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原滨江医院副院长刘海清同志。1934年参加革命，这位走过半个多世纪革命道路的老红军，离休后热心为群众治病，无私奉献，继续为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人离休了，岗位还在群众中
1983年刘海清离休了。人们都说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刘海清这个顶梁柱比别的男人担子更重。他的四个子女结婚单过，家里有90多岁、近乎失明的老岳母和耳聋的老伴，他自己又是一个行走不便的三等甲级残疾军人，这是一个需要他照顾而他也需要别人照顾的特殊家庭。然而这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红军离休后，并没有囿于这个狭小的圈子里，他有着自己执着的追求，那就是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解除群众的病痛，继续为人民服务。
他所居住的河东区中山门新村，地处市区边缘，人口密集，医疗条件较差，附近仅有一个卫生院，人们看病难，求名医更难。他离休后不久的一天，卫生院的一个大夫急急忙忙跑来找他，说有一位患前列腺增生的病人排不出尿来，人都快憋死了。刘海清赶到卫生院一看，病人捧着胀满的小肚子，在床上痛苦地呻吟着、翻滚着，见到刘海清，吃力地说：“救救我，救救我吧……”刘海清忙给病人插上导尿管，尿排出来了，可刘海清的心里却象灌了铅一样，沉甸甸的，这张痛苦的脸总在他眼前晃动。
他想，是党几十年的培养，使自己成了掌握内、外、骨、儿、妇、针灸、按摩多科医术的人民医生。作为一老红军、老党员，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要用自己的一之长在有生之年为人民多做些事，继续发挥光和热。他在老伴的支持下，用自己的积蓄买来血压计、听诊器，自制了一个小药箱，开始了家庭义务保健服务工作，为群众咨询、治病。他常对老伴说：“人离休了，岗位还在群众中，要他们提供方便。”并写了一首小诗自励：
救死扶伤是本份，
离而不休为他人。
群众利益是首位，
余热红心献人民。
看到群众有病不管，我心不安
刘海清离休后，为群众义务治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四面八方来找他治病的人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七年来，刘海清共接待病患者八千多人次。刘海清这个家庭诊所既没有大医院的气派，又没有现代化的诊疗设备，他靠什么吸引这么多的患者呢？
用病人自己的话说，“找刘大夫看病方便，他处处替患者着想，我们信得过”。他用较高的医术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全身心的为患者祛除病痛。
工人周洪来得了急性肾炎，身上肿得一捺一个坑。从医院抓了汤药回来，吃完后肿得更厉害了。他妻子吓得没了主意，一口气跑到刘海清家，一进门就哭了，“快去看看老周，肿得都不像人样了”。刘海清立刻奔到病人家，打开剩下的几副药与方子一对，发现有一味药错了。“赶快跟我上医院”，他带着病人、拿着中药去了医院。经过复诊．转危为安。回来后，周洪来说：“我不想到别处看了，刘大夫你就给我治吧。”刘海清说：“行啊！”从此，周洪来的病专找刘海清治。他治疗肾炎既不用针，也不用药，而是用两只手对病人的头部和脊柱按摩，机理是活血化瘀。这一手是他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次，他在医院跟一个老中医学针灸，他问那个老中医不按穴位扎行不行，老中医说：“针扎痛处可以不讲穴位。”他从老中医话中悟出中医辩证施治的奥妙，以后他又把这种方法运用到按摩上，他的按摩方法也与别人不一样，每次，他都是一块肌癌、一个关节从上至下地逐个按摩。周洪来后来回忆说：“刘大夫坚持天天给我按摩，每次都是大汗淋漓。按摩完我病症缓解了．刘大夫却累的瘫在了床上。”经过半年的治疗，周洪来的病治好了。他的妻子逢人便讲“是刘大夫救了老周的命”。
找刘海清来看病的人不分昼夜都很多，他白天接待病人，照顾老岳母，与耳聋的妻子“笔谈”，有时忙得连饭都吃不上，晚上要读书，寻找疑难病症的答案，夜里还要出急诊，多的时候要出两、三次。一天夜里他骑车去张贵庄出急诊，在回来的路上，因天黑眼花，一下车上摔了下来，本来有残的腿走起路来更跛了。他对行动不便的、道远的、家里没人照看的都亲自登门看病、咨询。有时为一个病人按摩，一天要跑两三次。一些人心疼地对他说：“你整天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地忙乎，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呀！”他却说：“看着别人有病不管，我心里不安啊！”
刘海清做的不只是这些，邻居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中午家里没有人做饭，他去给做。隔壁的孩子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家长不在，他抱起孩子上医院，为他切除发炎的阑尾。
几年来，他为病人倾注了全部心血，像一只辛勤的蜜蜂为人民的健康事业奔波劳碌，酿造着甘甜的蜂蜜，他用自己的行动换来了人民群众对他的热爱和尊敬。
为人民服务，怎能伸手要钱
“为人民服务，怎能伸手要钱？”这就是刘海清的价值观，也是他的座右铭。尽管国家政策允许离休干部有合理的收入，七年来，他为群众咨询、治病却没收过一分钱。一次，他去一家卫生院义务咨询，院长对他说：“老刘，每月给你60块钱补贴吧！”刘海清笑着说：“我不缺那60块钱。”他婉言谢绝了院长的好意。
刘海清不但不收病人的钱，还经常掏自己的腰包替病人买药。
工人王永和，爱人不在家，突然得了心肌梗塞，“屋漏偏逢连夜雨”，他的头上又长了丹毒，一人卧病在床。刘海清知道后，把铺盖卷一扛，向老伴打了个招呼就搬到王永和家里。他每天除了给王永和治疗外，还为他做饭、打扫身间，端屎倒尿，擦洗身子。就这样刘海清整整伺候了王永和半个月。这半个月他没有吃王永和一顿饭。看到王永和家里生活困难，还自己花钱买了140元的药品给他治病。王永和病好后，和爱人一起备了重礼给刘海清送去，刘海清说：“难道我照顾你就是为这？快拿回去吧！”王永和这个普通的工人，不知道怎么表达他的感激之情，紧紧握着刘海清的手不放。刘海清说：“要谢你就感谢共产党吧。”
刘海清对人民群众是慷慨的，而自己的生活却十分俭朴。他们老两口的月工资，除了给病人买药和购置小型医疗器械外，剩下的钱只能维持一般生活水平。对此刘海清有自己的人生观，他说：“钱花在病人身上是为了治病，为自己置办那么多东西有什么用。”在他的居室里，大部分|是50年代的旧家具：一个立柜、一张三屉桌、一张写字台、几只小方凳，上面铺着用各种颜色布头缝起来的布垫。最显眼的是一辆崭新的28女车，那是他为出夜诊准备的。
刘海清对待金钱如此，对待应该得到的待遇也十分淡薄。他从部队转业到现在，一直住机床厂宿舍那个阴暗、潮湿、拥挤的两居室房间，总共20多平方米。论资历他是1934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论功劳负过3次重伤，至今身上还留有日本鬼子、国民党的枪痕；论职位，他是14级的老干部，要求住房条件好一些无可非议，可是他没有。平时孩子们来看他，不管是什么天气，他都无法让他们住下。年节在外地工作的大女儿带一家4口回来过年，儿子媳妇孙子一家3口也要住下，没办法，他只得找邻居借行军床、搭地铺。有时干脆他就坐在椅子上打盹。
后来，组织上给他调配了一处地点好、楼层好的3室住房，原住房可由女儿居住。开始刘海清考虑自己当前的状况，也觉得是该换个地方了。可正当他准备搬家时，周围的居民跑来，有的拽住他的手，有的拉着他的衣服舍不得让他走，他们说：“刘大夫你可不能搬走，你走了，我们看吃药又难了。”多少双眼睛深情地望着刘海清，刘海清两眼湿润了。此时他真正感受到人民群众对他的依恋之情。这种感情绝不是普通的邻里之情、好友之情，而是一种共产党员与群众血肉相连之情。
晚上，他把儿女们找来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刘海清说：“家不搬了！”“为什么？”儿女们十分诧异。“老百姓需要我，这个家我不能搬。房子是领导分配给我的，我不要．你们也不能要，让领导分配给别人吧。”儿女们答应了，他们比别人更了解自己的父亲。从小长到大，他们没有因为父亲沾过光，而父亲给予他们的却是老一辈革命者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和如何做人的尺度。
就这样，刘海清留下了。他为了群众留下了自己的一颗心，留下了自己的一片情，也留下了党对人民群众的温暖和关怀。他仍继续为人民无私地奉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