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干部教育培训的实践探索
1935年10月,中央党校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党中央决定党校恢复办学,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1937年2月中央党校进驻延安。1943年3月至1947年3月,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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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2023—2027年)》时指出,“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加强干部教育培训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将其视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并不断予以加强。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发挥思想更新和教育转化功能,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尚革命品格的党员干部的实践过程,二者集中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政治性、思想性、实践性、革命性等特征。
在思想认识方面,高度重视干部教育培训的战略地位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与革命任务的阶段性调整,干部教育培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地位和战略定位逐步得到提升与明确——由政策话语逐渐转变为具体的政治实践、教育实践、制度实践,尤其是凸显了其在树立革命思想、锻造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功能。通过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党对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以及无产阶级进行了深度改造,促使他们完成了从人身解放到思想解放,进而成为中国革命领导者、践行者的教育转化。
在机构建设方面,建立完整的党校培训系统
自党的一大召开之后,党中央已经逐步着手建立党校组织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主要机构。其中,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即创办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所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根据《宣传问题议决案》要求,在地委之下设立以工人为主、学习期限为一至一个半月的普通党校;在区委之下针对政治智识较高和具有工作经验的党员则设立学习期限为三个月的高级党校。
伴随革命运动和干部队伍发展的需要,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各地纷纷掀起了建立党校的热潮。例如,1924年12月,刘少奇等人创办了党历史上第一所党校——安源党校。1925年10月,李大钊等人创办了党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北京党校。同时,北方区委党校(1926年2月)、湘区党校(1926年1月)、沪区党校(1926年3月)、粤区党校(1926年6月)等一大批党校相继成立。根据授课对象、方式、时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中央开设干部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构成的中央训练班,各省、区委也因地制宜开设各类干部训练班。除以上党校、训练班进行日常授课外,另有暑假党校、寒假党校等形式,“力求短而切实有效”地提升干部的革命素养、政治品格、战斗能力。
至1930年底,由于革命根据地建设取得重要进步,建设校址固定、机构常设、教学系统、规模较大的党校已具备客观条件。《中央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要求各苏区中央分局所在地必须设立一个以上的党校,专门培养“党、苏维埃与职工会的中等干部”。根据这一指示,各苏区结合工作需要逐步建立起常设性的党校:鄂豫皖苏区列宁高级学校(1931年3月)、皖西北党员干部学校(1931年8月)、湘鄂西省委党校(1931年春)、川陕省委党校(1933年2月)、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1934年秋)。其中,1931年7月,苏区中央局党校(党训班)成立,后续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共中央局党校。1933年3月,由中共中央局党校改组建立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正式开学。为适应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要求,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到达延安后不足一月,即立即将因长征停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予以复学,并以“中共中央党校”的名称正式开展干部教育培训活动。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于党校教育的层级进行了明确,依据职级、学制、内容、人员等不同,分别开设高级党校、中级党校、普通党校和新党员训练班。1940年2月《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中将培训层级划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党校。自此,标志着党的干部教育培训走向了正规化、体系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根据上述工作安排,中共中央在中央局或中央分局逐步建立了体系化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例如,1939年1月成立的北方局党校,下辖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太行分局、冀鲁豫分局等党校;在北方分局(晋察冀分局)所辖晋察冀区、冀中区、冀热察区等党委组织分设有党校,形成了横纵交错、上下衔接、遍及全党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各革命根据地建设提供了人力资源保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机构建设走的是一条符合当时国情、党情、民情的道路,表现了因势、因时、因事进行设置的灵活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并兼顾了革命与建设、创新与发展、机制与体制的基本要求。同时,干部教育培训在机构设置的过程中还集中凸显了党管干部、抓住“关键少数”、服务大局等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充分展示了党在革命建设道路上始终如一加强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政治导向。
在教育体系方面,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
干部教育培训离不开教育体系的科学布局和顶层设计,集中表现在对教学人员、教学内容、教育原则、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合理设置。这一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紧密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性原则,重点突出了问题导向、实践导向和时代导向,既囊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也客观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在教育方针、原则与教学方式方面,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形成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鲜明特色。罗亦农在北京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就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行动的指南。1929年,中央在给福建、广东、四川省委的指示中,均强调办训练班要注意将理论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授课时,刘少奇、董必武、杨尚昆等人在讲课时联系中国实际,用深入浅出、生动通俗的教学方式给受训党员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更是突出展现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品质——在授课期间,他根据中国国情,详细论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及时在党员干部中答疑解惑、统一思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专门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3年11月,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落成时题词“实事求是”,确立了党对干部教育培训的基本准则和教育方针。
为进一步增强干部教育培训的实效性,中央党校于1939年春还组织学员赴陕北安塞、延川、延安等地开展实习调查,将理论学习认知与具体实践感知充分结合起来。围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原则,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形成了灵活多样、理实并重的教学方法体系。例如,北方党校即明确了将授课、自学、讨论、答疑相结合的教学方法。1929年12月,由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细致规定了“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讨论式”等十种上思政课的教授方法。中央党校除在课堂讲授之外,还采用“讨论式”“文化娱乐活动”等形式开展教学,例如,中央党校受训党员广泛参与“黄克功枪杀刘茜案”的讨论等。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干部教育培训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切实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干部教育培训的方法观念具有创新特色。
通过上述教育机构、内容、原则以及方法的创设和优化,干部教育培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确立了下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期各级党校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探索实践经验。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研究”(22&ZD025),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群团组织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研究》(20CDJ005),2022年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计划项目“百年奋斗视域下的陕西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工作研究”(22JK18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