纂中的两大基本体例。编年体以《春秋》和《左转》为规范，纪传体则以司马迁《史记》、《汉书》为肇始，这两种体例一直为史家所沿用。刘勰《史传》篇，对我国古代两大史书体例的优劣作了精要的论述。
对纪传体，刘勰认为它的优点在于“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崇焉”[1]。刘知在《史通二体》中引申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糜失，此所以为长也”[2]。刘勰认为纪传体的缺点在于“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重复，偏举则病于不全，此又诠配之未易也”[1]，这是就纪传体记叙的互重性而言的。刘知继承了刘勰这一观点，认为纪传体“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编，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2]。
刘勰《史传》篇，是中国古代史家对史学发展、史书体例、史书编纂等诸多问题的第一次系统论述，它开启了研究、探索史学发展规律的潮流，也为后世诸史家划定了研究的疆域与范围。唐代刘知所著《史通》中《六家》、《二体》、《史官建制》等篇无不可见刘勰思想的影响，这便正恰如范文澜所评价：“《史通》专论史书，自必条举细目；《文心》上篇总论文体，提挈纲要，体大事繁，自不能如《史通》之周密。然如《史通》首列《六家》篇，特重《左传》、《汉书》二家，《文心》详论《左传》、《史汉》，其同一也；《史通》推扬二体，言其利弊，《文心》亦确指其短长，其同二也；至于繁略之故，贵信之论，皆子玄书中精义，而彦和已开其先河，安在其为敷衍充数乎”[3]，这个评价可以说是十分恰当的。
参考文献：
[1]刘勰（梁）.《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2]浦起龙（清）.《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关键词刘知几两汉史家史书史例
中图分类号：K204文献标识码：A
刘知几字子玄，唐朝史学家，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卒于唐玄宗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刘知几一生从事史书编辑工作，仅有《史通》传世，其余均亡佚。《史通》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对修史活动、历史著作、历史认识进行批判性总结的史学理论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更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的要籍之一。
两汉时期是我国的史学快速发展的一个阶段。史书的编年、纪传两种体裁争相出现，各位史家也在探索撰写史书时如何选择史例。自西汉司马迁创纪传体，一直到东汉时期，随着官修史书的逐渐形成，纪传体开始占了上风，此后各朝所撰写的正史均是用纪传体修成。刘知几站在史学史发展的角度，认为史例就是史书记言记事共守的规律，也就是史书的体例，古往今来，各种历史著作的体例因为撰写的风气递相转变，在《序例》篇，刘知几强调：“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修史要有史例，就像国家的法律一样。撰写史书没有史例，就会没有是非准则了，说明史例在修史中非常重要。刘知几将史例与国法同等看待，不难看出他对史例的重视。
刘知几在《六家》、《二体》、《本纪》、《列传》、《世家》、《古今正史》、《书志》、《表历》进一步分析了两汉史书体例的各种问题，其中大多是对纪传体史书各个体例的述评。刘知几认为体例在两汉史书表现中有着不同作用。
首先，体例是两汉纪传体史书编纂的纲领。刘知几在《六家》篇就将唐初期之前的史书分为六类：“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其中《史记》、《汉书》两类体裁史书在体例上该如何运用，在紧接着《二体》篇的开头刘知几便肯定了司马迁在纪传体上的创始之功，“三、五之代，书有典、坟，悠哉邈矣，不可得详。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为《古文尚书》。然世犹淳质，文从简略，求诸备体，固已阙如。既而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城有限，孰能逾此！盖荀悦、张，丘明之党也；班固、华峤，子长之流也。”刘知几并将《史记》与《左传》相提并论，可见他认为在体例创始意义上《史记》与《左传》不相上下。之后刘知几以《史记》《汉书》为例详细分析了纪传体在体例方面的得失，认为不同的体例可以从不同角度描述历史，这样就显得记事灵活，包容量大，对内容不会有太多的遗漏。
针对纪而言，刘知几在《本纪》篇说：“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他认为纪作为一种体裁，就像《春秋》的经一样，是用来书写君王承继国位的一种系统。又在后面接着解释道，本纪既然以编年为主，只叙述天子一人的事情。大事可以记述在相应年月之下，而事情的详细经过，可以放入列传。他对于司马迁将项羽列入本纪表示质疑，认为这是自坏体例，只有天子方能入《本纪》。他说：“项羽盗而死，未得成君，求之于古，则齐无知、卫州吁之类也。安得讳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吴、楚拟，书如列国。假使羽窃帝名，正可抑同群盗，况其名曰西楚，号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故刘知几认为项羽不过是窃取帝王的名号，根据名称来考察事实，是错误的。《汉书》中讲吕后列入本纪，“时天下无主，吕宗称制，故借其岁月，寄以编年。而野鸡行事，自居《外戚》。”刘知几认为用吕后用来纪年是可以的，她的言行事迹应放在《外戚传》中记述。班固仿照过去的惯例，是恰当的。
可以看出，刘知几认为体例必须严整划一，但是他对司马迁的批评显得有些过分严苛，本纪本来就是为了区别经纬，而不是为了分辨尊卑，司马迁当时是为了用他来纪年。班固使用吕后纪年得到他的赞赏，可见他对班固的偏爱。
其次，体例是体现两汉纪传体史书特征的关键。刘知几在《世家》篇对《汉书》的推许，来自史学史的实际观察，认为《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将刘氏王朝的废兴，统括一朝，内容详尽，编成一书。因此学者钻研探讨，容易收到成效，所以《汉书》的体例适合后代史家进行研究。在《古今正史》篇中更是认为《汉书》可与“五经”比肩。“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三十五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因为在刘知几看来以《汉书》为典范的纪传体断代史是最实用、最通行的史书体例，它能够有始有终的记载一个朝代的自然历史过程，对于撰史者与读史人都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总起来看，刘知几认为体例是统一全书的准绳，不可以随意改动，破坏体例。故他才在《六家》中强调，史书的名字可以有区别，里面的体例却应该是一样的。刘知几谈到，从前的虞夏的典，商、周的诰以及孔子所编经书，都称作“书”。《汉书》的编著，都是依《史记》为准，只是不写《世家》，把《书》改成《志》而已。从东汉以后，撰写史书的人相继不断，都袭用它的名称，没有什么变革，只是《东观汉记》称“记”。然而虽然称呼有所区别，体例却都是一样的。确定了体例，修史者就会有所遵循。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四)日本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另外，亚洲地区尚有许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区，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研究者一般只能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确地把握亚洲古代音乐历史状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坊去方换育
@②原字汤去氵换日
关键词：人教版;高中必修;文言;中华文化;四部分类法
一、经部
经部主要是儒家的经典，由最初的《诗》《书》《礼》《易》《春秋》，合称“五经”，发展到后来的儒家“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当然人教版的语文课本没有全部编选以上十三部经典，而是选取了文学性比较强的《诗经》、《左传》、《孟子》。
二、史部
中国的史书经历了家修到官修的转变，南北朝以来统治者多为前朝修史，以期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从先秦两汉的历史散文到“二十四史”，构成了古代社会完整的历史画面。翻开一部部发黄的史书，我们依然要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二十四史”最著名的是前四史，人教版的选编也是秉承这个原则的。入选的篇目分别是选自《史记》的《鸿门宴》、《廉颇蔺相如列传》;选自《汉书》的《苏武传》以及选自《后汉书》的《张衡传》。除此之外还有选自《战国策》的《荆轲刺秦王》。
三、子部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许许多多中国士人的人生准则，苦读圣贤书，希望致君尧舜，然而奸佞当国，阉宦执政，正直之士苦于无处伸展抱负。此时我们不妨向庄周学习，学习他的一份逍遥和洒脱。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我们不妨学习一下庄周。我们需要有一份《逍遥游》的情怀，有一份庄子的情怀。先秦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劝学》殷殷。“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无论做什么事情，无论你先天禀赋如何，没有持之以恒的毅力，没有一心一意的付出，想要获得人生的满意回报是近于痴人说梦的。
四、集部
文化典籍中，最大的类别应该是集部，包括总集和别集。总集比如说《乐府诗集》、《文选》等，别集比如《白氏长庆集》、《王荆公文集》、《苏文忠公文集》。人教版古诗文选入了很多集部的作品，我们一一来说。
同时诗歌方面，我们既可以领略引领汉末建安一代风气的曹操诗风的“古直悲凉”。正所谓“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与“古今隐逸之宗”的陶渊明一起“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一起“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一起感受“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生活。追随太白来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蜀道，感受李白想落天外的想象力。和杜甫一起《登高》、一起咏怀，“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和白居易一起聆听商女的心事，“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一起感受“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美妙的琵琶声。同杜牧一起来到忧伤的秦淮河，在“烟笼寒水月笼沙”的朦胧中，抨击着那些靡靡之音背后的权贵。与李义山一起来到马嵬，凭吊一下“长生殿”里的那对鸳鸯，“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不亦悲乎？空留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词这一块，不妨先听听李煜那“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家国之愁，因为“故国不堪回首明月中，”因为“朱颜改”。跟随有“白衣卿相”之称的柳永来到“杨柳岸”，在“晓风残月”中“执手相看泪眼”地作别。在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钱塘，“乘醉听萧鼓，吟赏烟霞”。在“佳节又重阳”的日子里与易安居士在黄昏后的东篱把盏，在“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乍暖还寒时候”，听她倾诉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愁。与东坡居士一起“竹杖芒鞋”，一起“吟啸”、“徐行”来到“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赤壁，怀念“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周郎，只是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陪辛稼轩在“落日楼头”、“登建康赏心亭”，把“栏杆拍遍”，只是“可惜流年”，无人唤取“红巾翠袖”，无法“h英雄泪”。那将“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文这一块，于《过秦论》的“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同也”中，感受贾谊政论文的博学与睿智。于李密的《陈情表》中，倾听肺腑之言“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区区不能废远。”于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感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悲凉，作为后之览者，我们也有感于斯文。在“时维九月，序属三秋”的日子，追随王勃来到那“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洪都新府”去感受那“胜友如云”、“高朋满座”的胜践。在“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中唐，感受“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文公“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呐喊。在“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之际，和杜牧一起来到“覆压山百余里，隔离天日”的阿房宫，聆听“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教诲。在“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的月色，与苏轼一起“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一起“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与王荆公一起游褒禅山，洞晓“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真谛。
曲则跟关汉卿一起声援窦娥，一起控诉那“糊突了盗跖颜渊”的天。
要之，高中必修古诗文在经、史、子、集方面都做了选录，而以集部为多;而集部里，又以诗、词、文的选录为多。这样的选录不无道理，既符合高中生的理解和领悟能力，又能相对比较全面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