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围绕数字化转型主题进行文献综述发现,学者们对数字化转型概念内涵的认识还存在较多分歧,相对来说,对数字化冲击方面的研究则更加清晰和全面。数字化转型影响可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具体包括消费市场、社会生活、产业结构、产业发展、生产要素和企业价值创造等。而对于数字化转型阻碍因素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多是管理学领域的学者进行单个或多个企业的案例研究,着眼于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未来可以从中小企业选择、引入和融合数字技术的过程,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需求、个性化需求如何满足,以及转型扶持政策等方面进行研究。此外,还可以从国家和区域层面探讨中国情境下数字化转型体系的构建和治理,从制度和体制视角研究中国数字化转型演进历程的独特性。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冲击;数字经济;企业发展
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登峰战略”产业经济学优势学科建设项目。
一、引言
二、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内涵
(一)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内涵
表1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内涵
(二)数字化转型与信息化转型的差异
表2数字化转型与信息化转型的比较
三、数字化冲击的影响
一些学者将数字化冲击视为企业进行转型的重要机遇(Tanetal.,2015),但也有学者将数字化冲击视为外生现象,认为其对企业生存造成了严峻的威胁(Lietal.,2016;Siaetal.,2016)。Karimi和Walter(2015)将数字化的冲击描述为“一种颠覆和破坏性的影响”。可以说,在数字化的冲击下各方主体面临的机遇与威胁并存,梳理清楚这种冲击的影响对制定正确的转型战略十分必要。因此,我们结合现有文献,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数字化冲击的影响进行以下归纳总结。
(一)宏观层面
1.消费者市场发生深刻变化。
2.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
一些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为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特别在医疗领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Agarwal等(2010)描述了医疗保健领域的变化,各种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功能和新产品层出不穷,电子健康记录、健康大数据分析以及各种实体产品都为行业快速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也有研究强调数字化对贫困和资源匮乏地区的影响,Srivastava和Shainesh(2015)研究了数字化远程眼科医疗技术在印度农村应用的案例,发现其不仅可以提高农村的医疗水平,还免去了诊所所需的物理空间,显著降低了运营成本和病人的就诊成本。
(二)中观层面
1.产业格局受到冲击。
2.加速产业优化升级。
(三)微观层面
1.数据成为可用生产要素。
2.价值创造模式得以创新。
数字化本身对一个企业来说并不是一种新的创造价值途径,只有在特定环境下使用它们,才能帮助企业开拓创造价值的新途径。通过梳理文献,大致可以将数字化冲击下新的价值创造途径分为新的价值主张、重构价值网络、建立数字通道以及强化企业柔性。
第一,数字化能够帮助企业创造出新的价值主张[8],并且新的主张更加偏向于服务的提供,而不是实体产品。同时,在提供解决方案时还可以收集用户使用产品的数据,进而用于不断改进价值主张(Poter和Heppelman,2014),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美国奈飞公司(Netflix)就完美演绎了这一过程,奈飞最初的商业模式是租借存储在物理媒体上的电影,后来它脱离了这一价值主张,成为美国第一家大规模视频流媒体服务提供商,之后又利用收集到的用户使用流媒体服务的数据分析观众的喜好和消费习惯,以帮助它们制造更受欢迎的视频内容(饶佳艺等,2017)。
第二,数字化帮助企业完成价值网络的重新构建[9]。数字技术可以使企业绕过中介,与价值网络参与者(如合作商)进行直接交流,达到去中介化的效果(Hansen和Sia,2015),从而加强价值网络参与者之间的联系,使参与者之间密切协作成为可能。数字技术还赋予用户在价值网络中价值共创者的角色(马永开等,2020),如在线社区、社交媒体和网络社群,几乎完全依赖于那些没有义务参与的用户的积极贡献(罗珉和李亮宇,2015),以推动价值共创。
第三,数字化帮助企业开辟数字通道,实现销售和沟通渠道的拓展和改进。企业利用社交媒体建立与用户进行直接对话的通道,将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以支持建立一种多渠道营销战略(Hansen和Sia,2015)。另外,数字技术还进一步打通了企业内部的沟通渠道,数字算法决策实现了由系统软件来协调企业内部活动的功能(Newell和Marabelli,2015),在制造业中,物联网技术的应用还可以打通人与机器设备之间的黑盒。
第四,数字化可以增强企业的柔性以帮助其快速适应环境变化。Sebastian等(2017)对25家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对于企业来说,柔性能力是要比运营管理能力和数字化服务能力更重要的核心能力。Du等(2016)指出数字技术可以增强企业发现并抓住新机会的能力,提高企业识别未开发市场机会的洞察力和与用户的亲近度。如Poter和Heppelmann(2014)通过对一家制造企业的研究发现,该企业在产品中嵌入了某种传感器,通过传感器提供的产品状态数据可以为用户提供及时主动的维护服务。
四、数字化转型的阻碍因素
面对数字化冲击,为了适应新的市场环境,满足日益提升的消费者需求,数字化转型是多数企业不得不选择的道路,但转型之路并不平坦,大量企业或半途而废或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这种现象使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阻碍因素逐渐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由于对该问题的探索需要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所以已有文献研究更多聚焦于微观层面,通过案例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过程。以下我们从企业的组织结构、组织战略和人力资源三个方面分别总结已有文献对数字化转型阻碍因素的讨论。
(一)组织结构方面
1.传统职能部门结构设置很难满足转型需求。
Maedche(2016)指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需要企业具备较强的跨职能协作能力,而实现这种协作必须将组织结构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种融合难度很大,需要克服包括专业技能、沟通等在内的大量阻碍[10]。例如,Hess等(2016)对3家德国媒体公司的数字化转型过程进行了研究,发现每家公司都存在因传统财务系统不适配而影响数字技术使用效果的问题,强调企业必须仔细设计组织结构的变更以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为此,Sia等(2016)提出可以创建一个独立的部门负责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该部门与企业其他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使其可以获得较强的灵活性来进行创新。Dremel等(2017)以奥迪集团的案例为基础提出了另一种方法,即在企业内组建一支专门的跨职能、多学科团队推动战略实施。
2.企业刚性。
(二)组织战略方面
1.领导层缺乏数字化战略思维。
2.数字化战略的兼容性较差。
(三)人力资源方面
1.员工能力不足。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项目多为跨部门运作,需要具备较强协调沟通能力的员工担任项目经理,但专注研发的技术型员工往往这方面能力不足(Dremeletal.,2017),这可能导致原本该由数字化专业技术人员领导的技术密集型项目,却由非数字化专业的员工担任项目经理,员工需要承担超出其原职责范围和专业能力的职能角色(Yeowetal.,2017),专业能力或管理能力的欠缺会直接阻碍转型的推进。员工技能方面,随着新型自动化数字工厂的出现,现有员工的技能和学习能力很可能无法驾驭,尽快明确员工所需要的新技能变得越来越重要[14]。数字化转型将对员工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使用数字技术的分析功能解决日益复杂的业务问题,这种员工更新换代的过渡期会给企业和人力资源领域带来极大的挑战。
2.员工本身的抵制。
一些学者发现,有的员工在接受新的数字技术时会产生抵制心理(Fitzgeraldetal.,2014;Kane,2014;Svahnetal.,2017)。Fitzgeraid等(2014)发现,抵制原因主要与新技术被引入的速度和方式有关,引入速度过快容易出现“创新疲劳”问题。他认为,这种阻力是员工日常工作惯性引起的,无法简单地通过督促员工改变工作行为来解决,应该优化工作流程增强灵活性,引导员工逐渐适应新的工作节奏。Svahn等(2017)则认为,员工对引入数字技术的好处认识不充分才是造成抵制的主要原因,他们发现组织员工参加企业内有关数字化转型的研讨会可以帮助减小阻力,并改善跨职能协作。因此,通过邀请专门的技术指导人员以符合员工习惯的方式培训和讲解新技术的使用,或许可以减小抵制的阻力。
五、研究展望
本文围绕数字化转型的概念内涵、数字化冲击的影响和数字化转型的阻碍因素等进行文献综述发现,学者们对数字化转型概念内涵的认识还存在较多分歧,相对来说,数字化冲击方面的研究则更加清晰和全面,通过梳理可以将这种影响划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具体包括消费市场、社会生活、产业结构、产业发展、生产要素和企业价值创造等;而对于数字化转型阻碍因素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多是管理学领域的学者进行单个或多个企业的案例研究,更多着眼于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等领域,研究成果十分丰富。
(二)研究展望
1.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问题。
2.中国情境下的数字化转型问题。
参考文献
[1]Sebastian,I.M.,Ross,J.W.,Beath,C.,Mocker,M.,Moloney,K.G.,Fonstad,N.O.,“HowBigOldCompaniesNavigateDigitalTransformation”,MISQuart,Vol.16,No.3,2017,pp.197-213.
[2]Tan,B.,Pan,S.L.,Lu,X.,Huang,L.,“TheRoleofISCapabilitiesintheDevelopmentofMulti-sidedPlatforms:TheDigitalEcosystemStrategyofAlibaba.com”,J.Assoc.Inform.Syst.,Vol.16,No.4,2015,pp.248.
[3]Yeow,A.,Soh,C.,Hansen,R.,“AligningwithNewDigitalStrategy:ADynamicCapabilitiesApproach”,J.Strateg.Inf.Syst.,Vol.27,No.1,2017,pp.43-58.
[4]Yoo,Y.,Henfridsson,O.,Lyytinen,K.,“ResearchCommentarytheNewOrganizingLogicofDigitalInnovation:AnAgendaforInformationSystemsResearch”,InformationSystemsResearch,Vol.21,No.4,2010,pp.724-735.
[5]施炳展、李建桐:《互联网是否促进了分工: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管理世界》2020年第4期,第148-167页。
[6]Barenji,A.V.,Barenji,R.V.,D.Roudi,Hashemipour,M.,“ADynamicMulti-Agent-BasedSchedulingApproachforSMEs”,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AdvancedManufacturingTechnology,Vol.89,No.9-12,2016,pp.1-15.
[7]谢康、夏正豪、肖静华:《大数据成为现实生产要素的企业实现机制:产品创新视角》,《中国工业经济》2020年第5期,第44-62页。
[8]Barrett,M.,Davidson,E.,Prabhu,J.,Vargo,“ServiceInnovationintheDigitalAge:KeyContributionsandFutureDirections”,MISQuart,Vol.39,No.1,2015,pp.135-154.
[9]Delmond,M.H.,Coelho,F.,Keravel,A.,Mahl,R.,“HowInformationSystemsEnableDigitalTransformation:AFocusonBusinessModelsandValueCo-production”,IUPJ.Bus.Strat.,Vol.14,No.3,2017,pp.7-40.
[10]Maedche,A.,“InterviewwithMichaelNillesonWhatMakesLeadersSuccessfulintheAgeoftheDigitalTransformation”,Bus.Inform.Syst.Eng.,Vol.58,No.4,2016,pp.287-289.
[11]Svahn,F.,Mathiassen,L.,Lindgren,R.,“EmbracingDigitalInnovationinIncumbentFirms:HowVolvoCarsmanagedCompetingConcerns”,MISQuart,Vol.41,No.1,2017,pp.239-253.
[12]Benlian,A.,Haffke,I.,“DoesMutualityMatterExaminingtheBilateralNatureandEffectsofCEO-CIOMutualUnderstanding”,J.Strat.Inform.Syst.,Vol.25,No.2,2016,pp.104-126.
[13]Bharadwaj,A.,ElSawy,O.,Pavlou,P.,Venkatraman,N.,“DigitalBusinessStrategy:towardaNextGenerationofInsights”,MISQuart,Vol.37,No.2,2013,pp.471-482.
[14]Watson,H.J.,“PreparingfortheCognitiveGenerationofDecisionSupport”,MISQuart,Vol.16,No.3,2017,pp.153-169.
[1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性”优势推动我国经济实现从“超大”到“超强”的转变》,《管理世界》2020年第1期,第1-7页。
李载驰,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业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李载驰,吕铁.数字化转型: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J].学习与探索,2021,(12):130-138.