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南开大学求学时期的陈漱渝1960年摄
两代学人鱼雁音书，不厌求详地爬梳考证现当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领域的诸多学术问题，反映出鲁迅学的科学体系日趋成熟的历史过程，展示了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侧影。书信字里行间流淌出学人治学著文、待人接物的种种细节，令人动容。这批书信的面世，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学术研究资料，又不失为读懂鲁迅的另一个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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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中谁寄锦书来
文|陈漱渝
又逢人间四月天。莺飞草长，杂花争秀。室内的蝴蝶兰还未全部凋谢，推窗已可见身姿婆娑的金黄色迎春花。路边的街心花园，白色的樱花已绽满枝头，还有梨花、桃花、海棠、丁香、二月兰，在陪伴着绵绵春雨。北京的暖气已停止供暖，卸去冬装，夜间不时有些凉意。在这乍暖还寒的春夜，已逾耄耋之年的我俯身在箱箧中清理一批旧信。我有一个优点，就是从不轻易撕毁对方的来信，因为凡信都有信息的贮存，也有情感的传递。缺点就是很少认真整理来函，书籍和信函都杂乱无章，分类查阅起来，眼累手累腰更累，胜过一场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但这是我有生之年想做的一件要事，所以还是费尽全力坚持完成了。
现存的这批书信写作日期大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此前的书信都已在“十年浩劫”中焚毁，包括一些学术书信。如孙楷第先生考证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渊源的书简，在那时也被视为“封资修”糟粕，属于“横扫之列”。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国的政治生活由寒转暖，万象更新。那是一个希望复苏的年代，是一个满怀豪情要夺回十年被虚掷光阴的年代，也是一个学术上充满生机活力的年代。我收藏的这批书信，真实传达了那个政治春天的气息，其意义已经超越书信内容本身。
在烟台讲学时期的陈漱渝1982年摄
谈到中国书信文化的源头，我说不清是在西周时期，还是春秋时期。但确知现存最古老的书信是距今二千四百多年的《云梦秦简家信木牍》。这是两个远征的兄弟写给大哥的信，向老母和长兄要钱要布。木牍是写在狭长木片上的信，竹简是写在狭长竹片上的信。但无论写在木牍上、竹简上，还是写在泥板、羊皮上，传递的信息都会受限，传递起来也有相当的困难，自东汉蔡伦用树皮破布等物造纸成功之后，才为书信提供了价廉轻便的载体。
在山西长治嶂头村访丁玲当年的房东
不过，书信文化的发达，还是要归功于现代邮政。在中国古代，虽然有李陵的《答苏武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李密的《陈情表》之类名作，但毕竟有限。直到1878年中国海关附设送信官局，1896年大清邮政总局设立之后，才彻底改变了用烽火台、驿站或托人传书的落后方式，让中国邮政跟国际邮政接轨，近现代的书信文化也才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宗白华、田汉、郭沫若的《三叶集》，傅雷的《傅雷家书》等都成了经典之作。书信体的文学作品更影响广泛，如冰心的《寄小读者》、丁玲的《不算情书》、冯沅君的《春痕》、石评梅的《缄情寄向黄泉》等都是其中的佳作。据说，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梁实秋最爱写信和收藏信件，仅他写给女儿梁文蔷一个人的家信，三十年中就积存逾千封。
我跟书信有何渊源？
我这个人经历看似复杂，其实简单。1962年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先教了十四年中学，然后调到鲁迅研究室，在那里工作了三十二年，退休至今。上学期间和刚工作时，我经济窘迫，除了跟母亲有书信联系之外，几乎跟其他人均无书信联系。那时虽然邮资极低，寄本地四分钱，寄外地八分钱，但我连那四分和八分钱也得算计。
修订2005年版《鲁迅全集》
用函询的方式拜师求教，首选对象当然是所谓“鲁迅研究的通人”。
“通人”原意是学识渊博且通达事理之人。1942年，有苏联友人询问关于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其中问道：
“在现代中国作家中，谁是被认为先生文学遗产及其手稿最优秀的通人？”
许广平的回答是：
“在北京以前（1926年以前），许寿裳、李霁野、台静农先生比较接近；二六年以后，则曹靖华、茅盾等先生更了解他；而自到上海以后（1927至1936年）的十年间，以冯雪峰比较可以算是他的通人。”
余生也晚，鲁迅的老友许寿裳1948年2月在台北被刺身亡时，我刚七岁，自然未能亲承謦欬，但我有幸结识了他的女儿许世玮，儿子许世瑮，儿媳徐梅丽、华珊，以及他的侄孙女许慈文——她是许勉文的妹妹，范瑾即是许勉文的笔名。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得知了一些鲁迅跟许寿裳交往的史料，而且有机会读到并参与整理许寿裳的全部遗稿。
冯雪峰是1927年6月在白色恐怖中入党的老党员，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期成了沟通鲁迅和党的关系的桥梁。令人痛心的是，从1954年10月开始，这位忠诚的老革命蒙冤受屈，直至1961年才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年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雪峰蒙冤时我刚十三岁，待我调入鲁迅研究室时他刚病逝，因此也失去了向他求教的机会，只是从他的儿子冯夏熊、孙子冯烈、孙媳方馨未那里得到了不少学术上的帮助。
除开这两位“通人”，我跟许广平提到的那些前辈倒都有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的接触。曹靖华是鲁迅研究室的顾问，因某种原因，从未在单位露过面。我专程在京津唐地震期间拜访过他，他也为我留下了珍贵的墨宝。我拜访茅盾时，他已经八十一岁，身体相当虚弱，但仍应我之约为《鲁迅研究资料》撰稿，至今仍留下了他的三封来信（其中有一封涉及其他同事，不便披露）。
来信者有不少鲁迅的同时代人，特别是跟鲁迅直接接触的左翼文化战士，如胡风、梅志、萧军、冯乃超、聂绀弩、江丰、力群等。胡风1979年刚获释出狱，我见到他时，已经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他给我的复信是由他口授，女儿张晓风执笔，他审读之后再签名确认的，所以一封信中出现了两种笔迹。1985年，这位饱经忧患的诗人、文艺理论家就离开了我们。聂绀弩的情况也差不多。1976年11月10日我们初见时，他刚遭受了近十年的缧绁之灾，刚刚从山西获“特赦”返回北京，已经病得不轻，艰于起坐。川岛先生曾被鲁迅戏称为“一撮毛哥哥”。我初见他时，他还被人诬为“历史反革命”，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扫楼道，妻子瘫痪，儿子跳楼自杀。我1976年9月通过组织安排采访他，旁边还有两个人在监听。一个月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我们之间从此就可以自由通信。但老人身体日衰，不久就无法握笔，说话困难，仅靠两瓶酸奶维持生命。所以，我对于这些老人的采访和函询，都确实是属于“抢救”性质。
茅盾书信
接着，我想谈谈这部书信集的出版价值。
探望病中的丁景唐先生
我选编的这部书信集除具有一般信函的性质之外，还有其他三个特点。
第二，这是一部学术答问集，我发出去的信件不是扯闲篇、议时政，主要是请教有关学术问题；而复信人也大多有问必答。因此这批书信虽缺少抒情性、趣味性，但具有学术性，反映出鲁迅学的科学体系日趋成熟的历史过程。其中的不少史料我并没有据为私有，而成了撰写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重要依据。比如，鲁迅著名讲演《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有一段十分重要的话：“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在《帮闲法发隐》一文中，开头也有一段十分有趣的引文：“戏场里失了火。丑角站在戏台前，来通知了看客。大家以为这是丑角的笑话，喝采了。丑角又通知说是火灾。但大家越加哄笑，喝采了。我想，人世是要完结在当作笑话的开心的人们的大家欢迎之中的罢。”
众所周知，我们这一代鲁迅研究者外语水平普遍差，因为学英语时赶上了抗美援朝；学俄语时又赶上了反帝反修。鲁迅学贯中西，旁征博引，而我们想要找出这些引文的出处，却是难于上青天。在十分苦恼的情况下，我想起了戈宝权先生。他是著名的俄国文学翻译家，曾在中国驻苏大使馆担任过临时代办和参赞，又通晓其他语种，于是就十分冒昧地驰函求教。戈先生当时年逾六旬，高度近视，他在百忙中认真回答了我的问题。他告诉我，叶遂宁的那两句话，分别出自《约旦河的鸽子》和《天上的鼓手》这两首诗作。《帮闲法发隐》中的那段引文，则出自吉开迦尔《忧愁的哲理》一书的日译本。叶遂宁通译为叶赛宁，他的诗作在欧洲影响广泛。我在贝尔格莱德的一个小酒吧里就看到过他的照片，但中国读者了解他的并不多。吉开迦尔，丹麦哲学家，通译为克尔凯郭尔，被誉为“存在主义之父”。据我所知，他的10卷本文集是直到2020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因此，戈先生的发现，无疑是鲁迅研究史上的一个奇迹。他的重要发现我转告给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增补进了《鲁迅全集》注释，为所有鲁迅著作的读者共享。类似的例子，这本书信选中还有不少。
钟叔和题赠
THE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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