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南开大学求学时期的陈漱渝1960年摄
两代学人鱼雁音书,不厌求详地爬梳考证现当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领域的诸多学术问题,反映出鲁迅学的科学体系日趋成熟的历史过程,展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侧影。书信字里行间流淌出学人治学著文、待人接物的种种细节,令人动容。这批书信的面世,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又不失为读懂鲁迅的另一个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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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谁寄锦书来
文|陈漱渝
又逢人间四月天。莺飞草长,杂花争秀。室内的蝴蝶兰还未全部凋谢,推窗已可见身姿婆娑的金黄色迎春花。路边的街心花园,白色的樱花已绽满枝头,还有梨花、桃花、海棠、丁香、二月兰,在陪伴着绵绵春雨。北京的暖气已停止供暖,卸去冬装,夜间不时有些凉意。在这乍暖还寒的春夜,已逾耄耋之年的我俯身在箱箧中清理一批旧信。我有一个优点,就是从不轻易撕毁对方的来信,因为凡信都有信息的贮存,也有情感的传递。缺点就是很少认真整理来函,书籍和信函都杂乱无章,分类查阅起来,眼累手累腰更累,胜过一场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但这是我有生之年想做的一件要事,所以还是费尽全力坚持完成了。
现存的这批书信写作日期大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此前的书信都已在“十年浩劫”中焚毁,包括一些学术书信。如孙楷第先生考证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渊源的书简,在那时也被视为“封资修”糟粕,属于“横扫之列”。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由寒转暖,万象更新。那是一个希望复苏的年代,是一个满怀豪情要夺回十年被虚掷光阴的年代,也是一个学术上充满生机活力的年代。我收藏的这批书信,真实传达了那个政治春天的气息,其意义已经超越书信内容本身。
在烟台讲学时期的陈漱渝1982年摄
谈到中国书信文化的源头,我说不清是在西周时期,还是春秋时期。但确知现存最古老的书信是距今二千四百多年的《云梦秦简家信木牍》。这是两个远征的兄弟写给大哥的信,向老母和长兄要钱要布。木牍是写在狭长木片上的信,竹简是写在狭长竹片上的信。但无论写在木牍上、竹简上,还是写在泥板、羊皮上,传递的信息都会受限,传递起来也有相当的困难,自东汉蔡伦用树皮破布等物造纸成功之后,才为书信提供了价廉轻便的载体。
在山西长治嶂头村访丁玲当年的房东
不过,书信文化的发达,还是要归功于现代邮政。在中国古代,虽然有李陵的《答苏武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李密的《陈情表》之类名作,但毕竟有限。直到1878年中国海关附设送信官局,1896年大清邮政总局设立之后,才彻底改变了用烽火台、驿站或托人传书的落后方式,让中国邮政跟国际邮政接轨,近现代的书信文化也才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宗白华、田汉、郭沫若的《三叶集》,傅雷的《傅雷家书》等都成了经典之作。书信体的文学作品更影响广泛,如冰心的《寄小读者》、丁玲的《不算情书》、冯沅君的《春痕》、石评梅的《缄情寄向黄泉》等都是其中的佳作。据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梁实秋最爱写信和收藏信件,仅他写给女儿梁文蔷一个人的家信,三十年中就积存逾千封。
我跟书信有何渊源?
我这个人经历看似复杂,其实简单。1962年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先教了十四年中学,然后调到鲁迅研究室,在那里工作了三十二年,退休至今。上学期间和刚工作时,我经济窘迫,除了跟母亲有书信联系之外,几乎跟其他人均无书信联系。那时虽然邮资极低,寄本地四分钱,寄外地八分钱,但我连那四分和八分钱也得算计。
修订2005年版《鲁迅全集》
用函询的方式拜师求教,首选对象当然是所谓“鲁迅研究的通人”。
“通人”原意是学识渊博且通达事理之人。1942年,有苏联友人询问关于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其中问道:
“在现代中国作家中,谁是被认为先生文学遗产及其手稿最优秀的通人?”
许广平的回答是:
“在北京以前(1926年以前),许寿裳、李霁野、台静农先生比较接近;二六年以后,则曹靖华、茅盾等先生更了解他;而自到上海以后(1927至1936年)的十年间,以冯雪峰比较可以算是他的通人。”
余生也晚,鲁迅的老友许寿裳1948年2月在台北被刺身亡时,我刚七岁,自然未能亲承謦欬,但我有幸结识了他的女儿许世玮,儿子许世瑮,儿媳徐梅丽、华珊,以及他的侄孙女许慈文——她是许勉文的妹妹,范瑾即是许勉文的笔名。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得知了一些鲁迅跟许寿裳交往的史料,而且有机会读到并参与整理许寿裳的全部遗稿。
冯雪峰是1927年6月在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党员,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期成了沟通鲁迅和党的关系的桥梁。令人痛心的是,从1954年10月开始,这位忠诚的老革命蒙冤受屈,直至1961年才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雪峰蒙冤时我刚十三岁,待我调入鲁迅研究室时他刚病逝,因此也失去了向他求教的机会,只是从他的儿子冯夏熊、孙子冯烈、孙媳方馨未那里得到了不少学术上的帮助。
除开这两位“通人”,我跟许广平提到的那些前辈倒都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接触。曹靖华是鲁迅研究室的顾问,因某种原因,从未在单位露过面。我专程在京津唐地震期间拜访过他,他也为我留下了珍贵的墨宝。我拜访茅盾时,他已经八十一岁,身体相当虚弱,但仍应我之约为《鲁迅研究资料》撰稿,至今仍留下了他的三封来信(其中有一封涉及其他同事,不便披露)。
来信者有不少鲁迅的同时代人,特别是跟鲁迅直接接触的左翼文化战士,如胡风、梅志、萧军、冯乃超、聂绀弩、江丰、力群等。胡风1979年刚获释出狱,我见到他时,已经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他给我的复信是由他口授,女儿张晓风执笔,他审读之后再签名确认的,所以一封信中出现了两种笔迹。1985年,这位饱经忧患的诗人、文艺理论家就离开了我们。聂绀弩的情况也差不多。1976年11月10日我们初见时,他刚遭受了近十年的缧绁之灾,刚刚从山西获“特赦”返回北京,已经病得不轻,艰于起坐。川岛先生曾被鲁迅戏称为“一撮毛哥哥”。我初见他时,他还被人诬为“历史反革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扫楼道,妻子瘫痪,儿子跳楼自杀。我1976年9月通过组织安排采访他,旁边还有两个人在监听。一个月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我们之间从此就可以自由通信。但老人身体日衰,不久就无法握笔,说话困难,仅靠两瓶酸奶维持生命。所以,我对于这些老人的采访和函询,都确实是属于“抢救”性质。
茅盾书信
接着,我想谈谈这部书信集的出版价值。
探望病中的丁景唐先生
我选编的这部书信集除具有一般信函的性质之外,还有其他三个特点。
第二,这是一部学术答问集,我发出去的信件不是扯闲篇、议时政,主要是请教有关学术问题;而复信人也大多有问必答。因此这批书信虽缺少抒情性、趣味性,但具有学术性,反映出鲁迅学的科学体系日趋成熟的历史过程。其中的不少史料我并没有据为私有,而成了撰写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重要依据。比如,鲁迅著名讲演《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话:“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在《帮闲法发隐》一文中,开头也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引文:“戏场里失了火。丑角站在戏台前,来通知了看客。大家以为这是丑角的笑话,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说是火灾。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结在当作笑话的开心的人们的大家欢迎之中的罢。”
众所周知,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外语水平普遍差,因为学英语时赶上了抗美援朝;学俄语时又赶上了反帝反修。鲁迅学贯中西,旁征博引,而我们想要找出这些引文的出处,却是难于上青天。在十分苦恼的情况下,我想起了戈宝权先生。他是著名的俄国文学翻译家,曾在中国驻苏大使馆担任过临时代办和参赞,又通晓其他语种,于是就十分冒昧地驰函求教。戈先生当时年逾六旬,高度近视,他在百忙中认真回答了我的问题。他告诉我,叶遂宁的那两句话,分别出自《约旦河的鸽子》和《天上的鼓手》这两首诗作。《帮闲法发隐》中的那段引文,则出自吉开迦尔《忧愁的哲理》一书的日译本。叶遂宁通译为叶赛宁,他的诗作在欧洲影响广泛。我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小酒吧里就看到过他的照片,但中国读者了解他的并不多。吉开迦尔,丹麦哲学家,通译为克尔凯郭尔,被誉为“存在主义之父”。据我所知,他的10卷本文集是直到2020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因此,戈先生的发现,无疑是鲁迅研究史上的一个奇迹。他的重要发现我转告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增补进了《鲁迅全集》注释,为所有鲁迅著作的读者共享。类似的例子,这本书信选中还有不少。
钟叔和题赠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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