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的统治在中国大陆的垮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因而，南京是我从战争走向胜利的第一站。进入南京，我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全然没有想到胜利后的复杂，更没有想到胜利后还有冤屈会发生。
1949年3月到11月，这是中国革命形势发展最为迅速的几个月，在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中，一个新的政权诞生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而在这几个月中，我的工作也变更了多次，有幸参加了南京市的政权接管、组建西南服务团等工作。和年轻的共和国一起，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一、南京接管与组建领导班子
1949年1月，寿松涛和我带领近千名干部南下。我们从雪涡县东集乘船经蒙城、怀远到了蚌埠，然后乘火车到合肥。那时坐的是货车，人、马混在一起，不过比起徒步行军那可是又快又稳当，舒服多了。2月初我们到达了合肥，住在城附近的农村。在这里我们住了约两个月，主要是学习，等待分配工作。中央原定宋任穷同志任安徽省委书记，他已经到任，并正在组建班子，寿松涛拟任芜湖市委书记，我拟任芜湖市委组织部长（这些情况是毛更甦对我讲的，他当时随宋任穷同志任干部科长，后来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工交部长）。不久，情况有了变化，中央决定不再成立安徽省委，而建立皖南、皖北两个区党委，归南京市委领导，南下干部改去南京，因我任过地委社会部长，遂让我参加公安大队，任公安大队政委。公安大队的干部有数百人，均来自原冀中区公安处（厅），我们的任务就是到南京接管那里的公安系统工作。
在合肥期间，我们听取了中央委员张鼎丞、刘晓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是1949年3月5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举行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极为重要的一次中央全会。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报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阐明在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由农业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基本途径。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还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各种经济成分，指出在全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全会还告诫全党同志在胜利面前，必须警惕骄傲自满情绪，必须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全党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总之，这次会议是为全国胜利后的工作做准备的，重点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阐明了在全国取得胜利后，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这实际上是促进和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为保证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在全党作政治、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听了七届二中全会会议精神的传达，我们都感到异常兴奋，预知全国胜利的日子已不远了，果然，振奋人心的消息接连传来。4月20日，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议上签字，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先后发起渡江。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在炮兵、工兵的支持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贵池、铜陵、芜湖和常州、无锡、镇江等城，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4月23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一部占领南京。
4月24日，南下干部由马继孑L率领从安徽合肥出发，步行两天，经全椒到达南京浦口，在浦口我们还遭遇到敌机的轰炸。26日，当我们和大部队一起乘船渡过长江到达下关，列队经过挹江门时，见到高大的城楼和欢迎的人群，内心无比喜悦和自豪。
宋任穷、彭涛等领导干部乘汽车先我们到达南京。4月28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成立布告上申明：“南京已获解放，为保障全体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确立革命秩序，决定在南京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为该市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民政等管理事宜。”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兼主任刘伯承、委员兼副主任宋任穷，委员有张际春、李达、陈士榘、陈修良、江渭清、柯庆施、张霖之、周兴、段君毅、徐平羽、王明远、黄华、陈同生、罗士高、孑L从周、刘宠光等，共18人。段君毅是财经接管会主任，万里为副主任。在他们领导下，接管了国民党经济、资源等方面的12个部门。
5月10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成立，刘伯承任市长，副市长柯庆施、张霖之。自此，南京市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进展，城市接管与建设问题成为建设新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接管南京警察系统，建立人民公安机关，是接管南京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上级十分重视，早在进入南京之前，就已宣布成立了南京市公安局，任命周兴为市公安局局长，赵苍壁和刘秉林（二野政治部社会部长）任副局长。各处室领导多是随周、赵由北京来的南下干部，原南京市地下党及我们这批南下干部则任副职，因此，我被任命为组织人事处副处长，做组织人事工作。
我在南京市公安局工作几个月后，又调到市委组织部工作。寿松涛任干部科长，我任副科长。
二、加强团结——南下干部和南京地下党大会师
为迎接南京解放，南京地下党进行了大量工作。如大军进宁后，由于地下党广泛发动了群众，水、电、通信一日未断，学校也没有停课，火车和市内交通也很快恢复。可以说地下党在配合野战军解放南京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城后，要搞好团结，才能搞好工作。5月1日，在华东局的直接领导下，在原国民政府大会堂召开了南京市地下党全体同志和解放区来做接管工作的党员同志的会师大会。会议的主题是外来干部、地方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这个会议很重要，自然我也参加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很多，大约有3000人，领导干部除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外，华东中央局的陈毅也参加了大会。这些领导同志在会上与大家见面并讲了话；原南京地下党市委的负责人陈修良、王明远等也与大家见面。领导们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南下干部和南京地下党会师后，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是日后完成各项任务的基础，是第一的关键性工作；外来干部、地方干部各有所长，也各有不足，大家要相互学习，取别人之长来补自己之短；其实外来干部也是来自四面八方，而地下党干部也是来自四面八方，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才聚在一起，因此要团结奋斗，将革命进行到底。会议还提出，不仅组织会师，还要做到政策、思想的会师。
会上还宣布，成立新的南京市委，由刘伯承、宋任穷、张际春、陈修良、李达、陈士渠、柯庆施、张霖之、彭涛、周兴、黄华、张同生、段君毅、徐平羽、江渭清、王明远16人组成。刘伯承（书记兼统战部长）、宋任穷（副书记）、张际春（宣传部长）、陈修良（组织部长）、陈士渠（南京警备司令）5人为常委。华东局委托南京市委代管苏南、皖北、皖南、赣东北4个区党委的工作。
领导的讲话生动具体，我们都受到了教育。事实证明，当时领导一再强调团结是非常正确的。大家在一起共事，由于过去所处的斗争环境和经历、工作、生活方式的不同，确也发生了一些不协调的现象。
南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有100多万人口，地下党员多，力量强，战争年代被称为“第二战场”。地下党在城市的党员一般文化水平高，知识面广，如南京大学就有许多共产党员。而外来干部大都来自老区，打过仗，有农村工作经验，但是对大城市的情况则不熟悉，而接管工作非常艰巨和复杂，有少数敌对分子进行垂死挣扎，对抗人民解放军的接管工作。而我们在这方面毫无经验，包括吃住起居等日常生活问题都不大懂。如有的人不会开拉锁门，有的不会用抽水马桶等，许多日常生活小事都需要学习。段君毅是二野后勤部的司令、政委，为了使军队尽快熟悉城市生活，他耐心地给战士们讲解示范开门、关门，开电灯上厕所等细微的生活常识。同时，他还批评有的外来干部对原地下党同志的穿衣打扮、生活习惯看不惯的问题，要大家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增强团结。经过双方的努力，最终真正做到了组织上、政策上、思想上的会师。
三、参加西南服务团的组建工作
1949年6月底，西南服务团筹建，组织又调我到西南服务团总团部搞组织和人事工作。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就已作出决定，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解放云、贵、川、西康、西藏。干部是完成党的任务的决定性力量，没有足够的干部，要解放、接管和建立新区的人民政权、搞好西南的工作，是不可能的。而进军西南，除军队作战外，还需要数量众多的地方干部，这些干部从哪里来，这在当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其实，对干部不足的问题，渡江前，邓小平等二野首长曾有考虑和准备，从太行、太岳老解放区抽调了一批地方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批老区干部到南京后因中央命令三野立即进军福建，华东局负责组织工作的饶濑石要求二野把这支队伍让给出征福建的张鼎丞。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另外更为紧迫的是，中组部原为云南准备的5000干部，又在武汉被四野使用了，这就更加重了二野随军干部紧缺的紧张局面。于是二野向中央请示在南京上海招收学生入川。6月11日，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准备38000干部的布置》文件，同意在南京上海招收学生人川。在议定这支队伍名称时，有的说叫“南下工作团”，有的说叫“南下支队”，邓小平则说：“叫服务团，更能体现和符合为西南人民服务的宗旨。”小平的讲话，一锤定音。
经过紧张的筹建，6月12日，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在上海成立，曹荻秋为团长，魏思文任副团长，负责上海方面的录取工作；6月25日，第二团在南京成立，彭涛任团长，负责在南京的录取工作；7月12日，苏南团在无锡成立，宋学武任团长。
7月28日，西南服务团总团在南京正式成立。宋任穷担任总团部主任，张霖之、曹获秋、彭涛任副主任。人员分人事、文教、新闻、财经等。总团下设一团、二团、苏南团。三个团后来按去向改建制为川东支队、川南支队、川干支队、重庆支队、云南支队、贵州干部队和西南直属队等。支队下设大队，大队下设中队。
刚开始时，因为宋任穷、张霖之的工作还没交代，所以西南服务团总团和二团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彭涛同志负责。8月，刘伯承、邓小平在南京召开二野前委会议，确定了西南服务团负责人的去向，并协调配备了各支队的负责人。宋任穷到云南任省委书记，张霖之、曹获秋、闰红彦、魏思文到川东和重庆，彭涛、李大章到川南，总团的领导任务由二野副政委、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同志负责。关于组织和干部工作的问题，因我在总团部负责组织人事工作，便由我直接向上述几位领导请示汇报。
总团部的工作机构和人员，开始，段君毅、万里、刘岱峰、罗士高、何郝炬、李仲植等都参加过总团部的活动。组织和干部工作方面，
有20多人。其中有二野三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沈钦尧，四兵团的赵有寿、张宇馨、胡君策、王庚新，五兵团的冯国治等，他们都是团或师职干部；地方干部有张治刚（老解放区县委书记）和我等。除这些老干部外，还有南京地下党员中的四川籍干部和青年学生。以后这些同志到了重庆，除沈钦尧到西南总工会干校任校长、张宇馨到江北任区委书记外，其余几乎都到了西南局组织部工作。据有的同志笔记记载，说沈钦尧当时是组织科长，我是干部科长。是否如此我不敢肯定，当时我们只顾工作，的确未过问担任什么职务。
在总团部工作过的还有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马继孔，以后有刘仰峤等同志。后马继孔随宋任穷到云南，刘仰峤随张际春到重庆，任西南局副秘书长。关于干部工作方面的问题，在南京时我均和他们联系和汇报过。
当时西南服务团共有2万多人，除6000多人是从全国各地抽调的老区干部外，其他的都是从上海、南京等地招收的青年学生、专业技术人员和部分高级知识分子。其中，在上海录取了3800多学生和职工、技术人员；在南京录取了3300名知识分子；此外，无锡、镇江以苏南公学为主的400多大学生投笔从戎；后又在安徽大学、湖南大学补录了一批。西南服务团在进军西南途中，先后分别在桃源、长沙、鄂西招收了许多知识分子进来。
新参加西南服务团的这些青年，政治条件要求是高的，大多都有解放大西南、建设新中国的愿望和决心。当时打仗的机会不多了，到西南去主要是行军走路，要步行几千里，也是够艰苦的了；解放西南后，清匪反霸，牺牲了不少同志。另外，关于文化和技术条件也是重视的，记得宋任穷同志提出，一般要求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同时又注意吸收专业技术人员，他曾讲，宁肯老区区以下干部不去，也要多吸收一些城市知识青年。比如，中央决定山东分局抽调1200名干部到西南，并已集中学习，后来根据这个精神只要了400多人，而且多是县级以上干部。事实证明，多吸收知识青年这个方针是正确的，有远大的战略眼光，经过近40年的斗争实践，这些青年大都成了各个方面的领导和骨干，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上海一团中的老干部，是原华东支前的山东老解放区的同志和从上海华东大区抽调的部分同志。这批干部后来主要分在重庆和川东地区。曹获秋到重庆市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长，魏思文到川东任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熊宇忠为组织部副部长，王永福、陈筹等到重庆市委，王介夫、何波、段惠卿等到川东区党委工作。梁歧山、张庆林、夏戎、吴玉琴等到川东地区的酉阳、璧山、万县、大竹任地委书记或副书记。邓止戈、王正福等原在上海华东大区，到重庆后，邓到西南革大，王到西南公安部工作。邓止戈带领的四支队，大都分到西南大区和重庆市工作，是我直接经手分配的。原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肖泽宽、马识途、邓照明等也先到了南京。后肖、邓随西南服务团张霖之、曹荻秋到了重庆，马识途去陕西随贺龙司令员到了成都。
公安支队成立得较早，有数百人。这个支队的任务明确，就是解决到西南后的公安干部问题。其中领导骨干是南京市公安系统的干部，并在南京新招收了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市公安局局长周兴、副局长刘秉琳、赵苍璧和处室的多数处长（主任）都决定到西南，还抽调了一批一般干部，有的是原南京地下党员。南京各区公安分局的干部也抽调了一些。公安支队负责人是李俊成和段大明。公安支队到重庆大都到了西南公安部工作，周、刘、赵为正副部长，原南京市公安局的处长为处长。
川南支队成立得晚些，比云南支队人数少。陈林、王宗琪、王捷三为支队负责人。李大章、刘披云等从东北调来，他们和彭涛、陈刚是否随支队走，我不清楚。
进军贵州的是原赣东北区的干部，加上在江西省新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约4000人，他们随二野五兵团从上饶出发，向西南进军到贵州。这批干部是1949年春渡江前由冀鲁豫区组成以徐运北、万里为首的南下干部支队。先到了安徽省的合肥，其中一部分数百人，由万里带领到了南京，其余大部分到了赣东北地区。赣东北区党委和地、县各级领导班子，基本上都由这批南下干部担任。区党委书记徐运北，组织部长郭超，宣传部长申云浦；该区四个地委，地委书记分别为白潜、陈横如、赵涛、常颂。同年大约八九月份，决定该地区全套班子去贵州，因五兵团政委苏振华兼任省委书记，徐运北改任省委副书记，其余干部职务很少变动。
进军川西、川北和原西康省的是原晋绥老解放区的干部，他们不叫西南服务团，而是称南下干部。他们大都从西安出发，随贺龙司令员率领的十八兵团经陕南人川，接管并组织了这些地区的各级领导班子。西南大区党政领导机关和部门，有相当多的是原晋绥地区的干部。原晋绥干部和学生，有些是先到了武汉，然后坐船到重庆。
进入西藏的先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奉命派去的以范明同志为首的一批地方干部，后就是以张国华、谭冠三为首的十八军。
7月28日，二野和南京市委举行南京市西南服务团第一支队入团典礼暨欢迎上海西南服务团大会，宣告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二野司令员刘伯承到会并讲了话。之后，团员们在南京集中学习和整训了2个多月。
在南京期间，从华北、东北、华东等大区抽调的领导我大都去看望过他们。如从东北来的刘披云、刘林元，华北来的袁勃、刘希林、张更生等，四川地下党的领导肖泽宽、马识途我也看望过他们。
我们那时是几十人住在一起，由于天热，男女只是蚊帐相隔，但大家都非常乐观，彼此间相互信任，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在南京时，彭涛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彭涛是北平辅仁大学的学生，小时候当过儿童团团员，1927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入党，是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是太行区党委委员、地委书记，后来任华东野战军三纵队政治委员，渡江前是皖西区党委书记。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在南京工作时，常利用工作之余带领我们到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紫金山、中山陵、栖霞山等地参观，参观的过程我至今记忆犹新。此外，我们还乘船顺江西下到仪征参观仪征化工厂。我是第一次看到这种现代化的生产设备，真是大开眼界，获益不少。
8月，邓小平政委从上海回到南京二野司令部（因邓兼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常住上海），主持开会决定西南服务团几个支队的去向和一些领导干部的分配，那天我也列席了会议。邓小平同志先听大家汇报，让大家发表意见，最后作出决定：宋任穷到云南，彭涛到川南，谢富治、张霖之、曹获秋到重庆、川东。他决定后，因为当时干部缺乏，各省区领导对于部分配问题开始争论。这时小平同志幽默地说：基本问题已定，具体人员的分配，由你们自己商定。说完就离开了会场。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小平同志，他处理问题干净利落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49年9月，中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10月中旬，我们随刘邓大军的指挥机关踏上了进军西南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