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国北路进城
解放战争后期，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华东局从山东老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浙江等新解放区，接收、管理、建设新区政权，为新浙江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奉命抽调临城集训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战争双方军事力量的博弈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变化。9月16日至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攻占国民党山东省政府驻地济南，揭开了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的序幕。随后，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4.5万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力量全线崩溃。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解放全中国指日可待。
随着解放区面积的不断扩大，为了做好管理城市、安抚群众、规范秩序、发展经济等工作，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准备从老解放区选派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建设。
《决议》指出，估计从1948年7月至1950年6月，“人民解放军可能夺取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大约将包含有一万万六千万左右的人口，五百个左右的县及许多中等的和大的城市，并在这些新的区域建立政权”；这些区域共“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五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共约五万三千人左右”。《决议》要求：“此五万三千个左右的干部，分配华北一万七千人，华东一万五千人，东北一万五千人，西北三千人，中原三千人。”
12月，华东局在山东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各区党委领导人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12月25日，华东局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就华东地区抽调15000名干部的任务作了具体分配。《指示》要求，抽调南下的15000名干部分两期筹备：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抽调30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抽调12000人。《指示》并就抽调15000名干部的落实工作进行了具体分配。
此次抽调干部，一开始就是成建制的抽调，即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搭配好接管班子，然后整套抽调南下。这种抽调方式，既便于在行军时管理组织人数庞大的干部队伍，也有利于迅速在新解放区开展接管、建政等工作。实践证明，这种成建制的抽调，非常符合迅速接管新解放区的形势需要，在工作实践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山东各区党委接到华东局的指示后，进行了积极的动员宣传与筹划。各县区委均召开了干部大会，组织党员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指示和有关文件决议，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动员与教育。1948年12月，渤海区首先从一地委（军分区、专署）抽调干部，组建了渤海三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部为地级领导机关的架构，由地委、专署、军分区抽调领导干部组成），共730多人，张华墀为大队长，燕明为大队政委兼大队党委书记，周华南为大队党委副书记，并部署到华东局党校益都县王岗村一带集训。同时，鲁中南区抽调干部700多人，华东局直属机关抽调干部400多人，胶东区抽调干部900多人，按照渤海区同样的建制，也分别组建了本区的首批南下干部大队，并陆续来到华东局党校。
首批南下干部组成了华东局党校的4个部：第一部由鲁中南区干部组成；第二部由华东局直属机关干部组成；第三部由渤海区干部组成；第四部由胶东区干部组成。各大队党委也相应地改为部委会。华东局党校由华东局领导成员张鼎丞任校长，温仰春任副校长。党校领导与各部委负责人组成学委会，在学委会统一领导下，由各部委负责管理各部的教育及学习。加上在此前后各战略区行署的部分南下干部亦前来党校参加学习，党校全部学员达3000人左右。
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对先期到达的约3000名南下干部进行了短期培训。华东局及山东省党政领导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张云逸、曾山、舒同、黎玉等，都亲临大会作重要讲话，这对动员干部南下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在首批南下干部到华东局党校集结的同时，山东各战略区抽调南下干部的工作全面展开。经过紧张的宣传动员和积极的组织筹备，战略区的班子配备工作基本完成。鲁中南区党委确定由区党委委员张劲夫、张雨帆、魏思文、刘建中、李培南及一地委书记林乎加等组成一套区党委，带队南下。各地、市委也各组成一套地委班子南下（南下各地委、专署、军分区负责人名单由区党委研究确定，并报华东局，具体实施时个别有所变动）。与此同时，华东局分配给山东各战略区的28套地委班子及相应的县区班子也基本上搭配完成。
1949年1月8日结束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战争形势的迅速变化，指出党在1949年的任务是在夏、秋、冬三季“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9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为此“需要随军使用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必须及时地征调和训练好”。2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电令，要求“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华东局随即指示华东局党校南移临城（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一带），并要求党校在临城接收各战略区的15000名干部。2月19日，第一期南下干部3000多人与华东局党校校部乘同一列火车从驻地出发，经张店、周村、济南、泰安，于21日晨到达临城车站。
从3月初开始，山东各战略区的南下干部经过短期集训后，踏上了南下的征程。到3月中旬，从渤海、胶东、鲁中南、昌潍特区、潍坊市、济南市、华东局直属机关、华东军区抽调的大批南下干部，以及从华东局财办所属专门学校、华东大学抽调的部分干部和学生，共计12000余人，陆续从四面八方会聚到临城地区。至此，南下干部队伍达到15000余人，各战略区的干部集中在一起，分布于临城沙沟镇、微山湖一带的乡村地区。
在临城期间，全体南下干部进行了集中整训学习。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并公布了南下干部纵队大队以上军政干部名单：刘少卿任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任参谋长。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鲁中南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治委员张雨帆；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为第二支队，司令员赵毓华，政治委员王尧山；渤海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周贯五，政治委员刘格平；胶东区南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司令员廖昌金，政治委员赵明新。
渡江南下接管浙江
1949年3月下旬，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三支队第四大队奉命提前抽调，被编入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第二十七军和二十五军，随军南下，筹集粮草。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国共和谈破裂。当晚，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21日凌晨，国民党军队布置的前沿阵地全线崩溃。随军南下的干部紧跟部队，也顺利渡过长江。
渡江后，随军南下的干部和野战部队一起，一方面就地筹集粮草供应部队，另一方面协助解放军搜捕溃散之敌，收缴武器弹药，打扫战场。4月下旬苏浙皖边战役结束后，根据华东局指示，将南下干部从部队中分离出来，恢复原来建制，并集中到浙北地区休整待命。
当渡江战役打响后，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留在临城集中学习的人员也踏上了南下的征途。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领导机关、各支队领导机关及其所属大队共1万多名干部，统一由刘少卿和温仰春带领，从临城南下向长江边挺进。从4月30日开始，队伍陆续渡过长江，进入镇江。在这里，纵队领导接到华东局命令，要求队伍开赴丹阳。丹阳位于江苏省境内的沪宁线上，当时华东局党政机关驻扎在这里。
渤海区三地委机关欢送南下干部合影
为了接管浙江的需要，早在1949年2月，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就在苏北贾汪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渡江战役发起后，由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谭震林、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率第七兵团负责接管浙江。同时，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在安徽蚌埠组织成立，谭震林任书记，谭启龙任副书记。谭启龙具体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主要任务是把调赴浙江的大批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做好分配工作。
5月3日上午，谭启龙去丹阳向华东局汇报和请示工作。华东局指示：对接管浙江及省委的组织安排，按中央原定方针照办；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后，尽快分配下去；我军可能于今明两天进占杭州，你们今晚就出发，兼程赶赴杭州。下午，杭州解放的消息传来。谭启龙等立即到纵队驻地去接收被派往浙江的干部，分批连夜送往浙江。5月5日晚，谭启龙率一部分南下干部赶到杭州，与已经进驻杭州的谭震林等人会合。至此，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工作结束。5月6日，新的中共浙江省委建立。
南下干部到浙江后，5月15日，浙江省委召开南下干部各大队负责人会议，由省委书记谭震林主持，省委副书记谭启龙作“浙江省情况和接管任务”的报告，省委组织部部长杨思一布置了工作任务。随后，南下到浙的干部就被分往各地。
到浙江的南下干部，主要有先遣纵队财办的1051人、鲁中南区的4656人和渤海区的2877人，共计8584人。先遣纵队财办的干部主要分配在省委和杭州市军管会工作，其中分配到省委62人，分配到杭州市军管会989人。由张劲夫、张雨帆、李培南等率领的第一支队（即鲁中南支队）干部中，直属队主要分配到省委机关和杭州市军管会工作；一大队主要分配到二地委即宁波、绍兴地区；二大队主要分配到九地委即临安地区；三大队主要分配到八地委即金华地区；四大队干部一部分分配到省委和杭州市军管会工作，一部分分配到九地委即临安地区和省直属县工作；五大队干部一部分分配到省委和杭州市军管会工作，一部分分配到省直属县工作；六大队主要分配到六地委即台州地区；七大队干部主要分配到四地委即建德地区；八大队干部主要分配到一地委即湖州、嘉兴地区；由学生组成的青年大队主要分配到省委和杭州市军管会工作，有40人分配到一地委工作。
由刘格平、周贯五等率领的第三支队（即渤海支队）下辖4个大队，其中三大队渡江后调出到上海参加接收工作，分配到浙江的有一、二、四大队。一大队分配到一地委154人，分配到二地委289人，分配到三地委即衢州地区632人；二大队干部中有一部分分配到省委和杭州市军管会工作，一部分分配到三地委和九地委工作；四大队主要分配到温州地区，后来这部分干部中有一部分又分配到丽水地区工作。
胜利会师建设浙江
南下干部到浙江后，一方面尽快熟悉浙江的环境，一方面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团结各阶层人士，建立巩固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秩序，投身建设新浙江的各项工作中。他们在浙江解放初期所做的工作主要有：
一是做好会师后的团结工作。
浙江解放后，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既有野战军干部，也有南下干部，还有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为了处理好南下干部与当地坚持斗争干部会师后的团结问题，华东局于1949年4月1日发出《关于我军南进与各游击区会师的工作指示》，要求南下干部应“以在北方遇事尊重地方党，重视本地干部的整风态度”去对待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切戒自高自大，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不经过游击区的党去直接处理与当地有关的问题”。
南下干部进驻杭州后，5月10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盛大的会师大会，庆祝南下的同志和坚持浙江斗争的同志胜利大会师。省委书记谭震林到会讲话，要求来自各方面的干部紧密团结，圆满完成接管城市的任务。
在省委的领导下，南下干部顾全大局，自觉做好会师后的团结工作，与当地干部互帮互助，取长补短，为建立和巩固新解放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二是建立各级党、政、军组织。
南下干部入浙后，即在省委的领导下，与各路干部一起，着手建立各级党、政、军组织。中共浙江省委先后发出了《关于结束前杭州市委工作与成立新杭州市委的决定》《关于结束前浙东临委工作的决定》《关于前浙南地委工作的决定》，建立了杭州、宁波、温州3个市委（杭州市委属省委领导，宁波市委属省委、宁波地委双重领导，温州市委属温州地委领导）、10个地委、84个县委（市委）。
同时，各级人民政权开始相继建立。至1949年7月29日，全省行政区域设置了除杭州外的宁波、温州2个省辖市，10个专署，以及嘉兴、湖州、衢州、金华、兰溪、绍兴6个专署辖市。在全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建立的基础上，1949年7月2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在建立人民政权的同时，自1949年5月起，浙江军区以部分南下主力和原来在当地坚持敌后斗争的游击队为基础，逐步将全省部队整编为10个军分区、1个警备旅、10个警备团、66个县大队。
这些组织“在配备干部时，政治上（尤其是执行政策）、组织上，以南下干部为主。但领导班子的组成，本着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的原则，重视照顾当地干部，以利于党与群众的联系”。如1949年5月7日成立的杭州市军管会中，政务部部长张劲夫、文教部副部长陈冰、财经部部长汪道涵、公安部部长李丰平等都是南下干部。再如，当时浙江10个地区的地委书记和专署专员中，各有6人是南下干部。
国画《山东干部南下》（孙成河孙笑运作）
三是接管城市，稳定社会秩序。
这些从山东抽调的南下干部，包括各级（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担负主要工作责任的和专门从事党务、政府、军事、民运、经济、财政、银行、贸易、机要、通讯、新闻、教育等各个方面工作的干部，经过根据地建设的各种锻炼，有一定领导工作及本职工作的经验。浙江省筹备委员会专门组织他们集中学习了有关城市接管的政策和浙江省的省情、社情，从而为接管杭州及其他城市做好了充分准备。
国民党军整体崩溃后，其政权除军事机关随军逃跑之外，官僚资本企业及财政金融机构没有撤逃，就连国民党浙江省及杭州市的党部和政府机关也没有撤逃，档案也都原样保存，听候接管。鉴于这种情况，接管初始，南下干部们执行了省委制定的“由省到县，自上而下，各按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针；在接管步骤和方式上，采取了“宁慢勿乱”的方针，边接管边维持生产和经营。到8月中旬，全省基本完成城市接管任务，总计接管国民党党政机关和官僚资本企业502个，对国民党的一切政治性组织即令解散，对旧机构人员进行分类清除或留用。
在接管城市的同时，南下干部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与各路干部一起，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如解散非法组织、肃清潜伏匪特、开展反动党团及特务人员登记、取缔金银贩子和地下钱庄、打击盗匪活动、整理户口与建立居民委员会、整顿恢复正常的交通秩序、部署消防和防空工作、整理公共卫生等等，迅速扭转了混乱局面，整顿了社会秩序，稳定了社会局势。
四是进行剿匪反霸。
浙江原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基地，蒋介石在解放前夕曾布置下大批潜伏特务和股匪，还有一些地主恶霸武装、惯匪等。1949年下半年，匪特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破坏活动，袭击和破坏县区乡各级人民政府机关达120余次，杀害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1165人，其中乡以上干部350人。
匪特的罪恶活动，严重危害着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妨碍了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开展。肃清匪特，既是全省人民的迫切要求，也成为南下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6月21日，浙江省军区召开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部署剿匪任务。7月29日，省军区再次下达剿匪计划，并把全省划分为4个清剿区。
9月17日，浙江省委和浙江省军区联合发出《关于彻底完成浙江地区剿匪任务的指示》，要求坚决完成省第一次党代表会议决议中关于“一年左右基本上肃清全省境内一切有组织的武装匪特”的任务。到12月底，全省共歼匪47000余人，大股匪特基本消灭。10月至12月，全省的剿匪斗争由全面清剿转入重点驻剿。在党政军民密切配合下，对纠集在闽、浙、赣边区，台州沿海地区，会稽山、四明山等地区的股匪给予歼灭性打击，先后作战750余次，歼匪19000余人，使浙江大陆除台州、丽水外，85%以上的地区股匪被肃清。
五是发动群众，开展救灾度荒，完成征粮任务。
浙江解放前每年均要从江西、皖南以及福建边境输入1000万担粮食，解放初不仅断绝输入，而且敌人在解放前夕运走了大量粮食，造成粮食紧张。藏匿于广大农村的土匪恶霸趁新解放地区群众尚未被充分发动之际，将粮食控制起来，煽动或恫吓群众，策划并组织了一系列抗粮抗税的暴动骚乱事件，造成民食缺乏。7月入夏以后，浙江连降暴雨，全省暴发20年来罕见的水灾。由于灾情严重，导致粮食大面积减产，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缺口。加之当时还要亟待解决驻军和继续南下作战的50万大军的军粮问题，全省民食、军粮同时告急。
为了救灾度荒，完成征粮任务，根据省委部署，南下干部积极参加各级党委组织的工作队，到农村去发动群众，一方面配合部队剿匪，一方面开展生产救灾。在农民群众的支持下，1949年全省征粮8.4亿公斤，基本完成了年度征粮任务，保证了军粮民食，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为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也锻炼造就了一支干部队伍，全省工作队人数发展到3万人，其中南下干部有7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